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发国家的崛起
一个国家如果开启了工业革命并顺次走上了正确的工业化进程，那么这个国家大概率能够走上现代经济增长和强国之路，这些国家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一）从《国富论》到工业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诞生，亚当·斯密首次系统分析解释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形成原因，涉及生产要素、劳动分工、商品交换、货币中介、政府税收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各个方面，由此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萨伊、穆勒等一大批思想家和学者展开了系列研究，诞生了《人口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一批巨著，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构筑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思想分析体系，同时也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使人们开始理解经济活动这一抽象的概念。然而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际，在《国富论》出版的同一时期，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被启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加快。
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简单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基数的增长带来的GDP总量的增长，但人均GDP水平基本不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后，人均GDP水平才出现持续增加。
这种人类经济发展巨变的原因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即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水平和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分工不断细化，从一个工厂劳动者的不同分工发展到产业链的工厂化分工，不同生产工厂的规模聚集效应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同时工厂吸引农业劳动力从周围的乡村向工业化城镇聚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带动城市相关生产与消费服务业的进一步分工发展，由此新的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涌现，使得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到相对稀缺状态时，城市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人口不断降低对土地密集型农业生产的依赖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开始城市化生活，一国的人口土地矛盾将不断弱化，因此工业化也成为国家最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恶性循环的成功路径。
英国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转型成为工业化国家，并借此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工业体系，借助横行全球的远洋舰队扩大殖民地，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也随英国之后陆续启动工业化进程并先后成为工业化强国。工业革命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步扩散，使北欧、西欧等地的中小型国家也先后开启并陆续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于是出现了引领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国家与工业化进程滞后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迅速扩大，出现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落后的依赖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的国家之间的“大分流”。
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溢出效应由近及远逐步向西欧、北欧、南欧、中东欧扩散，同时英国主导的北美殖民地较快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美国、加拿大也逐步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改革，实施“脱亚入欧”的工业化运动，全面向西方学习，动员举国之力量，开启工业化进程，成为亚洲最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基于工业革命，陆续开启工业化进程的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先后出现了工业强国。截至目前，全球约有两百个经济体，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却极其有限，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东亚、大洋洲等地，总计三十多个，人口约11亿，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15%。
（二）七国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实际上凤毛麟角。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陆续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进程。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了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在法国的倡议下，1975年11月，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六大工业强国成立了六国集团，1976年加拿大加入，七国集团（G7）就此诞生。尽管在当代G7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21世纪初，G7的GDP总值曾长期占全球总额的60%以上。
为什么G7在当时如此重要？从数据来看，1976年G7成立时，这七个国家的GDP约占全球GDP总额的63%，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该集团GDP达到顶峰，接近全球总额的70%，并且在之后的十多年里G7依旧在全球GDP总额中保持在60%以上。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G7的GDP在全球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下降，2012年其GDP占全球总额的50%并逐年降低。
尽管G7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G7真的能代表全球进行产能和经济政策协调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人口看，在G7的GDP占比最大的1989年，其总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2.9%。
但在此强调的是，至今，G7国家仍以全球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将近全球50%的GDP，究其原因，则是强大的工业化能力使得G7可以用较少的人口创造巨大的工业产能，进而保证了人均收入长期居于高收入水平。
（三）中国工业化的探索历程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前的传统农业社会，我国农耕技术、传统手工技术和基于人口规模的经济发展成就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并启动工业化进程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13～14世纪时，中国已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边缘。根据李约瑟的文献研究，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并启动工业化进程之后，情况产生了本质变化。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足5%。中国虽然传统手工技术和精耕农业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但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化转型中长期未能正确启动工业化进程。
1.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失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均GDP较低，难以实现资本积累。
传统农业社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一般是劳动力较为丰裕，而资本相对短缺、技术落后，因此应该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实现产业盈利，资本快速积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重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较为丰富的资本积累和技术人才储备。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匮乏，受中等教育以上的技术人才缺乏而农村劳动力富余，主要为资本积累稀缺的土地密集型农业经济，这就使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基本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
总之，当时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需求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供给侧比较优势之间是互相矛盾的，而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办法只能是通过政府补贴或者扶持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成本，如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投入品价格以及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门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以全面计划的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样由特定要素禀赋结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而组成的三位一体计划经济体制便形成了。
由于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初始投资巨大，产业链很长，以制造业为主，必须依靠规模化生产销售才能够降低成本，实现盈利和良性循环。而重工业优先战略需要规模化市场、零部件规模化生产配套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物流体系，并且保障原材料的不断供应，才能逐步积累和增长。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产业对钢铁、机床、汽车等重工业生产资料商品的市场需求十分有限。大力发展钢铁、化工、汽车、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型工业，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虽然中国当时因国家战略安全需要发展重工业，但是难以达到良性循环发展的规模要求。
2.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进程成功启动和快速发展
1978年，中国抓住了历史所赋予的机会，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快速启动了以纺织、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工业。中国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启动阶段到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阶段，不断积累资本，培养人才、研发技术，持续提高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而启动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实现层层递进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成功开启并顺次完成了一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在具备一定市场竞争要素前提下，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正确顺序，遵循由产业链低端向中端和高端逐步拓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步骤，加上与开拓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配合，是工业化进程启动成功的关键，也是一条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道路。
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推进的程度和速度，与其启动工业化的顺序及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丰富廉价，启动工业化的顺序应当是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同时有为政府积极改善局部软硬基础设施环境，建立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启动轻纺、食品加工、电子产品装配等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的增多，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提升，此时再启动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阶段，最终开启并进入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赶超阶段。中国逐步生产轻工业消费品，跨越了“低收入陷阱”，而且生产重工业产品乃至高端制造业产品，最终启动科技创新阶段，迈入现代化工业强国之列。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走的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