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the West）和“其他地区”（the 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1993，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中，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示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竟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 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折中一下来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一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Eric L.Jones）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学者，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界，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甚至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

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Turner 1986：81）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专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Hodgson 1993：86）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1992，1993a，1997）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井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所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上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至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嬗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就对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做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以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的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的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马格里布的伊斯兰社会来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行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将信将疑。（Ibn Khaldun 1967：279）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 Halde）神父（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将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参考资料，以此来了解中国）还这样写道：

（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开展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转引自Chaudhuri 1991：430；更详细的描述可参见Ho Ping-ti 1959：199）

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 Foss）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1986：91）。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 van Kley）就以《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为书名，撰写了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珀森的评论（Person 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的“总体构图”（1993：vol.3，book 4）。例如，他们注意到，“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的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行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Lach and van Kley 1993：1890）。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1993：1897，1904）。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效仿（1993：1914，1593ff.）。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证。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位君主挽留，这位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茨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了一个建议：对于法国来说，与其越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Leibniz 1969：vol.5，206；引文由格雷戈里·布卢提供）

直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始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拿破仑在入侵德意志时也费力寻找莱布尼茨这封信的一份抄本，可能并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赛义德等人指出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直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甚至直到今天，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也承认，在近代早期，亚洲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比欧洲有更大的发展。这份声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c 1982，1990，1997）一样，拜罗克也是沃勒斯坦/弗兰克命题的主要公开辩论者之一（1974）。这个命题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对欧洲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否定的观点至今不绝，但是，与奥布赖恩（1997）一样，拜罗克仍然承认那种“富足和权势……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16世纪初前后，亚洲的主要文明地区所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1997：vol.2，528）。

拜罗克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奥斯曼帝国的优势所在。他认为，拥有7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点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还指出，北非伊斯兰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比欧洲还高；1500年前后，巴黎有12.5万人口，而开罗则拥有45万人口，非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万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拥有50万人口，甚至缅甸的勃固和柬埔寨的吴哥原先分别拥有的18万人口和15万人口已经在减少（1977：vol.2，517-537）。有意思的是，拜罗克依然断定，“欧洲在16世纪就开始支配其他大陆了”（1997：vol.2，509）。当然，这不过是自19世纪中期起由马克思等人所表达的欧洲人的信条。这种世界观至今依然流行于世。《生活》杂志为了在1977年9月号上宣布1000年来最重要的100个人物和事件，雇用了20多名编辑，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人……在推动和震撼全球的活动中起了一种不合比例（巨大）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17人外，其余都是欧洲血统；只有10人是妇女。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杂志编辑和专家顾问的偏见，而是反映了过去1000年的社会政治现实。（p.135）

（1）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思想家中，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从各自的时代、各自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近代早期历史以及亚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Smith（1776）1937：55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继承了这种说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但是，斯密写《国富论》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是对20多年前哲学家休谟的著作的呼应。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他于1776年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更富有。”斯密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意识到在他写作时，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正在开始。另外，正如里格利指出的，更晚一两代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甚至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依然对斯密的说法深信不疑（Wrigley 1994：27ff.）。

但是，斯密也没有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作欧洲给人类的礼物——不论是文明的礼物，还是资本主义的礼物，或是其他的什么礼物。相反，他警告说：

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两处的土人来说，由这些事件本来能产生的商业利益，都淹没在它们带来的不幸灾难中……这些伟大事件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或什么灾难，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预见的。[Smith（1776）1937：557]

然而，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1967）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析了这种变化。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18世纪较现实地理解世界的欧洲视野后退了一大步，更不要说与更现实的伊斯兰学者的视野相比了。马克思和韦伯就跻身于这些从较狭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视野看问题的学者中间。按照他们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徒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区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为了对他们的观点做一个简短的评述，除了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权威作者例如欧文·蔡特林的评论（1994）。

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似乎有选择地利用了他所获得的资料，更不用说对非洲了。在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曾对“有关中国以及（古代）埃及和……印度斯坦的财富与文明发展”表示赞许[（1776）1937：348]。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却偏爱诸如孟德斯鸠、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的观点。这些人“发现”“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马克思还提到了“从印度到俄国的最残忍的国家形式”——东方专制主义。他还把这种国家形式推广到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马克思断言，在这些地方有一种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

虽然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和中国的购买力刺激了欧洲市场，但在他看来，英国为印度提供了一面未来的镜子，美国在1846年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促成了墨西哥的进步。更有甚者，马克思断言，自16世纪资本（甚至资本主义）在欧洲创生以来，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改造了整个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始终比欧洲落后得多，因为欧洲的“封建主义”自身至少还包含着“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种子。反之，虽然他说过亚洲的市场推动了欧洲市场的发展，但是据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借助欧洲这种“转变”的进步成果来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在想象中，这种所谓停滞的原因被归结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整个亚洲“分裂为村社，每一个村社都拥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身构成一个小世界”。

但是，说亚洲分裂成无数孤立的小世界，就已经与一些欧洲学者另一方面的断言自相矛盾了。他们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概括亚洲的特征，把它说成是为了管理这些社会的大型水利工程而必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是所谓的孤立村社力所不能及的。魏特夫（Karl Wittfogel）后来把这种“理论”加以通俗化了（1957）。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却成为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过，从来没有人指出上述的内在矛盾！我们在这部著作中将会看到，这些特征不过是一部分欧洲中心论思想家想象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据。这种谬误也涉及其正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被说成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而且促成了欧洲、西方乃至全球的发展。

实际上，特沙尔·蒂贝布（Teshale Tibebu）在对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人的精彩批判中就曾指出，这些人关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欧洲的特殊性……与所谓的优越性的迷恋”，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负”，是“披上历史外衣的意识形态”和“涂成红色的东方学”，即“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学的延续”（1990：82-85）。

有些社会理论家也会反驳马克思（据说他们赞成斯密），但是他们一致赞同马克思的这一说法：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在这两个时刻，欧洲发现了世界。他们从来不考虑，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至少是它的非洲-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就强调欧洲的极端依附性，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指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1992）。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从那时以来一直标榜所谓的（西方）欧洲人的独特性，而且说由此产生了“西方的兴起”。更糟糕的是，据说欧洲人还不得不承担起白人推广文明的使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作为欧洲和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而推广到全世界。[最近，一些女性主义者否认这种进程也是赐予女性人类（womankind）的礼物。]

韦伯当然赞同马克思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全部说法，也赞同桑巴特的有关说法。韦伯只是想把这些说法表述得更好一些。桑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谓的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的“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他进一步修饰了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但是，韦伯殚精竭虑地研究了亚洲各个文明的“城市”“宗教”以及其他方面。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懂得如何管理官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另外，他比马克思有更多的条件看到西方的金钱是如何进入亚洲各个部分并在那里循环的。

韦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多一些，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说法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因此，它们就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罗威廉（William Rowe）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时仔细考察了这一论点，揭示了韦伯在这方面的错误（1984，1989）。

为了进一步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的理论，让我在此援引特纳的论述：

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人们是用缺乏（所谓的）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这些特征的缺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Turner 1986：81）

如果韦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东方社会中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的缺乏，那么最根本的差异，即缺乏的要素（据说“西方”拥有而“其他地区”没有的要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一种缺乏的因素，即适当的宗教及其与其他因素配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运作。韦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种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这与欧洲人的理性态度截然不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韦伯认为，这种伦理和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韦伯的态度与马克思的态度其实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论点比马克思的论点更难以理解。

这种理性精神据说是一种秘密的酵母，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而导致“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兴起。亚洲人因为没有它而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作用也无济于事。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考虑到，早在加尔文等人把这种酵母赐给北欧人之前，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天主教徒没有得到这种酵母的特惠也活得不错。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东欧、在美国南方的早期欧洲人殖民地以及至今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不是所有信奉新教伦理的人都活得那么好（1978b）。但是，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969）一书中明确地给予韦伯的论点以实证支持，断然否定那种认为穆斯林“文化”能够容许技术创新的观点。

然而，日本人没有经历西方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投资，更不用说新教伦理了，他们举着“菊花与刀”（Benedict 1954），却创造了繁荣，甚至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后依然如此。因此，詹姆斯·阿贝格伦（Abbeglen 1958）和罗伯特·贝拉（Bellah 1957）在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时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在功能上与新教伦理相同的东西”，而在他们看来，很遗憾，信奉儒教的中国人并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于是这个论点就又转了180度，宣称正在促使它们前进的乃是东亚“儒教”。当然，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这种解释可以说是毫不沾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位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位祖父是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称“西方”文明的独特性（1946）；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无论是想改革它还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这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宣称，在“亚细亚的”“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朝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根本不同（Wolf 1982，Amin 1991，1993，1996）。列宁断言，“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欧洲内部产生并向外扩散的一种发展的产物。较近的卡尔·波兰尼宣称，在19世纪欧洲发生他所谓的“大转变”之前，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市场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远距离的贸易和生产分工了。考古学发现一再地否定了波兰尼否认早期帝国存在贸易和市场的说法（1957），我也对此提出过理论和实证的批判（Gills and Frank 1990/91，Frank and Gills 1992，1993，Frank 1993a）。这里的问题在于，市场的扩散和支配地位被说成完全是从近期的（西方的）欧洲开始的，然后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cIver）在为波兰尼的第一部著作写的前言中宣布，这部著作的出现使该领域的大部分著作都变得陈旧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使以前许多承认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及其关系和影响的重要性的著作“变得陈旧”了。波兰尼用以取代这种古老现实的，是所谓非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本书则要根据史实来证明，这种“大转变”早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欧洲开始和由欧洲发起的。

所有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区分方法的“理想类型”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它们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象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们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用萨缪尔·亨廷顿的术语来说，它们把“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当然，据说这些特征不仅把现代（西方）社会与残存至今的其他社会区分开，也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区分开。另外，这些“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我们”，这些“理想”类型后来是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的。这种“传统”说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符合实际的整体主义选择则与上述说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对这种“社会学的低度发展”提出了挑战（1967）。但是，无论这种挑战获得怎样的成功，它的整体主义性质依然不够充分。本书试图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论点表明，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浸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证据有力地否定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欧洲起源论，更不用说那种优越的特殊论（例外论）了——因而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根基。我很赞同人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尽力抢救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事实表明，甚至博学的世界史专家和社会理论家布罗代尔也在宣称：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说，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它的弱点在于，其经济结构不如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育得好……他们的企业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他们没有达到西方资本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的经济还不成熟……在18世纪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信贷体系……德川幕府的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加强了封建习俗和制度的控制力量。（Braudel 1993：184-185，285）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看到，这位史学大师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者所做的估计与历史实际有多么大的偏差，而且也与他本人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有多么大的矛盾。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经济和文化支配权力以来，由于帕森斯在社会学领域里把韦伯主义奉为神明，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帕森斯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体系》及由此派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1962），都出自同一个欧洲中心论，都遵循着同样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要问，有什么新颖之处呢？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二者都是以欧洲为起点的。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罗斯托还在《整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1975）一书中，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卡洛·M.奇波拉（Carlo M.Cipolla）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Cipolla 1976：276）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所谓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和霸权做出了“内因论的”解释。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的兴起当然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例如，小林恩·怀特（White 1962）、约翰·霍尔（Hall 1985）以及让·贝什勒（Jean Baechler）、霍尔和迈克尔·曼（Baechler，Hall and Mann 1988）都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认为“白人身负” “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1993a）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对这种神话做了认真的考察。布劳特细致地考察、揭示和摧毁了“欧洲奇迹”神话的各种形式，如生物学说法（种族优越论和人口节制论）、环境论（令人烦躁的热带非洲；因干旱而专制的亚洲；气候宜人的欧洲）、独特的理性与自由（相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这是韦伯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欧洲历史上的技术优越论（无视欧洲对古老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技术的借鉴与依赖）、社会结构论（国家的发展，教会和“新教伦理”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阶级结构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

布劳特在逐字逐句地剖析八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些论点（1997）。其中人们较为熟悉的是韦伯、小林恩·怀特（1962）、埃里克·琼斯（1981）、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参见Aston and Philpin 1985）、迈克尔·曼（1986）、约翰·霍尔（1985）以及贝什勒、霍尔和曼（1988）。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在此就无须多费笔墨了。布劳特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他根据科学证据和基本逻辑，逐一考察并击破了他们的立论。

结果，布劳特实际上证明了霍奇森早已表达过的观点：各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和整个欧洲奇迹的说法，不过是完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神话。因此，由它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劳特还将1492年以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做了比较。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相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布劳特尖锐地指出，把欧洲和西方后来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所谓欧洲内部特殊性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也批驳了韦伯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1996）。他考察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类似成就。基特阿散蒂（Kete Asante）对持有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一针见血：

他们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处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于是）我的工作就逐渐变成了对那种冒充成一种宇宙观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Asante 1987：4）

最近，另一位孤军奋战的批评者弗兰克·珀林也指出：

创立“科学事实”的行动往往会甚至是有条不紊地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即变成了确立神话的行动，从而记录下“我们”在“我们”“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很正当地）厌恶的这种偏离科学的事实中的集体共谋……社会科学竟然只让神话的兜售者听到如此之少的相反意见；结果是，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基本上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仅仅是加强甚至是扶持了他们（指神话兜售者）的事业。（Perlin 1994：xi，15）

千真万确！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用相反的证据（包括珀林收集的大量资料）与神话的兜售者对质。承认欧洲之外的非洲-欧亚民族和地区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最近编辑出版的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未刊手稿，该书进一步肯定了这种重要性：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校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形形色色的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和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由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公元二千纪中期，主要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的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Hodgson 1993：94，290，68，47）

我完全赞同布劳特、珀林和霍奇森的观点，并且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我还想赞扬琼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8）。在这部著作中，琼斯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1）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学者的话，大意是“接下来要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就是证明理论是错的”，然后他责备自己说，“《欧洲的奇迹》作为一个标题有点过于招摇”：

《增长的复归》（Growth Recurring）也是双重地后退，不仅是从《欧洲的奇迹》对欧洲现象的说明后退，更是从《欧洲的奇迹》这个标题的含义后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独一无二事件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奇迹……我开始考虑，我寻找促使欧洲变成第一块实现持续增长的大陆的特殊积极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确。陷阱似乎在于我们的假设：由于欧洲是不一般的，因此这种差异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增长的缘起……（Jones 1988：5，6）

琼斯还进一步做了两点发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与我一样阅读了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但这是在前一部著作发表之后，因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其次，其后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政治或宗教态度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东西。我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一个英国人”（1988：183-184）。因此，他为了做到“没有种族偏见、性别偏见等而做的种种努力……必须是满腔热情的”（1988：186）。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自己承认的许多缺陷。在重新审视了中国的情况并增加了有关日本的内容后，他依然不肯“证明理论是错的”。另外，他的“总结与结论”是：“如此看来，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确实如此。有什么必要否认呢？”（1988：190）我将在本书中试着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仅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替代解释。

（3）经济史学家们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893—1970年就职讲演集》（1971）汇集了英语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的21篇讲演。他们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行们写的“经济史”做了回顾与评论，其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谈欧洲、美国以及他们的“大西洋经济”，甚至连非洲都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其他地区仿佛根本不存在。

浏览一下经济史国际大会近年来的会议通报就会发现，大约90%的“国际”论文都是论述西方的。最近两次大会和大会通报有诸如《世界经济的兴起，1500—1914年》这样的标题（Fisher，McInnis and Schneider 1986）。但是，大部分论文依然是谈论西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几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合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承认，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完全是直言不讳的，另外，它也对公认的理论做了修正。但是，在章节标题“理论与综述：1.问题”的下面，在第1页，他们就明确地表示：“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1973：1）然后，他们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将其归因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短缺，而经济短缺则是由西欧人口的增加造成的。他们同样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人口增长视而不见。另外，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我们可以猜想，正是这种一致性影响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决定。

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反驳意见。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相似之处。其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看到的，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最后，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引起了这些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在哪里发生）的全球性结构与力量是什么——这是本书第6章将要分析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做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情况，“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譬如，最近约翰·威尔斯为《美国历史评论》写了一篇关于“1500—1800年亚洲沿海地区”的综述（1993）。他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互动中产生的欧洲霸权”。他评述了十几本著作，还提到了上百部论及东西方之间某种“互动”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中谈论的基本上是欧洲对亚洲的行动，几乎没有论及反向的行动。另外，这篇综述的标题明确地宣布，欧洲的霸权是在1500年到1800年间产生的。但是，文章对这种论断根本没有给予证明。实际上，威尔斯评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反而否定了这一论断。因此，这篇综述的标题远比文章涉及的内容更能体现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另外一个欧洲中心论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瓦里奥鲁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丛书重印了许多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关于西方周围及西方以外地区的论文。最新的一套丛书被冠以一个大标题——“一个扩张的世界：欧洲对世界历史的冲击，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麦克尼尔和原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的支持来推销这套丛书。马赛厄斯表示，希望“该丛书能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世界舞台的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世界舞台的误解，因为该丛书对1450年到1800年间世界舞台上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世界经济确实在扩张，但首先是在亚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扩张对欧洲的冲击要比欧洲对“世界历史”的任何“冲击”都大得多。虽然丛书中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欧洲的机遇》，但是整套丛书的重点是欧洲的活动，而不是它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机遇。其实，欧洲只不过是趁机而入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20世纪50年代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高桥幸八郎、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等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论战（收入希尔顿主编的书中，1976）以及围绕布伦纳的文章展开的论战（Aston and Philpin 1985），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鲁瓦（G.E.M.de Ste.Croix）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著作（1981）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论述（1974），也都把这些社会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他们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直到后来的列宁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近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

（4）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表达，即探寻“西方的兴起”的根源时，在时间上能够追溯多远，在空间上能够追溯多广。例如，克里斯多弗·蔡斯-邓恩与托马斯·霍尔写道：“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977）但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这些根源在什么地方？是如何扩散的？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这些根源。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灯光最远照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灯光透过基督教时代而照到犹太教。在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中，迈克尔·曼是一个佼佼者（1986，1993）。他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1993：35）要害就在这里：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所谓的欧洲来源！布劳特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曼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过是一列技术型的东方快车，这列火车沿着向西的轨道，从古代的中东出发，通过古希腊，驶向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1977：51）。

然而，麦克尼尔在他那部开创性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中证明，其根源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而遍及整个非洲-欧亚世界。这当然也是霍奇森的《重新思考世界历史》（与麦克尼尔的著作同时写成）中传递的信息。与我和吉尔斯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1993）一样，非洲-欧亚也是蔡斯-邓恩和霍尔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与灭亡”的基础（1997）。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广阔的视野，对于（重新）解释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本书就是试图从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代流行理论在理论、分析、经验方面的局限性——简言之，在“视野”方面的局限性——乃是“经典”社会理论及其所依据的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的遗产和反映。当这种社会理论在19世纪孕育之时，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给了它活力。到了20世纪，随着它在西方的发展和在全世界的传播，它自身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到了20世纪末，这个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完全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亚洲有望再次兴起。

流行的社会理论不仅在所谓的历史依据方面有许多无稽之谈，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实际上也是这整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无论这种理论自称如何具有“普遍主义”性质，但它根本没有全球整体意识。

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全球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

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在立论基础方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尽管通常人们不承认或者意识不到这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歪曲了我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现实的全部感知，甚至使我们变成视而不见的瞎子。另外，欧洲中心论甚至也阻碍和歪曲着我们对欧洲和西方本身的现实主义的感知。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个整体世界的（经济体系）现实，但正是这个整体世界决定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的各自不同却并非孤立的“现实”。因此，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不在于马克思、韦伯或别的什么人有关这个世界体系某一部分的论述正确与否。真正的理论问题是，他们之中迄今没有一个人从整体上去探讨这个体系化的全球整体，而这种探讨才是理论上的真正挑战。

读者们或许会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已完成的或宣称的东西，来质疑这种论断和挑战。例如，人们会说，威廉·麦克尼尔已经开创了新的世界史。他不仅将自己的巨著命名为《西方的兴起》，而且批评汤因比把世界史分解成21个不同的文明。麦克尼尔认为，原来只有三个主要的“文明”支流，它们汇合成世界史，并促成了西方的兴起。这种说法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麦克尼尔在25年后回顾这部著作时承认：“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是，虽然它强调了超越文明界限的互动，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全人类世界体系的兴起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1990：9）现在他认为，他所划分的“三个地区及其居民在（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整个古典时代，始终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联系”，因此，公元1500年以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将证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且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但是，建立一种世界视野和克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也是相当艰难的。例如，对于布罗代尔，这些困难曾经是不可逾越的；对于沃勒斯坦，这些困难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我以前就曾指出（1994，1995），在本书中还要进一步证明，他们两人的著作是出自一种欧洲的世界视野。

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世界时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当然，布罗代尔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在论述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三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发现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中。而且，他们的疏忽是十分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欧洲及其模式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以及我当时写的（参见本书前言）《世界积累》和《依附性积累》（1978a，b）——就是旨在对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做出系统的论述。我们两人都强调欧洲的扩张造成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对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资本积累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沃勒斯坦更关注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当然，我也用“中心-卫星”的说法予以承认；而我比他更关注该体系内结构之间的循环运动。

但是，沃勒斯坦（1974，1980，1989）和我（1978a，b）都局限于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过程提出概括模式和进行理论分析。我当时认为，沃勒斯坦至今认为，这个体系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这就是沃勒斯坦和我的理论的局限性。只要这种理论依然以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一欧洲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为中心，就无法充分涵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我们提出的这一体系“早在”16世纪就涵盖了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但直到1750年以后才包容了世界其他部分，分析这种进程也许能给人以某种经验的和历史的教益。

但是，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没有诞生，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韦伯、波兰尼，还有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再加上我自己，这些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哪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有许多人可能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只是盯着那个地方，因为——由于我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把那里照得更亮一些。

在我看来，近年来在这个陈旧题目上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几乎一无所获，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还白白浪费了许多重新进行理论概括的好机会。例如，埃里克·沃尔夫（1982）和萨米尔·阿明（1991）固守所谓的“朝贡生产方式”，旨在对15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沃尔夫）或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世界（阿明）做出概括。又如，盖茨对1000年间基于“朝贡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的原动力”进行了一番分析（1996），尽管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很难说明它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父权制度。反之，本书将要证明：“不管他们的家庭生产关系——不必考虑生产‘方式’——如何千变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着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而这一点因人们不恰当地、甚至张冠李戴地强调‘生产方式’而被掩盖了。”

最近，范赞登以“我们需要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吗？”为题，做了一个张冠李戴乃至指鹿为马的论述（van Zanden 1997）。《评论》1997年春季号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主编沃勒斯坦也写了文章。基于对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的分析，范赞登断言：“商业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成长中的世界市场……集中在一片非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相对狭小的城市化的商业孤岛上。”因此，它也就成了在前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必要“阶段”，而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给予它充分的承认。沃勒斯坦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论点。他指出，商业资本主义和荷兰的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能够获取较大利润的企业或公司……都同时是厂家、商人和金融家，或者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什么更有利可图就做什么”（1977：252）。当然，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没有看到，不仅在很小的欧洲“资本主义”部分是这样，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也从来如此，还有一些学者（如埃德·诺特、凯瑟琳娜·利斯以及雨果·索利）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论述了尼德兰、佛兰德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范赞登的说法无法用来分析这个过程——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结并非问题所在，而且，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原工业（proto-industry）并不是最活跃的因素。”（Lis and Soly 1977：237）如果他们不把眼界局限于欧洲的边缘半岛部分，而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就像本书这样，完全把这些地区当作整个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分析，那么这些“生产方式”就根本不再是问题所在了。

（极）少数学者，尤其是有非洲-亚洲背景的学者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扩大或改变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取向。其中包括阿布-卢格霍德和乔杜里。阿布-卢格霍德探究了“欧洲霸权之前”的历史（1989），乔杜里考察了“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当然，他们也因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欧洲和其他西方的路灯而踉踉跄跄地探索。对于那些想要寻找更远距离的证据的人来说，这些路灯只提供了极其微弱的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更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的队伍日益扩大。新加入者大多是非“西方”研究者（尽管大多是受西方训练或受西方影响的人），他们借助火把或蜡烛的光亮，挖掘各自地区的档案或考古资料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所发掘的证据乃是一个宝库——某些乃是原本意义上的“宝库”，因为水下考古使某些沉没已久的商船和宝库重现人世。这些发现能够而且应该提供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更深远的历史研究进行归纳和综合，并且建构一个真正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模式和理论。

但是，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整体主义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理论模式（但现在还没有），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本书不过是沿着这个方向迈出最初的几小步，而且还踉踉跄跄。但是我希望，我的缺点能够激励比我能力更强的人沿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

在这种努力中，似乎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比研究更早时期要容易一些。例如，当我研究青铜时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情况并探索它的长周期时，我使用了一个拼图的比喻。我发现，普通的拼图是从已经给出的直边外沿开始，然后往里拼，而我的工作无法走这样一条捷径。我只能先设想一个中心，然后由此向外寻找世界体系拼图的边缘。而且，这些边界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外推进。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何地发生的。

组合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似乎要容易得多。确定外沿的工作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情况似乎十分明显：先是其非洲-欧亚范围，然后迟至1492年以后才将美洲并入，迟至1760年以后才将大洋洲并入。当我们考察这个世界经济时，很容易从这幅拼图的外沿入手，虽然外沿不是笔直的而是圆的。其实，本书最初的标题就是“世界是圆的”。我们只需把它围一圈，然后挑选那些拼块，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于是，整个画面几乎就会自动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把这些拼块之间的关系搞错了，历史的、地理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证据也能帮助我们校正每个拼块与其他拼块的相对位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更充分的？）整体视野。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既不接受上述方法，也不照这种方法行事。他们不仅根本没有整体视野，甚至毫不加以考虑。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根本上始终顽固地排斥整体观念。

然而，如果我们不看全球拼图的示意图，就无法为它的每一个拼块找到正确的位置，无法理解每一个拼块在功能上的真正联系。状如不列颠群岛轮廓的红色拼块的位置在哪里？其角色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了解另外一些红色拼块有什么用——其中有一大块像是一个垂直的陆地边缘，另一块则是被水环绕的横向的肾状物。另外，在第一个红色拼块旁边，我们还得放蓝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拼块，而这些拼块中的每一个也都要被五颜六色的拼块围住。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整体概念，才能把这些五颜六色的拼块放到地图的正确位置上。尤其是那些有几条直边的拼块，它们像是什么人在桌子上画线画出来的（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列强1884年在柏林切割非洲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不对这幅拼图的整体及其制造过程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它的“设计师”为什么和如何安排每一个拼块的颜色、形状和位置，更不用说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系了。

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种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段里的一个小片断。我的一个孩子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在送给我的一部历史著作上题写：“一个研究树木的人送给一个研究树林的人。”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于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的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位“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幅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他们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