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秩序

封建时代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过渡的过程中，普世秩序经历了一些调整。按照教会的理念，世界是包含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时期，不仅叙任权斗争所造成的危机得以解除，还发生了收复失地运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征服耶路撒冷等大事件。

屈辱的卡诺莎之行并没有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丢掉皇位，而是为他今后的统治开启了新的篇章。结束了意大利北部之行后，亨利四世于1077年4月返回故土并下定决心让当时召集议会反对自己的贵族们再次臣服，而外交上的成功让他能够顺利废黜士瓦本公爵莱因费尔登的鲁道夫、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一世和哲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不过，亨利四世的反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080年的“四旬斋期”教会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与格列高利七世决裂，指责教皇颠覆德意志古法和传统习俗，尤其拒绝让世俗势力插手教职人员的叙任权。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重拾改革意愿，并再次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开除教籍。在与诺曼人结盟之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便在罗马的圣天使城堡布防，虽然成功抵挡对手的希望并不大。果然，亨利四世的大军攻下罗马，扶植了一位新教皇——克雷芒三世，并于1084年3月31日重新夺回了皇帝的头衔。

这场争斗没有赢家和输家，亨利四世夺回了自己的土地，而格列高利七世不得不和诺曼盟友罗贝尔·吉斯卡尔（“狡诈者”罗贝尔）一起撤退至萨莱诺(Salerne)城。1085年5月25日，在格列高利七世弥留之际，他给后世留下了这句著名的话：“我曾追寻公义而摒弃邪恶和不公，因此我殉于流亡！”仅从表面上看，格列高利七世确实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他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世俗君主对圣职几乎不再有叙任权，而禁欲、禁止买卖圣职、世俗和教会权力分离这些改革性原则也得以保留。

在教义方面，格列高利七世的理念核心是教权高于皇权，他的改革精神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持续渗透，让皇帝对教会的影响力消失殆尽。教规学者还提出了罗马教廷是罗马帝国的唯一合法继承机构，教皇是罗马帝国皇帝权力和权威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观点。当然，许多欧洲的王公贵族都同意削弱皇权，并竭尽心力实现教皇的征服计划。

卡斯蒂利亚王国

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支持莱昂(León)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e)国王阿方索六世（Alphonse Ⅵ），虽然阿方索六世的所作所为常常颇具争议，但这位忠于教会、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浑身散发着“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的气质。阿方索六世声名狼藉，坊间到处流传着他弑兄的传言。事实是，阿方索六世确实继承了“强者”桑乔二世（Sanche Ⅱ le Fort）的王位，而桑乔二世的死因也一直是个谜；他的另一位兄弟也遭终身囚禁，一位表兄也离奇地摔下悬崖丧命。

然而，这些传言并不能掩盖阿方索六世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承诺，即自己的王国将臣服于教廷。为了表忠心，阿方索六世摒弃了西哥特人留下的礼拜仪式，取而代之的是罗马礼拜仪式。除此之外，阿方索六世还做出一系列象征性动作来证明自己绝不会出尔反尔。例如，阿方索六世曾脚踢一本西哥特礼拜用书，然后将它扔进火堆里。作为教皇事业的坚定支持者，阿方索六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格列高利七世。不过，有一件事颇能够展现出教皇和这位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国王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但讽刺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格列高利七世的弃世之日。1085年5月25日，阿方索六世进入古西哥特王国的首都托莱多(Tolède)，而教廷就这样夺回了一座圣城。托莱多是著名的会议所在地，此前促成西班牙教会建立的宗教评议会正是在这里召开的。为了纪念这段渊源以及与教廷的联盟，阿方索六世在托莱多城的高处安放了一个象征胜利的巨型十字架。

阿方索六世：穆拉比特王朝和向欧洲开放的伊比利亚半岛

作为卡斯蒂利亚、莱昂和加利西亚(Galice)的国王，阿方索六世征服了南部的穆斯林泰法(taifas)小王国，并于1085年攻陷了托莱多。卡斯蒂利亚军队在托莱多地区占尽优势，并且攻占了包括塔拉韦拉(Talavera)在内的数座堡垒，感觉到威胁的科尔多瓦(Cordoue)、格兰纳达(Grenade)、塞维利亚(Séville)和巴达霍斯(Badajoz)纷纷向穆拉比特(Almoravides)王朝请求军事援助。

穆拉比特王朝酋长(émir)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oussef Ibn Tachfin)率领大军挺进伊比利亚半岛，在萨拉卡(Zalaca)战役（1086年）中击败了阿方索六世。落败的阿方索六世逃回托莱多，重整败军并向欧洲各国求援。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并没有乘势追击，而是将军队撤回至马格里布（Maghreb，北非一地区）。虽然北方的欧洲诸国也确实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王国施以援手，但卡斯蒂利亚军在阿尔莫多瓦——德尔里奥（Almodóvar del Río，1090年）、孔苏埃格拉（Consuegra，1097年）、库列拉（Cullera，1102年）屡次败于穆拉比特军队后开始走向衰落。阿方索六世虽然没有参与十字军东征，但他通过将两个女儿嫁给勃艮第公爵的联姻手段将勃艮第家族势力引入伊比利亚半岛。

插图 《圣约书》(Livre des testaments)中的插画，西班牙罗马式艺术瑰宝，该艺术风格正是始于阿方索六世执政时期。现藏于奥维耶多(Oviedo)主教座堂。

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赐福后，阿方索六世得到了“蒙上帝恩典的全西班牙皇帝”和“西班牙所有民族的皇帝”的头衔，这也意味着他对包括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群体都拥有统治权。在托莱多，三种宗教、三种文化并存的状况也坚定了帝国统治的设想。此外，如果基督教世界同时存在多位皇帝，那么这个头衔的价值就会被削弱，而始终保持独一无二属性的只有教皇的权力。

塔霍河(Tage)沿岸边境防御的加强为阿方索六世的居民安置计划开拓了新天地。由于国王承诺分配肥沃的土地，许多来自杜罗(Duro)山谷的农民开始来此定居。新城市很快设立起市政议会；而夺取的部分王室财产、土地也划归到国王名下，以免被世俗领主或各种教会成员所侵占。这些市政议会有权组建城防军，由此诞生了城市骑兵(caballería villana)这一典型的西班牙组织，而这些人既不是贵族也不隶属于军队。骑兵团成员通常来自富裕的市镇，因此人们在称呼他们时会加上定语“城市”。市政议会就这样构建了新的社会组织，并鼓励新移民的到来。不过，这样的组织结构很快就与教会鼓励在边境地区成立军事修会(ordres militaires)的新指示发生了冲突。

与此同时，国王阿方索六世采取的市政议会政策能够应对来自撒哈拉(Sahara)地区的柏柏尔人(Berbères)，即皈依伊斯兰教马立克派(malékite)的穆拉比特人的突然进攻，而穆拉比特王朝的军队在塞维利亚、巴达霍斯和格拉纳达这些泰法王国遭遇严重军事打击之前来到了安达卢斯(Al-Andalus)。阿方索六世集结了所有军队向南进军，随后在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émadure)地区的萨拉卡迎战穆拉比特军，但大败而归。塔霍河沿岸成了卡斯蒂利亚骑士与穆拉比特人交锋的舞台，一段时期内双方军队都没能更进一步。已经拥有卡斯蒂利亚、莱昂、加利西亚等地区的阿方索六世国王开始计划向瓜地亚纳河(Guadiana)一带挺进。

历史上的托莱多

这座建造在塔霍河边山丘上 的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公元前193年，罗马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在711年被柏柏尔将军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Ziyadla)攻占之前，这里一直是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穆斯林统治期间，它脱离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并独立成为托莱多泰法王国。1085年，托莱多被莱昂、卡斯蒂利亚和加利西亚国王阿方索六世攻陷，成 为第一座被基督徒收回的都城。

乌尔班二世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在攻占托莱多和萨拉卡战役之后，向穆斯林世界的宣战氛围开始弥漫在欧洲大陆，而来自拜占庭的坏消息也加剧了此时的紧张局势。当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Romain Ⅳ Diogène）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e)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平原惨败于土耳其塞尔柱人之际，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in Ⅱ）决定借此机会展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力，而这也是践行格列高利七世教会改革精神导致的必然结果。

1095年入秋后，豪华的克吕尼修道院内充斥着躁动不安的情绪，大家在等待一位贵宾的到来——他就是出身修士，原名沙蒂永的厄德(Eudes de Châtillon)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乌尔班二世在十五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罗马，此后平步青云，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就当上了枢机主教，随后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热门继任者。两年后，乌尔班二世接任短暂掌权的维克多三世被选为教皇，自称“乌尔班二世”。上位之后，乌尔班二世承诺完成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未竟的事业，但首先要终结对立教皇克雷芒三世的一切活动。

同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前往位于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克莱蒙(Clermont)，此行的目的似乎是保证整个区域的和平，避免战争。能言善辩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激动的人群面前慷慨陈词，成功劝说贵族们放下武器，避免了手足相残的悲剧。乌尔班二世还向这些贵族保证，如果能拿回圣墓教堂的十字架，日后便能升入天堂。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从穆斯林手中解放耶路撒冷天主堂可以替代告解圣事。克莱蒙群众以震耳欲聋的“以神之名”(Deus lo vult)的喊声作为反应，大大出乎了教皇的预料；许多贵族、农民和群众对这项事业展现出高涨的热情。

克莱蒙主教会议(concile)后的几个月，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各地宣扬和组织这场运动，他的能言善辩和激情澎湃顺利推动着事情的发展；社会名流和教士们也按照自己的节奏引导运动的走向。一位名叫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的狂热布道者甚至集结了数万穷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和准备的情况下向圣地进发了。这支“穷人十字军”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或病死在路上，或被土耳其人击杀，幸存者大多被卖到了当地的奴隶市场。

贵族远征军则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军事统帅，领队是勒皮(Le Puy)主教阿德马尔(Adémar de Monteil)；队伍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区，说着各地的方言。很快，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i de Bouillon，戈弗雷四世）和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Baudouin de Boulogne，鲍德温一世）分别成为弗兰德和布洛涅骑士们的首领；法兰西国王的兄弟韦尔芒杜瓦伯爵于格(Hugo de Vermandois)以及英格兰国王布卢瓦的埃蒂安(Étienne de Blois)也参加了十字军。有很多南方的骑士也响应号召，为首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Raymond de Toulouse)将自己多年在伊比利亚边境战斗积累的经验以及与穆斯林相关的知识带到军中。行军途中不断有士兵加入，如军事才能与其父“狡诈者”罗贝尔（罗贝尔·吉斯卡尔）相差无几的塔兰托亲王博希蒙德（Bohémond de Tarente，博希蒙德一世）率领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军队。

被后人称为“十字军”的武装朝圣者的集结地，在当时阿历克塞一世（AlexisⅠ^er）统治下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东征路线有三条路：第一条沿多瑙河经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第二条穿过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第三条从普利亚横渡亚得里亚海到达都拉斯(Durrës)。1096年年底，十字军主力终于看到了黄金新月(le Croissant d'or)。面对已深入国家腹地的大批宗教狂热者，原本只想招募一些雇佣兵的阿历克塞一世有些措手不及。

十字军和拜占庭皇帝并非齐心协力。前者一心想征服巴勒斯坦并占领耶路撒冷，而阿历克塞一世则试图收回被土耳其人夺走的原拜占庭省份。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各种阴谋在拜占庭宫廷内传播。1097年5月，十字军穿越博斯普鲁斯(Bosphore)海峡前往圣地，阿历克塞一世这才松了一口气。

十字军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攻陷尼西亚城(Nicée)，基督徒们将这座城市交还给了拜占庭皇帝，双方的关系得到缓和。第二次著名的军事胜利是1097年7月1日解放多里莱乌姆(Dorylée)，十字军在多里莱乌姆战役中击败了罗姆苏丹国(le sultanat de Roum)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KiliçArslan，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率领的轻装弓兵。这几场胜利让基督徒们士气大振，使他们能够继续面对艰苦的安条克(Antioche)围城和随后的战役，塔兰托亲王博希蒙德也在整个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英勇无畏。1099年6月7日，十字军终于到达耶路撒冷城下并开始围城。数周之后，7月15日上午，耶路撒冷城门被攻破，城市陷入一片火光和杀戮中。

君主、骑士、士兵和强盗：参与第一次十字军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主教会议上呼吁十字军东征。乌尔班二世对基督教世界的这次动员很成功，四支军队响应号召并采用基督十字架为旗号。教皇许诺为包括罪犯和强盗在内的所有参与东征耶路撒冷的人“赦免罪孽”，因为这项事业是“最神圣的忏悔”。

所有参与主教会议的人都进行了忏悔并得到了赦罪，教廷鼓励十字军邀请自己的同胞和朋友也加入前往圣地的征途。十字军出发的日期定在了1096年8月1 5日的圣母升天节(Assomption)，四支军队的成员来自四片不同地区。洛林(Lorrains)军由下洛林公爵布永的戈弗雷领导，来自法兰西南部和卡斯蒂利亚边境地区的军队由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率领，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军队听令于诺曼底公爵“短袜”罗贝尔（Robert Courteheuse，罗贝尔·柯索斯，即罗贝尔二世），而西西里的诺曼人则由塔兰托的博希蒙德统御。四支队伍相约会师君士坦丁堡，由于选择的路线各不相同，到达的时间也相隔数月。雷蒙德的部队规模最大，而由于叙任权斗争与教皇乌尔班二世交恶的德意志人也因为缺席如此重大的事件而备受关注。

插图 名为《十字军归途》(Le retour du croisé)的12世纪雕像，现藏于法国南锡(Nancy)科德利埃(Cordeliers)教堂。

乌尔班二世

在这幅中世纪末期的细密画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主教会议上授权十字军出征。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朝圣之路：八次十字军东征

1096—1270年发生了被称为“八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每次东征都是以攻占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其中，四次是为了军事占领巴勒斯坦，两次是为了征服埃及，一次是为了夺取北非，而第四次是为了从希腊基督徒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王国。突厥人1144年攻占埃德萨(Édesse)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最后以基督教国家的惨败而告终。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然英格兰、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率军参与，誓要夺回1187年被萨拉丁(Saladin)占领的耶路撒冷，但还是功败垂成。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可视为威尼斯的一场政治冒险：威尼斯舰队和十字军在1204年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拉丁帝国。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是为了征服阿尤布王朝(Ayyubides)统治下的埃及，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第六次十字军东征，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Ⅱ）在与突厥人协商之后重夺耶路撒冷。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远征埃及也是一败涂地，发起人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被擒，后支付重金赎回。最后一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法兰西国王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下令攻打突尼斯，但他在围攻突尼斯城时感染斑疹伤寒而死。

插图 11世纪十字军东征带回欧洲的圣骨盒，现藏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圣母教堂。

耶路撒冷与圣地

传统文化中的“九勇士”之一的布永的戈弗雷虽然负责管理耶路撒冷的事务，但他出于谦卑拒绝接受国王的头衔。翌年布永的戈弗雷去世，其兄布洛涅的鲍德温继任。虽然出身比萨大主教的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牧首）达戈贝尔特(Dagobert)心存犹豫，但在耐心劝说后，布洛涅的鲍德温还是在1100年12月25日被加冕国王并得到教会的致敬，称鲍德温一世（Baudoin Ⅰ^er）。鲍德温一世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十字军，包括参与第一次东征并攻入圣城的十字军和随后陆续前来的人们。在工作中，鲍德温一世得到了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的大力支持，这些国家将运送十字军及其辎重视为发展海上贸易的良机。

鲍德温一世决定在通往红海的道路上修建蒙特利尔堡(Montréal)，这样的选址不仅可以控制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队，还能够实施战略封锁抵御来自南方的外敌。在鲍德温一世短暂的执政时期，与突厥人的战争并未间断：加利利亲王坦克雷德(Tancrède de Galilée)摄政的安条克和图卢兹军队占领的的黎波里等十字军公国是突厥人攻击的主要对象，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和其子贝特朗(Bertrand)也因战功卓著而声名大噪。在东北方，埃德萨也发生了暴乱，鲍德温国王立马派遣自己的表兄布尔格的鲍德温(Baudouin du Bourg)前往镇压，因为这座靠近幼发拉底河和土耳其边境的城市战略意义重大。

耶路撒冷王国和圣地的其他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国家面临一种非常不平衡的境况。由于意大利船只控制了海域，十字军牢牢掌控住了叙利亚沿岸地区，但内陆腹地的主要城市则被穆斯林牢牢把持，他们对大马士革(Damas)或阿勒颇(Alep)这样的大城市毫无办法。于是，这些拉丁国家决定用城堡和要塞组建一个防御网。由于此前曾向拜占庭工匠学者取经了建筑防御工事的先进技术，有一些十字军建造的城堡确实坚不可摧。与欧洲城堡相比，多层城墙和圆柱形塔楼代表了建筑设计的重大进步。

十字军国家都采用封建制度管理，少数的贵族和骑士统治着大量的穆斯林、犹太人和非天主教基督徒，但从未真正理解自己的臣民。朝圣者带着满腔的宗教热情来到这里，十字军为了给法兰克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也来到这里，有一些梦想靠抢劫发家致富然后返回故乡的投机者也来到了这里，后者更是一路造成了不少混乱。

1118年鲍德温一世去世后，其表兄布尔格的鲍德温继承王位，史称鲍德温二世（Baudouin Ⅱ）。正是在鲍德温二世的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Templiers)和医院骑士团这两个军事组织得到建立并强化，并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护着圣地的十字军国家。不过，这些骑士团虽然拥有坚不可摧的堡垒，但仍然因为内斗而土崩瓦解。鲍德温二世也为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德萨这三个北方拉丁王国提供支持。因此，鲍德温二世构建了一个真正的家庭网络来稳固这片土地，尤其是自己统治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位国王（鲍德温二世）没有子嗣，只有四个女儿，于是他在统治期间一直为王位继承人——长女梅利桑德(Mélisende de Jérusalem)物色一位好丈夫。

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

1066年圣诞节之日，“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在威斯敏斯特的加冕标志着英格兰迈入一个新时代。威廉一世向参与黑斯廷斯之战的将士们赐予了丰厚的土地奖赏，并命人在战略要地修建了一些诺曼风格的城堡。当地贵族虽然不愿意被诺曼底公爵统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还是臣服了。威廉一世对英格兰的稳定抱有足够信心，随后他便回到了欧洲大陆。宫廷总管大臣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受命在国王不在时管理英格兰王国，如此威廉一世的政治措施也得以延续。不过，威廉·菲茨·奥斯本并没有采用诺曼底公国的统治方法，而是在英格兰各地建造城堡，方便对当地农民实施强硬的统治。

1069年冬，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e)居民揭竿而起反抗威廉·菲茨·奥斯本。国王威廉一世闻讯马上返回英格兰，率军横扫了整个郡并镇压了起义。军队奔走在东西海岸之间，将约克(York)主教区的一切尽数摧毁，原本富饶的耕地变得贫瘠。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民众，反抗诺曼人统治的尝试是徒劳的。很快，当地贵族全部被来自诺曼底或法兰西的人取代，而大家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征服者”威廉就是“忏悔者”爱德华的继任者。

但是，这些改变影响了各个方面的秩序。在诺曼式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和权利被迫移交给诺曼人，这是局势动荡的最主要原因。国王威廉一世真正掌握着英格兰所有的土地，连教会的土地也不例外。为了行使一些常规的权利并要求履行合理的义务，威廉一世分封了大量的土地，其中战时带马服兵役的义务让国王能够组建一支装备锁子甲的骑兵部队，而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守卫新攻占的土地，还能进攻邻邦敌人。诺曼骑士直接听令于国王的封臣，且有参军的义务。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能在这个封建等级制度的底层谋求一席之地，上层的大多数位置都被来自欧洲大陆的“殖民者”牢牢把持。为了稳固统治和增加税收，威廉一世在1086年下令对全国的财产进行清查，于是诞生了著名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各个地区的专员以清单的形式收集所需的资料并汇编成清册，而封臣的资产也纳入了统计范围。1086年8月，所有贵族都被召集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宣誓，承诺在战时效忠国王。这也是威廉一世在英格兰举行的最后一次公共活动，因为几个月后的1087年9月7日他在与法兰西国王的战斗中受伤并不治身亡。

《末日审判书》和财产税

“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在英格兰完成大清查的目的在于将王国的财产登记入册。这项巨大的工程始于1086年，官员被派往全国各地记录人口信息、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动产和牲畜等情况。

被派往各地调查登记的官员实际上是在完成查税的工作。事实上，税收征缴的依据正是财产记录评估。清查人员做出的决定不接受反驳，这也是为什么该文档被冠以“末日审判（Domesday，即神在世界末日时对人类的最后裁决）”的名称。《末日审判书》分为两本独立的册子：《小清册》记录诺福克郡(Norfolk)、萨福克郡(Suffolk)和埃塞克斯郡(Essex)的情况；《大清册》记录英格兰其他地区的情况，但不包括威廉一世还未完全掌控的达勒姆(Durham)、坎伯兰(Cumberland)、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北方领土。两本清册的内容都按照地理顺序，也就是封地名称顺序编撰。册子中土地的命名不再采用百人团(centurie)、市(municipis)、区这样的罗马行政单位，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使用男爵(baron)或接受皇家封地的领主名字。除了占清册大部分内容的农村财产外，《末日审判书》还包含许多城镇的重要信息，这些城镇向王室贡献了大笔税金。由于绝大部分的税都采用现金支付，大量关于收纳税工作的资料都被记录下来。

插图 威尔士(pays de Galles)的切普斯托(Chepstow)城堡，11世纪时由英格兰诺曼王朝时期最大的地主之一威廉·菲茨·奥斯本下令建造。

《末日审判书》复制品 每个郡县的清算都从国王的财产开始，然后是不动产以及教士和修士们的财产，第三部分涉及分封领地的管理者——男爵，第四部分是关于女人、王室的奴仆和供货商。清册的内容包含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但目前仍有一些条目的意义不详。

继位的是威廉一世的次子“红脸”威廉（Guillaume Roux，威廉二世［Guillaume Ⅱ］）。相比长子——英勇的“短袜”罗贝尔(Robert Courteheuse)，威廉一世更器重这个二儿子，到任何地方都把他带在身边。在威廉二世执政期间（1087—1100年），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1100年8月2日，威廉二世在外出时被弓箭射杀，凶手可能是一位名叫沃尔特·提尔(Walter Tirel)的人，但没有人愿意展开调查。威廉二世的弟弟、威廉一世的小儿子“儒雅者”亨利(Henri Beauclerc)利用长兄“短袜”罗贝尔参加十字军东征留下的真空，骑马前往威斯敏斯特夺取了皇家财宝，并与当地部分有权势的男爵结成了联盟。两天后，亨利一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登基，一直执政到1135年。亨利一世采取了更精明的政治手段，主张限制王室的权力，并与其父威廉一世的专制主义划清界限。

亨利一世致力于减少诺曼王室与英格兰民众之间的隔阂，但他仍将诺曼底法语和拉丁语分别作为贵族之间的交流语言和起草行政文件的语言保留了下来。同时，亨利一世对礼仪的兴趣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为其赢得了“儒雅者”（Beauclerc，“clergie”在古语中的意思是“知识”）的称号，但这并不妨碍他施展政治手腕。

英格兰的王朝争斗和王位继承问题

亨利一世（HenriⅠ^er，“儒雅者”亨利）通过改革王国的司法和行政，成功实现了对诺曼贵族的掌控。长子威廉·艾德林（Édith d'Éco sse，或者GuillaumeÆtheling）死后，亨利一世指定女儿玛蒂尔达(Mathilde)为继承人并让贵族们宣誓效忠于她。但1135年亨利一世驾崩后，英格兰还是陷入了一片混乱。

贵族们完全不愿意接受玛蒂尔达继承王位，而此前英格兰从未有过女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先例。玛蒂尔达在第一任丈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死后嫁给了安茹伯爵若弗鲁瓦(Geoffroi d'Anjou)。然而，出身诺曼底的英格兰贵族非常讨厌邻国安茹伯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亨利一世死后他们拥立的是其外甥布卢瓦的埃蒂安，即布卢瓦的斯蒂芬。1139年，玛蒂尔达率军从萨塞克斯(Sussex)登陆，开启了漫长的内战。结果，布卢瓦的斯蒂芬艰难保住了王位，玛蒂尔达返回诺曼底。1151年，若弗鲁瓦和玛蒂尔达的儿子“短斗篷”亨利（Henri Court-manteau，亨利·柯特曼特尔，或亨利·金雀花［Henri Plantagenêt］）成为诺曼底公爵，随后在1154年布卢瓦的斯蒂芬去世后当上英格兰国王，称为亨利二世（Henri Ⅱ）。

插图 14世纪《英格兰编年史》(Chronique d’Angleterre)中的插画，描写了1120年发生的“白船事故”(Blanche-Nefen)，亨利一世和苏格兰的玛蒂尔达之子威廉·艾德林在事故中遇难。

当时，统治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于遍布在英格兰的一百多座城市。总体来看，这些城市每年向王室缴纳高达2400英镑的税金。亨利一世允许这些城镇居民组建商人行会或协会，以规范贸易市场。针对王国最大的城市伦敦，亨利一世下令这里的居民直接向王室上缴税金。

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其长子的死亡，他也是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Foulques Ⅴ d'Anjou）的女婿威廉·艾德林（Guillaume Ætheling，高贵的威廉）。亨利一世曾想通过这场联姻得到曼恩(Maine)地区，甚至最终吞并安茹伯国。“白船事故”中长子威廉·艾德林的遇难让亨利一世不得不改变计划，决定将王位传给女儿，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nri Ⅴ）的遗孀玛蒂尔达。随后，亨利一世撮合了玛蒂尔达嫁给了富尔克五世的继承人若弗鲁瓦(Geoffroi d'Anjou)，而若弗鲁瓦的绰号“美男子”(Bel)或“金雀花”(Plantagenêt)可能是来自他喜欢的狩猎活动和金雀花田。

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

在腓力一世（Philippe Ⅰ^er de France）统治时期（1060—1108年），卡佩王朝不得不对领土内各公国采取强硬态度。面对这样的境况，国王腓力一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支持圣职买卖，这使他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经常发生冲突。1092年，腓力一世夺走了安茹伯爵“爱争吵的”富尔克四世（Foulques Ⅳ le Réchin）的妻子蒙福尔的伯特蕾德(Bertrade de Montfort)，令他与封臣的关系空前紧张。在迎娶新妻子时，腓力一世甚至没有和原配荷兰的伯莎(Berthe de Hollande)离婚，这就构成了通奸和重婚的双重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立即将腓力一世除籍，但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而是尝试阻止在法兰西王国实施教会改革。

腓力一世犹豫是否有必要采取新的婚姻模式，如知名主教沙特尔的伊沃(Yves de Chartres)在其教牧书信中提出的模式。腓力一世以采取诱拐安茹伯爵妻子这样的卑劣手段逃避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干涉，而此时教皇的头等要务是号召贵族们搁置彼此之间的矛盾，拿起十字架去参加东征。被开除教籍的腓力一世自然无法成为十字军的一员，或许他本来就对此毫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领土内的大贵族们纷纷踏上前往巴勒斯坦的路，而腓力一世则继续稳坐国王之位。腓力一世的兄弟韦尔芒杜瓦伯爵于格也参加了十字军，但他在腓力一世的执政计划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1104年，腓力一世得以恢复教籍，条件是完成“忏悔圣事”并与第二任妻子蒙福尔的伯特蕾德分开。在位的最后几年，腓力一世一直尝试传位给儿子“胖子”路易六世（Louis Ⅵ le Gros，1108—1137年在位），而后者即将成为一位与其父截然不同的统治者。路易六世年复一年地与反叛王权的领主们作战，其中包括库西(Coucy)和拉费尔(La Fère)的强大领主——马尔勒的托马斯(Thomas de Marle)。路易六世花了不少精力将所有不法之徒都送上了审判席，而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他的保护政策下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路易六世的集权意愿并没有妨碍王权加强对其主要臣属国进行控制和行使权力，这种类似王朝的凝聚力很快就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阿拉贡王国

阿拉贡王国(Aragon)建立于纳瓦拉(Navarre)的桑乔三世·加尔塞斯（San-che Ⅲ García，桑乔大帝）死后的1035年。当然，这得益于两位开国君主拉米罗一世（Ramire Ⅰ^er）和桑乔一世（Sanche Ⅰ^er Ramírez）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和不卑不亢政策，最终阿拉贡得以成为独立王国。在法兰西南部贵族们的支持下，拉米罗一世和桑乔一世这两位君主决定开疆扩土——“翻越比利牛斯山(Pyrénées)”，向南部那些当时还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富庶城市进军。如果1089年没有宣誓效忠教廷并缴纳年贡，阿拉贡王国不可能实现最初制定的目标；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国王、王子及王国的安全提供保护，并宣布以后阿拉贡王位的继任必须经过教廷首肯。

当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一世（Pierre Ⅰ^er）于1094年再次向教廷表忠之后，他攻打韦斯卡的意愿也得到了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鼓励，最终在1096年11月27日的阿尔科拉斯战役中成功夺城。这场军事胜利让阿拉贡王国成为比利牛斯山地区和南部穆斯林世界间通商贸易的必经之路。根据当时记录收缴关税的文件记载，香料、染料、皮革、武器都通过哈卡城(Jaca)过境。阿拉贡的国王们通过哈卡和坎弗兰克(Canfranc)两地海关收取的关税充盈财政，他们的主要关切就是如何从萨拉戈萨这个安达卢斯最富有的泰法王国那里获取利益。与阿尔哈费里亚宫(Aljaferia)的建造者穆克塔迪尔（Ahmad alMuqtadir，1046—1081年在位）的关系也主要依靠纳贡(parias)来维持。史料记载，桑乔·拉米雷斯(Sanche Ramírez)每年向教皇乌尔班二世缴纳500曼库斯（mancus，一种金币），作为交换阿拉贡被允许在哈卡打造自己的金币。

弗勒里修道院

这座12世纪建造的修道院位于卢瓦河(Loire)畔的弗勒里(Fleury)附近。在努西亚的圣本笃(Benoît)的圣髑（头骨）从卡西诺山(Cassin)转移到此后，人们为其修建了祭坛。10世纪上半叶，修道院在克吕尼的奥顿(Odon de Cluny)的管理下顺利完成了深度改革。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的陵墓就在这座修道院内。

插图 弗勒里修道院北门门楣上的浮雕，描绘了11世纪时移交圣本笃的圣髑的场景。

在此背景下，阿拉贡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只用了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就在埃布罗河谷(Èbre)平原一带大幅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当地的地缘结构和君民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在像辛科·比拉斯（Cinco Villas，西班牙语）这样的平原地区行动，组织平民建立轻骑兵队伍就势在必行；对于那些加入骑兵队并携带马匹的民众，国王会给予一些税赋上的减免。

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上位的阿方索一世（1104—1134年在位），即国王佩德罗一世同父异母的弟弟，加强了阿拉贡王国对辛科·比拉斯和拉利特拉(La Litera)平原的控制，下一个目标就是萨拉戈萨（萨拉古斯塔）泰法王国。由于阿方索一世与妻子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乌拉卡(Urraque de León et de Castille)的武装争斗，王国的扩张停滞了几年。随后，重回正轨的国王阿方索一世纵横驰骋，为自己赢得了“威武者”(Batailleur)的称号。

为了能够顺利征服萨拉戈萨，阿方索一世向自己的亲属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臣属国请求援助并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肯定答复，因为响应这次号召与加入十字军的性质是一样的。援军中首当其冲的是“威武者”阿方索（阿方索一世）的表妹夫，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耶路撒冷攻城战的著名骑士贝阿恩的加斯东(Gaston de Béarn)子爵(vicomte)。集结后的大军开始攻打萨拉古斯塔泰法王国和安达卢斯东北部首府萨拉戈萨，虽然攻城方配备了贝阿恩的加斯东子爵带来的攻城器械，但守军仍然在坚持了七个月后才因粮食短缺于1118年9月18日投降，随后图德拉(Tudela)、塔拉索纳(Tarazona)和蒙卡约(Moncayo)地区周边的堡垒很快沦陷。1120年，从索里亚(Soria)出逃的居民逐渐返回，卡拉泰乌德(Calatayud)围城战开始。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穆拉比特王朝大军正在靠近的消息传来，他们誓要夺回萨拉戈萨。阿方索一世整军主动迎击，于1120年6月7日在距离卡拉莫查(Calamocha)12公里的库丹达(Cutanda)大败敌军。此役过后，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Guillaume Ⅸ）率领600名精锐骑士前来助阵。库丹达战役胜利后，阿方索一世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夺下了哈隆河(Jalón)和希洛卡河(Jiloca)上的两座堡垒——卡拉泰乌德和达罗卡(Daroca)。短短两年时间，强大的萨拉古斯塔泰法王国便完全臣服在阿拉贡国王脚下。

海上共和国

1077—1122年，自治城邦的发展为欧洲建立普世秩序作出了贡献，同时海运贸易暴涨，手工业突飞猛进。当时，热那亚(Gênes)、比萨和威尼斯这三座重要的城邦共和国显得格外耀眼。它们为了控制地中海的贸易相互竞争，目的是从糖、盐、丝绸、棉花、染料、酒、小麦和黑海捕捞的鱼等商品的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并在东方市场换取来自西方的铁、木材、皮革、亚麻、帆布和奴隶。

热那亚由两位执政官共同管理，他们不仅分担各类公务，还负责控制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他们鼓励针对地中海沿岸穆斯林飞地的军事行动，并将本国的商人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这样的立场让热那亚人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地政治家、编年史家卡法罗(Caffaro)笔下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古列尔莫·恩布里科(Guillaume Embriaco)就是其中一员。与此同时，热那亚人感兴趣的还有通往西方的商路。在与巴塞罗那的各位伯爵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尝试在阿尔梅里亚(Almería)、马拉加(Malaga)或休达(Ceuta)这些穆斯林据点站稳脚跟。在伊比利亚半岛，热那亚人遇到了来自比萨人的竞争。比萨执政官曾为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三世（Raymond Bérenger Ⅲ de Barcelone）提供支持，后者在1113—1114年占领了马略卡岛(Majorque)，虽然岛屿的控制权没过多久就再次旁落。比萨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展的海运和贸易活动触犯了热那亚人的利益，而两国在意大利领土上本就争长竞短，最后只能陷入长期的军事冲突。

阿拉贡与泰法诸国

由于哈里发国穆斯林之间内战（fitna，阿拉伯语，指伊斯兰大分裂），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脱离的埃布罗河河谷中段土地，也就是后来的阿拉贡王国领土，被萨拉古斯塔和萨赫拉(Sahla)两个泰法王国瓜分。

穆克塔迪尔（1046—1081年在位）成功占领了整个埃布罗河河谷，该地区的首府——拥有两万人口的萨拉古斯塔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中心。阿拉贡的基督徒们陆续夺回了埃斯塔达(Estada)、蒙松(Monzón)、纳瓦尔(Naval)、韦斯卡(Huesca)、巴瓦斯特罗(Barbastre)、塔马里特(Tamarite)和埃赫阿（Ejea，1087—1106年）。萨拉古斯塔四周全是基督徒的城镇，但随着1110年穆拉比特王朝军队的入侵，独立的泰法王国不复存在。自1112年开始，巴伦西亚（Valence，又译瓦伦西亚）总督穆罕穆德·伊本·阿尔海伊(Mohamed Ibn al-Hayy)掌管萨拉古斯塔。在伊本·阿尔海伊的继任者伊本·图费勒(Ibn Tifiluit)上位后，穆拉比特王朝统治下的泰法王国经历了文化和艺术的短暂复兴。1118年，阿拉贡国王“威武者”阿方索一世（Alphonse Ⅰ^er le Bat ailleur）占领了萨拉古斯塔这座城市，将其改名为萨拉戈萨(Saragosse)并定都于此。

插图 洛阿雷(Loarre)城堡是一座罗马式堡垒，由纳瓦拉国王桑乔三世于11世纪下令在距韦斯卡(Huesca)35公里的洛阿雷山上建造。

唯一能逃脱热那亚在地中海霸权的国家，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最北岸的威尼斯。威尼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处拜占庭首都拉文纳(Ra venne)和伊斯特拉半岛(Istrie)之间，也是中欧和多瑙河贸易路线的终点。城市贵族掌权的威尼斯，利用自身资源建造帆桨战船保护本国领土和海域，而这些战船有时会将满载东方货物的商船护送至爱奥尼亚海(la mer Ionienne)和爱琴海(la mer Égée)的主要穆斯林港口。就这样，威尼斯成了东方商品到欧洲的门户。参与十字军东征的行为，以及拥有能够保障欧洲与耶路撒冷之间人员、武器运输的优秀水手的实力，对威尼斯的战略实施都是有利的。威尼斯以强大的君士坦丁堡为榜样，选择了一条与竞争对手热那亚相同的道路。不过，双方竞争的后果似乎不难预料，海战也似乎不可避免。

亨利五世：萨利安王朝的末代皇帝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最后的日子非常艰难，他与早早加冕为国王并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儿子亨利（亨利五世）发生了重大冲突。1105年，父子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最终，儿子亨利五世选择了撤离战场，并尝试让父亲与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和解。亨利四世放弃自己坚守的事业和军队前往美因茨，然后去了科布伦茨(Coblence)，并在那里与儿子亨利五世见了一面。亨利五世敦促（逼迫）父亲退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派遣新任的教皇特使修复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的关系。

联姻

这幅细密画展示了皇帝亨利五世和英格兰的玛蒂尔达（Mathilde d'Angleterre，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之女）的婚礼。1114年在美因茨举办的这场婚礼让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王国结成同盟，不过玛蒂尔达没能当上女王，布卢瓦的斯蒂芬（布卢瓦的埃蒂安）夺走了王位。

为摆脱儿子亨利五世和教皇帕斯加尔二世策划的阴谋，亨利四世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给贵族们写信控诉教皇对帝国事务的干涉，但收效甚微。1106年8月7日，众叛亲离的亨利四世病逝于列日(Liège)。弥留之际，亨利四世给儿子写了一封宽恕信，请求赦免那些在最后时刻还追随自己的亲信。亨利四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直到1111年他的遗体才按照基督教的礼法葬于施派尔(Spire)主教座堂。

初登皇位的亨利五世收敛锋芒，对教皇帕斯加尔二世（Pascal Ⅱ）唯命是从，但涉及棘手的叙任权问题时，他的政策却暗藏惊人之举。当亨利五世决定行使皇帝的传统权利为当选主教授予权戒和牧杖时，他终于开始含糊其词了。1107年，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在特鲁瓦(Troyes)召开主教会议抗议皇帝的这种行为。作为政治上的回应，亨利五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挺进意大利，即便如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又称卡诺莎的玛蒂尔达）这样的强人也不敢轻举妄动。由于组织混乱，意大利的诺曼王国纷纷臣服于日耳曼皇帝，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教皇帕斯加尔二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即教廷免除神圣罗马帝国的贡金，以作为交换世俗势力不得再插手宗教叙任权，而务实的亨利五世接受了这样的条件。1112年2月12日，亨利五世进入罗马城并将协议内容公之于众。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因为亨利五世完成了加冕仪式而保住了性命，但还是没逃过牢狱之灾。与此同时，一些德意志贵族，尤其是普遍对萨利安王朝政策不满的萨克森人起兵造反，避免了皇帝与教廷关系更加恶化的趋势。亨利五世借助城市中资产阶级的力量平息了叛乱，并将美因茨大主教罗萨德(Ruthard)这位幕后主使关押入狱。

亨利五世利用这段和平时期迎娶了英格兰国王“儒雅者”亨利一世之女玛蒂尔达(Mathilde d'Angleterre)公主，并强迫帝国所有的大贵族都来参加婚礼。于是，巴伐利亚、士瓦本、克恩顿(Carinthie)、波希米亚甚至萨克森公爵齐聚美因茨，并借此机会向皇帝请求宽恕。重新掌控了权门贵胄以后，亨利五世开始追求他父亲亨利四世的伟大抱负——统治意大利。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死后，亨利五世借此机会宣称自己对已故伯爵的领土有继承权，顺利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在妻子的陪同下，未带一兵一卒前往意大利的亨利五世向托斯卡纳臣属国颁发自由宪章，向贵族们许以特赦，因此受到了广泛拥戴。与此同时，亨利五世甚至与新任改革派教皇加里斯都二世（Calixte Ⅱ）达成了和约意向。

德意志人与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全称），也就是德意志人口中的第一帝国，一方面要求继承10世纪灭亡的加洛林王朝的遗产，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东罗马帝国的传统。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对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负有很大责任。

962年，奥托大帝(Othon le Grand)加冕皇帝，而第一个使用“神圣罗马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这个称号的是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康拉德二世的侄子亨利四世前往罗马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讨论叙任权问题，甚至指定了一位对立教宗，率军四次攻打罗马并于1084年军事占领了这座城市，双方的斗争也到达顶峰。在加里斯都二世（Calixte Ⅱ）担任教皇期间，神圣罗马帝国放弃了对宗教人士的叙任权。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在一个世纪后，即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亨利六世（Henri Ⅵ de Hohenstaufen）在位时期（1191—1197年）出现的。亨利六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Ⅱ），就是时常因奇怪的政治倡议让当世人目瞪口呆而被冠以“世间奇迹”(Stupor Mundi)称号的那位，也开始反对罗马教廷。在被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开除教籍之后，腓特烈二世一马当先开启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年），但他并没有与敌人在战场上交锋，而是与土耳其穆斯林展开谈判，并达成了为期十年的停战协议。

插图 10世纪镶嵌有144颗宝石的黄金皇冠。所有选帝侯的都城内都保留有一件复制品，而真品现藏于维也纳霍夫堡(Hofburg)皇宫的皇家珍宝馆(Schaztkammer)内。

亨利五世意识到这位新教皇加里斯都二世拥有与前几任截然不同的个性，他出身贵族，与不少西方贵族牵扯有亲戚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派和教皇派开始了漫长的交涉，最终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宗教协定。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1122年9月23日，《沃尔姆斯宗教协定》(Le concordat de Worms)的签署在教皇和帝国之间建立了万众期待的和平。次年，在罗马拉特兰遗址召开的会议上，《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得到了批准。

根据协定，皇帝将帝国宪章交予教皇，换取教宗训谕。亨利五世保障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选举的顺利进行，同时放弃了为当选者授予象征神权的圣戒和牧杖的做法。加里斯都二世则授予皇帝出席教会选举的权利，并在选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及一些关于帝国内宗教人士向皇帝致敬和表忠的特别条款。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俗教士改革运动和始于卡诺莎的西方教会统治改革经历了一个转折点。这样的结果，不仅归功于教皇加里斯都二世的强烈意愿，也与亨利五世当时身处困境有很大关系。然而，双方并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协议带来的快乐。加里斯都二世在极度忐忑不安中离世，因为罗马的教士们不断努力寻找一个与自己传统观念相符的新教皇。兰贝尔·斯坎纳贝基(Lambert Scannabecchi)在一片混乱中继位，史称洪诺留二世（Honorius Ⅱ）。不久之后，亨利五世于1125年在乌得勒支(Utrecht)离世，而此前他与萨克森公爵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亨利五世的死，标志着萨利安这个由康拉德二世缔造历经百余年的王朝的终结。

叙任权斗争结束了，维系了百年并深入参与斗争的萨利安王朝也落幕了，而德意志的政治社会即将迎来新生。在1120年后的二十年里，一个稳定的贵族社会正在形成，成员包括所有的高阶贵族——公爵、总督、有王室特权的伯爵和其他诸侯等，以及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教会亲王——包括美因茨、科隆(Cologne)、特里尔(Trèves)、不来梅(Brême)和萨尔茨堡(Salzbourg)五座城市的大主教。这些人对领土和许多城市拥有巨大权力，他们中最强势者甚至有能力决定皇帝的人选。在萨利安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亨利五世被安葬在施派尔主教座堂后，大权在握的贵族们就开始行使这项特权，在美因茨召开会议并选举皇位继承人。

教皇加里斯都二世和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第161位坐在圣彼得王座上的教皇基拉西乌斯二世（Gélase Ⅱ），他在当选六天后就被亨利五世逮捕。勃艮第公爵之子维吉多继承了教皇之位，称加里斯都二世，而他结束了始于格列高利七世时期的纷争。

为响应教皇加里斯都二世的紧急召集令，1123年4月11日组织召开了拉特兰会议(Le concile du Latran)，有300~500位主教和修士齐聚拉特朗圣若望大殿(Saint-Jean-de-Latran)。大会首先宣读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签署双方为加里斯都二世代表的教廷和皇帝亨利五世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于1122年9月23日正式签署，标志着叙任权斗争的正式结束。在会上得到批准后，该协定便作为法律被记录和颁布。除了批准教皇在神职人员叙任方面的专属权利外，拉特兰会议还颁布了24条新教规，内容主要涉及圣职买卖、教会腐败以及对十字军及其家属的支持——1097年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阵亡的勃艮第伯爵雷诺一世（Renaud Ⅰ^er de Bourgogne）是教皇加里斯都二世的亲兄弟。

插图 12世纪《加里斯都抄本》(Codex Calixtinus)中的插画，现藏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int-Jacques de Compostelle，简称圣地亚哥）主教座堂。

沃尔姆斯主教座堂

莱茵河(Rhin)畔的城市 莱茵兰——普法尔茨(RhénaniePalatinat)是终结叙任权斗争的 协议——《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的签署地。“朕，亨利，托上帝洪福之皇帝，庄严的罗马人民的国王，出于对教皇加里斯都（加里斯都二世）的爱，今将叙任权通过圣戒和牧杖交给上帝及圣徒彼得和保罗(Paul)，允许帝国内所有教会自由选举 和任命主教。”

这次会议上，贵族们很明确分成了势如水火的两派。一派被称为“吉伯林派”（gibelins，皇帝派），他们支持已故皇帝亨利五世年长的侄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Frédéric de Souabe，“独眼”腓特烈二世）。这位候选人腓特烈的妻子（巴伐利亚的朱迪丝，来自韦尔夫家族）出身显赫，其父是巴伐利亚公爵亨利(Henri deBavière)。“独眼”腓特烈在选举中似乎占据了优势，但另一位候选人则受到“归尔甫派”（guelfes，教皇派）的支持，且由教皇亲自推举。很快，教皇派占了上风，萨克森公爵洛泰尔(Lothaire de Saxe)在亚琛(Aixla-Chapelle)加冕为皇帝，并发誓效忠罗马教廷。但是，这两派长达数十年的斗争让帝国的政治环境变得非常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