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和集群:创新驱动区域发展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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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科学城

我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因为那时学校教育我们要爱科学,在勇攀科学高峰的路上没有崎岖的道路可走。家里订阅了《科学大众》杂志,那时我看的科幻故事里的太空探索图片,与现在航天员太空生活的真实影像似乎差别不大。我和同班的女同学曾以居里夫人为榜样,以当科学家为人生目标。

1958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中科院。那时中科院刚建不久,据说是仿照苏联科学院建的,和北大清华相邻,集中了我国顶尖的科学家,要用科学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科院配套建了很多公寓楼,还有能与莫斯科餐厅媲美的“中关村茶点部”。那一片就叫“科学城”。

高中毕业时,我的同桌考上了中科院下属的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因“战备”需要,中科大搬到安徽合肥去了,听说合肥是“科学城”了,且董铺水库岛由中科院接管而成为“科学岛”了。1990年,我应邀去岛上给中科院的一个所做讲座,当时岛上的四个研究所没有公共会堂。“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先生得知我去“科学岛”,托我到等离子体研究所取到了一点工资。

还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城是核工业基地,即俗称“九院”的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九院从北京迁到青海海晏县,再到四川的山沟里,进行核试验。1983年,九院的全部人员迁到绵阳,那里成为了“科学城”。后来我去到那里时,科技人员聚居的大院已经相当破旧了。近两年,在为了解决“卡脖子”难题而必须强基础的紧迫形势下,以较大规模地建设大科学装置为特征的“科学城”和作为高端人才集聚地的“科学家之城”,在北京、上海、合肥、广州、成都、重庆、深圳等城市发芽开花。我虽然未曾有机会了解这些“科学城”的开发和建设情况,不过由于我到过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关西科学城、瑞典的西斯塔科学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科学城(卡图加工程),以及国外的其他几个科学园区,并翻译(译审)了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皮特·霍尔合著的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The Making of21st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一书,还是想就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谈谈看法。

国外的科学城与我国的高新区、开发区和其他新城不同。科学城应该是由政府进行规划建设的、有意构筑的脱离动荡城市中心的一种优越的特殊空间。这种科学环境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机制,能使科学家和学者们在科学社区里激发内聚力,进行科学探索,潜心追求科学目标,通过研究活动的协同以实现卓越的科学成就。

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关西科学城有很大的区别,瑞典的西斯塔科学城和隆德科学城也很不一样。大部分是所谓集中于科学研究的“纯科学城”,其不受生产环境的直接影响。另外一些科学城与工业公司建立联系或自己创建商业公司。科学城通常能支持国家的科学发展,也往往成为地区发展的工具,以期将较好的科研成果逐渐渗透到经济和社会中去。

有一种说法,世界的“纯科学城”诞生于1957年的赫鲁晓夫之梦,是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树林中建造的。初建时,经常有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由物理学家参与的一个俱乐部举办的研讨会和讲习班。但后来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逐渐官僚化,导致科学城人才流失且缺乏协同作用,于是,一些科学家在官僚主义与市场力的夹攻下感到遗憾。由此,一项对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总结指出,建设科学城会改善工作条件,带来更好的科研设备,这有助于研究活动的开展;组建新的研究机构,有可能打破官僚主义的束缚,破除现有学术中心的保守观念。然而,除非建立了新型的研究管理组织体制,否则,旧有的科研体制弊病会在新科学城中再生。

始建于1963年的日本筑波科学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作为“纯科学城”失败的典型,甚至被称作“科学乌托邦”。60多年来,日本政府对最初缺少产业支撑的筑波科学城进行了制度改革,加强了市场化导向。但直至2019年,在一项调查中,近半的筑波市民仍然表示感受不到“科学之城”的元素。

日本的关西科学城建在京都、大阪和奈良之间,采取多核心的发展模式,而且实行公私合伙制度,吸引工业公司和协会为研究成果商品化提供渠道。这座科学城的目标是提高经济竞争力,在设计之初就把未来的基础研究与工业研发及应用结合起来了。

2010年,瑞典西斯塔科学城在上海世博会上做广告。2011年,我去参观时,其还没建设完工,它的原址是爱立信总部。它在移动通信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吸引了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并孵化出创新型小微企业,形成了由大学、企业和政府共同构建的创新网络。瑞典创新署(VINNOVA)对国家创新项目进行了全过程管理。

建设科学城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并非必然促进科学发展。如果缺乏专门的政策把它的科研活动与当地的经济连接,科学城就可能成为飞地,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科学城所在的地方如果具有经济活力,也能主动利用科学城所蕴藏的科技潜力,将科学知识真正融入地方的企业网络,使科学城对国家和地方产生直接的效益。

总的来说,科学城的概念是在理想主义中诞生的,要将它变为现实,不仅需要先进的大科学装置、适宜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及足够的公共空间,还需要科学城内人们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跨领域、产学研协同的科学氛围和共同的价值观。

(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