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对于当时的逃难者，陪都重庆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从汉口抵达重庆有两条路，一条是“北通巫峡”，一路溯江而上，要穿过“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荆江段，还要穿过“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的三峡，且不说当时的荆江和三峡有多么凶险，这条线路既是当时军政机关从华中撤退到大西南的主要路线，也是日机重点轰炸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与炸弹结伴而行；还有一条是“南极潇湘”，先逆长江而上，在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口岳阳城陵矶进入洞庭湖，在漂过洞庭、抵达湖南桃源后，再转向素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今属湖南怀化市），然后穿越中国的盲肠——湘西，抵达重庆。

袁兴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走这条道的人相对较少，也相对安全一些。然而，当这条雇来的小木船一路风雨飘摇进洞庭湖时，他们才发现这也是波险浪恶的一条路。小木船载着一家人，四个粗壮的船夫赤裸着黝黑的膀子，轮番摇着船桨逆水而上，昼夜不息。他们都是熟谙水性的人，但还是难以驾驭一条颠簸在风浪中的木船。二毛眼睁睁地看见，他们刚把船往前摇一步，一个浊浪打过来，船又猛地退出了好远。从汉口到桃源，换了现在，最多是一天一夜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二十多天。谢天谢地，这船没翻，也没有遭遇日机轰炸，一家人总算全须全尾地上岸了。就在二毛将要登岸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他被顽皮的四弟隆德从船上推下了水。那时他还没学会游泳，一下就被卷进了旋涡里，幸亏一个船工水性好，眼疾手快，扑通一声跳进旋涡把他救了起来。二毛呛了几口水，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了。按说，从此他该长记性，知道水的厉害了，但恰恰相反，这次差点要了他小命的经历，却让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学会游泳。——据袁隆平晚年回忆，他一辈子酷爱游泳，就是从一种求生的本能开始的。从那以后，他就在心里发誓，要像船工一样练出一身好水性，无论掉进了怎样的旋涡和激流，他都能游出来，还能救起那些不幸落水的人。

桃源，人道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这儿也不是世外桃源，就在他们抵达桃源的第二天中午，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一枚枚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呼啦啦倾泻而下。二毛和一家人躲在一座石拱桥下才侥幸逃生，但见桥外的弹片、泥土、砖瓦和被炸裂了的树木四下飞溅，二毛的一双大眼圆睁着，两只眼珠子发出一阵一阵的红光，那是瞳仁里的火苗子在燃烧。当遮天蔽日的浓烟渐渐散尽，一座青砖黑瓦的古城已在烈火浓烟中化为片片瓦砾。废墟下还有人类用撕裂嗓门的声音发出的呼号和惨叫，一个孕妇在逃奔中流产了，她已经拼尽了自己的性命，躺在血泊中，那是一个母亲的血，也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降生的婴儿的血。这血与火中的悲惨情景，让另一个怀孕的母亲——袁母的呼吸声忽然压得很沉，很低，一股悲戚之情化作泪水，从她充满风尘的眼里夺眶而出……

无论怎样颠沛流离，父母亲都会想办法让孩子们上学念书。从1938年8月到1939年1月，二毛在毗邻桃源的澧县弘毅小学上了半年学。在这年10月底，袁家的第五个儿子隆湘降生了。之后，他们又改变了逃难的方向。按预定路线，他们原本打算生完孩子后，坐船从沅江逃往湘西沅陵，但孩子降生后已是枯水期，他们的船行至一个叫牛屎坳的地方，就搁浅了。而此时，关于湘西匪患的消息也接连传来，那些剽悍的湘西土匪，让很多逃难者望而却步。袁兴烈在踌躇之中，决定还是乘船去重庆，这就必须再过一次洞庭湖，从桃源折回岳阳城陵矶，由此入江，经湖北宜昌穿过三峡到重庆。

一条船，一家人，漂洞庭，过荆江，几近一个月的波折，当他们抵达“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宜昌时，已是1939年2月。这年的农历除夕（公历2月18日），一家人是在船上度过的。一阵阵狂风掀起恶浪，浪花猛烈地冲撞着停在江边的小木船。袁母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望着眼前几个又冷又饿地瑟缩在船舱里的孩子，内心里不知有多少悲苦辛酸，脸上却依然带着慈爱的微笑。几个饥饿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那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在他们眼里，父亲是那样不可思议，仿佛会变魔术似的，眨眼间就能给他们变出吃的喝的。此时，一家人已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父亲就是唯一的指望。在时隔多年之后，一个疲惫不堪又特别坚忍的形象还在二毛的记忆里反复闪现，父亲把手撑在腰上，从低矮的船舱里吃力地支起身子，他支撑着的是一家人的性命。

岁月辗转但从未蹉跎，乱纷纷的世道里仿佛也有一种预定的秩序，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发生，袁隆平还将继续上学。据《袁隆平口述自传》附录的年表记载：“1939年8月至1942年7月，袁隆平在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学习。”[5]但一家人是何时抵达重庆的，一路上又有着怎样历尽奇险的经历，早已沦为岁月与记忆中的一片空白。不过，透过袁隆平先生的一段回忆，大致也可以猜测到一家人抵达重庆的时间。“一到重庆不久，就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6]——当我翻检当年的历史档案，那模糊的日子一下变得清晰了，那是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对重庆进行了连续两天的大规模轰炸，投下了大量比高爆炸弹更具毁灭性的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区在两天内化为一片火海，当场炸死了近四千人，两千多人受伤，二十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心城区一直到嘉陵江畔，街道两边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那一条条繁华热闹的大街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弹坑，残砖断瓦间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很多尸体通体枯黑如同木炭，在一个被烧成了焦炭的女尸身边，躺着一个尚未成形的婴儿，在一位死去的母亲怀里，她的孩子还在吮着她的乳头。那些没有被炸死和烧死的人，却比那些死难者更痛不欲生。一个被炸断了双腿的“扁担”（脚夫），抱着妻子的尸体绝望地哭喊：“你走了，我这没了腿的瘫子还怎么活啊！你生下的那一堆崽子我拿什么养活啊！”

不只这些可怜的人类，连那些庙宇里的菩萨、大佛和各路神仙们也都被炸成粉末。

这年，二毛快满10岁了，这座山城给他留下了最悲惨的记忆。但这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为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飞机九千多架次，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无差别轰炸，其残暴程度绝不亚于南京大屠杀。那时重庆还没有电声防空警报，一旦日机来袭，一座山城就会在各个制高点上升起一个个红灯笼，那充满了喜庆色彩的红灯笼也就成了市民逃命的信号。而遭受日机轰炸最烈的重庆市民，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每次跑警报，袁母就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袁父则张开手臂保护着一家大小，随着滚滚人流往防空洞里钻。那是人类唯一的避难所，却像坟墓一样压抑、憋闷，孩童绝望的哭泣，刺鼻的呕吐物，一双双眼睛里发出的光亮是那样阴森、悲惨而凄凉。在二毛的记忆里，连一向沉着而坚强的父亲也曾发出悲怆绝望的叹息：“今天全家人还躲在一起，不知明天将怎样？”

后来，袁隆平想起此事时说：“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教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袁隆平儿时的照片中，有一张在战时首都重庆留下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和哥哥隆津当时都加入了童子军，头戴无檐军帽，腰间紧扎皮带，那是夏式军服，小哥俩都穿着高过膝头的短裤，穿着长筒袜，看上去都挺瘦，但精神气儿十足。——这也是我所见的袁隆平的唯一一张戎装照。其时，他们的父亲袁兴烈已在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供职，家住南岸。南岸区是重庆的主城区和中央商务区，袁隆平还记得家里的门牌为周家湾狮子口龙门浩27号，他和四弟隆德在1939年秋便就近入学，进了龙门浩中心小学。但二毛毕竟还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他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生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由于三弟隆赣从小过继给伯父了，四弟隆德便成了和他形影不离的跟屁虫，他时常带着隆德去街上看小人书，一看就把啥都忘记了，好几次都是母亲揪着他的耳朵抓回来的。

看看小人书还没什么，二毛还有一个危险的爱好：玩水、游泳。这其实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但对于二毛来说，除了天性，还有他此前在桃源的誓言，那甚至可以说是他和江河达成的一个生命契约。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江城或水城，而嘉陵江就是二毛眼皮底下的一条江，从家里到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那条弯弯曲曲的河街，那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和贝壳，那河上的渔船和渔船上沐着细雨的鹭鸶，在一个孩子如鸟儿般圆圆的眼睛里，永远都有着某种神奇的诱惑。趁着大人不注意，二毛时不时就会一个猛子扎进那江水里。——后来，只要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袁隆平就会风趣地操着一口重庆话：“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飞行员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是艺高人胆大，看见日机丢炸弹，就一猛子扎进水里躲起来……”

有时候正上着课就拉警报了，师生们马上就要停止上课躲进防空洞里。在那如墓穴般憋闷得喘不过气来的防空洞里，人只能咬着牙闭上眼睛死劲忍耐，那感觉真是难受死了。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感觉，甚至是一种集体死亡体验。1941年6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日军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轮番轰炸，数万市民拥挤在十八梯大隧道，在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一直紧锁栅门，导致上万避难民众窒息而死或在推挤践踏中死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这是继南京大屠杀之后，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之一。一个孩子在这样的防空洞里怎么受得了，他觉得待在防空洞里比死还恐怖。好几次跑警报时，二毛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他是个贪玩的野小子，平时也常逃课到嘉陵江去撒野。

小哥俩逃得了课堂，却逃不过父亲的眼睛。他们家的房子是临江而筑的，父亲正举着一台军用望远镜，站在窗前远远地瞄着他们呢。“这小兔崽子，他又想跑到那儿去啦！竟然还拉上了弟弟，又是去玩水，不要命啦！”在父亲眼里，河流是危险的，在二毛眼里，父亲是危险的。他虽说看不见父亲，但也知道这很危险，一旦被父亲发现，肯定逃不过一顿打。不过，他的鬼点子很多，譬如说，他每次下河游泳，都要拉上弟弟，就是想：两个人一起犯错误，如果挨打，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挨打，各打五十大板，会打得轻一点。但结果却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那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像飞毛腿一样跑来的父亲在背后来了个突袭。父亲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鸭子似的，把哥俩拎回来。那个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袁隆平讲起这事，忍不住得意地大笑。

几乎对于所有的孩子，父亲都是一个严厉的代名词。

同温存而慈祥的母亲相比，父亲给袁隆平一生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始终显示着自己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另一方面，袁兴烈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在教育孩子上有自己的规矩。像二毛这些屡屡犯错的孩子，难免屡屡受到处罚，挨打，下跪，还有惩罚性的背书写字，都是家常，而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准吃饭”。当父亲处罚孩子时，母亲纵有菩萨心肠，也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对于二毛这种太顽皮的孩子，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不能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来管教，她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直到做父亲的出门办事去了，母亲才会悄悄走过来，她煮好了二毛爱吃的荷包蛋，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柔声细语地给他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对于一个孩子，最厉害的惩罚就是不准吃饭，而能够香喷喷地吃上一顿饭就是最好的补偿。这也是袁隆平对饥饿与温饱的童年体验。那时他们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勉强维持温饱。应该说，除了父亲的惩罚式挨饿，他还没有饿过肚子，但饥饿和死亡也是近在咫尺的现实。自古以来，饥荒与战乱就是结伴而生，在战乱与饥荒的时代，人命是最贱的东西。由于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除了直接死于炮火的死难者，还不知有多少饿死者。战争让大片田地抛荒，让无数农人逃离了他们的田园，又加之交通运输线遭受日寇的轰炸，势必会导致粮食短缺，粮价飞涨，一座山城，每天都有汹涌而至的难民、饥民，哀鸿遍野，饿殍枕藉。在二毛的记忆里，有一天母亲拉着他的手穿过混乱的人流，满街都是饥民浮肿的脸孔，他们的嘴巴就像一个个黑洞。转入一条小街，几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都在打躬作揖，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的老人。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忽然想起了那个牛首人身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他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炮弹，而是纷纷扬扬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1942年夏天，袁隆平从龙门浩小学毕业。一个战争年代的孩子，念过三所小学，而他接下来还将上三所初中、两所高中，才能中学毕业。

袁隆平念的第一所初中是复兴初级中学，但他只念了半年就转学了。这所初中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却给他留下了一段有些好笑又让他日后充满自嘲的记忆。那是他写的一篇作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然发出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怅叹。当时，他对自己在作文里用上这样一句成语还有些自鸣得意，可他不会写“梭”字，一句如无病呻吟般的怅叹外加一个错别字，让老师朱笔一批：“臭文章！”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他的脖子根儿都红了，从此他一辈子再也没有写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成语，再也不爱使用这类人云亦云、浮泛空洞的形容词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袁隆平转入了赣江中学，他在这所中学仅仅读了一年，又转入了博学中学。当时，他哥隆津已在博中读高一，他觉得博中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便极力主张弟弟转到博学中学来。这是一所从汉口迁来的名校，最早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创办的汉口博学书院，是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经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也是汉口乃至中国最早的西式学校之一，其创始人为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1938年，武汉沦陷，侵华日军把博中校园变成了战地医院。而在此前，博中已从汉口向大西南撤退。当时的校长是胡儒珍，这是一位毕业于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的双料博士，也是该校首位华人校长和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928年到任到1950年卸任，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他结合杨格非牧师为学校亲拟的校名“博学”，一方面吸收了杨格非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教育理想，一方面又从中华文化精粹中提炼出“勤朴博学”作为校训，并做出了内涵更丰富的诠释：“勤为常，为恒，为毅，不言苦，不言厌，乐教乐学；朴为实，为廉，为静，为谦，不狂妄，不浮躁，不计得失名利；博为广，为多，为争，不坐井底，不作短视，不服输；学为敏，为钻，为成，不迟钝，不浮浅，不独学。”——这一校训所蕴含的精神，融入了一代代博学人的血液，也为袁隆平注入了血缘传承之外的另一种血脉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点地渗透到他的骨子里。

这种在战乱中迁来的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盖起来的临时校舍，除了一栋学生宿舍，一半是砖瓦、一半是土墙，其余的校舍都是师生们在山上砍竹、割茅草，再敷上黄泥巴搭建的草棚。——袁隆平回忆起这段生活，是用“非常艰苦”来形容的，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穿的是政府统一发放的灰色布装，每年一单一棉两套，布鞋时有时无，所以磨破鞋底而“脚踏实地”是常有的事。为了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一周两周能够打一次“牙祭”，胡儒珍校长挽起裤腿，拿起锄头，带着总务处的员工开垦荒地，种菜养鸡。又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这所在战乱中临时迁来的学校，在教学上绝对不是临时凑合的。这所中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灵魂和信仰，足以穿越战火、穿越地域的界限和无尽的岁月，即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她也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而且坚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以及我们坚守的正义，绝对会存在下去，延续下去，这是一种经世不灭的生命力。

关于这所学校的很多细节，都来自袁隆平先生的回忆，那是满怀深情的讲述，偶尔又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十分钟内洗漱完毕，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做操。

这种紧张而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对天性散漫的袁隆平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次起床铃一响，训育主任胡必达先生手里拿着一根竹片，一间一间地检查学生宿舍，如果还有学生赖在被窝里，他就举起竹片打，不是打人，而是打得被子呼呼直响。袁隆平也许就是那赖在被窝里的一个。他们宿舍里的几个同学想要捉弄捉弄这个讨厌而又可爱的胡先生，故意把几个枕头压在被子下，看上去就像一个蒙头大睡的学生，胡先生敲打几下不见反应，掀开被子一看，才大呼上当了！几个恶作剧的学生，又兴奋又紧张地看着胡先生的反应，但胡先生骂了几句“臭小子”，笑了一下，转身就走了，几个顽皮鬼这才挤眉弄眼地坏笑起来。

从这样的小细节看，博中既有严格的纪律和校规，却也并非等级森严，师生关系很轻松，很融洽。袁隆平还记得他们语文老师王育之先生，当时也就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却是一副满腹经纶的老夫子形象，尤其是上古文课时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一会儿拖长了声音“噫吁”，一会儿又压低了声音“呜呼”，忽然间又以震颤之声发出了“危乎高哉”的浩叹，那陶醉于其中而忘乎所以的神态，让同学们感到特别有趣儿，而有些同学还时常同这老夫子逗乐，一本正经地问他“噫吁”“呜呼”用英文怎么说，他就笑着去敲同学的“栗壳”（他把脑壳叫栗壳），佯作生气地说：“你晓得我不懂英文，还用英文来考我！”

袁隆平的学生时代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跟着兴趣走。对此，他毫不掩饰，“我在学习方面喜欢凭兴趣，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对喜欢的功课，就特别注意听讲，还读这方面的参考书，成绩就很好，不喜欢的，就考六十分，只求及格就行”，他“最不喜欢数学，得六十分就心满意足”。要说呢，他也并非天生就不喜欢数学，而是有两个疑问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兴趣被挫伤了。一个是念初一时，数学老师讲解有理数乘法，袁隆平对“负乘负得正”这条乘法法则百思不得其解，正数乘以正数得到正数，这个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积也是正数呢？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凡不理解的问题，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问，那位数学老师还感到挺突兀，好像这不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该问的问题。那位数学老师思考片刻后，才回答说：“你们还刚开始学习代数，只要牢牢记住这条法则，按照这条法则运算就行了。”应该说，老师这样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数学是基础课，对于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先要打好基础，而袁隆平提出的是一个超前的问题，他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但这个过程还真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搞懂的，若要得出正确的答案，只能牢记乘法的法则。袁隆平觉得这种死记硬背式的牢记，实在是“呆记”，他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呀！”

按课程推测，有理数是初一上学年的知识点，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博中，应该是在复兴初级中学的故事。一个数学老师没把有理数讲出让一个初中生足以信服的道理，从此他便对数学不感兴趣了。代数如此，几何亦如此。这也是发生在初一的故事，在学最基本的平面几何时，老师说，在世界三大难题中，有一个叫直角不能三等分，但袁隆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分成每个三十度，怎么不能三等分呢？但老师仍然没跟他讲道理，只跟他们讲定理，既是定理，必须牢记！就是这一个法则、一个定理、两个牢记，让一个初中生伤透了脑筋也伤了心，他“觉得数学没有搞头，从此就对数学更不感兴趣了”。而一旦不感兴趣，愈是觉得那些被老师反复强调必须牢记的公式定理“真是乏味”，又加之当时晚自习的条件很差，在昏暗的油灯或摇曳的烛光下，他做着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时一个晚上一个题目也解不出来”，那就不如把时间和心血花在自己感兴趣的功课上。

后来，袁隆平对自己没有学好数学追悔莫及，他不止一次说过，“对当年的学习，我现在感到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但他的追悔与遗憾，又何尝不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反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那些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尽可能把问题讲透彻，对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更应该多启发，而不是一味向他们灌输什么，逼着他们去牢记什么。袁隆平后来身为人师，一直特别反对那种死啃书本、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如今的应试教育所催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他觉得难以培养出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才，只能制造出千篇一律的、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书呆子。

如果换一种方式，又会是怎样的效果呢？譬如说物理课，它和数学一样也是很抽象、很枯燥的，也要掌握大量的公式、定理，也有各种演算和证明，但袁隆平对物理课却一直兴趣不减。其实，他也遇到过一个难题，有一次老师讲解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MC2，这一方程揭示了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关系，E代表物体静止时所含有的能量，M代表它的质量，C代表光速，这意味着每一单位都有巨大的能量。一个静止的物体，其全部的能量都包含在静止的质量中，一旦运动，就要产生动能。由于质量和能量等价，运动中所具有的能量应加到质量上，也就是说，运动的物体的质量会增加。当速度趋近光速时，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直线上升，速度无限接近光速时，质量趋向于无限大，需要无限多的能量。因此，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达到光速，只有质量为零的粒子（即没有内禀质量的物质），如光子，才可以以光速运动。

对此，袁隆平又有问题了：“老师，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

这和他提出的数学问题一样，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问题。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是原子弹的理论依据，也是狭义相对论的最重要的推论，爱因斯坦用了十年时间才推导出这个公式，别说一个初中生，就是一个中学物理老师也难以解答清楚这样一个世界尖端的科学难题。但这位物理老师回答得很好，很诚恳，他首先表扬了袁隆平，每个同学都应该像他一样，只有爱动脑筋才能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钻研问题——这也的确是袁隆平最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就是这样一个“爱把事琢磨透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公式、定理和法则，他都想“弄个究竟，为此费了不少脑筋，花了很多时间”，这样一个学生其实特别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而另一方面，这位物理老师并未让他们去“呆记”，而是尽可能地给了学生们一个基本上能听懂的回答，如1公斤煤在完全燃烧后可释放出8000千卡的热量[7]，能把80公斤水从零度烧到水的标准沸点（100度），但如果能把它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其释放出的热量可达到216000亿千卡，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几年所消耗的电力。这让全班同学发出了一片惊呼：天啊，1公斤煤，不就是一个小煤球吗？就能让一座城市烧几年啊？这怎么可能，又怎样才能让1公斤煤释放出这么巨大的能量呢？老师又诚恳地说：“这还只是一个从理论上推导出的科学猜想，若要变成现实还有待于今后科技手段的发展，也许到了你们这一代人，就能实现了！”

袁隆平的一双眼睛又亮亮地瞄着一个方向了，那是一个未知的方向，也是一个天真少年异想天开的方向，在这一线灿烂的光亮里，渗透进了一个物理老师给他的目光带来的某种亮度，他感觉未来不再是渺茫而黑暗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已负有某种意义非凡的使命。——这并非我这个叙述者的妄自猜测，真实就是如此，如果说那位数学老师的回答让一个初中生感到特别失望，这个物理老师的回答则让袁隆平对未来充满希望。岁月苍茫，七十多年过去了，尽管1公斤煤依然还是1公斤煤，迄今仍未释放出20多万亿千卡的巨大能量，但原子弹、氢弹早已在中国研制成功，也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释放出了让世界震撼的巨大能量。如今，袁隆平已是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农学家，虽然他并非物理学家，但他还在由衷感叹，“现在来看，这个简单的方程式说明了很深奥的问题”，而他的琢磨也绝非无意义，这是一个物理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爱因斯坦也堪称是一位哲学家，一个看似简单又很深奥的问题，对于袁隆平的一生其实都有启示意义，一个人，或一粒种子，如何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暑假期间，博学中学从重庆迁回汉口原校址。袁隆平随博中迁回汉口时，恰好在重庆初中毕业。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汉口开始的，他的高中学业也是在汉口开始的。尽管他在汉口前后只待了三个年头，但在他的学生时代，这是除了重庆之外的又一个重要人生坐标。这座满目疮痍的江城正在重建和修复之中，然而在短暂的和平过后又是接踵而来的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在接下来的几年统治里几乎无暇顾及教育，胡儒珍校长也只得把重庆办校的战时经验搬到汉口，将一个偏僻的、毛荒草乱的足球场开辟出来，连同周边的空地共70亩，分为若干块，一部分由后勤职员耕种管理，大多划分到班级，作为学生从事劳作练习的基地——对于袁隆平，一个未来的农学家，那一小片试验田至少让他提前获得了农学实践的机会，而种植各种农作物又可以让师生们的饭碗里每天都有新鲜菜蔬。当时，所有学生和教师职员都住校，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进餐。数百学生从走进食堂、排队领餐、围桌进餐到餐后收拾餐桌、走出食堂，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几乎没有一点混乱嘈杂的声响。从礼拜堂到食堂，再到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全体集会，都是这样井然有序，只要主席台上出现了胡校长或其他副校长、教务长、训育主任的身影，所有师生都自始至终看着主席台。从入场到退场，没有一丝杂音，也不会落下一片纸屑，几如无人来过一般。

这是一所井然有序的中学，也是一所生龙活虎的中学。在占地近250亩的校园里，就拥有两个篮球场、三个足球场，还有乒乓球室、游泳池。早在1934年，博中足球队就和英国水兵足球队进行了一场载入校史的比赛，张学良将军还亲临比赛现场为比赛开球。在文体方面，袁隆平一直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喜欢各种球类运动，直到晚年还坚持打排球、踢足球。解放后，博学中学改名为武汉市第四中学（武汉四中），袁隆平“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闪现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8]。——我看到了他在母校绿茵场上留下的照片，还真是找到了当年的感觉，那踢球的姿势相当矫健敏捷，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只要说到各种文体活动，袁隆平就会神采飞扬，但他笑称自己“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而“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以横渡长江。哈哈，这位一向谦逊的农学家，在游泳方面倒是从不谦虚，他连比带画说：“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

袁隆平天性就热爱自由，最喜欢的也是自由泳，这是竞技游泳四大泳式之一，也是速率最快的泳式，自由式看似自由，但一招一式很有难度，很讲技巧。他能掌握这些技巧，除了偶尔得到体育老师的一些指导，主要是参照分解动作的图例自己练习，直到每一个动作都能协调运行了，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泳姿势，身体平直地俯卧水中，两眼凝视前下方，两臂轮换前伸向后划水，两腿上下交替摆动，以大腿带动小腿，这一系列动作既是自由泳的关键技能，也是其重要的动力源泉。当然，他这自由泳到底学得怎么样，还得拉出来试试看。1947年6月，一个机会来了，湖北举办全省运动会，先要分区进行选拔赛。袁隆平兴冲冲地向体育老师周庆宣报名，但周老师把这位个头瘦小的高一学生打量了一番，心里头就冷了半截。看看吧，那十来个提前挑选出来的选手，一个个身高体壮，袁隆平往他们跟前一站，一下就矮了一大截。周老师摇了摇头，说：“你个头太小，体力不行啊！”这话让袁隆平挺不服气，他个头小，那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但他的体力行不行，又怎能看出来呢？他虽说没有当场与周老师争辩，但心里打定了主意。到了参赛那天，那些挑选出来的选手每人骑上一辆锃亮的单车，一个个呼呼生风地奔向选拔赛场，袁隆平纵身一跃，就跳上了最后一名选手的单车后架，飙进了赛场。周老师在点名报数时，发现多了一个人。看着瘦小个儿的袁隆平抬头挺胸地站在队伍里，那股倔劲儿把他给逗乐了，也感动了。他拍了一下小伙子的肩膀，说：“好，你既然来了，那就试试看！”

这可不是学校的选拔赛，而是整个汉口的预选赛。在这场悬念迭起的选拔赛中，没有谁会看好瘦小的袁隆平，也没有谁喊着他的名字给他鼓劲加油，但袁隆平游得很开心，很轻松，他不像是在跟别人比，而是在跟自己比。结果一出来，人们都惊呆了，袁隆平竟然一身轻松地夺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第一名。而这次选拔赛，对他来说还只是小试牛刀，这小子，还有不小的野心，那就是在全省的正式比赛中摘金夺银。这还真不是吹牛皮，在正式比赛中，他果然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的银牌，不是一块，是两块！讲到这段来之不易却又赢得轻松的“光荣史”，袁隆平脸上绽放的笑容，恍若水面上闪动的光辉，而对母校他也充满了一生的感激：“感谢母校，给了我一副好体魄！”

其实，除了一副强健的体魄，这所母校还给予了他太多的、一生受用的东西。在袁隆平上过的中小学中，博中也是他就读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厚的母校。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在博中度过的这段岁月，正是青少年塑型的一段岁月。只要一提起那段岁月，他的脸上和眼神里便流露出一往情深的神色，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校园，“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了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对袁隆平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是母亲，一是母校。

对于袁隆平，告别这所母校，如同告别母亲一样充满了难舍难分的眷恋。

1947年底，袁隆平的父亲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担任行政科长（一说为事务科科长），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袁隆平在1948年2月转学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附中（今南京师大附中）读完了高二下学期和高三的课程，而他的户口，在1947年底就已在南京登记注册，迄今还保存在南京档案馆的民国户籍档案里。袁隆平父亲的母校东南大学也是中央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大附中或央大附中也是当时的一流名校，袁隆平能够进入这所学校并不令人意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所母校让他最难忘的老师，竟然是一位数学老师，黄泰。

黄泰先生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和袁隆平的父亲是校友，年岁也差不多。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赴美留学的公费生，但为了承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而放弃了留美的机会，当了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袁隆平转入该校时，黄先生年过不惑，他教的是西学课程，还差点儿去西洋镀金，却总是习惯于穿着一袭长衫，看上去更像个一身书卷气的国文教师。袁隆平最伤脑筋的就是数学，但黄泰先生的拟人化数学授课方式却让他感到特别生动有趣，这也是他进入中学后第一次发现数学这么有趣。黄先生画几何图形从来不用尺子和圆规，画圆时，先在黑板上点一个圆心，再按半径画一小弧，接下来就一气呵成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形，比圆规画出来的更有一种浑圆饱满的立体感。而在讲授解析几何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左右、上下一拉，那长而且直的X轴、Y轴便出现了，再画上一条条曲线。黄先生的粉笔板书也是一绝。他虽是数学老师，却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并时常以韩非子的名言“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来勉励自己的学生，无论你钻研哪门功课，先都要有国学根底。

这是一位对袁隆平影响深远的先生，他不仅是一个中学数学老师，也堪称是一个数学教育家。由于当时缺乏国人编写的教材，黄泰先生在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里，连续翻译或编写了七本教材，尤其是他编写的《高中解析几何》，是我国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中学教材，而他在1934年编写的《初中代数》被评为国定教科书。对学生不懂的问题，他更是百问不厌，一遍一遍地悉心讲解，直到学生听懂为止。袁隆平一生“感到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设若他在进入初中后就能幸遇这样一位数学老师，也许就不会留下这个终身遗憾了。而黄泰先生或许也有自己的遗憾，如果他能留美，他也许就不是当数学教师而是当一个科学家了。但作为教育家他也倍感欣慰，在他的学生中，竟然涌现了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十二位院士，而在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中，竟然有他的三位学生：袁隆平、吴征镒和黄纬禄，他的六个子女全都成了科学精英。黄门十二院士，一家七位精英（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位国家精英），这样一位教育家不说绝无仅有，却也极为少有。

袁隆平不但被这样一位恩师重新激发起对数学的兴趣，还学到了许多比数学更重要、丰富的人生智慧，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意义。2002年，袁隆平回母校（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一百周年校庆时，黄泰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但他在匆匆毕业后就没再和黄先生联系过。师恩难忘，他也曾请南师附中的校友打听黄先生的下落，几番打听后终于得知，黄泰先生已于1979年与世长辞，享年74岁。一位度尽劫波的老先生能够活过古稀之年，也算寿终正寝了，但袁隆平还是长久地沉浸在悲伤之中，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黄先生画出的那个浑圆饱满的、充满了立体感的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