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支柱

1020—1077年这五十多年间，欧洲在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的突飞猛进为贵族社会的革旧图新提供了条件，封建秩序由此诞生，划定边界的意愿也已经萌芽。在动荡的环境下，罗马的神职人员为了限制世俗势力对宗教事务的干预而引发了一场精神革命。

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新时代开启最明显的标志。在1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ne)时期的部分农村地区，人们会为了控制生育率而杀婴和堕胎，但进入新千年后这种做法已基本消失。教会需要更多农民来耕种名下的田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会以“不人道为由”勒令人们停止此类行为。迈入11世纪后，气候条件改善，农业收成增加，充足的食物降低了死亡率。虽然当时仍有三分之一的孩童在7岁前夭折，但上述因素仍在1060—1070年创造了人口的井喷，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生活和习俗的改变。历史学家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支撑11世纪欧洲经济的是“生物学转变”(convertisseurs biologiques)，即大量受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农业技术的革新

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给12世纪的欧洲带来了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钢铁冶金，而高炉中冶炼出的钢铁工具引发了农业技术的重大变革。

第一项技术发明始于12世纪，液压锤和风锤替代了铁匠的手工敲打。第二项是13世纪出现的高炉，一种能够向炉缸内注入压缩空气的冶炼设备。经高炉炼制的犁、锄头、镰刀等钢铁工具与农村激增的人口相结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此后，在遍布石块的高原、山麓和采伐后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成为可能，因为钢铁工具能够清除所有这些障碍。

插图 主题为农活的壁画《十二月》(Cycle des mois)中的九月部分，由某位波希米亚(Bohémien)大师约作于1397年。现藏于意大利特伦托(Trente)布翁孔西格利奥(Buonconsiglio)城堡鹰塔(Torre Aquila)。

令人颇为意外的是，尽管不时发生的歉收仍会导致粮食短缺甚至饥荒，但人口的持续增长确实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保障生活，有部分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修道院。

此外，修道院通过分发食物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在那些因歉收导致儿童和年轻妇女大量死亡的地区，赈济有助于维持人口增长。正是得益于这种布施行为，农民即将迎来欧洲农业的大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

农业的发展始于耕地面积的大幅增加。中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垦荒运动发生在1020—1077年，而现存的文献尤其是修道院的财产清册均可对此佐证。自9世纪中叶起，修道院就在财产清册中详细记录了名下的田产情况，并明确标注了需向领主纳税的部分。每次清点财产和逝者的遗赠时，修道院都会列出清单进行详实记录。

现存的文献中还记载着地主受让给农民的耕地情况。这些农民一般被称为“佃农”(colonii)，也就是“定居者”(colons)。作为交换劳动力的报酬，农民有时会收到一些新的工具，如铁锄头、铁犁铧、马蹄铁，甚至马胸带。马胸带是一种革命性的装备，使用时将它套在马的肩胛骨而不是脖子上，以充分发挥驾驭者的力量。在特殊情况下，农民还会获得许可私自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和谷物。

中世纪农民

中世纪的农业技术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农民不用太弯腰就能收割小麦，牲口拖着地上的犁前行，并留下肥田的养料。

插图 贝内德托·安特拉米(Benedetto Antelami)的雕塑作品，作于12世纪末。现藏于帕尔马(Parme)洗礼堂。

田地的耕种从多方面改变了欧洲的农业状况。首先，森林边缘的杂草和徒耗水资源的深层根系得到清除，土地内氧气供应得到改善，收成也自然提高，农作物产量比从1.1∶1.3~1.4提高至1.1∶1.7~1.8。仅此一项进步就让农产品有了盈余，但这些多余的农产品很快就引发了冲突。事实上，正是农民依靠改进农耕方法获取的剩余产品导致了地租的出现。

教会的“什一税”和新流入市场的产品，令早期基于以货易货的商业得到发展。此后，部分产品被交换成了货币，主要包括豆类、小麦、黑麦、小米或燕麦种子。

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对欧洲历史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农业革命，其特点是大量的技术进步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因掌控多余的农作物而带来的社会风俗的变化。

封建秩序

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往往与封建秩序息息相关。

1020年前后，欧洲社会的组织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些学者眼中，这种变化是由权力施行方式的改革所导致，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组织体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有效应用了数十年，当年的史料只是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文字确认，这一切都源于整个10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分崩离析。无论如何，历史上的这些地主后来都成了贵族，他们通过自诩名人的后代来拔高出身以维护家族的名望，但认祖归宗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主观臆造。

同时，这些新贵族开始向亲信和臣属出让土地。以这种方式分发的土地最初被称为“封地”(fiers)，它的数量是评判地主的主要依据。就这样，地主进入封建贵族阶层，成为领主(seigneur)。

当领主要求他们的属下提供某些服务或援助时，双方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欧，提供“援助”服务的条款明确记录在协议文件(convenientiae)中：协议双方通常并不属于同一阶级，如领主和封臣；少数时候，签署双方可以来自同一等级，如两位领主。在北方，援助行为让领主和封臣之间出现了一种复杂的仪式，这种男人之间定下友好协议的过程被称为“臣从宣誓”（hommage，意为致敬）。

依照这个毫无疑问是封建等级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内容，地主要求臣属响应自己的“号召”，承担起军事行动所需的军备责任。

很快，由于武器种类的增加，军备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剑和盾这样的传统武器，慢慢地还增加了如锁子甲、带护鼻的尖盔等防御性装备，以及革命性的武器——长矛。复杂的装备让臣属必须骑马奔赴战场，由此骑士的形象诞生了。

在中世纪社会，步兵向骑兵的转化也明显地体现在拉丁语单词miles的词义变化上，而这个在加洛林王朝时指代“士兵”的词后来的意思变成了“武装骑士”。这些新兴的骑士团导致了以封建贵族为主要成员的武装团体的出现，他们既负责捍卫领土和防范外敌入侵，也实施监督以保障田间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封建秩序促使居住环境改变，以便与新的社会关系相适应。于是，人们修建了几十个圆柱形塔楼作为骑士团的居住地。每个骑士小队的人数不一，可能是10人、12人或14人，而显要的贵族有能力召集30个、40个甚至50个这样的骑士小队来响应领主（国王、王子或公爵）。如此算来，一个贵族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在400~600人。原则上，骑士在领主的号召下集结。到了12世纪，领主通过统一的军旗来会聚麾下的骑士。

中世纪城堡内部

12世纪开始，欧洲的堡垒纷纷出现了筑有雉堞的石头防御工事，这些堡垒此后被用作军队征服行动的大本营。

作为中世纪象征的城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诞生之初。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或村庄（500—700年）；建在高处的堡垒（700—1200年）；筑有防御工事的宫殿（1200—1500年）。

插图 《马可·波罗游记》(Voyages de Marco-Polo)中的细密画，约作于1400年。现藏于牛津(Oxford)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

在整个11世纪，封建秩序都在与修道院秩序、日渐强势的主教、禁止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时代主基调抗衡。克吕尼(Cluny)改革以后，修道院秩序扩展到整个欧洲，主教们组织集会宣扬和平和上帝治世。封建秩序下不同的权力机构不仅争夺剩余的农产品，而且还盯上了在当时社会已无处不在的捐赠活动。僧侣和主教们将施舍作为用来区分社会地位、巩固基督教在农民群众中地位的工具，而贵族们则将捐赠视为强化社会的手段，通过庆祝活动来冲淡日常劳动带来的疲惫。

11世纪的英格兰

1042年，人称“哈德克努特”（Hardeknut，强壮的克努特）的克努特三世（Canut Ⅲ，克努特大帝）驾崩，这位统治丹麦和英格兰的卓越君主的离去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尽管艾玛(Emma)女王已尽心竭力，她的子孙们始终没能像克努特大帝那样统一疆土并征服当地的贵族。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召回彼时流亡在诺曼底(Normandie)的爱德华(Édouard)王子。问题是爱德华虽然是撒克逊(Saxon)王室的后裔，但撒克逊王室已经失去了对神圣罗马帝国(Saint Empire romain)的控制，那里已是萨利安（Salienne，法兰克尼亚［Franconienne］）王朝的领土。

不过，爱德华于1043年复活节当天的成功加冕表明，那些针对其出身的担心毫无根据。虽然爱德华是撒克逊人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le Grand)的后裔，并迎娶了戈德温(Godwin)伯爵高雅且会说五种语言的女儿伊迪丝(Édith)，但他仍然表现得像威塞克斯(Wessex)王朝（西撒克逊王国）的后裔和诺曼底公爵的继任者。自9世纪起，英国统治者的正统性就建立在两个基础条件之上，而爱德华将这两个条件联系起来：一是撒克逊王室的出身。撒克逊王室及其子民曾经颠覆了西罗马帝国，自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来，一直享受着教会的支持。二是诺曼人、挪威人或丹麦人的血统。这些人在首次入侵时就占领了英伦三岛，而两个对立的王朝必须找到一根联结的纽带，爱德华则扮演了这个角色。

为此，爱德华鼓励诺曼人和法兰克人从欧洲大陆移民到英格兰。在岛上站稳脚跟以后，这些外来者就可以在宫廷中担任要职，有些甚至被提拔为主教。爱德华在位的二十三年（1043—1066年），为这片此前一直饱经战乱和动荡的土地提供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在此背景下，英格兰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商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也不断扩张。爱德华并不信任那些不接受自己权威的盎格鲁和撒克逊伯爵们，但这种相互敌视并没有动摇他的统治，因为这位国王行事谨慎且爱好和平，他最喜欢的事也只有狩猎和寻找神药（教会因此将他封圣）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德华将王国的大小事务交给王后的两个兄弟，也就是撒克逊人戈德温的两个儿子处理——他们是获得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e)伯爵头衔的托斯蒂格(Tostig)和获得威塞克斯伯爵头衔的哈罗德。

此时，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情况都不太利于放权。诺曼人、丹麦人和挪威人仍希望重建克努特大帝统治时期的王国，即位于北海(la mer du Nord)三端的英格兰王国、挪威王国和丹麦王国组成的大帝国。危机源于诺森布里亚，已贵为伯爵的托斯蒂格始终对撒克逊王室抱有敌意。1065年，当地的一些领主召集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向约克(York)进发。兵败后的托斯蒂格被剥夺了伯爵头衔，而哈罗德深知无力回天，也没有尽全力来改变当时的局面。托斯蒂格将兄弟的这种行为视为背叛，一辈子都没有原谅哈罗德。于是，托斯蒂格离开了英格兰，逃往法兰德斯(Flandre)寻找能够帮自己夺回爵位的军队。1065年，爱德华国王罹患中风离世，由于他曾立下让妻子伊迪丝万般痛苦的贞洁誓言，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而他的死更加重了危机的气氛。显然，即将到来的1066年将对英格兰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盎格鲁人、丹麦人和诺曼人：争夺英格兰王位

自1035年哈罗德一世（Harold Ⅰ^er Harefoot，“飞毛腿”哈罗德）从他的父亲丹麦“征服者”克努特大帝手中接过了英格兰的王位之后，埃塞尔雷德二世（Æthelred Ⅱ，又译爱塞烈德二世）的两个儿子——英格兰王位的继任者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Alfred)，便流亡至诺曼底公爵威廉(Guillaume)的宫廷里。

阿尔弗雷德王子带着一小支军队夺回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但庆功宴后他就在韦塞克斯伯爵的宫殿里被俘，并与随行的主要贵族们被押解到伦敦。哈罗德一世将随行人员统统斩首，在弄瞎了阿尔弗雷德的眼睛后将其释放，目的是吓唬他的哥哥爱德华，但阿尔弗雷德在半路上就去世了。哈罗德一世驾崩以后，他的兄弟哈德克努特（克努特大帝）继承了王位。哈德克努特与爱德华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为其死后爱德华的成功继位（1043年）铺平了道路。爱德华于1066年去世，哈罗德·戈温森(Harold Godwinson)夺取了王位，史称哈罗德二世（Harold Ⅱ）。但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Guillaume Ⅱ）以夺回合理继承权为由起兵反抗这种篡位行为，他带领军队越过英吉利海峡击败并杀死了哈罗德二世，然后加冕英格兰国王（1066—1087年在位）。

插图 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Guillaume Ⅰ^er），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征服者”威廉(Guillaume le Conquérant)的印章。印章正面代表他是骑士和诺曼底公爵，而反面则是他坐在王位上，旁边刻有拉丁语铭文——“英格兰国王”(Rex Anglorum)。

爱德华死后，哈罗德·戈温森成为英格兰国王。由于哈罗德·戈温森与王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祝圣(consacré)和加冕仪式，史称哈罗德二世。这一系列行为让本就感觉遭到背叛的托斯蒂格愈加不满，于是他借此机会怂恿挪威国王哈拉尔·西居尔松（Harald Sigurdsson，无情的哈拉尔［Hardraada］）夺回英格兰王位。1066年9月初，绰号“寸草不生”(le dévastateur de terres)的哈拉尔集结了300艘战船，沿着当年维京人(Vi kings)的远征路线，顺着苏格兰海岸线一路向南，前往诺森布里亚。9月20日，托斯蒂格和大军一道在约克附近登陆，沿途击溃了所有抵抗势力。随后，哈拉尔退守至战略要地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等待诺森布里亚伯爵莫卡(Morcar)的投降。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拉尔和托斯蒂格永远也不可能想到。

9月25日，哈拉尔远远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强大军队浩浩荡荡地向斯坦福桥靠近，便立刻开始调动部属。虽然挪威人作战英勇，但身上没有半片铠甲的他们还是很快被身披锁子甲的对手击败。夜幕降临之时，挪威军队已尸横遍野，哈罗德·戈温森取得了胜利，从挪威驶来的300艘战船只有两艘成功逃离，而哈拉尔和托斯蒂格也在战斗中殒命。

当哈罗德·戈温森（哈罗德二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他突然听到了一众诺曼底骑士在伦敦南部的黑斯廷斯(Hastings)登陆的消息。

黑斯廷斯和诺曼征服

1066年，也就是被后世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一年，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诺曼底公爵威廉（威廉一世）会反对哈罗德二世继承英格兰王位。一段时间以来，坊间传言死去的国王爱德华曾指定诺曼底公爵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实际上，威廉只是致力于重建本应有的秩序。

“忏悔者”爱德华

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遭受“飞毛腿”哈罗德（哈罗德一世）追捕时，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为爱德华提供了庇护。爱德华娶了拥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血统的戈德温伯爵之女（伊迪丝）为妻，也是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教堂的建造者。由于没有继承人，王位在其死后落入在黑斯廷斯击败哈罗德二世的“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手中。1161年，爱德华被封圣。

插图 匿名作者所著《长眠于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国王的一生》(Vita Ædwardi Regis)中的细密画，作于13世纪。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

1035年，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一世（Ro bert Ⅰ^er）去世时没有留下正统的继承人，以安茹(Anjou)的伯爵们为首的敌对势力便开始想方设法颠覆诺曼底公国。当时，继承伯爵之位的威廉年仅8岁，而且他并不是罗贝尔一世的正妻所生，因此安茹人称他为“杂种”(le Bâtard)威廉。威廉的母亲法莱斯的埃尔蕾瓦(Arlette de Falaise)并非贵族出身，只是卡昂(Caen)城附近小镇一位皮匠的女儿。当时，历代诺曼底公爵都采取丹麦传统婚姻(more danico)，这么做某种程度上能让他们实现一夫二妻：他们出于政治策略和宗教方面的考量在教堂迎娶一位贵族女子为正妻，同时可自由选择另一名女性（frilla，丹麦语，意为情妇）保持姘居关系。罗贝尔一世没有正妻，埃尔蕾瓦只是他的情妇。此后，埃尔蕾瓦再婚，又为威廉生了两个弟弟。于是，安茹的敌人们不断用威廉的私生子身份来诋毁他，形容他的血统卑微下贱。

然而，威廉挫败了所有袭击，领导一支强大的军队巩固了诺曼底公国在欧洲大陆的崇高地位，而这一系列的成功也让他开始觊觎膝下无子的“忏悔者”爱德华的王位。威廉用十五年的时间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在纪律和组织方面比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军队更加优秀，而军事上的优势让他能够数次挥兵南下攻打宿敌——安茹的领主们。在占领曼恩(Maine)期间，威廉率领一帮凶神恶煞的骑士在踏足的土地上散播恐怖，从而让敌人闻风丧胆。随后，这一策略在对阵哈罗德二世手下训练有素的军队时收获了奇效。

1066年夏天，糟糕的天气将威廉的舰船困在港口无法航行。但威廉也没闲着，他高举着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re Ⅱ）为感谢他的支持所赐的“圣彼得旗”(l' étendard de saint Pierre)进行出征动员。到了9月27日，减弱的海风终于让军队能够穿越英吉利海峡，而不利的天气起初被视为不祥的预兆，但后来被证明其实是上天的眷顾。事实上，哈罗德二世预料到了诺曼人的入侵，但在海滩上严阵以待数月却不见敌人踪影，便率军北上斯坦福桥去拦截挪威王国国王哈拉尔·西居尔松的进攻。于是，诺曼人登陆、卸载辎重的过程也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威廉行事谨慎，他让大军在周围驻扎，并用木材建造了两座临时城堡：一座在佩文西(Pevensey)的罗马城堡遗址上建造，另一座在黑斯廷斯渔港附近。通往伦敦的唯一道路穿过一条山脉，山两边都是海，使诺曼底军的驻地看起来像一座半岛。

在得知威廉登陆的消息后，哈罗德二世立刻调转马头向南急行，而他认为自己的都城早已被诺曼底军毁得只剩断壁残垣了。但威廉采取的行动与敌人的设想正相反，他只是让军队在营地等待。数周过去，威廉仍然耐心地等待着那个被他的手下称作“冒牌货”(l' imposteur)的人的到来。到了10月13日晚上，斥候（éclai-reurs，侦察兵）终于来报，英格兰军（指哈罗德二世的军队，前文的盎格鲁—撒克逊军）正在全速赶往此地。

黑斯廷斯之战与大陆的新军

1066年10月13日，哈罗德二世的撒克逊军队在距离黑斯廷斯10公里的卡尔德贝克(Caldbec)山丘上扎营。第二天清晨5点半左右，军队行进到了森拉克(Senlac)山丘。6点做完弥撒后，想要出其不意进攻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威廉一世）率军来到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早已埋伏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哈罗德二世将手持巨斧的亲卫队安排在阵列中央，民兵列于两边，阵前设有防御工事。诺曼人必须爬上山坡与对方交火，他们的第一次冲锋发生在早上9点。1 由法兰克人(Français)和弗拉芒人(Flamands)组成的诺曼底军右翼被远程武器压制，无法靠近敌军，而主要由布列塔尼人(Bretons)组成的左翼部队在被对方民兵击退后还遭到追杀。后排的诺曼底重骑兵向追击的民兵发起猛烈攻击，并一举将其歼灭。随后，威廉下令诺曼底重骑兵向前推进，但依然没能冲破防线。当天下午，威廉和战马双双倒地的事故发生，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让大家觉得凶多吉少。法兰克人和弗拉芒人见状甚至都准备撤退，但很快威廉就重新站了起来，只是坐骑没能幸免于难。威廉摘下头盔重新鼓舞士气，而属下马上牵来了一匹新的战马。2 下午4点，诺曼底重步兵向已被骑兵打得支离破碎的民兵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最终成功在对方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骑兵立刻拿起长矛发动冲锋，10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迅速向盎格鲁—撒克逊军主帅袭来：重甲长矛兵居中前行，外围的骑士们不断用长剑砍杀早已无心恋战的民兵。残余的民兵边打边退，亲卫队全部被歼灭，而国王哈罗德二世也在战场上殒命。威廉率领的诺曼底军队大获全胜。

一座堡垒的历史

英格兰佩文西有一座罗马时期建造的堡垒，后来被改造成城堡。在黑斯廷斯战役前，威廉（威廉一世）的军队在此地驻扎，并在中世纪的数次冲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威廉发布命令，这次远征的目的不是粗暴地打家劫舍，而是要打一场有目的、有象征意义的阵地战，这让他的军队备感惊讶。阵地战并不常见，因为交战双方的优势很难显现。这种对战的方式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胜负交由上帝来裁判。虽说威廉有教皇赐予的大旗，但他的信心实际上是源于属下骑兵对阵敌方步兵的巨大优势。诺曼底军面前最难对付的是英格兰军的亲卫队，这些来自瑞典的瓦良格人(Varègues)和维京人已经展示过非凡的作战能力。正如为纪念这场战役所创作的巴约(Bayeux)挂毯所描绘的那样，手持长矛的骑士将面对强壮的手持巨斧的瓦良格战士。

直到战役临近结束，没有任何一方占据明显的优势，而士兵们都筋疲力尽了。威廉也发现哈罗德二世的帅旗仍高高飘扬，盾牌墙也还在成功抵挡着诺曼底军队的进攻。直至日落前一小时，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胜利的天平正朝着英格兰军的方向倾斜。如果哈罗德二世的军队能够支撑到夜晚，战争的结果可能会完全相反，而一个突发事件瞬间反转了战局。根据后来的文献记载，哈罗德二世被流矢射穿了眼睛，而巴约挂毯上的描述也是如此。无论如何，诺曼底骑兵的铁蹄践踏了包括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在内的无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尸体，而失败的一方只能仓惶逃离。夜幕降临前，诺曼底公爵“杂种”威廉（威廉一世）攻陷了英格兰王国。

法兰西与各公国

1031年，法兰西国王、“虔诚者”罗贝尔二世（Robert Ⅱ）去世时留给继任者的领土上分布着“许多王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每个王国里生活的人都听命于“君主”，而“君主”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与国王拥有几乎同样的权力。罗贝尔二世与第三任妻子阿尔勒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d'Arles)所生的儿子亨利一世（Henri Ⅰ^er，1031—1060年在位）继承了这个复杂的国家，而亨利一世在统治期间得到了妻子基辅的安娜(Anne de Kiev)的帮助。安娜是一位深受拜占庭文化熏陶的公主，不过她也有维京人的血统（因为她来自瓦良格人的王国——基辅）。

起初，亨利一世尝试着遏制他的兄弟——勃艮第(Bourgogne)公爵罗贝尔(Robert)的欲望，但他无法控制香槟(Champagne)公爵的迅速壮大及其与法兰西王室的逐渐疏远。他也没能成功阻止法兰德斯的鲍德温五世（Baudouin Ⅴde Flandre）的独立，尽管鲍德温五世是他自己的妹妹阿黛尔(Adèle)的丈夫。

巴约挂毯与黑斯廷斯之战

哈罗德二世的旅行

1 哈罗德二世渡过英吉利海峡误入皮卡第(Picardie)，被其统治者庞蒂厄的居伊(Guy de Ponthieu)关押。2 对于这趟旅行的目的有多种说法：哈罗德二世可能是来法兰西讨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也可能是在钓鱼和打猎期间在法兰西海岸遭遇船难。无论事实如何，挂毯上展示了哈罗德二世在返回英格兰前向威廉（威廉一世）的象征物表忠心的场景。

诺曼登陆

3 诺曼人将军舰下水，并装上武器和酒。决心夺取英格兰王位的威廉站在一艘大船的边上，正扬帆渡海。诺曼底骑士和马匹到达黑斯廷斯，寻觅饲料和食物。4 威廉下令加固黑斯廷斯的诺曼营寨，并收到了哈罗德二世的最新动向。5 威廉向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发表演讲。

战役

战役开始。6 可以看到哈罗德二世国王的两个兄弟利奥夫温(Leofwine)和戈斯(Gyrth)已战死。双方殊死搏斗，尸横遍野。7 挂毯的碎片上展示的情景是诺曼人消灭撒克逊亲卫队的场景，而刺入哈罗德二世眼中的箭矢象征着他对威廉忠诚誓言的背叛。8 这部分展示了英格兰国王死亡的场景。这份独一无二的资料完成于11世纪，长70米，宽0.50米，用各色羊毛在亚麻布上绣出了英格兰国王战死前后的场景。这幅挂毯现藏于巴约挂毯博物馆。

他与诺曼底公爵和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威廉（威廉一世）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由于“虔诚者”罗贝尔(Robert le Pieux)的关系，双方在起初还能保持友好，但随后长久的敌意逐渐被激化。

除了双方实在的分歧之外，亨利一世和威廉还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即安茹伯爵“铁锤”若弗鲁瓦二世（Geoffroi Ⅱ Martel）——他是残酷的“黑”富尔克三世（Foulques Ⅲ Nerra）之子。但在这场冲突中，威廉很快就背叛了亨利一世，并试图与安茹伯爵结盟对抗国王。对王室来说，随后发生的战役一场比一场糟糕。谨慎起见，亨利一世传位给了年幼的儿子腓力一世（Philippe Ⅰ^er），并请妻子代为理政。1060年，亨利一世去世后，基辅的安娜以腓力一世之名成为法兰西王国的摄政。

腓力一世继位之初，法兰西王国在规模和重要性上与那片地区的众多公国并无二致，但这位新国王政治眼光独到，立志加强统治，让“王权”二字不再只具有象征意义。腓力一世多次利用封建领主、公爵和伯爵之间的冲突巩固自身实力，同时削弱敌对势力。腓力一世极其会利用诺曼底的罗贝尔（Robert de Normandie，罗贝尔·柯索斯）对其父亲“征服者”威廉（威廉一世）的不满，当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他马上提醒罗贝尔·柯索斯不要忘记自己封臣的地位。在随后诺曼底的罗贝尔和他的兄弟英格兰的威廉二世（Guillaume Ⅱ d'Angleterre）之间爆发的冲突中，腓力一世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腓力一世采取强硬手段，获得了主教们的支持。腓力一世买卖空缺主教席位，毫无内疚之情；从事着贩卖圣职的活动，其规模和程度在欧洲无与伦比。在腓力一世看来，这种做法合情合理，因为11世纪卡佩王朝(Capé tiens)的皇家统治就是控制领土，在国王和臣民之间没有任何伯爵可介入的空间。因此，腓力一世偏爱下层贵族，也从未试图遏制这些人的掠夺行为和对钱财的渴望，甚至有传言说他曾积极支持这些人。腓力一世与教廷也发生过冲突，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指责他贩卖圣事（买卖圣物、圣职）。

尽管采取了这些策略，腓力一世还是无法阻止封建法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法律规则逐渐渗透到贵族的思想中并塑造了阶级意识，而国王们从未战胜过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各公国的领主虽然理论上是腓力一世的封臣，但实际上王权对其并没有约束力，如安茹伯爵和阿基坦(Aquitaine)公爵等仍然是独立的领主。还有一部分贵族，虽然名义上与王室关系密切，但明确表示希望获得独立于国王的统治权，如巴塞罗那(Barcelone)伯爵。

在北部领土上，法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五世和“卷发”罗贝尔一世（Robert Ⅰ^er le Frison）也拥有政治上的独立。他们鼓励农业扩张，促进贸易发展，鼓励在弗拉芒人(Flamands)的城市建立纺织厂和手工业作坊。此外，他们与国王的态度相反，严格禁止下层贵族们的掠夺行为。

东西教会大分裂

关于11世纪新欧洲的基础背景，有一个时间和一个事件非常重要——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Léon Ⅸ）和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patriarche，宗主教）米海尔一世·色路拉里乌（Michel Ⅰ^er Cérulaire）之间发生了争执。双方冲突的起因却是一件平常的甚至微不足道的小事，即礼拜时使用的圣体饼：拜占庭教会使用发酵的面包，而西方教会使用未发酵的面包。为了解决这一分歧，罗马教皇派以穆瓦昂穆捷的洪贝特(Humbert de Moyenmoutier)为首的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立即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主祭坛放上教皇的绝罚令，并将牧首及其主要支持者逐出教会。米海尔一世·色路拉里乌的回应则是将这几位罗马使者逐出教会。

需要指出的是，东西教会之间的严重分歧由来已久。自9世纪佛希亚斯(Pho tios)分裂以来，双方的分歧不断加深且次数越来越多，其间多次尝试解决问题却无济于事。但是，这一次教会的彻底分离，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由于政治和战略原因，双方自4世纪初就开始渐行渐远，而现在礼仪和教义的问题已将东、西教会的关系推上了不归路。

1054年以后，基督教分为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这样，一道无形的宗教红线将欧洲和地中海一分为二，斯拉夫人受分裂的影响最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继续受拜占庭的影响；而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摩拉维亚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则与罗马走得更近。

枢机主教（cardinal，又称红衣主教）穆瓦昂穆捷的洪贝特，他不仅受命宣读教皇除籍判书，还是深度改革教廷的支持者；此外，他还非常关注买卖圣职的问题。与此同时，教皇尼古拉二世（Nicolas Ⅱ）的政策也颇受他的启发。在1059年的拉特兰（Latran，又译拉特朗）主教大会上，尼古拉二世颁布了一条主要针对皇帝的教令，将教皇的候选人限定为枢机主教，任何在俗教徒都无法参选。《反买卖圣职者》(Adversus simoniacos)是枢机主教穆瓦昂穆捷的洪贝特的主要著作之一，这本书向拉丁教会给出了严格遵守教义的精神指引，以对抗拜占庭的宗教学说。此外，会议上还提出了将对抗穆斯林定义为“圣战”(guerre sainte)的想法。就这样，1054年在伊比利亚(Ibérique)半岛针对巴尔瓦斯特罗(Barbastro)和其他穆斯林城市发起的军事行动都被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re Ⅱ）定义为“圣战”。

国家和贵族阶级

14世纪《圣但尼编年史》(Chroniques de saint Denis)中的彩画，描绘的是1047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与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联手平息诺曼底贵族叛乱的瓦尔斯沙丘战役(Val-èsDunes)。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宗教论战与欧洲分裂

史官将“1054大分裂”称作东西教会真正的分离。正是在这一年，教皇的使者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将对方除籍。

在这一年，教皇的使者穆瓦昂穆捷的洪贝特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一世·色路拉里乌确实互相将对方除籍。此次分歧本来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东西教会的关系从迈入中世纪以后就已经变得相当躁动。到了12世纪，由于文化和地理上的原因，以希腊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为主的东方教会，与以拉丁人、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西方教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神学理念上的不和与地缘政治利益混杂在一起，不仅让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深陷其中，拜占庭人、日耳曼人、加洛林人、法兰西人、阿拉伯人、伦巴底人(Lom bards)、诺曼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也都牵扯其中。以前，类似的严重分裂也有过，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和圣子”（Filioque，拉丁语）。到了16世纪，在讨论反宗教改革的分裂特征时，人们才开始谈论东方教会分裂这件事。

东西教会分裂以后，教皇还鼓励意大利南部的诺曼贵族将拜占庭军队和行政人员驱逐出境。1071年，巴里(Bari)城的陷落就是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的后果之一。

萨利安王朝

1024年，52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驾崩。在如今德国所处的这片土地上，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重新召集帝国议会，同时选出一位新皇帝并让各个手握实权的联盟国达成协议，而当务之急是从非萨克森(Saxon)部落中选取一人继承帝位。在亨利二世的遗孀卢森堡的库妮根德(Cunégonde de Luxembourg)皇后的努力下，这些问题得到成功解决。在领主们的建议下，库妮根德皇后定于1024年9月4日在美因茨为新皇加冕，而她并不反对将萨克森先皇的皇位传给一位法兰克人。在一众候选人中，有两位法兰克领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不仅是堂兄弟，还拥有相同的名字——康拉德(Conrad)。最后，较为年长的法兰克尼亚(Franconie)公爵胜出，以萨利安的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 le Salique，1024—1039年在位）之名加冕。

康拉德二世采取的政策旨在团结领地内不同民族（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Alamans］）的贵族们。在安抚了意大利之后，康拉德二世积极推动建立一些以皇帝为中心的附庸国，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欧洲其他地方，小贵族（vavasseurs，英语vavasour，即封臣的封臣） 的数量迅速增加，他们也成为直接效忠于皇帝的诸侯。意大利小贵族或其同级贵族中的佼佼者——德意志属臣（ministériaux，英语ministerialis）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贵族阶层，是帝国皇室的重要臣僚。皇帝将部分 高级官员提拔为公爵、伯爵一级的贵族，并不太过考虑其中一些人低微的出身。

巴塞尔的帷幔

巴塞尔(Bâle)大教堂祭坛上这块黄金覆盖的帷幔于1024年制作完成，上方享受天福的基督(Christ，指耶稣）被大天使围绕，脚下可以看到资助者的名字——班贝格的亨利二世（Henri Ⅱ de Bamberg，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妻子卢森堡的库妮根德。现藏于巴黎克吕尼(Cluny)博物馆——国立中世纪博物馆。

康拉德二世于1037年颁布《封建法令》（Constitutio de feudis，亦称《帕维亚法令》［Constitutionde Pavie］）时给予了意大利小贵族极大的信任，不仅让他们享有封地的世袭继承权，还在法律上规范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上级贵族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极端分子甚至策划阴谋想将法令扼杀在萌芽中，但这些努力却都是徒劳，一部分人还遭受了严厉的惩罚。在压制了反对的声音之后，康拉德二世召集议会，将皇位传给了当时掌管士瓦本(Souabe)、巴伐利亚(Bavière)和法兰克尼亚三个公国的儿子亨利（Henri，亨利三世［Henri Ⅲ］）。继位后，亨利巡防了莱茵河(Rhin)畔的罗马主要传统城市，最后到达乌得勒支(Utrecht)，并打算在那里庆祝“圣灵降临节”（Pentecôte，又称“五旬节”）。

康拉德二世将帝位传给儿子亨利三世的过程毫无风波。当时，亨利三世22岁，是一位性格沉着冷静、受过良好教育且信仰极其虔诚的年轻人。亨利三世的传记作者、萨利安王朝御用史官勃艮第的威波(Wipon de Bourgogne)曾指出，亨利具有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期待的伟大君主的一切特质。在经历了与丹麦公主根希尔达(Genhilda de Danemark)的第一次婚姻后，亨利三世于1043年迎娶了阿基坦公爵之女普瓦捷的阿涅斯(Agnès de Poitiers)。

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大教堂的讲坛上宣布原谅所有敌人并接受主教们倡导的和平教义后，亨利三世前往罗马，在那里参与了可能是当时最重大的一起历史事件。事实上，亨利三世支持罗马教皇对抗买卖圣职行为和尼哥拉主义(le nicolaïsme)。对于罗马教廷内部已经萌芽的改革运动，亨利三世也意识到其重要性和深度。于是，亨利三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推举自己的同胞出任教皇，即克雷芒二世（Clément Ⅱ），而后者是唯一一位安葬在德意志的教皇，他的石棺现存于班伯格（Bamberg，又译巴姆贝格）主教座堂。

在亨利三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采用各种手段试图操纵教廷的内外事务，但结果事与愿违。在罗马教廷内部，渐渐得势的是议事司铎（chanoine，兼主教代理）希尔德布兰德·阿多布兰德斯齐(Hildebrand Aldobrandeschi)，也就是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两年后的1056年9月，亨利三世这位坚定的反分裂者移驾戈斯拉尔(Goslar)，住进此前下令建造的宏大行宫。在这里，亨利三世接见了不少对未来的对敌方针感兴趣的神职人员和贵族，甚至教皇也曾莅临。同年10月5日，还不满39岁的亨利三世去世，而在此前不久他刚刚颁布了大赦令。对此，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秩序和正义也随他而去了”。

幸运的是，当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正好在戈斯拉尔，他帮助皇后普瓦捷的阿涅斯组织摄政，因为亨利三世唯一幸存的儿子亨利四世当时年仅6岁。

亨利四世的执政期长达五十年，准确地说是1056—1105年。在正式加冕皇帝前，这位“罗马人民的国王”很快就感受到与神职人员间的巨大分歧，而其中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当还在孩童时期时，亨利四世就被指定迎娶萨伏伊（Savoie，法语今译作萨瓦）伯爵奥托一世（Othon Ⅰ^er）和苏萨的阿德莱德(Adélaïde de Suse)之女都灵的伯莎(Berthe de Turin)。这次联姻虽然对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和萨伏伊的家族非常重要，但他本人却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与妻子离婚，而这也是他拒绝在帝国实施教皇特使皮埃尔·达米安(Pierre Damien)传达的新改革措施的原因。

亨利四世并没有像父亲亨利三世那样谨小慎微，而是更愿意延续祖父康拉德二世的专制路线。亨利四世设计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招来了多方的敌意。事实上，亨利四世大力支持康拉德二世提拔的帝国高官，从而得罪了传统贵族和许多神职人员，尤其是萨克森人。这些高官都具有国家和社会核心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世袭的阶层，不仅有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还有积累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这实际上给他们赋予了贵族的属性。

卡诺莎之行

在1073年4月22日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接任他的是颇有影响力的主教代理希尔德布兰德，史称格列高利七世。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坚定拥护教廷改革，也深受民众爱戴。但是，格列高利七世的当选给亨利四世带来了不少麻烦，后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特权暂时抑制住改革的冲动。为了暂时缓解当时的困境，格列高利七世求助于托斯卡纳(Toscane)女伯爵卡诺莎的玛蒂尔达（Mathilde de Canossa，或称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Mathilde de Toscane］）。这位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者管辖着大片领地，除了托斯卡纳，还有波河(Pô)与亚平宁山脉(Apen-nins)之间的多个郡县，而她在执政期间也展现出非凡的能力。

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或者按当时的教规学者的说法——教权和皇权之间的冲突随着《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的颁布而加剧，该文件阐述了一系列教会法概念，规定了教皇和教会在相关领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格列高利七世号召天主教世界，特别是德意志的高级教士们，制止教会人士的圣职买卖和教士同居行为。

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倒行逆施，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第一纸关于叙任权的教令，禁止包括皇帝在内的世俗君主被任命宗教职务。这一举措与亨利四世加强皇帝对主教和修道院长控制的政策相悖，导致他在是否接受该教令的问题上十分犹豫。在一些德意志和意大利圣职人员任命的问题上，双方爆发了正面冲突。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如果亨利四世拒绝接受教令，他将罢黜其皇位。怒不可遏的亨利四世于1076年1月24日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教会会议，并在会上宣布废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主教们的支持下，亨利四世给教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自己采取该行动的权利。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立即做出回应，在同年2月举行“四旬斋期”(Lenten)教会会议，宣布免除所有曾参与沃尔姆斯会议主教的职务，并给予时间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格列高利七世还通过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并剥夺其“罗马人民的国王”的头衔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亨利四世腹背受敌：日耳曼领主和君主们纷纷要求他在一年期限内赦免教皇，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将召集议会推选新皇帝。为了强调所言非虚，他们次年（1077年）在奥格斯堡(Augs bourg)召集了议会，并邀请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亲自主持。

这场政变由士瓦本公爵莱因费尔登的鲁道夫(Rodolphe de Rheinfelden)、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一世(Guelfe de Bavière)和哲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Bert hold de Zähringen)主导，他们封锁了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以阻止皇帝亨利四世前往伦巴底（Lombardie，又译伦巴第）。身处帝国议会的对立面，亨利四世唯一的自救方法就是请求教皇的原谅。亨利四世找到一条途经妻子伯莎领地的路，在严酷的冬天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而在山的另一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跨越了亚平宁山脉，在离帕尔马不远的卡诺莎——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的城堡里耐心等待着亨利四世的到来。

施派尔主教座堂

施派尔(Spire)主教座堂是欧洲现存最重要的罗马式建筑之一。教堂始建于康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1030年，竣工于1061年，彼时亨利四世（Henri Ⅳ）还未成年。上图为大教堂的地下室。

亨利四世赤着脚在城堡前忏悔了整整三天后，教皇才同意接见他，并于1077年1月最终同意赦免其罪。在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为两位贵客准备宴席期间，亨利四世和教皇都在思量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根据编年史家记载，虽然席间饭菜非常精致（卡诺莎的香醋在欧洲宫廷中享有盛名），但亨利四世和教皇两个人却都只吃了几口。

亨利三世黄金福音

圣母玛利亚脚边的两人可能是皇帝夫妇，背景中矗立着的是施派尔主教座堂。这幅作品作于11世纪，现藏于埃斯科里亚尔(San Lorenzo d'E l Escorial)皇家修道院。

叙任权斗争：君主与教会的冲突

在皇帝通过授予仪式向教会分封土地的机制中，主教、修道院长、牧师、神父（神甫）都是世俗君主们的臣属。到了格列高利七世主政的11世纪后期，世俗君主和教会之间爆发了冲突，而教皇在冲突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皇帝亨利四世拒绝继续遵守1074年颁布并成功结束了日耳曼人政教合一体制的教皇令，而这一决定引发了帝国行政圈内众多神职人员的反对。皇帝将教会职务委托给自己的亲属、侍从和军队头目，形成了一股亨利四世可以倚仗的力量。1075年，亨利四世因拒绝接受格列高利七世的《教宗训令》而被革除教籍，并在经历了佯装忏悔的卡诺莎之行后仍被罢黜皇位，最后导致罗马内战爆发。1084年，对立的教皇克雷芒三世上位并恢复了亨利四世的皇位，这促使格列高利七世请求西西里的诺曼人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帮忙，而后者顺势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叙任权斗争一直持续到法兰西人教皇加里斯都二世（Calixte Ⅱ）掌权时期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的达成（1122年），此后格列高利七世的教理被重新确立——神职人员的叙任权归教会掌管，而世俗官员的任命权由国王负责。

插图 乔凡尼·比亚尼(Giovanni Villani)为卡诺莎之行创作的小彩画《新编年史》(Nouvelle Chronique)，作于14世纪。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意大利的诺曼人

11世纪中叶，意大利南部呈现四分五裂的状况。拜占庭帝国(Empire byzan tin)占据着普利亚(Pouilles)和卡拉布里亚(Calabre)，伦巴底地区鼎立着三个公国（萨莱诺［Salerne］、卡普阿［Capoue］、贝内文托［Bénévent］）和三个海洋共和国（那不勒斯［Naples］、加埃塔［Gaète］、阿马尔菲）。在长期争斗的背景下，势力强大的领主会招募诺曼雇佣兵。这些雇佣兵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他就是科唐坦（Cotentin，又译科坦丁）半岛小贵族——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Tancrède de Hauteville)的十二个儿子之一。

1041年，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长子威廉(Guillaume)和次子德罗戈(Dro gon)率军处理当地大族之间的争端。此后成为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家族最著名成员的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也在此时崭露头角，他决定先夺取拜占庭的卡拉布里亚。罗贝尔·吉斯卡尔有着传奇的经历，首先作为强盗首领打家劫舍，然后成为真正的一方诸侯，致力于意大利南部的统一，甚至成了教皇的亲信。1059年，根据《梅尔菲条约》，教皇尼古拉二世将普利亚公国、卡拉布里亚公国和西西里公国分封给了罗贝尔·吉斯卡尔，将卡普阿公国赏赐给了他的表兄阿韦尔萨的理查(Richard d'Aversa)。由此，罗马教廷认可了这些诺曼公国的合法性。

此后几年，烽烟不断。罗贝尔·吉斯卡尔为了争夺西西里的控制权不断与拜占庭交锋，而他的兄弟鲁杰罗一世（Roger Ⅰ^er de Sicile，又译罗杰一世）在岛上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爆发的叙任权斗争期间，罗贝尔·吉斯卡尔坚定地站在了教廷一边。在意大利，罗贝尔·吉斯卡尔是唯一能对抗亨利四世威胁的军事势力。尽管如此，罗贝尔·吉斯卡尔也不愿意直接支持教皇，因为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他心中的人生终极目标上——侵占拜占庭帝国，而当时的环境似乎对他有利。塞尔柱人(Seldjoukides)已经开始吞食拜占庭帝国位于亚洲的一些省份；而在多瑙河(Danube)一线，佩切涅格人(Petchenègues)对古色雷斯(Thrace)地区的城镇虎视眈眈，甚至威胁要长驱直入直达君士坦丁堡。

阿马尔菲主教座堂

阿马尔菲(Amalf)主教座堂的主体建筑于10—12世纪建造，风格融合了阿拉伯和诺曼元素，后者主要通过哥特式建筑尖拱顶交叉的肋架得以体现。庇护所内曾安放圣安得烈(André)的遗骸，后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期间被教皇特使卡普阿的彼得(Pierre de Capoue)转移。

1071年，罗贝尔·吉斯卡尔占领了巴里(Bari)，这一胜利让他有机会跨越亚得里亚海(Adriatique)并 包围底拉西乌姆（Durrës，阿尔巴尼亚语，今阿尔巴尼亚城市都拉斯）。1081年，罗贝尔·吉斯卡尔攻下城池之后，认为拜占庭帝国已唾手可得。不过，拜占庭皇 帝阿历克塞·科穆宁（Alexis Ⅰ^er Comnène）仍手握一些外交资源，他把国库中所剩无几的金银珠宝赠与亨 利四世并请求他去普利亚煽动叛乱。罗贝尔·吉斯卡尔 见状立即调转马头返回自己的后方，以免人力、物力补给被切断而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这次战略行动最终导致罗贝尔·吉斯卡尔于1084年攻入罗马城，拯救了落难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赶走了日耳曼军，并将城市洗劫一空。一年以后，在镇压了意大利南部贵族的叛乱之后，罗贝尔·吉斯卡尔决定重新向拜占庭发起进攻，但在1085年7月却不幸逝世，终年70岁。罗贝尔·吉斯卡尔的离去，标志着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纵横驰骋的“英雄时代”落下帷幕。

匈牙利王国

9世纪末，马扎尔人（Magyars，匈牙利人［Hongrois］）已经从对抗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奥托一世大帝（Othon Ⅰ^er le Grand）的莱希河(Lechfeld)原野之战（955年）的惨败中恢复元气。在强盛的阿尔帕德(Árpád)王朝时期，他们与神圣罗马帝国达成和解，而这样的立场也得到了前来传播基督教的众多捷克传教士的支持。996年，阿尔帕德王朝的重要成员匈牙利的伊什特万一世（ÉtienneⅠ^er de Hongrie，1000—1038年在位）迎娶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的妹妹巴伐利亚的吉塞尔（Gisèle de Bavière，又译吉塞拉），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四年后，接受洗礼的伊什特万一世加冕成为国王。仪式上，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亲自为伊什特万一世戴上皇冠，承认匈牙利王国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新国王伊什特万一世向臣子们下达皈依的法令，很快匈牙利整个国家改宗至基督教。马扎尔人摒弃了此前劫掠和战争的传统，迎来了新的时代。为实现这样的结果，国王伊什特万一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这也是为什么其死后不久就被封圣。

匈牙利王国成立之初遭遇的最大损失肯定是伊什特万一世之子亚米利(Émeric de Hongrie)的去世，而这导致伊什特万一世匆匆指定了妹妹的儿子，也就是外甥彼得(Pierre)为王位继承人。彼得的父亲是威尼斯总督欧托内·奥赛欧罗(Ottone Orseolo)，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匈牙利的彼得·奥赛欧罗(Pierre Orseolo de Hongrie)。指定继承人的决定在匈牙利贵族圈内部引发了巨大的分歧甚至内战。但另一方面，匈牙利也开始向南扩张，控制了多瑙河下游部分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的一些港口。

匈牙利王国的真正缔造者是1077—1095年掌权的拉斯洛（Ladislas，拉斯洛一世）。这段时期，匈牙利国内依然有一些异教徒，而国王可能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与此同时，拉斯洛还将克罗地亚纳入了自己王国的版图。1091年，克罗地亚最后一位国王德米特里·兹沃尼米尔(Dmitar Zvonimir)驾崩，他的遗孀海伦(Hélène)便邀请兄弟拉斯洛来继承这片土地。当时，拉斯洛正忙于抵抗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他在一段时间后才予以答复。在完成了既定的军事目标以后，拉斯洛便开始准备占领达尔马提亚(Dalmatie)的几座海滨城市。吞并克罗地亚的行动很快开始，最终由下任国王即拉斯洛的侄子卡尔曼一世（Coloman Ⅰ^er）将其完成。不过，卡尔曼一世不具备叔叔拉斯洛那样的政治才能，最终落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以致克罗地亚贵族、教皇、威尼斯王国和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宁都将其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扩张行为视为重大威胁。

该隐(Caïn)与亚伯(Abel)

这块11世纪的象牙牌呈现了《创世记》中的著名章节。作品来自萨莱诺(Salerne)大教堂，教堂是由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奠基人（1071年）、11世纪意大利重要的政治人物，被称为“狡诈者”的欧特维尔的罗贝尔（Robertde Hauteville，罗贝尔·吉斯卡尔）发起建造的。

匈牙利圣冠

11世纪或12世纪作品，至少有十五位国王曾佩戴过这顶黄金镶嵌宝石的王冠，而未佩戴过此冠的匈牙利国王仅有三位。因此，它被称为“圣伊什特万冠”，并在1256年后也被匈牙利人称为“圣冠”。现藏于布达佩斯(Budapest)匈牙利国家博物馆。

东方和西方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的世界地图，作于13世纪。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