4　逆转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由“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构成，其中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处于社会最上层，而手工业和商业处于最底层。武士作为幕府和各藩的官僚，享受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劳动果实，却认为工匠的手艺活和商人的唯利是图是卑劣的，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避而远之。明治之后，虽然大力宣扬“四民平等”，社会风气却难有根本性的转变。福泽在1874年执笔的《文明论概略》（以下简称《概略》，引用末尾的数字表示出自第几章）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载，“士君子们是绝对不会去谈论理财（经济）的，因为他们认为不知者不为耻，知者为耻”。（9）出生于豪农之家，曾是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官员，之后离开大藏省(10)进入实业界的涩泽荣一(11)，在同一时期的谈话中也曾证实，自古以来日本人“以武士为尊，将成为政府官吏视为无上荣光，却以成为商人为耻”。1885年，实业家吉田平二在谈及撰写《工业振兴论》的动机时写道，“世间的普通人都瞧不起从事手工业的人”，并感慨“虽然世间有很多论客，但为何不见有公然声称要改变手工业和商业地位的事情呢”。由此可见，这种偏见根深蒂固。

在从“士农工商”这种阶级固化的社会向全民团结一致努力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彻底转变之前的价值观。为此，日本对从欧美引进的科学技术与传统技术进行差别化对待，让前者更值钱、含金量更高。另外，日本统治阶层认为，为了实现价值观的改变，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为此，一方面需要福泽等知识分子参与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需要国家主导制定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通过启蒙运动，让人们产生一种认识（更确切地说，是意识形态）：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绝对优于亚洲和日本早已形成的自然观。还要让人们接受一种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幻想）：欧美的技术是有近代科学支撑的科学技术，它拥有合理的体系。然后，再将这种认识和观念合二为一，灌输到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中。

“文明化”或称“文明开化”，就是促进和支持这一运动的象征。

明治初期，福泽谕吉最明确地提出将“文明开化”作为明治新政府的发展方向。他在1866年出版的《西洋事情》一书中写道：“观察历史可知，人虽始于愚昧，但会逐渐走向文明开化。”福泽使“文明开化”一词固定下来，并在《概略》中断言，“人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文明”（3），“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那么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4）

简而言之，福泽的历史哲学观为：人类是按照“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单向过程逐渐进化的。他对当时的世界的认识是，非洲处于“野蛮”状态，亚洲各国处于“半开化”状态，而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已经处于“文明”状态了。也就是说，“西洋各国都已经实现了文明，而我日本还未达到文明的程度”。日本应该以处在文明最高阶段的西方文明为目标，推进日本的“文明化”，并以类似于欧美各国的形式实现独立，这就是他得出的结论。而他所向往的“文明化”不过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已。反过来说就是，“生产技术的落后是我国文明尚不发达的证据”（《概略》10）。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实现文明化，必须促进工商业蓬勃发展。

“求学问要崇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开辟幸福的源泉；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作现代文明。”（《概略》2）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文明的指标在于有无“科学技术”保证巨大的生产力，并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一点恰恰正是作为“实学”即“有用的学问”的西欧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物理学的特征。对于这一点，福泽在晚年的《福翁百话》中也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如果把今天的实学视为文明，将其与日本、中国的古代学问进行比较，其唯一的差别在于是否基于物理学的原理。”在《自传》中，福泽断言：“如果把东洋的儒教主义与西洋的文明主义加以比较，可知东洋所缺乏的是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两点。”对他而言，以物理学（作为数理科学）为代表的西欧科学，是绝对优于亚洲和日本之前形成的自然观的。

在《概略》（6）中，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有谁能将大板车和火车相比，又有谁能将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这里还在流行阴阳五行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凶吉的时候，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之上，而他们已经知道大地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此番感慨正是福泽在明治初期率先致力于物理学——当时称为“穷理学(12)”——启蒙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