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和18世纪晚期自然科学的不均衡发展

帕尔提（Elias Palti） 撰

包大为 译

人们通常认为，就其源头而言，进化论的历史概念与有机论的社会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相应地，在通常的假设中，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概念得到了完美清晰的论证，自明无误。然而，这种假设只会阻碍对这些概念的一切审慎考察。本文试图呈现的就是，构成进化论历史概念的“有机”概念，实际上远非“自明”的。

“有机”的概念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在18世纪中叶直至1830年这一历史阶段（浪漫主义的全盛时期和第一个现代“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有机”概念经历了一系列激进且连续的重新定义。本文将具体通过追溯这些转变，力求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理论内部来阐明该理论起源的复杂过程——尽管赫尔德在其知识生涯中最终未能接受这些概念。本文还将阐明，赫尔德并没有成功地解答进化论历史概念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赫尔德所遇到的困难，与有机的、个体发育的理论（即胚胎转化的理论）在发展中出现的困难颇为相似：二者都在根本上与当时自然科学不均衡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非同寻常地表现为一种悖论式的知识体系，因为他不仅无法解决其理论所表述的问题，同时也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工具。

人们通常认为，在有机论、进化论等现代历史概念的发展过程中，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是一个里程碑。梅尼克等学者更是将这一“历史的发现”视为19世纪社会思想方面的最伟大成就。[1]另外一些评论家则强调赫尔德历史哲学潜在的、负面的政治影响。他们认为赫尔德的历史概念“预示了希特勒的血统与土壤的理论”。[2]普遍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将赫尔德定位在18世纪末西方知识史断层的核心。正如石里克（Edgard Schlick）所言：

在一个本质上崇尚机械主义且反活力论的时代，赫尔德通过自己的想象揭示了有机的世界观。[3]

然而，这样一幅赫尔德的肖像实际上晦暗不明，并且具有误导性。对赫尔德通常的有机论和进化论的范畴概括，其本身并非自明的。这些用于归类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意义多变。实际上，在18世纪的后25年和19世纪初，“有机论”和“进化”的概念经历了一系列连续且剧烈的重新定义。因此，在我们追问赫尔德是否持“有机论者的世界观”之前，应该首先理解赫尔德所说的“有机的、进化的历史进程”的本义（也就是要对那些既非“理所当然”亦非一致的意义进行归类）。[4]同时，尤其要理解赫尔德被其同代人定义为“神秘”的“自生”（self - generation）理论（据称，对于在概念上理解“有机体”或有机论的本质属性这一难题而言，该理论提供了恰切、清晰的帮助），这种理论试图揭示，在没有任何超自然干预的前提下，生命如何逐渐产生并转化。

本文力图说明两点。第一，正如诸多学者已经看到的，赫尔德提出历史中的自生问题，这实际上呈现出一种知识性转变，这种转变与18世纪末一系列新的生物学理论的发展一致。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定义为机械论向有机论的转变，这两个概念在当时都得到了一系列的重新建构。较为恰当的定义，应该从这一知识性转变与作为主体（即一种与自身预期所一致的关系）的“自我”（或有机论）这一现代概念的涌现之间的联系中获得，这种主体概念转而又使得时间性成了必要的概念。在这个前提下阅读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将引导我们修正一些因新的历史意识得出的关于历史进程的惯常理解。

第二，正如许多评论者都认同的，在上文所提及的概念的重新定义的过程中，赫尔德的确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哲学只是对后世学者所持有的成熟理论的预告，正如赫尔德一贯支持的科学范式也并不仅仅是不完备的“真理”范式，有待后世来完整地揭示（这种理解将科学发展假设为线性的、累积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是在历史思想的爆发期涌现的，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案例，其中彰显了新的范畴定义所带来的巨大的认识论效应。这种认识论效应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提出了诸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新的视野里仍然无法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