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双方开启正式谈判（39）
见自己询问田千秋时赵熙在一旁笑而不答，刘从戎便让赵熙给田千秋好好讲讲这其中的文章，而他则坐在一旁喝御酒吸吕宋草，随时准备给赵熙做补充。赵熙笑着对田千秋讲，这里面当今圣上和定国公刘从戎的布局真得是大有深意的。首先，无需多言，这样一来完全彰显了大汉朝的大国风范。其次，是令羌人和氐族人借此机会得以高度自治，从而获得了快速发展机会。羌人和氐族人在感激我朝的同时，势必在若干年后壮大起来，成为牵制匈奴伊稚斜单于和匈奴右贤王势力的主要力量。这样一来，大汉朝则又在西部边疆地区扶持起了一股势力，到时候尽可以为我所用。第三，是切实维护了西部地区众多臣服于大汉朝那些少数民族的利益，令这些少数民族心服口服，从此会格外感激大汉朝。第四，是真正从利益上满足了匈奴右贤王的要求，令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能够与我大汉朝睦邻友好不再爆发冲突和战事。第五，是加剧了匈奴右贤王与匈奴伊稚斜单于之间的矛盾。一旦匈奴伊稚斜单于听说自己的这块飞地被大汉朝给了匈奴右贤王，而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些赋税也全部归了匈奴右贤王，你觉得他能高兴得起来吗？接下来必然会采取一系列动作打压匈奴右贤王的。第六，这块飞地名义上是给了匈奴右贤王，但匈奴右贤王若是不顺把咱们是随时可以把这块飞地给拿回来的。因为咱们可以从北地郡、朔方郡和上郡三个方向上出兵随时碾压过去将匈奴人赶过大漠，重新将这块飞地夺回来。第七，是这块飞地不适合农垦和筑城的，与咱们大汉朝的生活和生产习惯完全不一样。咱们夺过来后由于偏远内地平民不愿意迁徙过去，在咱们手里确实没有多大用途反倒成了管理上的累赘。而这一点，也是为什么咱们没有派兵去驻扎的原因所在。
刘从戎一听，赵熙还真是把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意思全部都琢磨到了。自己还真是没看错人，让他做绣衣府在南方的负责人成为自己的助手确实是能够胜任的。刘从戎见晚上也没什么事情，就对田千秋和赵熙讲我今天给你们聊些有关羌人和氐族人的事情吧。见他这样说，田千秋和赵熙欣然同意。据传羌人的始祖为黄帝，也有说是炎帝。其最初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称之为“羌”、“西羌”、“氐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韂”。如果从黄帝部族的有关传说与考古发现相对照，更可以说明黄帝部族的属性。据《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水在今天陕北（泾河），黄帝部族原先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考古上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对应。《左传·哀公九年》也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后东向进入中原地区，在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获得空前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从西边来的黄帝取代了属于神农系统的炎帝，而东方的蚩尤时也强盛起来；黄帝战胜蚩尤，于是成为中原一带的霸主。传说黄帝统治期间发明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制丝就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而中华文化的承载物汉字则是由黄帝的造字史官仓颉发明的。羌，古族名，又称西羌。最早载于秦汉时，部落众多，有先零、烧当、卑湳、卑禾、婼、参狼、钟等。“羌”、“氐羌”。关于“羌”的文字记录见于商代。而在殷商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羌”和“羌方”的活动。
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的记载中，从活动情况看，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后羌人加入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氐羌之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逸周书·王会解》说“氐羌以鸾鸟”。孔晁《注》云：“氐羌，与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矣’。”如是，羌是大名，氐是羌中的一种，因羌的种类很多，所以称氐为“氐羌”。据顾颉刚考证认为，氐羌同为姜姓，即同出于炎帝。童书业更进一步论证：“‘姬姜’似即‘氐羌’。‘姜’之即‘羌’……‘姬’之即‘氐’。”如是，氐羌实为共同种，盖其后进，是有此称。至汉晋以后，氐羌逐渐分流，成为介于华、羌之间的又一民族。戎、羌戎。周文献中常以戎概称西方非华夏文化圈内诸族。如《礼记·王制》：“……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又《大戴礼记·千乘》载：“……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考戎当为炎黄族群之后进者。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羌人是实行火葬的。刘从戎这倾向于现代很多知名历史学者的观点，认为晋、秦诸国周围都是戎、狄。这就是说在今山西、陕西南省境内生活于戎、狄文化的，远较生活华夏文化的为多……戎里也有姬姓的，也有姜姓的，使我们知道姬姜诸姓本出于戎。见于史载的“戎”族群，先后有“犬戎”、“姜氏之戎”、“允姓之戎”、“申戎”、“陆浑之戎”和“义渠”等。从发展水平上说，他们是介于姜、羌之间的类型。羌语中适于耕种的河谷叫戎，羌与戎的区别，就是牧与农的区别。
刘从戎说到这里，喝了一大口御酒后，又吸着吕宋草给哦田千秋和赵熙解释西羌这个概念。氐羌族群世居西方，而留居原地者依然保存其经济和文化传统，广布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因此，汉晋史籍又常称之“西羌”。西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在今甘肃、青海、陕西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当阗羌、滇那羌、黄羝羌等。
在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西藏有发羌、唐牦；内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区则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其中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与在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为羌族。羌人在中国与和中原人等世代繁衍，现代汉族、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怒族、德昂族、拉祜族等，都能追溯到古代羌人的身影。后来尤其是在缅甸，缅族（三千五百万）、克钦族（景颇族，一百五十万）、克伦族（近五百万）、克耶族（二十余万）、钦族（一百余万）、若开族（二百六十万）、爱伲族（哈尼族，五万）、傈僳族（三十万）、崩龙族（德昂族，二十万）、拉祜族（五万）等。缅甸总人口约为五千五百万到六千万之间，而羌人民族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羌族人后来也来到印度，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诸民族约二千余万人具有羌人的血统。在东南洋泰国、越南、老挝等国，也有少量的羌人民族。
生活于青海河湟地区、渭水上游草原一带的羌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甘肃临洮一带，一般认为羌族是当地土著与外迁来的苗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最后形成的。战国时期，羌人部落活动于祁连山区，并至迟在战国晚期北出扁都口（今甘肃民乐南），霍城一带（今甘肃山丹），进入河西走廊。《汉书地理志》、《括地志》以及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出土的简牍文书都有关于河西羌人的明确记载。秦汉之际，游徙、生活于河西走廊的羌人渐渐话跃于政治、军事历史舞台。《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政府设立于河西走廊的番（音皮）和县，就是为安置番乐羌而设置。仅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至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80年间，河西羌人就发动过针对河西走廊四郡及重要军事、政治要塞的战争近十起，范围遍及河西走廊。他们攻城略地，但屡战屡败，始终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随着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经营和西北疆域的扩展和中原强势文化的扩散，河西地区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河西羌人在这一过程渐渐消逝，但从考古发掘的葬俗、遗址等方面，仍可以窥见羌人远去的背影。上世纪末，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被盗古墓葬进行清理回填。在一座被盗掘的魏晋墓葬中，发现了30余枚极为罕见的人面木牌。这类木牌一般长20厘米一25厘米，宽2厘米一5厘米不等，多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头或楔形头，木牌上用墨笔绘人面像。此后，这类木牌在许三湾、骆驼城多座墓葬内出土。职业的敏感告诉专业人员，这是一种迥异于魏晋时期当地主流文化的另一类人文类型的随葬品。经过不断研究探索，研究人员认定神秘的木牌就是纳西族人所称的“可标“。
这是他们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而纳西族是羌人的一个分支，他们是源于羌族的。在河西走廊武威地区，现代挖掘出的多座魏晋墓葬都曾出土过这类“可标”。早在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就曾发现过。1927年至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居延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它“人面形木牌“的名字已经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B·梭马斯罗姆《内蒙古额济纳地区考古研究》等文献中用了近一个世纪。我们甚至可以从可标上“状极可怖，不类生人“的面孔中读出羌人渐离羊群，学耕务农的压抑，沦为豪族地主家奴、荫户的辛酸等等。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来源，也以羊为图腾。羌民在冠礼和送葬仪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绳，以表示与羊同体；在丧礼中要宰羊一只为死者引路，称为引路羊；相关文史资料中也不止一次地讲到羌人的这种习俗。但是，羌人流行火葬，所以这种葬俗很难在考古调查中被发现。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发掘的位于骆驼城墓群的西晋纪年墓却于棺木前左侧出土殉葬小羊一只。墓室内陶器甑、灶、盘、钵、罐等排放有序，一如当年墓主人的厨房摆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殉葬羊伏卧，两前腿前伸，从卧姿分析，系杀死后殉葬。这例葬俗每每于河西走廊骆驼城，许三湾出土“可标”的墓葬内发现。因此，考古人员认为这类墓葬是汉化的羌人墓葬。而殉葬小羊正是羌人的“引路羊”。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羌人与羊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晋纪年墓发掘完后，我们没有采集骨骼标本，而将他们如旧深深墓葬，以便让它完成引导主人灵魂飞升上天的任务。羌人，在千百年前就给族人的死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上世纪后期，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掘出了近千块汉砖，魏晋时期的墓葬画像砖，在这些官吏或豪族地主上至神仙瑞兽，下至平民生活的墓葬壁画上，常有披发的或猎、或耕、或桑蚕的羌族男女形象。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河西羌人历秦逾汉至魏晋时期已部分明显汉化，他们废弃了火葬仪式而实行当地汉族所用的斜坡墓道土圹墓，砖室基的葬式，并保留了部分羌族葬俗。河西走廊的羌人与各族的融合并没有在魏晋时期五胡十六国的纷纭战火中完成。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政府就在河西“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同时“设护羌校尉，以统治羌人”，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统治河西民族。事实上，羌人西迁的脚步自汉至魏晋数百年间就没有停止过。斯坦因在罗布泊发现的魏晋时期羌女文书中说：“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这位忧怨的羌族女子在文书中留下了羌人西迁罗布泊的记录。实际上，魏晋时期的河西羌人不仅有部分西迁，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南出祁连融入吐蕃，北入大漠融于匈奴等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大唐王朝不仅沿袭了“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策，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开疆拓土，使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全盛时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羌人进一步发展壮大。唐咸通末，《郭煌石室遗书·张氏勋德记》中还提到河西走廊的羌人。宋初，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参与羌族的一个庞大分支党项羌人西夏王朝的建立，在经历了将近二百年后为蒙古族建立起的元朝所灭。
在元代河西羌人的活动日趋微弱，民族融合状态下，羌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在史籍和考古资料中有关河西走廊羌人的信息，已很难得见。有关文献中所提到的“羌人”，实指分布于此地的其他少数民族。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之民族融合过程终于在元代画上了句号。河西走廊的羌人和羌人部落渐渐远了。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史籍的零星记载去打量“当煎羌”、“烧何羌”、“当阗羌”、“沈氐羌”这些近乎陌生的羌人部落名称；或是通过出土文物及其所载带的文化信息以及今日河西走廊方言中孑遗的“羌活”（中草药）、“羌盐”（食盐的一种）等只言片语穿越时空去感受，感知他们了。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其内涵与汉区之春节，雪区之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相近。而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迁徙游牧业过渡到定居农业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即农历十月初—）为羌历年，并以这—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的农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外出务工的人也纷纷赶回了家，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习俗。从严格意义上讲，“祭山会”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民间称为“许愿”），而羌历年则是表达羌人美好情感的一种答谢方式（民间称为“还愿”）。因而，祭山会属“春祷”，羌历年属“秋酬”。同属农事活动，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