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与聂老师的师生情缘

马弦

难忘2002年的一个深秋，我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在美丽的桂子山畔，我第一次拜见了心中仰慕已久的聂珍钊教授。只是当初并没有预料到，我后来能够幸运地进入聂老师的门下，成为一名聂老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当时，因为我对哈代小说由来已久的兴趣，正在尝试着写作一篇关于哈代小说的评论文章。我虽然想法很多，但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许多困惑，仿佛一团乱麻，始终找不到头绪。为此，我广泛学习和研读了国内许多相关专著和论文，尤其是聂珍钊教授的哈代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受益匪浅。我了解到，聂老师当时已经是我国著名的哈代研究专家。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拿着我的那篇不成形的论文去拜见聂老师，希望可以得到他的指点。果然，聂老师眼光犀利、独到，他看过我的论文后，马上就指出了我论文中的种种弱点和不足之处，并一条条地列举出来。我得到聂老师的启发和建议，恍然大悟，如获至宝地回到家中，并夜以继日地对论文进行了大量修改，期间通过邮件再三与聂老师沟通、商讨；终于，我的第一篇哈代研究论文《苔丝悲剧形象的“圣经”解构》得到了聂老师的认可，后来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沉浸于哈代的十多部长篇小说的研读中，并将自己的阅读心得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字，一鼓作气地连续写出了多篇哈代评论文章。我研究哈代小说的过程之所以比较顺利，并没有走太多弯路，这主要得益于聂老师对我的学术影响和悉心指导。聂老师当时赠送给我的《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成为我研究和写作哈代时最重要的参考书。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学术思想和观点的成长和成熟，无疑来源于聂老师的教益。

2004年8月，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在聂老师的指导下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博士学位。我当时虽然满怀欣喜，但同时背着较大的思想包袱，因为早已听闻，要写好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是一件比较艰难而痛苦的事。去学校前，我心里暗暗打着算盘，就在我之前的哈代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一番扩充和整理，变成博士论文，这样我就可以轻松毕业了。因此，当我兴冲冲地到文学院报到时，聂老师问我接下来有什么学习计划，我试探地说出了我的这个想法。谁知，聂老师严肃地说：“你做过去的研究，读博士还有什么意义？得换个题目。”我的心情立即变得凝重起来，看来，想混个博士是行不通了。

很快，容不得我多想，读博士的紧张生活开始了。除了整天奔忙于各门课程之间，我还接受了额外的任务，那就是聂老师主持的课题“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该课题预计写成一部大型专著。聂老师根据英国文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分成了十几个章节，大部分博士生和访问学者都承担撰写其中某个章节的任务。当他拿着书的目录给我看并让我挑选时，只剩下了中世纪文学和十八世纪诗歌。我犯了难，这两个时期的英国文学对于我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除了给学生上英国文学课时简单地介绍过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至于我后来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蒲柏，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诗人，除此之外，知之甚少。我最终选择了十八世纪诗歌。毕竟，比起中世纪文学来，十八世纪时期的英语离现代英语更近，这样更方便我阅读原版著作。

领到任务之后，我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曲折而辛苦的过程自不待言，好在每当我向聂老师求助的时候，他总会在第一时间给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终于，大半个学期的耕耘迎来了收获的喜悦，我完成了近四万字的初稿。当我细细地品味着稿子，我发现，其中关于蒲柏的评述占了一万字，毕竟，他算得上是那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了。于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目标，我向聂老师提出，博士论文是否可以写蒲柏？聂老师的回答是：“可以，国内没有多少人研究蒲柏。但是，诗歌是很难研究的，更何况是十八世纪诗歌。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做好！”聂老师的回答使我增添了研究蒲柏的信心。从此，我在学术求索的道路上便与蒲柏和他的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读博士的三年里，随着我对蒲柏诗歌越来越深入的研读，我对蒲柏的诗歌也越来越喜爱。每当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遇到疑惑和不解时，聂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交流；尤其是在某些关键词以及概念的定义和运用上，聂老师更是严格把关。他提醒我：搞学术是一件认真、严肃和严苛的事情，不允许有半点的含糊其词，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解释清楚文中提到的这些概念，那么到时候你怎么回答评委老师的提问和读者的质疑？聂老师的这些话我至今牢记在心，并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时时用来鞭策自己，并且也常常灌输给我的学生们。

2007年4月，我写成了一篇20万字的博士论文——《蒲柏诗歌的伦理思想研究》，并于6月初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我终于松了口气。蓦然回首，我发现，我已经在聂老师的引领下，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又坚实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聂老师在我的学业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之前单篇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还是后来博士论文的撰写，从大小标题到主要内容，再到论文的结构和写作思路，都是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如果说，这些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点进步，都是与聂老师的鼓励和指导分不开的。

博士毕业了，我对蒲柏的研究还只是开了一个头，与聂老师的师生情缘也一直在延续，从未间断。在毕业后的几年里，我陆续撰写了多篇蒲柏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每篇论文都是经过聂老师的亲自过目和指点修改后才投稿和发表的。同时，我还利用去剑桥访学的这段时间，花费了很多精力对博士论文进行了大量的增补、调整和修改，对注释和文献资料也做了大量更新，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蒲柏诗歌研究》。在书稿的修订和出版期间，聂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他甚至在百忙之中最后审读了我的书稿并替书稿作序。聂老师给予我的实在太多，我无力回报，只有将这份师恩永远铭记在心，作为我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的鼓舞和动力。

《蒲柏诗歌研究》虽然出版了，但我始终觉得，我对蒲柏的研究和认识还是太肤浅、太片面。我对他那奇特的、不同凡响的诗歌创作生涯还念念不忘，意犹未尽，有不吐不快之嫌。于是，我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许，我可以再写一部关于蒲柏诗歌生涯的专著。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聂老师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这个想法很好，也非常有必要。你前面做的主要是作品研究，你接下来要做的是作家研究。不过你已经对蒲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所以现在做起来也不会那么困难了。”在聂老师的鼓励下，我对这部专著的想法和构思慢慢地成熟、清晰起来，但是苦于工作繁忙一直未能付诸行动。2013年，我获得了一次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这次访学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充足的时间保证，使我得以完成书稿的大部分写作。在哈佛大学那宏伟、壮观，却不失典雅和舒适的图书馆里，我浏览、阅读着蒲柏和他的诗歌，感受着那份恬淡、悠然和愉悦，在不经意间享受并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两年后，我的第二部蒲柏专著《亚历山大·蒲柏研究》也终于付梓。

在十多年的蒲柏研究暂时告一段落时，我意识到，或许我应该把以往的哈代小说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把它们汇集成册，这便有了我的专著《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和创作观念研究》问世。为了让我的哈代研究变得更加连贯和完整，我在原有的哈代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补充，并对过去论文中某些略显仓促的文字和段落进行了修改、增补、更新甚至改写。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早年对于哈代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我主要停留于小说文本分析，探讨哈代小说中的原型叙事，视角显得较为平面、单一；而进入后一阶段，我的研究视野趋于开阔，并深入到对哈代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思想方面的讨论，包括哈代的宗教思想、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哈代小说中的唯美主义特征、哈代小说的民谣艺术风格，等等。然而，这部专著之所以最后能够出版，仍然要归功于恩师聂珍钊教授的那篇扛鼎之作——《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聂老师慷慨而仁慈地允许我把它放在了这部专著的最后一章，作为压轴之作。正是由于有了聂老师的这篇哈代论述作为托底，这才使得我这部原本略显单薄的小书赫然间增加了厚度和深度。聂老师在他的论文中对于哈代小说高瞻远瞩的独到论述，弥补了我前面章节的种种不足，使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可以说，在《哈代小说的原型叙事和创作观念研究》这部专著的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记载了聂老师对我的学术思想成长和成熟的影响、关怀和教导。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里，聂老师就像一盏明灯，引领着我在英国文学研究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一直向前迈进。如今，我已经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可以说，没有聂老师一直以来的鞭策鼓励、耐心教导和全力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马弦，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