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好老师与大先生

王卓

和大部分硕士，甚至本科毕业就追随老师的同门相比，我和老师相遇不算早。直到2009年，我已步入不惑之年时，才有幸来到聂老师身边访学。然而这次迟到的相遇却成为开启我全新的学术生涯、人生之路的开端，是一次起航之旅。

2009年我申请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决定在国内进行访学。这是我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国内访学。当时我正在艰难地做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当我在济南家中孤独地与这些诗人和诗歌对峙了两年之后，发现这项研究进入了停滞状态。我的确投入了这片诗歌的海洋，却发现自己越游越远，此岸和彼岸都仿佛离我而去了。就在这个状态下，我有幸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聂老师访学。此前和聂老师多次邮件往来，尤其是通过拜读老师的多篇文章、多部专著，聂老师其实已经以各种方式指导我这个编外学生了。因此当我决定访学时，毫不犹豫地决定南下武汉，追随聂老师。于是有了这段和聂老师的师生之缘。

这次访学经历带给我的是学术意识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既抽象又具体，让我受益无穷。其中学术境界和国际化视野是聂老师赋予我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也将是我终生追求的学术目标。同时，聂老师对于我正困顿其间的这项课题也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从总体框架设计到学术术语界定，从诗人定位到作品阐释，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学识和见识。经过这一年的学习，徜徉在桂花飘香中的我神清气爽，我感觉诗歌研究的彼岸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

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对学术人生的重新认识。当时聂老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的建构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关键词、批评框架已经构建起来，开始进入到理论深化和体系化的阶段。我有幸见证了这一中国学者首创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过程，并从聂老师构建这一理论的过程领略了他作为学者既勇于开拓又严谨务实的学术精神。当时聂老师开始给博士生开设《文学伦理学批评》这门课程，而他的课堂其实是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次又一次反思、重构的历程，是对当时尚且存疑的概念、术语的辨析、商榷的过程。聂老师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喜欢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些作为学者难得的品质贯穿于聂老师的学术生涯中。无论是早期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的架构，还是他后来对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价值的探索中，都体现了这一精神。2009年，在弥漫着桂花芬芳和书香墨香的华师文学院一楼和老师、同门们一起讨论甚至争论这些学术问题，成为我访学记忆中最为难忘的永恒的画面。

说实话，在跟随聂老师访学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且已届四十岁，此前我并没有读博的计划。然而在访学接近尾声时，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学术之路其实才刚刚开始，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研究方法，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继续攻读博士的想法逐渐在心中萌生并扎下根来。十几年后，回望那段时间的这一选择，我越来越清楚这一选择的动因与其说是为了博士学位，不如说是感觉自己和聂老师的师生之缘还没有续完，感觉自己要学的人生和学术真谛还没有悟透。我想要读博的想法得到聂老师热情的鼓励。至今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次交谈。我简单又忐忑地说完自己的想法后，聂老师只说了一句：“应该读，不晚。”经过认真准备，我于2010年顺利考取聂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开始了我的读博生涯。那一届聂老师招的博士生中有应届硕士毕业生，也有刚刚工作几年的青年教师，当然还有我这个“高龄”学生。

相比于访学阶段，博士阶段的学习更为系统。此时我也基本完成了国社科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60多万字的初稿，开始准备博士论文的选题。聂老师充分尊重了我的选题方向，即围绕美国首位黑人桂冠女诗人丽塔·达夫的诗歌诗学展开研究，但对于如何来写、如何做博士论文，聂老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否定了我一开始想要做的达夫诗歌的历史书写研究，建议我对达夫诗歌诗学进行整体的、基础性研究，原因是国内外对达夫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相比于某一个单一视角的研究，基础性、整体性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时至今日，我依旧十分佩服聂老师的学术眼界，感谢他为我确定了这一基础性研究的思路。按照聂老师的这一思路和要求，我的博士论文确定为《丽塔·达夫诗歌主题研究》。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达夫十几部按照时间分期的诗集进行了内容重构，按照主题重新对她的诗歌进行了分类、整理和翻译。这一工程体量很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达夫诗歌的各个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3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外审获得了全优的好成绩，我也于2013年顺利毕业。在2017年，我基于该博士论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也顺利立项。这一切都得益于聂老师从一开始对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明确定位和指导。

在攻读博士期间，我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项目。在聂老师和同门们的积极推荐下，我于2012年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既有美国语言诗领军人物伯恩斯坦，也有多位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同时，这里的族裔文学研究在美国也一直处于最前沿。我的合作导师赛迪欧斯·戴维斯（Thadious M.Davis）教授就是美国非裔文学和南方文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宾大的学习和生活繁忙而充实。一方面我要完成博士论文，同时还在修改《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的初稿，并为我的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象派、客体派、黑山派诗学谱系研究”收集、整理资料。另一方面我还要照顾在美国读高中的儿子的生活和学习。一年访学下来，我瘦了10多斤。我记得回国后去探望聂老师和师母，他们都心疼地说我累瘦了。此后聂老师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我出国访学刻苦用功，累得瘦了10多斤的事情，言语间满是赞许。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出版时，聂老师亲自作序。他在序言开篇就把我这个学生表扬了一番：

收到王卓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的书稿，翻阅之中，不禁回想起最初同她的交往。王卓在开始这项课题研究之前，我们还是初识，对她并不熟悉。但是，她对于学术研究的执着坚定，评说美国诗歌的开阔视野，潜心做学问的高远志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最初的交往中，我发现王卓有许多优点，她不仅思维敏捷，学术素养高，思考和研究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而且为人谦虚低调，认真听取我的看法，同时也阐述自己的思想，同我进行交流。正是这种学术交流，导致她到我这儿做访问学者直至后来攻读博士学位。她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她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少数族裔诗歌的研究，并得到优秀的鉴定成绩。现在收到她提交给出版社的书稿，请我作序，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我后来和师母开玩笑说，聂老师夸奖自己的学生，从来都不含蓄。而老师的这些表扬和鼓励成为我和同门们人生之路上不断前行的无穷动力。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博士毕业已经近10个年头，但聂老师对我的指导，以及我和老师团队的合作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聂老师带领团队的巨大的凝聚力对每一位团队成员来说都是无穷的动力。这种团队凝聚力来源于聂老师对每位成员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并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团队文化。聂老师团队的成员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域，大家性格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却在聂老师的指导下，在这个大家庭中逐渐形成了某些尽管看不见，却能深切体会到的共同特点。

首先就是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聂老师对学术的执着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位团队成员。他的学术坚持让我们这些学生、后辈不敢怠慢；他对新的学术领域的不断开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好意思墨守成规。尽管我们都很努力，但还是感觉老师的步伐太快了，唯有不断努力，才不至于掉队。其次，团队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于聂老师团队的凝聚力，我其实直到自己开始带团队才明白其中的奥秘。团队的凝聚力首先来自领军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更多地来自不断合作产出的聚合力、默契度。只有共同的事业才能让团队始终保持强大的黏合力和驱动力。聂老师团队以文学伦理学批评建构为焦点，同时也兼具国际学术前沿会议、丛书编写、翻译、重大课题合作等，几乎每年都有大家能够共同合作参与的项目、活动。而每次合作、每个学术会议都成为进一步汇聚团队成员的良好契机。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团队成员生活和事业协同发展的意识。聂老师不仅关心每位团队成员的学术成长，也关心大家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个人问题。我记得儿子在申请美国大学时，我多次就学校、专业等问题征求过聂老师和师母的意见，而他们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帮我谋划。最后儿子被加州伯克利大学录取，聂老师和师母开心的程度，我隔着千山万水都能感受得到。孩子上学后聂老师也多次问到上学的情况。当儿子直博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时，我也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师母汇报，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和我一样，开心、骄傲。

2014年我决定离开工作了21年的原单位，调动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聂老师在分析了学科、专业等情况后，热情地支持了我的决定。我到新单位后，聂老师也对山师外院的发展多了一份牵挂。2017年学校决定把期刊《山东外语教学》挂靠到山师外院，由我出任主编，聂老师更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做主编的经验传授给我，使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了期刊的运营流程，明白了如何才能办好一本学术期刊。此后聂老师更是出任了《山东外语教学》的编委，对期刊的发展方向、版式、风格等都给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2020年《山东外语教学》在时隔10年后再次入编北大核心，聂老师知道后非常开心，鼓励我要再接再厉，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工作或者生活中取得了点滴成绩后第一时间向聂老师汇报，遇到问题和难处，也会第一时间向老师求教、求助的习惯。看来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是孩子。永远感谢2009年的那次迟到的相遇，感恩我的生活中有聂老师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爱心、责任感、使命感的好老师、大先生。

（王卓，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