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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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与产业转移

如何启动工业化进程,引进发展什么产业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核心思想主张发达国家“有什么就学什么”,因此各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政策,结果普遍失败,不仅计划经济国家失败,市场经济国家也失败;新自由主义理论核心思想主张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除英美两个国家改革实施比较成功(英国撒切尔夫人国企改革和美国里根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外,邯郸学步的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和俄罗斯“休克疗法”却彻底失败,重化工业国企体系崩溃,经济停滞不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事求是地按照渐进式双轨制的独特的改革模式成功启动了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维护了新中国前三十年重化工业积累的软硬巨额资产,实现了数千万名国企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平稳过渡,将他们逐步转化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中的重要人力资本。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事实胜于雄辩。基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和中国渐进式双轨制独特改革道路的成功事实,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第三代创新理论,即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可以逻辑自洽地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成功事实,而且能分析拉美、俄罗斯等失败的案例,更能解释东南亚、南亚、非洲等不能顺次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的逻辑。

事实上,大多数工业强国的产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其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变迁而持续转型升级的,除了最早开启工业革命的英国,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后发国家,它们的成功都是按照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化的产业转移开启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依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顺次推进工业化进程,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最终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国发展同样离不开产业转移,而经济全球化则加速了产业转移的速度。

(一)部分国家纺织业的产业转型升级

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创造了高于手工劳动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劳动生产率。1853年英国棉纺织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达到顶点时,可以满足世界棉布需求量的45%,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其总出口值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英国纺织业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地位和作用,成为它当时称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以后,随着英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英国的纺织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开始出现停滞、萎缩的趋势。1897~191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力停止增长,而其劳动力成本却在不断上升。

19世纪后半叶,后发国家美国以英国为追赶国家,逐渐将英国的纺织业转移至本国,当时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英国的77%,1900年英国棉花消费量和生丝消费量都被美国超过。1913年,在世界棉纺织总产量中,美国占了27.5%,英国只占18.5%。美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世界纺织品产量的第一大国。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的纺织业也步入了下降阶段。

比英国晚100年左右才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日本,其纺织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繁荣到衰减的过程。日本纺织业产值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纺织品出口额达到商品总出口额的67.3%。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纺织业也趋向衰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了跨国经济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形成,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进程。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随着纺织技术的广泛传播和日益标准化,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开始起关键作用,拥有充足原材料和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后发国家占有了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这时发达国家就会把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制造业由国内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后发国家进行,而自身则从出口国逐渐变成进口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纺织制造业已逐步失去比较优势,开始持续向中国转移,因而促进了中国的纺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轻工纺织服装产业陆续大量转移至中国大陆,先是珠三角地区,随后又逐步扩展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

各种类型中外合资企业的建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快速发展和管理水平提升作用明显。同时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吸纳当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如今中国部分产业中的领军企业,很多就是在此阶段起步的。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中国纺织产业链高速扩张发展,进而开启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即轻工业启动阶段。

就历史机遇而言,可以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阶段的启动符合了天时(全球纺织业的转移)、地利(中国的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人和(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政府建立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等)的条件,中国抓住了历史所赋予的窗口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以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为特征的结构变迁过程。只要懂得如何在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和营商环境总体恶劣的状况下,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创造局部优势条件,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在要素结构变迁过程中善于利用后来者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加快经济增长的机会,积小胜为大胜。同时,通过有效的竞争市场和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利用比较优势的潜力,做好招商引资、出口导向,从而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启动工业化进程。

(二)全球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

从历史纵向比较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并不活跃,更多的是后发国家引进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设备和技术,甚至偷师学艺,以发展本国的产业,满足自身市场需求,条件成熟后出口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随着工业化溢出效应明显,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动工业技术加速进步,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不断提升,工业化国家也从短缺经济逐步进入供过于求的过剩阶段,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开始出现,因此争夺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战争在欧洲列强之间从不停歇,终于诱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令欧洲各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先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以发展自身工业化,争夺原材料和国际市场势力范围为主的控制产业转移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市场萎缩、没有消费能力的后遗症开始发作。1929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工业化国家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倒闭潮,很多欧美大型重化工业集团也陷入经营困境,由此作为先进工业国的德国、美国向后发工业国大规模转移设备技术以摆脱自身经济危机,其间,苏联、日本等从德国、美国获得了大量重工业设备技术,开始启动各自的重工业发展道路。这是重化工产业转移的第一次高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不仅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发展成为全球技术最先进、实力最强大的世界工厂。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了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开始向欧洲转移过剩的工业产能。同时美国也开始扶持日本、韩国的工业化发展,转移部分产业。苏联也崛起为重化工业强国,开始向外转移重化工业设备技术,中国因此获得了大量重化工产业项目,开启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阶段的重化工产业全球化转移第二次高潮。

真正按照经济规律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不仅从战争后恢复,而且先后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进程,陆续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经营难以为继,只有转移到劳动力丰富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继续盈利,因此全球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兴起,并出于物流运输的成本考量优先向周边国家和沿海地区转移。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向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优先转移;日本向东亚周边国家优先转移;德国向中欧国家优先转移。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著名“雁阵理论”,比较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这次的产业转移属于按照不同经济体比较优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第三次产业转移,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化转移,也促成了目前的全球化产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