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以及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之点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自长安出发，经敦煌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东西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此后漫长的几个世纪之中，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一条纽带，不断加强着东西方物质与文化的交流。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西汉王朝正式设立敦煌郡。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侵犯骚扰，汉朝廷从令居（今永登）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直到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一千多千米的长城以及沿线的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至此敦煌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西汉朝廷对敦煌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汉武帝时期数次迁移内地居民于敦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原本以畜牧业为主的敦煌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产粮基地。由于长城和烽燧的一路修筑，使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连成了一个整体的战线，其对内护守着陇右以及中原地区的安全，对外强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讨伐匈奴，经营西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至三国北朝魏文帝曹丕即位，剪灭河西的诸侯割据势力，继续施行西汉以来的屯垦戍边政策，保护过往商队，逐渐使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粮食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商贸城市。这样的城市，不仅确保了往来于东西大道上的商队军旅能够获得前进的足够给养，也给过往的文化使者铺垫了东西方文明互相传播的康庄大道。此时的敦煌，当时被称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和“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东西两晋，中原向外移民最为鼎盛，世家豪族除了大举南迁外，也有一些向西过黄河迁至河西走廊，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敦煌。这些从中原而来的大族豪强，给敦煌带来了大量的中原儒家文化与时尚风气。另一方面，一些来自西域的商贾、僧侣，在此长期定居活动，也为敦煌烙上了西域文化的印记。敦煌因为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多次战祸未能波及，因此在当地豪族政权的治理下，生产扩大，人口增长，自东汉以来基本保持了稳定局面。与此同时，敦煌作为佛教传入东方的第一站，很快生根发芽的西来的佛教文化与东来的中原的儒家文化在此碰撞、交汇。西域月氏国高僧竺法护及其弟子于西晋时期在敦煌翻译佛经、传播教义，时称敦煌菩萨。东晋时代出生或成长于敦煌的著名高僧昙猷，将竺法护所译禅学经典理论付诸实践，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千年基业。其后不久，乐僔和尚在前秦时期又来到这里开窟造像，布道弘法，成为莫高窟石窟艺术的开山鼻祖。

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汉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与区域性的开辟扩充，都在这里表现得非常鲜明而集中。正因为受到各种文明的交替影响，敦煌的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而是很多与当时的国际接轨的，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差异的丰厚博大的多元文化。敦煌的历史文化是灿烂辉煌的祖国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不是移植、照搬，也非简单地乔装打扮，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西来的文化通过撞击、交融后熔于一炉。这一切，仅在风格多样、丰富多彩的浩如烟海的敦煌艺术中，就已被呈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向全世界释放着耀眼的光芒，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非凡的创造精神。

莫高窟217窟 盛唐 军队训练图

敦煌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初次相互拥抱的地方，是中华最早向西方开通开放的口岸。它不仅仅是中原王朝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举足轻重的边城商埠，还是包括政治、外交、文化、技术等方面往来的至关重要的港口。因此她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不仅仅表现在地理环境上的开放性，而更表现出一种民族心理上的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包容。

安史之乱爆发后，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占据河西走廊，把神秘的藏文化带来敦煌，敦煌莫高窟在唐以后，相当一部分洞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因此藏传佛教对敦煌石窟的影响也鲜明地分为三个阶段，即吐蕃时期、西夏统治时期、蒙元时期。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持续六十多年（786—848），不仅使敦煌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也给敦煌带来了大量吐蕃艺术和典籍。吐蕃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除了在藏区保存有大量的古代文化遗物，敦煌也保存了一些吐蕃早期的古藏文经典、文书以及壁画和绢画。敦煌吐蕃时期的壁画还出现了一些别具特色的密宗图像和藏式佛教图像，甚至还有多个赞普的形象留在了壁画之中。

莫高窟远眺 吕爱摄

莫高窟第112窟 唐 《反弹琵琶》 高山临

莫高窟第217窟 盛唐 《化城喻品》 亦表现了丝绸之路行旅的景象 赵俊荣临

晚唐时期（848—907），世族张议潮使敦煌重新回归大唐版图，敦煌的豪门大族主导着从人间到“佛国”的一切，财力雄厚的世族竞相开窟，其艺术风格融汇了中原绘画、吐蕃遗风和敦煌地方色彩。画面中除了密宗、显宗图像并存，在《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等世俗题材的壁画中，还出现了汉族和吐蕃的舞蹈、乐器以及服饰等并存的景象。

1038年至1227年，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一个政权——西夏。西夏统一河西后建立大夏国，敦煌处于西夏统治之下。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党项和吐蕃在历史、文化方面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吐蕃佛教文化对党项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西夏建国以后，主动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兼收并蓄，融为一体，特别侧重于藏汉佛教中有关实践的内容。尤其是到了西夏晚期，由于密宗广为流行，西夏王室更加重视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艺术一时流传甚广，这些文化的相互借鉴、融合，无疑在敦煌石窟艺术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今现存于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佛教艺术，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显示了这些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

西夏宝义元年（1227），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敦煌是较早受到蒙古统治的一个州郡，蒙元统治者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受到重视，石窟建造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因此敦煌地区的藏密在元代时期进一步发展，莫高窟不仅出现了纯粹的藏密洞窟，且蒙古人的形象、服饰及其文化也在敦煌莫高窟得以彰显。

历史上统治敦煌地区的政权，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敦煌为重要基地，在敦煌这个平台上去努力经营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重视发展农商业，也开发了很多惊艳的文化标志，充分展示本民族自身的价值。历代中原汉族王朝在强盛之时总会把敦煌作为扼守西出通道的大门，由于地处各种文明交互影响的范围之内，敦煌文化在清代以前一直不是单纯的汉文化，而是兼收并蓄、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敦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转站，不仅为多种文化的汇集提供了储存空间，更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互动、碰撞交错提供了发展平台。敦煌的存在，使中原政权将汉民族文化不断向西拓展延伸，也承接着外来的佛教文化以及西亚、中亚文化向内陆腹地传播发展。中西文化在敦煌得以汇聚、碰撞、交融，使得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大都会，这里曾经人文荟萃、文化璀璨，这些繁荣的景象在敦煌壁画中都有着生动的记录和丰富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