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治愈糖尿病的一道曙光

生于音乐世家，反将毕生献给医学

正如娜塔丽亚·金兹伯格在《家庭絮语》中所述，迟暮之年在哀悼过往的种种崩溃。殊途同归，那一刻也终将降临在我身上。到了那时，回忆过往恐怕要比展望未来简单得多。我希望浮现在眼前的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温暖的故事。那令人怀念的故事始于音乐，直抵心口最柔软的部分；那令人铭记的故事终于医学，在医学的世界里唤醒了真正炙热的生命。

乔凡尼·里科尔迪

我的故事始于1808年1月16日。诚然，这并非我个人而是整个家族的故事。这一天，乔凡尼·里科尔迪和雕刻师菲利斯·费斯塔在米兰创立了卡萨-里科尔迪，在成立之初的文件中将其定位为“乐谱印刷馆”。然而，两人间的默契稍纵即逝。短短6个月后，费斯塔就离开了公司。所幸，乔凡尼的热情和创业天赋使卡萨-里科尔迪得以存续，后世才迎来了这家享誉意大利甚至世界音乐界的发行公司。

乔凡尼在职业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要数他与作曲家威尔第的合作了。二人在1842年的合作使里科尔迪出版公司名声大噪。彼时，里科尔迪公司已经与罗西尼、多尼采蒂、贝利尼这样的知名作曲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几年后，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第一场爆发了。除了音乐，乔凡尼跟《纳布科》之父威尔第在其他方面——意大利独立的强烈愿景，也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事实上，在1908年卡萨-里科尔迪的百年纪念日，政客将卡萨-里科尔迪称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原声大碟”。正是这场运动建立了意大利王国。

蒂托·里科尔迪

乔凡尼在68岁时与世长辞。拥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蒂托子承父业。1871年，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蒂托随即决定将卡萨-里科尔迪公司迁到罗马。那是一个经济危机席卷各行各业的年代，蒂托甚至开始考虑卖掉自己的公司。最终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将卡萨-里科尔迪的重中之重转移到著作权保护上。那也是一个盗版音乐作品猖獗的年代，蒂托及其子朱利奥·里科尔迪都竭尽毕生所能，致力于版权保护法规的引进和建设。二人的努力水滴石穿，终于在1865年促成了著作权法的建立。

朱利奥·里科尔迪

1888年蒂托辞世，朱利奥接管了卡萨-里科尔迪。这家80年前诞生的小小乐谱复印店，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整个国际市场予以高度评价的音乐出版公司。作为创始人之一，朱利奥将卡萨-里科尔迪带到了荣耀之巅。他开设了新的分部，与年事已高的音乐天才威尔第和冉冉升起的新星普契尼展开密切的合作。1910年，卡萨-里科尔迪将许多自有歌剧作品搬上了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

蒂托二世·里科尔迪

朱利奥在72岁时逝世，其长子蒂托二世接管了卡萨-里科尔迪。蒂托二世在父亲去世前便已涉足家族企业，不过这对父子始终分歧重重。生于19世纪的朱利奥难以接受世界惊天动地的飞速转变；蒂托二世则恰恰相反，他以开放的态度迎接变化，希望大展拳脚，尽快在卡萨-里科尔迪践行一系列商业战略变革。然而，其父亲朱利奥指控他在成本与利润的评估上存在疏忽，父子俩大动干戈，朱利奥甚至禁止儿子使用公司账户。蒂托二世被权力的欲望蒙蔽了双眼，决心孤注一掷、投身电影业。天不遂人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蒂托二世的电影梦破碎了。由于经济困难，蒂托二世被迫辞去了职务。

南尼·里科尔迪

从1919年蒂托二世辞职到20世纪50年代末，卡萨-里科尔迪险阻重重，却又一一克服。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是法西斯宣传和审查横行的年代，也是属于前卫派的年代。家父南尼·里科尔迪恰恰诞生在这段时期。南尼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变革，使公司转型成股份制。

一个多世纪以来，卡萨-里科尔迪始终致力于古典音乐的制作。1958年，名为“里科尔迪唱片”的流行音乐分部成立，听众开始关注被称为创作歌手的年轻音乐家——他们令现代音乐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些年间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比如卢西奥·巴提斯蒂、吉诺·波利、奥尔内拉·瓦诺尼（意大利音乐“第一夫人”）、路易吉·滕科、塞尔焦·恩德里戈、乔治·加贝尔、恩佐·贾纳奇等人。彼时，恰逢我这个离经叛道之人——卡米洛·里科尔迪来到人世。

离经叛道之我

纷繁复杂、浩瀚无际、深不可测——这是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对纽约的诠释。1957年4月1日，我出生在这座城市。愚人节似乎是个机会，又仿佛一个玩笑，为我的未来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事情要追溯到父亲与弗兰科·科隆巴一起在纽约开设里科尔迪办公区的时候。那时，美国唱片行业要比意大利领先许多。父亲正在与水星唱片（美国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展开合作，打算建立一家合资企业，将里科尔迪的业务拓展到意大利的黑胶唱片领域。

为我洗礼，然后拥我入怀的是双亲的两位挚友——伦纳德·伯恩斯坦（音乐家）和厄尔·麦格拉思（唱片公司高管）。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身边始终环绕着艺术界的大人物，比如玛丽亚·卡拉斯、卢奇诺·维斯康蒂、哈里森·福特、米克·贾格尔这样的业内奇才。得此殊荣，原因主要在于当时被称为“里科尔迪会客厅”的家庭传统。这一活动会邀请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前来一叙。大家齐聚一堂，扺掌而谈。时间通常设置在斯卡拉大剧院首演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音乐家、指挥家、歌手和艺术家会大晚上“入侵”我家，当然，这是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入侵”。

在这些性格各异的才子佳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便是我两位教父中的一位——厄尔·麦格拉思。如果说伦纳德·伯恩斯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卡萨-里科尔迪创立伊始所追寻的经典传统，那么厄尔·麦格拉思则开创和引领了整个摇滚时代，这属实令我心驰神往。

作为一名备受赞誉的音乐制作人，厄尔与大西洋唱片签署了AC/DC乐队的第一份合约，后来又成为滚石乐队的经理。他代表着与我所处的时代更亲近的文化，诠释了我们那一代人张开双臂热切迎接的巨大改变。不过，即使从小在录音室长大，我也从未想过走上音乐这条职业道路。在不久的未来，指引我走向离经叛道之途的另有其人。那个深藏不露的高人在聚光灯照射不到的位置。

埃米利奥·法基尼

“如果太阳跟这颗橙子一样大，那地球有多大，离这颗橙子又有多远呢？”为了激发我的好奇心，外祖父埃米利奥·法基尼常常抛给我千奇百怪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他拥有三个学位，分别是工程学学位、物理学学位、医学学位；同时，他还是一名发明家。不过，外祖父发明的作品应用率相对有限，他只喜欢研发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他发明过一个拉直铁丝的方法，并在弗留利地区的葡萄园里用上了这些铁丝。他对穿着打扮兴味索然，送我的唯一礼物是一把微积分计算尺。他还仔仔细细地教我如何使用那把奇妙的尺子。不过，他激发了我独有的论证体系，赋予了我科学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特质——好奇心。

我向来不是模范学生，只有学习成绩还说得过去。幸得历史老师奇科洛教授的斡旋，我才得以参加高中毕业考试。我成绩优异，但行为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差点失去理科入学考试（等同于SAT）资格，这是高中毕业和考取大学、深造天体物理学的必经之路。那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接连不断的罢工、校园占领和学生抗议运动，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比在教室里还要长。因此，我开始自行旁听大学的讲座。比起母校米兰卡尼奥拉路第八中学的课程，这些大学讲座大大加深了我对学科的理解。

那时，我醉心于探索神秘的未知宇宙。学期考核收集了众多论文题材，而我偏偏写了一篇关于宇宙背景辐射的论文，呼应宇宙诞生之初的那场大爆炸。校领导和教授满脸写着不想让我过关。万幸的是，我以优异的成绩——满分60分通过了期末考试。这次考试让我在接下来的选择中拥有了足够的自由，我可以探索千奇百怪的机会，学习任何一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机缘巧合的是，我用整个夏天读完了一本书，并以此为契机，将未来的方向从天体物理学彻底转变成医学。那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埃克尔斯所撰写的《理解大脑》。作者是神经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这门学科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神经元网络。

我特别痴迷于一个想法，那就是挖掘人类大脑的潜能，攻克各式各样依托智力表现的领域，比如提高学习能力、加强记忆力、增加疼痛阈值、减轻劳累感之类的。于是，我决心背弃200多年的家族传承，单枪匹马地闯进医学院。

我在米兰的一家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做了2年科研，渐渐意识到意大利那些年在相应领域的研究不及约翰·埃克尔斯在书中提到的那样先进。另外，在临床前模型中研究帕金森病患者的神经回路对我来说似乎有些意犹未尽。直到有一天，我与吉多·波扎教授相遇了。这位来自意大利糖尿病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说服我改变了研究方向。那时，波扎是米兰圣拉斐尔研究所内科与糖尿病科负责人。他建议我起码花上1年时间去好好学习内科，而不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大脑的研究中，毕竟我终究要考取医学学位。虽然我不是百分百信服，但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最终也顺利从医学院毕业。毕业论文的方向是糖尿病并发症。

那时，我依然不认为自己会选择糖尿病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天有不测风云，我的小表妹塞雷娜罹患1型糖尿病，这场悲剧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痛定思痛，决意致力于根治这种疾病。既然1型糖尿病导致自身免疫过程破坏了一些细胞，那么我就来移植那些可以生成胰岛素的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