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后金、察哈尔的三方态势与清太宗统一漠南

元朝退出中原后，曾企图重新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明朝统治者也一再北伐，仅明成祖就“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但都未彻底征服蒙古，永乐以后双方进入相持状态。而在明朝威胁解除的时候，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黄金家族的权威遭到挑战，异姓贵族争权，内部一片混乱。其间虽然经历了达延汗的短暂统一，即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在皇后满都海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蒙古诸部。他对自己的子孙实行分封，把蒙古划为六万户，分左右两翼，左翼为蒙古大汗本部，由其长子图鲁博罗特支系子孙继承汗位；右翼为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后裔统率，居蒙古西部，至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俺答汗时，右翼势力强大，迫使左翼由原来宣府塞外的驻牧地东迁到兴安岭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史载“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16]。漠北喀尔喀蒙古为达延汗末子格埒森札札赉尔的封地，格埒森札札赉尔又将其封地分给自己的七个儿子，形成了后来的喀尔喀七旗，明末清初形成土谢图、札萨克、车臣三汗部和赛因诺言部鼎立的格局。达延汗的分封措施一方面巩固了黄金家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汗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达延汗死后，蒙古重新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出现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右翼三万户的俺答汗最为强大。“酋惟俺答为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爱等五部，皆其亲支子弟。一有煽动，即为门庭燃眉之灾。视吉囊三子，散处河西僻隅者，不可同语，故今之制驭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17]

正当明朝政府内部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外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时，居住于我国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开始崛起，曾历任明朝地方官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一年（1583）以报父、祖之仇为名，以父、祖所遗十三副盔甲召集部人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公开反明。天命十一年（1626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病死，其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标志着满族正式形成。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就积极为入主中原而努力，他说“天地间，国不一也，岂有使大国独存，令小国皆没耶？”“不要幻想汉人政权是永久的，我是暂时的”；“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道”；“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18]体现了他的立国之道和入主中原的政治抱负。然而，对于刚刚兴起的地方小政权，首先面临的是解除周边敌人的威胁，努尔哈赤针对当时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9]的形势，实行“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环境诸国，有逆命者，皆削平之”[20]的政策，国势日盛，明亦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后金政权的壮大和他的统一战争，首先遭到了其邻边部落的仇视。扈伦四部、科尔沁蒙古朱舍哩、纳殷等组成九部联军，“九国兵马，汇聚一处，分三路而来”[21]向后金大举进攻，准备一举消灭后金政权，然而事与愿违，九国联军反而被努尔哈赤挥师击溃，纳殷等部被后金兼并。此后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不断兼并附近部落，并对漠南蒙古采用军事斗争与抚绥手段并用的策略，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争取漠南蒙古的归附。漠南蒙古最早归附后金的是地缘较近的蒙古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不断蚕食，引起了蒙古宗主大汗的极度警惕，当时蒙古名义上的宗主大汗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虽然林丹汗是宗主大汗，但大汗权威已经一落千丈，在蒙古诸部中已经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林丹汗企图凭借自己的“士马强盛”，重新统一蒙古各部，但是他迷恋于武力统一，“从者收之，拒者被杀”[22]。遭到漠南蒙古各部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当时在中国北方形成了明、后金、察哈尔三个民族政权博弈的态势，对后金来说，要取得对明战争的优势，入主中原，必须取得和漠南蒙古联盟，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因此努尔哈赤密切关注西边蒙古诸部之间的风云变化，寻找时机，兼并蒙古。努尔哈赤曾具真知灼见地把漠南蒙古诸部的关系比作天上的云，“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和则成兵，其散犹如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蹑而取之耳。”[23]对蒙古宗主大汗的林丹汗而言，不断蚕食漠南蒙古诸部的后金，和自己统一蒙古诸部的目标针锋相对，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自己的威胁更大，于是，林丹汗采取了联明抗金的战略，一方面可以从明朝那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充实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抵制后金的兼并，同时完成自己统一蒙古的大业。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林丹汗赍书给努尔哈赤说：“汝数苦明国”，“吾将牵制汝”。[24]从明朝方面来看，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令统治者镇压不暇。明朝对蒙古采取“今日大势，用虏则安，不用虏则危”，“止有用虏一着，舍此无术矣”。[25]所以，面对后金的崛起，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一边加强辽东的防卫，同时采取支持林丹汗以牵制后金的策略，给予其大量的“市赏”；另一方面亦避免两面受敌，既防止林丹汗的侵扰，又可以牵制后金。由于林丹汗有“宋康武乙之暴”，采用武力统一的策略，“从者养之，拒者杀之”[26]，在喀尔喀部被后金击溃之时，林丹汗不采取措施给予援助，反而趁机兼并其部，这使其他各部心怀畏惧，担心为察哈尔所并，林丹汗的武力统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本来独立的漠南蒙古诸部落，转而投靠了后金，使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后金的压力不得不向西迁移。尽管漠南蒙古的很多部落都已经归附了后金，但在漠南仍然存在着一个名义上并且有和自己一样要收服蒙古各部雄心的蒙古大汗，这无疑对后金既有现实的威胁又有心理上的压力。因此，皇太极继位之后，首先就要排除察哈尔林丹汗这个障碍。

察哈尔的敖汉、奈曼两部东投后金以后，察哈尔汗廷直接暴露在后金的兵锋之下，察哈尔林丹汗为了避免后金的直接攻击，被迫西迁，在西迁的过程中征服了右翼三部土默特、永谢布和鄂尔多斯。天聪二年（1628年，明崇祯元年）九月，皇太极亲率蒙古各部联军出征林丹汗，准备对林丹汗发动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因科尔沁部奥巴的失约而破产。[27]林丹汗为了躲避后金的威胁，被迫西迁，而此时的右翼诸部是各部落之间为互征属民和财物自相仇杀，甚至为“市赏”分配而大动干戈，加上佞佛，渐至衰弱，为林丹汗所攻破，或远走逃避，或为林丹汗所并。林丹汗据有右翼部落的牧地，并获得明朝给予右翼的“市赏”。后金并不给林丹汗休养生息的机会，天聪六年（1632年，明崇祯五年），皇太极再次同蒙古各部联军远征林丹汗。后金军队“有精骑五六万，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声势甚重”[28]，察哈尔林丹汗欲拒战，而所部解体，不得已，林丹汗“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29]。后金军队至归化城地区，“烧绝板升”[30]，仅有几座召庙幸免于难。林丹汗西走至青海大草滩病死，所部溃散。天聪九年（1635年，明崇祯八年）二月，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等人率军西渡黄河征讨林丹汗余部，林丹汗部众纷纷归附，林丹汗妻及子额哲也都无奈归降，并献上象征正统汗权的传国玉玺。右翼三万户各部落也先后归附后金。至此，整个漠南蒙古基本为后金所有，后金尽服内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