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1992：134）。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在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拉施特（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行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欧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名称。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1993）；布劳特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1993b）。马丁·刘易斯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1997）。其中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片“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更准确地说，这个单位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建议的那样被称作“非亚”（Afrasia）大陆——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 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块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就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的（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遇到的更多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对“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在这里只引述其中一部著作前言中的一句话：“《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原文如此！）的一项历史研究。”（Fishwick，Wilkinson and Cairns 1963：ix）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发起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到1800年间的世界经济做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做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尝试着提供一种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于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仅仅是（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将其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的，以及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包括我自己（1967，1978a，b）在内的其他人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机制发展上来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是一个霸权。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甚至波斯的萨法维帝国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都要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大得多。这个看法也涉及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问题。东亚最近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周围世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把所看到的发展情况纳入西方的世界图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说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把日本人称作“尊贵的白人”等现象是多么荒谬，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人们的注意力尤其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虎”或“四小龙”身上。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亚的其他“小龙”和正在地平线上赫然出现的中国巨龙身上。新闻界甚至认为：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到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Keith B.Richburg，《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3月18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

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自主权……如果还想用西方模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Bryce Harald，《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5月3日）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点是国际体系的性质》这一标题下报道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场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中国正在推动着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的形成。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上。（Jim Hoagland，《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5月4—5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Hill Gates）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1996：6）。还有一些人则用“儒教”或“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被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这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被纳入这一图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亚洲尤其是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占据——但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值得商榷。《即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Jones，Frost and White 1993）这部著作是从描述1000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成长入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和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直到经过了所谓的500年或700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尔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1995年发表的研究近1000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行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1000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