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作为机器
一座十字架上的机械耶稣,被称为“恩典十字架”,在15世纪吸引了大量朝圣者来到肯特郡的博克斯利修道院(见图1.1)。这尊耶稣“通过一串毛发使眼睛和嘴唇移动”,在复活节和耶稣升天仪式时运行。[4]此外,这座恩典十字架还能够:
自己俯身和起身,摇晃和颤抖手脚,点头,翻眼,扭曲脸颊,皱眉,最后用眼睛致意,它既能让身体各部分做出固有的动作,也能生动、明确并意味深长地显示出高兴或不高兴的心态:当它假装受到冒犯的时候,它就会咬着嘴唇,给出一副皱眉头、向前看且不屑一顾的表情;而当它看起来很高兴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最为亲切、和蔼、满脸笑容的神态。[5]
图1.1 恩典十字架朝圣者的徽章碎片,其历史可追溯至15世纪
在接近恩典十字架获得赐福之前,人们必须接受纯洁测试,这由一位远距离操控的圣人来实施:
圣鲁姆瓦尔德的石像是一个可爱的圣人男婴……它本身很小,看起来并不重,但因为它是由一块巨大而沉重的石头加工而成的,最强壮的人也难以举起它。然而,在安装于它后面的机器(一个传送装置)的帮助下,看守能够用脚很容易地将它撬起来,因此,对于那些知道它的机制的人来说,移动它毫不费力;相反,通过将一根销钉插入柱子之中,……对于那些不知道其机制的人来说,它是如此牢固,无法移动,以至于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移动它。[6]
通过被遥控的圣鲁姆瓦尔德证明自己“一生清白无辜”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前往机械耶稣那里。在十字架上喃喃自语、眨眼、做出痛苦表情的自动机基督特别受欢迎。[7]在布列塔尼,有一座16世纪的耶稣雕像翻着眼睛,动着嘴唇,同时血液从他身体侧面的伤口流出来。在其脚下,圣母和三位女侍者打着手势,而在十字架的顶端,有一个象征着三位一体的头颅在机警地来回扫视。[8]
机械魔鬼广为流行,它们被安放在圣器收藏室里,摆出可怕的面孔,发出嚎叫,伸出舌头,在罪人的心中灌输恐惧。这些撒旦机器翻着白眼,挥舞着手臂和翅膀,有些甚至还有活动的角和冠。一个16世纪的真人大小的木制魔鬼从笼子中冲出来,“可怕的、扭曲的,头顶长着角,翻着愤怒的眼睛,伸出血红的舌头,似乎要扑向观众,朝观众脸上吐口水,并发出巨大的嚎叫”,同时用左手做出猥亵的动作。这个魔鬼是由一个重物驱动的,这个重物还为一组风箱提供动力,让空气和水通过其脖子和嘴里的铜管,使这个怪物能够嚎叫和吐痰。[9]一个耳朵尖锐、眼睛怪异、肌肉发达、用曲柄操纵的魔鬼仍然藏于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之中。[10]
此外还有自动机天使。在佛罗伦萨的一个节日里,一群天使将圣塞西莉亚的灵魂送上天堂。[11]在圣费利切的天使报喜节上,15世纪的佛罗伦萨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用一个机械“光环”将天使长加百列送入反方向。这种光环是一个杏仁形的符号,左右两个相融合的圆圈代表天堂和大地、物质和精神。作为神圣机械的大师,布鲁内莱斯基也将天堂机械化了。他的机械天堂“确实令人惊叹……因为在高处可以看到天堂中充满了栩栩如生的、正在移动的人偶,还可以看到无数的光芒像闪电一样闪耀着”。[12]
在15世纪下半叶,布鲁内莱斯基被切卡(弗朗切斯科·丹杰洛)超越了,切卡在加尔默罗圣母大殿的教堂中设计了耶稣升天的机械。在这里,耶稣被高高举起,放在“一座制作精美的木制山峰上”,“这个天堂比圣费利切广场上的那个天堂还要再大一些”。节日的策划者们在首席护民官上方增加了另一个天堂,有“一些大轮子”“以最美妙的秩序运转,十个圆环代表十层天球”。这些圆环上遍布星星:小铜灯悬挂在枢轴上,以便在天球转动时保持垂直。两个天使站在一个由滑轮悬挂的平台上。这两个天使被操纵下来,向耶稣宣布他将升入天堂。[13]
与这些天堂机器相媲美的还有精心设计的地狱。1547年在瓦朗谢讷上演的耶稣受难剧的地狱就非常有特色,它有一张骇人的大嘴,张开又闭上,展现魔鬼和受折磨的罪人。[14]机械地狱有可开合的大门,伴随着隆隆的雷声和耀眼的闪电,还有扭动的自动机恶魔和恶龙。[15]
机械野兽展览在宗教戏剧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一头机械熊威胁着大卫的羊[16],但以理的狮子咬牙切齿[17],更多的狮子跪在圣丹尼斯面前。[18]巴兰的驴子在主的天使面前逡巡不前,掉转方向。[19]蛇盘绕在智慧树的树干上,要把树上的苹果递给夏娃。[20]一头被猎人追踪的野猪,一只嗅着圣安德烈的豹子,一只摇头晃脑、嚅动嘴唇、伸出舌头的单峰驼,一群从地狱里涌出的狗形和狼形的魔鬼,以及从口、鼻、眼、耳中喷出火焰的蛇和恶龙,这些都是1537年在布尔日举行的历时40天的《使徒行传神秘剧》(Mystère des actesdes apôtres)演出中的机械野兽,让忠实的观众大饱眼福。[21]这些机器是委托当地的工匠制作的,他们通常是钟表匠。[22]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展现《圣经》事件的机械表演席卷欧洲各地。[23]神圣机器不仅出现在城市里,1501年5月,图卢兹附近的拉巴斯唐村的一名工程师受雇建造一个可以推动圣母升天的无极螺杆。第二年8月,伴随着旋转的天使,圣母向天空上升并消失在天堂里,天堂的入口隐藏在云层中。同时,一个金色的、燃烧的太阳也在旋转,在它的光芒上搭载着更多的天使。[24]另一个机械圣母升天仪式每年都在图卢兹举行,交替在多拉德圣母教堂和圣艾蒂安教堂进行。[25]在图卢兹周边地区,为了圣母升天仪式,孩子们在家中建造圣母升降机的小型仿制品,就像他们在圣诞节时布置圣诞马槽一样。[26]
圣父也出现在机械的再现中。在迪耶普,圣父在圣雅克教堂的顶部赫然耸现,一位“可敬的老人”在蔚蓝的、洒满星星的天幕上乘云而行。机械天使在他身边飞来飞去,拍打着翅膀,摇动着香炉。在每次祷告结束时,一些人用手铃和号角配合管风琴演奏《圣母颂》。仪式结束后,天使们吹灭祭坛上的蜡烛。[27]在圣灵降临周,圣灵以白鸽的形象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穹顶上飞下来,向会众喷洒“最令人愉悦的香水”。[28]
最早的现代机械人偶大多出现在教堂和主教座堂中,展示宗教主题。许多人偶与钟表有关,钟表是教会为了改革历法和更好地预测节日而改进计时的副产物,[29]还有许多人偶与管风琴有关。在14世纪中叶,一个紧握木槌敲钟报时的机械小人成为欧洲各地钟楼上的常见景象。他在英格兰叫“杰克”,在佛兰德斯叫“让”,在法国叫“雅克马尔”,在德国叫“汉斯”。[30]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敲钟人有了同伴。从1499年开始,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时钟由两个巨大的牧羊人来敲响钟声,同时出现一个吹着号角的天使,接下来是东方三博士(见图1.2)。三位博士在圣母和圣婴面前鞠躬,用一只手摘下头上的冠冕,另一只手送出他们的礼物。然后他们站起来,重新戴上冠冕,从一扇自动门出去。[31]东方三博士的场景是教堂钟的常见主题之一,教堂钟通常还包括显示节日的日历,星星的位置、冲与合[32],黄道十二宫,月相,以及像圣马可钟那样的托勒密宇宙的天文模型。[33]
还有公鸡。大约从14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各地的钟上都有机械公鸡在啼叫和拍打翅膀。[34]也许最早的在整点振翅打鸣的公鸡是1340年左右在马孔附近的克吕尼修道院建造的。同时,一位天使打开一扇门,在圣母面前鞠躬;一只代表圣灵的白鸽飞了下来,并得到圣父的祝福;还出来了一些奇异的生物,它们伸出舌头,翻着眼睛,然后退回到钟里面。[35]另一只公鸡从大约1570年起在尼奥尔的市政钟上振翅打鸣。这只公鸡引领了三个独立的场景,涉及约40个人偶。凯尔出现在一个窗口,劝说塞尔维特德出来报时。自动机加百列与机械的圣母马利亚、圣灵和圣父一起表演了天使报喜。一个由机械天使组成的唱诗班齐声歌唱,同时他们的指挥拿着乐谱并打着节拍;当唱诗班的每组成员敲响他们相应的钟琴时,指挥便依次靠近每一组。圣彼得从一扇门后出现,环顾四周,打开另一扇门,在两个孩子的告诫下消失在他的房间里,为十二个使徒让路。他们手持锤子出场,当孩子们点头致意时,他们便及时地用锤子敲响钟声。钟上有一扇门,两边是两个自动机赫拉克勒斯,准备对任何试图进入的人投掷棍子;在他们上面,火神伏尔甘拿着锤子也在站岗。[36]
图1.2 圣马可广场钟上的自动机东方三博士,图由福斯托·马罗德尔(Fausto Maroder)无偿提供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著名公鸡超越了克吕尼、尼奥尔以及其他地方的公鸡。近五个世纪以来,斯特拉斯堡的公鸡每到整点都会昂起头颅,振翅打鸣;这只公鸡坐落在“三王钟”的顶部,三王钟最初建于1352年至1354年间,在1540年至1574年间由钟表匠伊萨克和若西亚斯·哈布雷希特兄弟翻新(见图1.3)。在公鸡的下方,星盘在旋转,东方三博士的场景以人们熟悉的次序上演。在哈布雷希特的版本中,除公鸡、东方三博士、圣母和圣婴外,还有其他一系列自动机:罗马诸神轮流指示星期几;一位天使在播报整点时举起她的权杖,另一位天使则每过一刻钟转动一次沙漏;婴儿、青年、中年军人和老人代表生命的四个阶段,他们分别播报一小时的四个刻钟;在他们的上方,一个机械耶稣在老人敲响最后一刻钟后出现,但随后退到一边,让死神用骨头敲击播报整点。[37]
除了教堂的钟,教堂的管风琴是机械人偶的另一处主要场所。[38]管风琴驱动的机械天使组成了一整支热闹的合唱团,有时还有唱歌的鸟儿相伴随。自动机天使们把号角举到嘴边,并演奏鼓和钟琴。[39]在博韦的主教座堂,圣彼得耸立在一架管风琴(建于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的顶部,在纪念他的节日里,通过点头和转动眼睛为会众祈福。[40]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机械活动非常繁忙,它的管风琴和时钟都与自动机相连。15世纪末,管风琴的琴弦上安装了三个活动的人偶,被称为“咆哮的蠢蛋”(Rohrafen,它们现在仍保留在那里),分别是张开并合上狮子下颌的参孙(Samson),将小号举到嘴边的村庄里的传令官(Herald),以及身穿红黑斗篷的卷饼商贩(Bretzelmann)。
这个卷饼商贩仍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他有长长的头发、蓬松的胡须、鹰钩鼻子以及邪恶的表情。刚启动的时候,他的讲话似乎很有重点,嘴巴一开一合,同时摇晃着脑袋,并用右臂做着手势。[41]在圣灵降临节的整个礼拜仪式中,卷饼商贩会嘲笑祭司,大笑着,大声辱骂并讲粗俗的笑话,唱着下流的歌曲:
图1.3 斯特拉斯堡天文钟,由伊萨克·布鲁恩绘制,《大教堂的天文钟》(Horloge astronomiquede la Cathédrale),斯特拉斯堡版画陈列馆。©斯特拉斯堡博物馆,马蒂厄·贝尔托拉(MathieuBertola)
他用聒噪的声音吼叫着亵渎的、下流的歌曲,做出淫荡的姿势,[他的]声音压过了里面人们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并用嘲笑的手势嘲弄他们,结果他不仅把人们的虔诚变成了不和谐,把他们的悲叹变成了哄笑,甚至还妨碍了神职人员唱诗进行神圣的礼拜;不但如此,他还扰乱了群众的神圣仪式……[这种扰乱]对教会崇拜——更不用说神圣崇拜——的热衷者而言,长期以来都是令人厌恶和可憎的。[42]
其他管风琴会表演脱离身体的头颅随着音乐响起而皱眉,扭曲脸部,翻着眼睛,伸出舌头,开合嘴巴。[43]在巴伐利亚哈特附近诺伊施塔特的一座教堂中,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头颅仿佛使管风琴具有了生命;15世纪以来,在德国和低地国家都可以见到这种装置。[44]在巴塞罗那的主教座堂,一个机械摩尔人的头由头巾悬挂在管风琴走廊上。当音乐轻柔地响起时,它做出温和的面部表情;而当音乐声越来越大时,它便翻着白眼,龇牙咧嘴,似乎很痛苦。[45]在卢瓦尔河谷蒙图瓦尔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管风琴走廊上的一个机械头颅咬牙切齿,发出嘈杂的声响。[46]
总而言之,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充满了机械生物,天主教会是它们的主要赞助者。在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末期之间,教会也是翻译和印刷古代文献的主要赞助者之一,其中有大量文献涉及机械和水力自动机,这些文献随后为新装置的制造提供了参考。例如,维特鲁威《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的第一版印刷本包含了对克特西比乌斯(公元前3世纪的工程师)的水风琴及其他自动机的描述,这个版本于1486年问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宗建造一座基督教罗马城的计划的关键部分。[47]教宗自动机也出现在世俗场合中:市政厅、市政钟楼[48]以及贵族庄园的庭院。现代早期的工程师们将政治和宗教的圣像机械化了。自中世纪末期开始,自动机成为活跃的市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一部分。[49]一个例子是查理四世为纽伦堡的圣母教堂委托制作的钟,以纪念他的金玺诏书,这份诏书确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结构,并将选帝侯的数量定为七人。在1361年落成的这座钟上,七个人偶被统称为“小人游行”,他们于正午时分出现,在皇帝面前鞠躬。[50]另一个传奇的自动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515年为佛罗伦萨商人在里昂举办的宴会所制作的狮子,以纪念弗兰西斯一世:“因此,达·芬奇被要求设计一些奇怪的东西,他制作了一个狮子,狮子走几步,就会打开它的胸部,展示里面装满的百合花。”[51]狮子代表里昂,百合花代表法国王位。
从15世纪末开始,钟表自动机成为贵族们的玩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尤其热衷于此。纽伦堡的汉斯·布尔曼制造了机器乐手,为此,斐迪南一世把他召到维也纳。[52]根据一份1542年的清单,亨利八世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台自动机时钟。[53]奥格斯堡的钟表匠汉斯·施洛特海姆设计了多个放在宴会餐桌上的装饰性自动器皿架。它们都是用金、银或黄铜锻造的,通常呈现为船形。其中一个是施洛特海姆在1580年左右为鲁道夫二世制作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它上面的人偶围绕着日晷旋转,并在一个宝座前经过。施洛特海姆还设计了两只自动机小龙虾,一只向前爬,另一只向后爬,它们在1587年被萨克森选帝侯买下。[54]
贵族住宅中的钟表自动机嗡嗡作响,运转不停,它们是教堂自动机的微缩版本,也出自同一批人之手。哈布雷希特兄弟不仅在16世纪中叶翻新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大钟,也在家用钟表自动机方面生意兴隆。[55]在世俗戏剧中,自动机也占有一席之地。[56]1547年,年仅19岁的约翰·迪伊——后来成为魔法师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宫廷哲学家,当时尚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习希腊语——似乎制造了一个会飞的机械蜣螂,服务于本科生表演的戏剧,即阿里斯托芬的《和平》。在剧中,一位雅典的调停人特律盖奥斯决心到达宙斯在奥林匹斯山的宫殿,他跳上他那匹难看的飞马珀伽索斯,并命令它飞起来,正当此时,迪伊的人造昆虫腾空而去,引起了“极大的惊奇,关于这是通过什么办法实现的,有许多荒诞的报道广为流传”[57]。
自动机是最先且最广泛地在教堂和主教座堂中出现的。事实上,甚至在钟表和管风琴自动机的时代之前,早在13世纪中叶,奥纳古的维拉尔的草图集中就有由绳索和滑轮控制的机械装置。其中一个是机械天使,用手指指向太阳并随太阳转动。另一个是老鹰,其说明文字写道:“如何在宣读福音时让老鹰面向助祭?”[58]后来,自动机基督、天使、魔鬼和圣母为各种机械动物以及宇宙本身的钟表模型奠定了基础。
最后的例子是一尊由铁和椴木制造的机械方济各会修士,建于1560年左右,据说出自一个叫华内洛·图里亚诺的人之手。[59]图里亚诺的一生本身就是个故事。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及其儿子、继承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钟表匠、建筑师和工程师,在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后,图里亚诺与查理五世一起隐居在普拉森西亚附近的尤斯特修道院。[60]在那里,这位钟表匠制作了一些自动机来安慰这位身患痛风的前任皇帝:一个会跳舞和打手鼓的自动机女士;一群木制的麻雀拍打着翅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仿佛是活的一样”;一支由奔跑的马匹和吹着小号的士兵组成的微型军队。[61]据传说,腓力的儿子唐·卡洛斯的头部受伤后奇迹般地康复了,在危急时刻,15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迭戈·德阿尔卡拉的遗物被送到王子的床上,治愈了他的伤势。为了表达不尽的感激之情,国王要求图里亚诺制造这尊机械修士。
这尊机械修士身穿无袖外衣、斗篷和凉鞋,其机制隐藏在修道服之下,是一个完全自成一体的装置。他转动头颅,移动眼睛,向前走,举起左手攥着的十字架和念珠,进行一系列的祈祷,用右手轻击胸部,然后亲吻十字架。这尊修士雕像高约40厘米,重约2.3千克,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敬畏的。也许比起同时代的喃喃自语的基督、吹号角的天使、翻白眼的魔鬼和咬牙切齿的头颅,这尊修士雕像更能体现出形象的力量,可以活动的形象的特殊力量,活动而虔诚的形象的非凡存在。[62]天主教会是钟表宇宙及其机械居民的摇篮。
机械化已经与现代化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很难回过头去思考自动机在中世纪晚期可能意味着什么。现在来看,阻碍人们理解中世纪晚期的主要障碍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标志着人们对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神性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63]这些变化的关系产生了若干影响,其中一个不太引人注目却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机器和一般意义上的机械论开始意味着一些新的东西:由物质部件组成的人造机械装置变得彻底缺乏精神。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考虑到,宗教改革者在他们的每一条主要教义中都将上帝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区分开来。这场运动在教义上的核心思想是否认圣餐奇迹,即否认圣餐变体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对圣餐礼期间发生了什么有所分歧,但他们都认为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仍然是面饼和葡萄酒。也就是说,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代表了耶稣的肉和血,而不是像天主教教义所说的那样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血。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普遍否认奇迹的发生。基督教实践中的圣事和仪式,如圣餐礼,仅仅变为灵性恩典的象征性的代表,它们不再是奇迹事件。宗教改革者们还拒绝圣像和其他代表神性的东西,将它们视为偶像崇拜。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坚持要在尘世生命的物质世界和精神的神圣领域之间进行一系列新的区分。[64]
而在这些发展之前,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里,自动机圣像——基督、圣母、圣父、天使和魔鬼——与观众面面相对,让教堂和主教座堂生机勃勃;这个世界在物质和精神、世俗和神圣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翻眼睛,动嘴唇,打手势,扮苦脸,这些自动机戏剧化地呈现了神性与具象表现之间、圣徒与圣像之间亲密的、有形的关系。神圣机器存在于一个形象化的传统中,进一步扩展了基督教学说和教义的可感的、可见的、尘世的表现形式。[65]这些圣像是机械的,但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死板的。相反,它们是动态的具象表现,是充满精神的雕像:它们是机械的,也是神圣的。
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展,同样的机器开始变得完全不同。从奥格斯堡到斯特拉斯堡再到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和钟表制造并肩发展。大量机械化的宗教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一种相反的冲动相重叠:宗教改革者的观点的传播,他们认为具象化的宗教形象亵渎了神明,因为它们模糊了象征与神性、物质与精神之间应有的明确界限。机械圣像从神圣的、充满精神的雕像变成了虚伪的、欺骗性的:物质装置伪装成了它们的对立面——精神存在。
对于嗡嗡作响的、呻吟的、鸣叫的、吹哨的、喋喋不休的教会机器,宗教改革让其中一部分安静了下来。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里的那个粗俗的卷饼商贩和他的许多管风琴自动机伙伴一道被沉默了,事实上,许多教堂管风琴本身也被沉默了,它们曾经是天主教仪式的象征。[66]亨利八世在创立英国圣公会时,要求英国的教堂不得有机械雕像。[67]博克斯利修道院的那个扮苦脸的恩典十字架在1538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表演,而在此之前,它就被杰弗里·钱伯从博克斯利修道院抢走了,这是他受命对修道院进行破坏的一部分。钱伯在给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信中说,他在恩典十字架中发现了“一些机器和老旧的金属丝,后面还有一些旧的腐烂的杆,正是这些东西使眼睛在脑袋里移动、颤动,‘就像一个活的东西’,而且‘下嘴唇也会移动,好像会说话一样’,这对他和在场的其他人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68]。但是,恩典十字架是用木头和金属丝做的,这会让人感到惊讶吗?它和它的许多“远房亲戚”都是由当地的工匠——钟表匠和木匠——建造和维护的,当地的观众对它非常熟悉;根据当时编年史家的记述,它们激起的笑声至少和敬畏一样多。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卷饼商贩,当然也很有趣。同样,至于由杠杆和滑轮操纵的圣鲁姆瓦尔德,“许多时候,当看到一个傻大个费尽力气却举不起来,而一个小男孩(或年轻女子)当着他的面轻松举起来时,它引发的笑声多于虔诚”[69]。
机械圣像是机械的,这不可能成为大新闻。但钱伯和他的破坏圣像的同伴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由于这种圣像是机械的,所以是欺骗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是欺骗性地,否则机械不可能表现神性。人们再也不能既知道一个东西是机械的,同时还相信它是神圣的,因为神与物质的关系已经改变。这些领域在以前是作为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而存在的,然而在宗教改革者的神学中,它们变成了截然分离的、不同的领域。对机械圣像的破坏仅仅是16世纪中叶遍布欧洲的更大的圣像破坏浪潮中的一朵小浪花。[70]但是,对恩典十字架及其同类装置的破坏揭示了圣像破坏运动的一个核心逻辑,即严格区分神圣的精神领域和粗笨的物质世界,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机器的看法。在圣像破坏主义者的斧头下,这些机器从精神和活力的表现变成一堆欺诈性的惰性部件。
在钱伯询问他们时,修道院的院长和修士们否认知道任何关于机械的恩典十字架的事情。[71]然而,它曾经激发了肯特郡民众以及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极大热忱[72],因此,钱伯认为它是一个迫切的危险,并迅速将它移至梅德斯通。在那里,他将恩典十字架展示在公共市场上,并向城镇居民灌输一种“对恩典十字架的极度厌恶和憎恨,以致如果不得不再次破坏修道院,他们会把它拆下来或烧掉”[73]。尽管恩典十字架的物质机制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但钱伯教导他的观众将这些机制视为欺骗的证据。编年史家查尔斯·赖奥思利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如下:
因此,这个十字架首先被安放在梅德斯通的市场上,并在那里向人们公开展示移动眼睛和嘴唇的技艺,使那里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在数不清的漫长岁月里,这一地区的修士们在该雕像上使用幻术,他们以此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欺骗人们认为它是靠上帝的力量移动的,而现在却清楚地展示了相反的情况。[74]
随后,恩典十字架被运到伦敦;在一次布道中,罗切斯特主教约翰·希尔西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十字架上展示了它;在此之后,当着一群得到适当告诫的围观者的面,它被拆碎并烧毁了。[75]赖奥思利再次记录了这一事件:
这一年的2月24日是四旬节前的第二个星期日和圣马提亚节,是日,这个曾经位于肯特郡博克斯利修道院的十字架雕像,叫作恩典十字架,被放到了圣保罗的十字架上;罗切斯特主教在布道中宣称……机器在旧时代被滥用在这尊雕像上,它的腿部上方是用纸和布做的,腿部和手臂是用木材做的。因此,人们被这尊雕像欺骗并引发了巨大的崇拜。[76]
30年后,律师、历史学家威廉·兰巴德刻薄地描绘了恩典十字架和那些“热衷于制造形象的修士”。关于恩典十字架,兰巴德讽刺地写道:“它不需要普罗米修斯的火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仅仅需要贪婪的‘钟神父’的帮助,或者一些精通技艺的修士的帮助。”至于恩典十字架的“同僚”——圣鲁姆瓦尔德,兰巴德透露它是由“一个站在视线之外的宗教骗子”操作的。他回忆起克伦威尔对这些修士以及他们的机器取得的胜利:“但是什么?我不需要报道为了他们自己的财富和赚取上帝子民的献金,这些修士如何无耻地滥用这个木制的上帝……因为世上还有好人,他们见证了这个骗局在圣保罗的十字架上被公开戳穿。”[77]
与其他宗教改革的倡议一样,信仰上分歧的双方都参与了对机械宗教形象的拒斥。到17世纪中叶,某些天主教统治者已经对自动机天使和机械的升天仪式产生了厌恶。1647年,路易十四和王太后来到迪耶普观看自动机天使,发现并不对他们的胃口,这就是这些天使的结局。[78]1666年的一项禁令终止了图卢兹的圣母年度机械升天仪式,理由是它分散了会众的注意力,引起了“不敬的反应”。[79]
然而,机械化的虔诚之物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幸存下来并蓬勃发展。被这些机器所戏剧化的重大神学和哲学问题,即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机械论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在16世纪末和整个17世纪期间,机器在不断地增加和复杂化,神学和哲学对机器的怀疑也在不断增加并得到了越发详尽的阐述,两者是共存的。换句话说,一方是较早的、最初是天主教的机械具象表现的传统,另一方是较新的、最初是新教的强调神圣领域和物质领域完全不同的主张,双方之间持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本身同样地塑造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思维。
圣像问题是特兰托会议的一个核心问题,该会议是天主教会的一次大公会议,于1545年至1563年期间在意大利特兰托举行,旨在从神学上回应宗教改革者,其中部分内容是对会议所认定的新教异端邪说进行谴责。1563年,该会议发布了一项关于使用圣像的法令,禁止使用“不寻常的”形象,除非经过主教批准。[80]这项禁令有助于推动机械圣像的主题的转变。例如,在大公会议的法令颁布后,三维的耶稣诞生的场景(presepio)在天主教环境中逐渐流行,成为神性的一种可接受的具象表现,这也是对路德宗的圣诞树的一种回应。
耶稣会被特兰托会议委以战胜新教神学的重任;耶稣会接受了圣诞场景,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耶稣会还通过使之机械化来提升该场景的戏剧化力量。在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的家中以及在教堂中,对机械的、会说话的圣诞场景的喜爱在数十年间达到高潮。16世纪的建筑师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为他的学生——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建造了一个钟表圣诞场景,这个机器有能开合的天堂、飞行的天使和走向马槽的人偶。施洛特海姆在1589年左右为萨克森宫廷建造了一个精致的机械圣诞马槽。这个圣诞马槽现在陈列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民间艺术博物馆中,它的场景包括牧羊人和国王前往马槽、天使从天堂飞下来、约瑟轻摇着摇篮,以及一头牛和一头驴起身站在圣婴面前。[81]
耶稣会对机械虔诚形象的热爱突出地体现在多才多艺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身上,他是17世纪中期哲学对话和活动的纽带。与许多其他装置一道,基歇尔设计了一台水力机器来表现救世主的复活,另一台水力机器则“展示耶稣在水上行走,并通过磁力装置对逐渐下沉的彼得施以援手”。在这个巧妙的装置中,起作用的是放置在彼得胸口的一块强磁铁,以及耶稣伸出的双手或“他的长袍的任何转向彼得的部分”中的铁。把这两个人偶安装在木塞上,放进水盆里,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吸到一起:“耶稣的铁手立刻感受到从彼得胸前散发出的磁力……如果耶稣人偶的中间部位是柔软的,那么这种假象就会更加显著,因为这样他就会自己弯曲,让观众产生强烈的钦佩和虔敬之情。”[82]
更普遍来说,耶稣会士把钟表自动机作为他们宣传基督教的主要工具之一。他们带着自动机作为礼物来到中国皇帝面前。1618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金尼阁送来了这样一份礼物,一个精致的机械化的圣诞场景。它的机械部件完全位于内部并由发条驱动。正如金尼阁所描述的那样,其场景包括东方三博士鞠躬致敬,圣母以亲切的姿态回应,约瑟轻轻摇动摇篮,圣婴躺在其中,一头驴和一头牛将头伸向摇篮,圣父在赐福,两个天使不断上升和下降,甚至还有移动的牧羊人。[83]
耶稣会士的自动机礼物既包括宗教主题,也包括世俗主题。1640年耶稣会神父安文思到达中国,数年后向康熙皇帝赠送了一个发条驱动的机器骑士,该骑士拔剑行进,能持续一刻钟。[84]耶稣会在世界各地毫不隐晦地传播基督教主题的自动机以及世俗主题的自动机。许多为教堂设计宗教自动机的钟表匠和工程师也为私人赞助者或公共场合建造世俗自动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德国南部的钟表制造地区,像施洛特海姆的机械小龙虾这样的机械动物开始流行起来:自动机蜘蛛;骑在爬行的青铜龟上的海神尼普顿;一头真实大小的熊,套上真的毛皮,敲打着鼓。[85]在17世纪八九十年代,钟表匠开始制作描绘狩猎聚会和其他乡村场景的动态画作(tableaux mécaniques)。[86]
宫殿和庄园的喷泉是最复杂的非宗教自动机之一。有钱有势的人们在栩栩如生的机器中发现了无尽的滑稽源泉,而且是最令人捧腹大笑、拍案叫绝的那种。这里再次说明,这些栩栩如生的机器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死板的,而是充满了能动性和精神,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见得是神圣的,而明显是世俗的。从崇高,转向了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