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漠南归化城地区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一 明中期以前归化城地区的历史演变
明清之际，蒙古族形成了漠南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其中漠南内蒙古在清朝尚未入关之前即为清朝所征服，清军入主中原，内蒙古成为清朝的藩属。归化城所处的地点正是漠南蒙古的中心位置，即建在大青山南麓平坦开阔的土默川平原上，这里处在东通京师，西去河套，北扼大青山隘口，南渡黄河的交通要道上，人们称此地东控北平，西连甘肃，南为山西之门户，北扼蒙古之咽喉，四冲之要地也，是传统的中原农耕区和蒙古游牧区的交会之地，因明清时代为蒙古族土默特部居住地而得名。今天的土默特平原又称前套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西起包头市郊区东乌不拉沟口，东至蛮汉山，北靠大青山，南濒黄河及和林格尔黄土丘陵。东西长约330公里，南北窄，西部平均宽19公里，东部宽达200多公里，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系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地势西、北、东三面向南倾斜，海拔1000米左右，最低处在黄河沿岸一带。整个平原地势平坦，气候条件适宜，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可耕可牧，可战可守，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这种争夺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时代。
战国中后期，在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套地区生活着游牧部落匈奴、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不时南下劫掠农耕地区，秦、赵、燕三国常受其侵扰。面对精于骑射、来去飘忽的游牧民族，“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的方式，打败了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解除其对赵国的威胁。并在其故地设立了云中郡，开始在其处筑城戍兵，沿阴山山脉向西修筑长城，以防游牧民族南下。秦汉之际，匈奴勃兴，在其首领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2]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实力十分强大。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匈奴单于冒顿发兵南下围攻马邑，次年攻晋阳（太原），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30万迎击匈奴，结果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南）七天七夜。高祖采纳陈平之计以财物贿赂匈奴单于阏氏才得以脱险。此后，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消除北部边患。汉武帝时，随着汉朝经济的恢复，反击匈奴贵族的条件成熟，开始对匈奴采取强大攻势，汉武帝派卫青等数次出击匈奴，大败匈奴，匈奴力量得到极大削弱，被迫西迁，“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3]西汉占有漠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等，派兵屯垦和发戍卒进行开垦。
东汉末至隋朝统一的300余年里，这一地区成为各民族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先后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所占有。在此期间不断与中原王朝争战，不时南下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隋朝占有漠南后，把这一地区划归榆林郡管辖，不久又复为突厥占据。唐太宗讨平突厥之乱，设单于督护府来管辖，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唐王朝在今呼和浩特周围地区设立了东、中、西三个“受降城”，进行屯垦。五代以后，宋朝在夺取幽云十六州失败后，积贫积弱，始终未能把漠南地区收入版图。而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均在此地设置州县进行管辖，各民族间交易频繁。迤至元帝撤出大都，在明军的压力下，退回漠北，明朝占据漠南，在此设立丰州、云内州和东胜卫、宣德卫、玉林卫等。至正统年间，蒙古渐强，迫于蒙古的压力，明代卫所均迁入内地，土默特复为蒙古所据。1715年，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分封其子为各部首领，并世袭。达延汗死后，蒙古又重新陷入分裂。而以驻牧于土默特平原的俺答汗最为强大，雄于诸部。
二 明中后期归化城地区的发展
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废除经常威胁汗权的太师和丞相职位，结束了他们专横擅权的历史，恢复蒙古传统的济农制，将蒙古地区重新划分为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领有，右翼三万户由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管辖。右翼三万户的巴尔斯博罗特济农死后，其领地、属民等为儿子们瓜分。后来，在不断的兼并整合中，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的二子俺答汗实力最强，统率土默特万户，并逐渐控制了右翼三万户。俺答汗带领土默特部众驻扎“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4]之地，也就是今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一带地区。俺答汗统治时期是归化城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使这一地区渐成为漠南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俺答汗率领土默特部由开平北面草原移驻牧丰州滩以后，利用这里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为解决部属的粮食问题，俺答汗让战争掳掠来的汉人在丰州地区从事农耕，不仅如此，还对明朝的农民等采取招揽政策，对来投的人给予安置，让其耕种粮食和蔬菜，因丰州田土膏腴，雨雪常调，河流纵横，麦谷可种。农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开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5]形成了有名的大板升城。其次，俺答汗还利用汉族的工匠从事手工业的制作，如木匠、画匠、铁匠等，但是人数很少，主要用于建寺庙。主要的消费需求仍需从内地获得，这是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决定的，游牧经济不能生产其所需的全部产品，决定了其必须和外部进行交换。尽管俺答汗利用北迁的汉人开垦牧地，制作手工业品，但生产力低下，产量不高，远远不能满足牧民的衣食生活需要。明人记载当时蒙古的情形是“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药之用，咸仰给汉”。[6]但在明蒙处于对峙状态，明廷禁止“以牛羊易粟豆”，禁止蒙汉交易，造成土默特平原上的蒙古牧民“视汉一尺布如锦绣，一斗粟如珍珠”的景象。俺答汗为与明朝互市贸易，多次请求通贡，甚至不惜采取军事掠夺的方式。经过俺答汗的不懈努力，明蒙最终实现了和平互市。明朝在张家口、大同等地先后开设了十三处马市，定期互市。但每年明朝给蒙古贵族的“市赏”，成为明朝沉重的经济负担。蒙古部通过互市获得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茶叶以及铁锅等生活物品，明朝边境也得以安宁。[7]在这样的背景下，俺答汗创建了归化城。目的是要仿忽必烈建造大都城，除此之外，还为内地来蒙的商人建立开展贸易的场所，如俺答汗自己所说“每年春秋二季，（明）军民出边，在我城内交易粮食”[8]，使之成为明蒙贸易的中心。这座城建成后，明万历帝赐名为“归化”，归化城的兴建对后来这一地区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俺答汗在其晚年还将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引入蒙古，促进了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总之，俺答汗以此地为基地，惨淡经营，建立起强大的威震蒙古诸部的游牧帝国，其驻牧地东至独石、三间房；西至黄河丰州滩、昭君墓、威宁海、九十九泉；南至明朝的长城边界，在山西宣府、大同边外；北至大青山等处。[9]并且通过与明朝互市等经济手段，使土默特部富冠蒙古，成就了俺答汗的霸业。
三 明末清初归化城中心地位的加强
俺答汗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去世以后，土默特部在三娘子的主持下，继续与明朝保持和平通贡互市的关系，并没有因俺答汗的去世而中断，一直至明朝末年。明朝与蒙古的交易主要在长城沿线的各边口，但可以肯定的是归化城的商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多坐商。明末路过此地的俄国使者巴依柯夫所看到归化城的商业情况如下：“城的街道很宽大。小卖店是石头造的，后面修筑了庭院。小卖店像俄国那样挂着幌子。（商品）交易以银两计算。他们的一两重十索罗特，按我们的重量算是九索罗特。买小东西以茶计算，一两茶合十四别契。小卖店的中国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各种颜色的缎子、棉布，还有许多各种颜色的绢。他们那里有很多铁和铜。”[10]可见当时归化城的商店已经很多，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来自中原内地的茶、布、绢等，已具有商业都市的性质。不仅如此，归化城还成为其他地区蒙古部落的贸易地。“每年，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都有大批的商队到呼和浩特进行贸易”[11]，这表明明末漠南与中原的贸易，不仅满足本部落的需要，还部分供应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厄鲁特的需要。这种情况一直到清初，都没有大的改变。
虽然土默特部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俺答汗去世后，土默特部再也没有出现像俺答汗一样的领军人物。特别是俺答汗四世孙博硕克图即位顺义王后，土默特部更是分崩离析，“五六年间部落自相仇杀，盗贼并兴，水草枯落，遂至衰弱”。[12]而左翼部蒙古宗主林丹汗逐渐强大，为挽回日趋衰退的大汗权威，开始采取武力统一的政策。他首先从左翼部落入手进行统一。但是此时辽东兴起了后金政权，成为察哈尔统一左翼的障碍，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察哈尔。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兼并政策不得人心，反而使一些蒙古部落投奔后金，使自己在辽东地区陷入孤立，被迫西迁。[13]林丹汗在西迁过程中，利用右翼蒙古部落力量薄弱之机，兼并诸部，占有其地。
林丹汗占据右翼以后，不仅可以得到明朝的市赏，还得到了当地农业经济的支持，从而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力量；林丹汗在击败右翼部落占据了土默特地区后，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后金军队那样，将板升烧绝，将归化城抢劫一空，而是维持了归化城的社会秩序。通过兼并土默特等部，既增强了军事力量，又提高军事威信。利用归化城地区的地理优势，向东可再次返回故地招抚旧部，对抗后金；向西可退守青海；向南靠近大同可得明朝市赏，以此为基地经营蒙古诸部，条件得天独厚。只是后金并没有给察哈尔喘息和经营这一地区的时间，一次次西征，不灭察哈尔决不罢休，历史最终没有成就林丹汗。而后金在击败察哈尔，占据归化城后，马上利用归化城土默特与明朝的特殊关系，开展与明朝的互市，获取市赏，以缓解后金在明朝封锁下所造成的经济困窘。[14]
四 归化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分析
归化城所处的土默特地区位于阴山以南，此地幅员辽阔，沃野千里，水草丰美，是理想的牧场，又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跳板和孔道，以此为根据地，可逼视中原。而当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则把此地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哨，在此设立郡县，建筑城垣，驻兵屯垦，移民开发，可使边境安宁。因此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对这一地区反复争夺，正体现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元室北撤，漠南为明所有，设置开平、东胜、官山、云川等卫所，屯田戍兵，边境安宁，及至正统年间，蒙古复强，重驻漠南游牧，明代卫所内移，长城为防御蒙古的前线。自此以后，边境无宁日，先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蒙古骑兵可以从驻牧地长驱直入明朝境内，由大同南下，破雁门关直捣太原。向东南下，经怀柔、顺义可达京城，对京师威胁极大。正如《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卷12中所说：“考今蒙古诸部，其人率元之部族，其地则辽之故疆，自辽初上溯于汉初，攻伐之事未尝绝；自元末下迄于明末，攻伐之事亦未尝绝。”[15]清代吸取明失去漠南后，以修筑长城为防御手段而付出沉重的教训。改变消极防御的政策而以蒙古为屏藩，牢牢控制这一重要地区。
可以说这一地区辽金因之以蹂躏中原，雄踞黄河以北；俺答汗据此，威逼明朝，成就霸业；清朝入关，亦以收服内蒙古各部为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原王朝在此地的进退，成为国力盛衰的标志，其重要性是由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