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志愿
事实上，袁隆平没能按部就班地念完高中，他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匆促结束了学业，也可谓是提前高中毕业。袁隆平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也行将结束，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身影背后，是黑白影像中出现的历史性一幕：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南京那座总统府门楼，扯下那面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旗帜。此前袁隆平已和大哥隆津坐着南京解放前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了南京，袁家又举家迁往了重庆。
时代的交替往往让深陷其中的当局者迷惑，他们绝不会像我等后来的旁观者那样一下就能看清大势。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军政两界都干过不短时间的官员，当时也面临着是去是留的两难选择。就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袁隆平也开始报考大学了。在关于袁隆平的各种传记里，对他最终做出“立志学农”的选择都做足了文章。对于一个未来的农学家，这确实是最关键的人生抉择。事实上，当时袁隆平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是这样说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
尽管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但家里人还是围绕他的选择出了不少主意，当然也有争议，他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他想学农，最终把学农作为自己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对此，他说出了一个我已提前交代的原因，在汉口扶轮小学上一年级时去参观的那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印象，“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学农还有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方面的一点数学，其他没有。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笔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字。”
说到这里，袁隆平露出了自嘲的笑容，这也是他一贯的幽默。
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选择似乎过于单纯，应该还有更复杂的情节和激烈的争议，毕竟这是决定他未来一生的抉择，但袁隆平在这方面的确很单纯，也没有走弯路，即便在家里也没有发生太激烈的争议，他的父母亲虽说对他学农不大乐意，但他们都很开明，“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
那已是1949年9月上旬，离重庆解放还有两个来月，蒋介石在大势已去后还想重温其抗战时期以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以大西南为“复兴基地”的旧梦。而大自然从来不管人间是非，一座山城终于走出了那阴雨绵绵、潮湿闷热的灰色夏日，一切自然风物都变得明亮朗润起来。袁隆平刚刚度过弱冠之年的生日，就背着行囊走进了位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的相辉学院。那是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的学院。1939年，复旦大学从上海内迁至重庆，在夏坝创办了战时校园，1946年6月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复旦同学会决定在此创办一所学院，为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1872—1947），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相辉学院”。由于校舍是现成的，学院在创办的当年9月便开始招生。夏坝，原名下坝，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之夏，更名为夏坝，而坝为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构筑物，陈望道先生的良苦用心，既直接又深远。这一方水土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而在复旦迁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偏远之地，复旦师生借庙宇、祠堂、农家民房作为教室、办公室或宿舍，一边教学上课，一边如燕衔泥般建设校园。复旦已去，相辉犹在，走进一座独立牌坊式的校门，是一座清新整洁的美丽校园，江山之间，坐落着一幢幢两三层的红砖楼房，以复旦当年的礼堂登辉堂为基准，相伯图书馆、寒冰馆、新闻馆、青年馆等一字排开，皆坐东朝西，面向嘉陵江。一条梧桐夹道、绿影摇曳的马路，沿着嘉陵江一路延伸，还有一座座倒映在水中的小拱桥，这让在重庆上了八年中小学的袁隆平暗自惊叹。在抗战艰难时期，复旦人能在短短数年内建成这样一座大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接下来的四年大学生活里，他还将更深地感受到风景这边独好。
相辉学院于1946年6月创办，在1950年11月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相辉学院农艺系及其专修科与四川省教育学院、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等十所综合大学中的农学系或农艺系整合为一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200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该校已是由教育部、农业部和重庆市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袁隆平若要寻找自己的母校，就是西南大学农学院。
袁隆平在相辉学院的第一学年攻读的是农艺系，在西南农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攻读的则是农学系，但主修专业始终不渝，一直是遗传育种学。尽管母校几经整合与变迁，但沧桑中也有不变的存在。复旦大学的夏坝旧址，相辉学院的夏坝旧址，如今已作为西南大学一段历史踪迹载入史册。袁隆平曾多次来母校旧址探望，过往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他深情地说：“景物犹在，秀丽的嘉陵江顺流而下，我们经常由这里下到江边去游泳的石阶依然还在。”
那段年深月久的岁月，在拉开时空的距离后，反而会看得更加逼真和清晰。
这里就从袁隆平在2008年10月应邀回母校说起吧。那天，深秋的嘉陵江畔，秋风夹着冷雨，但丝毫不减师生们欢迎一位老校友的盛情，欢迎的队伍从校门口向着袁隆平将要回归母校的那个方向延伸了一里多路，沿途都是拉起的横幅、挥舞的小旗子，很多学生把袁隆平的画像高高举过了头顶。袁隆平摇下车窗向校友们深深致谢，“这么隆重欢迎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啊！”而在历史深邃的天空下，当年的大学生袁隆平又怎么能预见这样一个未来？当天的欢迎晚宴也别具匠心，在餐桌正中摆了一个盛满了优质杂交稻米的玻璃缸，缸壁上还写了一句话：“饮水不忘挖井人，吃米不忘袁先生”。西南大学还特意联系了他的几名同班同学来见面叙旧，王运正和陈德玖就是当年与袁隆平同窗的两位女同学。王运正还清楚记得袁隆平纵身跃入嘉陵江搜救一位溺水同学的情形：“他的游泳技术很好，有一次，一个同学在嘉陵江夏坝段游泳失踪了，隆平和另一个同学得知后，就火急地跳入江中救人，从夏坝一直游到黄葛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才发现，那个同学被江底的石头卡住遇难了。”——这也是袁隆平一生的痛惜，如果能把这位同学救上来，谁又知道他未来将有多大的造化，一个人的未来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限量，而生死却是一瞬间的决定，起决定作用的除了自身，还有命运。
袁隆平的另一位女同学陈德玖回忆说：“大学时的袁隆平像个大孩子一样，喜欢打球、游泳，学习成绩不拔尖，但是很聪明！”——后来，很多人都误以为这话是王运正所言，其实不是，这话出自陈德玖之口。
说到当年这些女同学，袁隆平在大学时代也曾有过一个心仪的女孩子，那是园艺系的一位女生，叫康杏媛，一个健美、阳光、性格活泼、落落大方的女孩子，一双清澈似水的大眼睛是那样迷人。应该说，袁隆平当时和她走得很近了，她时常和他们这帮男生一起去重庆北温泉游泳。但袁隆平那时在女生面前还真像一个大孩子一样腼腆，一个女孩子冲着他妩媚地微笑着，他却一脸通红不知所措。说来这倒也并非他的天性，只因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实行严格的男女分校，在整个成长期都很难见到一个女生。他在重庆博学中学上学时，只能透过一片山林，远远打量博中的姊妹学校懿训女中那些穿着白衫黑裙的女生，“经常听到随风送来女中唱诗班优雅的歌声，很令人神往”，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生，对异性还只有朦胧的憧憬。上大学后，男女同学终于可以亲密接触了，但哪怕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和穿着泳装的女同学在一起游泳，他也不敢向自己心仪的女生表白。直到大学毕业，劳燕分飞，他分配到了大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她分配到了云贵高原的贵州，他也未曾表露过自己的爱意，只在心中暗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仪之感。其实，他是有机会表露的，他和康杏媛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友，这位同学后来知道了袁隆平的心思，挺惋惜地说：“嗨，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我给你们牵线就行了。”
袁隆平还真是老实，红着脸说：“我怕她不同意。”
康杏媛后来成了一位研究云贵高原野生果树种质资源和果树生态栽培技术的专家，一生在大地芬芳中度过。这位在袁隆平心中像天使一样的女生，如今已经去世了，袁隆平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愿她进入一个美丽而安详的天堂，而那一段连初恋也算不上的情愫，也就成了袁隆平心中的一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这也是陪伴他大学时代的一段人生风景吧。
一条嘉陵江，几乎是在袁隆平的生命里流淌的河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都没离开这条河，哪怕暂时离开了，最终也要回到这条河流的身边。而他那“浪里白条”的绰号，也从小学带到中学又一直带入大学，他对自己的游泳本领依然充满了自豪：“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到江边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当时3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游泳不只是袁隆平一生最大的爱好，还差一点就成了他的专业。
1952年，西南地区举办了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那时四川省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袁隆平在川东区的游泳选拔赛中一路领先，轻轻松松就夺得了第一名。接下来，他又去成都参加西南地区的大赛。这是一次极有可能改变他人生命运的竞赛，“在这次比赛里取得好成绩，就有可能入选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对于一位血气方刚、喜欢挑战的大学生，这是极大的诱惑。一个感觉突如其来，他的世界就在游泳池里，他将在游泳池里逐鹿世界，为国家摘金夺银！这个感觉很强烈，大赛在即，他还是一身轻松，一点压力也没有。成都的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他看见了哪样都想尝一尝，结果呢，“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
比赛那天，在袁隆平的回忆中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上午”，一声信号，选手们一起跃入水中，袁隆平又是一路领先，闯进了“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而决赛一开始，他就发挥出了“反应快、爆发力好”的优势，在前50米他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据秒表显示，袁隆平在此次决赛中的前50米为27秒5，而当时的世界纪录100米为58秒），他本人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在看台上观战的啦啦队见证了这一神奇的时刻，他们也被袁隆平强有力的速度带起来了，一双双挥舞的手臂如同劈波斩浪一般，“袁隆平，加油，浪里白条，加——油——！”然而，在这欢呼声和加油声中，袁隆平的速度却再也加不起来了，而且越游越慢，他那吃坏了的肚子受了冷水的刺激，一阵阵发作起来，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眼看着落在他身后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他，他拼尽余力也游不上去了。
袁隆平差一点就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结果却是失之交臂，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之一。时隔多年之后，那个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决赛结果，还是让他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而后一声深深的叹息：“唉，最后搞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我被淘汰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从这事也可看出，尽管选择学农是他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却也并非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义无反顾”，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的兴趣那么广泛，思想那么活跃，又怎么会没有别的想法呢？
让他遗憾的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差点当上空军飞行员，结果又是擦肩而过。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2年夏天，国家决定在全国高校中选拔一批飞行员，仅西南农学院就有800多名适龄大学生踊跃报名，这是极为严格的遴选，每个人要经过30多项身体检查和测试，在激烈竞争中，只要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就会被淘汰出局。袁隆平一路过关斩将，一直闯过了体检的最后一关，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但过了身体关，还有政审关。这让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袁隆平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充满了凛然正气的爱国志士，但他毕竟在民国时代的军政两界都担任过官员，这一关又是否过得了呢？袁隆平心里也没底。直到光荣榜贴出来了，全校有8个人被录取，他在光荣榜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时，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一下变得轻松了，那一刻他有一种想飞的感觉。第二天，他就参加了空军预备班，提前享受到了军人的待遇，被邀请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当他听着雄壮的军歌，跻身威武雄壮的军人之列，感觉自己已是人民空军的一员了。而此时，他胸口已戴上了参军入伍的大红花，就等着穿上一身戎装、奔赴军营了。
那么结果呢，袁隆平又是摇头又是苦笑了，“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可在那天晚会之后，突然又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二十多万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对于他，这是一次选择天空的机会，然而他注定只能选择大地。那个第一志愿，也注定了是他永远的第一志愿。
我面对的，一个是眼前的袁隆平先生，一个是那个年轻的大学生袁隆平，这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袁隆平，也让我们对人生、对命运有了双重的反思。对那两次落选，袁隆平一直到现在还有些失落和愤愤不平，而对选择大地、选择农业，他又多少掺杂着一些无可奈何，“我做运动员被淘汰了，做飞行员也被淘汰了，就回来干农业了。”这话里，自然也含有他一贯的自嘲与幽默，又绝不轻松，他是真的带着那种被淘汰了的人生失落感，也带着痛失机遇的惆怅与遗憾。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虽说与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失之交臂，却也让我这个历史追踪者暗自庆幸。年届知天命的我，也时常琢磨一些与天命有关的玄机，或许冥冥中还真有某种天意，否则，中国可能多了一位为国家摘金夺银的世界冠军，或是一位鹰击长空的空军飞行员，但中国和世界上却少了一位拯救亿万苍生的杂交水稻之父。人类常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展望未来，但在那个未来变成现实之前，又有谁能洞察其间的奥秘？
诚如袁隆平的同班女同学陈德玖所说，他大学时代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这在西南大学校史馆里也能找到证明，该馆首次面向公众展示了袁隆平在重庆求学时的实物，如他当年的转学证明、学生证等，还有他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成绩，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农场实习67分，这都是及格的成绩，而他良好的成绩则是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而达到90分以上的只有英文（93分）。看来，这个在未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当年的学业成绩确实不拔尖，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当然，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不足以全面反映一个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袁隆平的聪明和才情还表现在他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
除了体育，音乐也是他一生热情不减的热爱。他在大学里加入了合唱团，由于他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大Bass（大贝斯）”的外号。他喜欢中外经典名曲，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也很着迷，如《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由于英文好，他还特别爱唱原汁原味的英文歌，如福斯特创作的美国黑人民歌Old Black Joe（《老黑乔》，又译为《老黑奴》），那优美、亲切而又哀婉动人的旋律和充满了沧桑与惆怅的歌词，让他一唱三叹：“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那时他和陈云铎、梁元冈等好友经常聚集在一起，或唱歌，或拉琴，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是爱乐族或音乐发烧友。梁元冈来自香港，后来担任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主持选育迟熟荔枝新品种“挂红荔枝”，以多肉无核、晶莹剔透、挂齿留香而且不上火而在岭南荔乡广为传播。他会拉小提琴。在西洋乐器中，小提琴是为人们百般宠爱的“乐器中的王后”，有着优美曲线的造型和完美的音色，袁隆平一下就深深地着迷了。他和几个好友在梁元冈手把手的指点下，从练基本手型和手指的灵活性开始跟他学着拉。从学游泳到学拉小提琴，袁隆平发现，掌握基本技巧并不难，难在如何抵达那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如小提琴，最难的还不是通过演奏来忠实地再现作品的音乐内涵，而是在这种乐器上注入源于乐曲也源于生命的灵魂。
音乐可以留住青春的记忆，也可以将时隔多年的记忆重新激活。对于袁隆平，小提琴不只是与他终身相伴一件乐器，更是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他特别喜欢舒伯特的《小夜曲》，哪怕是回忆中的回响，也让他深深陶醉，“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
尽管袁隆平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说来好笑，在毕业前夕，除了正式的毕业鉴定，同学们还给他做出了这样一份“毕业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说到这样一个“毕业鉴定”，袁隆平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我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我读大学时，入团很容易，但我没入，因为我自由散漫惯了，起不了表率作用。”他没有入团，也没有入党，一辈子都是个无党派人士，如今，很多人都赞扬他在从小就如何如何表现好，他幽默地说：“现在听了这么多的赞扬话，我的压力不小啊！”
如果仅从表现看，作为学生的袁隆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严格的纪律，对天性散漫的袁隆平一直是一个考验。上大学时，他早晨还是爱睡懒觉。早晨起床的钟声分为两次，一次是唤醒众生的钟声，别的人一听钟声就醒了，赶紧起床洗漱了，他还赖在被窝里眯着呢。几分钟后，就开始打紧急起早钟，那钟声就像急促的催逼，这时他才掀开被窝一跃而起，一边扎腰带，一边往操场里飞奔。这倒让他养成了争分夺秒、干事利索的作风，却也落下了很多人至今还在笑话他的毛病，譬如说他为了赶急，连被子也不叠，衣服扣子常常错位，脏衣服、臭袜子也来不及收拾。每到卫生检查时，他才临时抱佛脚，把一床被子马马虎虎叠好，那脏衣服、臭袜子只能胡乱塞在被子里。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叠不好衣服。
除了这些自由散漫、不修边幅的生活细节，还有一些直抵他内心以及未来的情节。在他敬重的恩师中，有一位著名的水稻专家——管相桓。
管相桓，原名传学，进中学时才改名为相桓，袁隆平觉得“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含着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故事”。的确如此，这里边蕴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学辅政”的情结。管先生1909年农历正月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天池乡，比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小四岁，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中央大学的前身就是东南大学，管相桓与袁兴烈也算是校友，只是两人素无交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如同平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延伸，只有特别有缘的人才会在某个时空中发生交集，这个概率非常小。对于管相桓，他在中央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交集，就是幸遇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人物，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赵连芳先生。
赵连芳，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国留学，著有《水稻连锁遗传的研究》《水稻糯性因子对孟德尔遗传律之影响》及《水稻的细胞学研究》等论文，是世界上较早研究水稻遗传育种的学者之一。赵先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先后主持育成了“中大帽子头”和“中大258”，并指导江西、湖南稻作人员分别育成“南特号”“胜利籼”等一批早期水稻良种，对长江中下游水稻品种改良和大规模推广示范有奠基与开拓之功。1945年，日寇投降，台湾光复，赵先生被派往台湾省主持农林机构的接管和农林科技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晚年又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水稻专家，为拯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类，远赴中东的伊拉克、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等国家，为改进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水稻生产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今，赵连芳先生在遥远异国的稻田里奔波的身影，早已化为黑白影像，他走过的一条路已变得像是时间那么深远，但在深远的时空中注定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相继走过，越走越远……
赵先生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的先驱之一，管相桓则是追随其后的又一代中国水稻专家。作为赵先生的嫡传弟子，无论在专业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受到了赵先生的直接影响。落后不但处处挨打，在科技领域也饱受列强欺凌。由于近现代中国农业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每年都需要进口大米两千万担以上，这也使赵连芳、管相桓等两代科学家发誓要为提高我国稻作生产水平、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奋斗终生。管相桓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从事稻学研究，学成归国后，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相当于高级农艺师），并兼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在战乱频仍、科研经费几近于无的困境下，他主持了全川水稻品种的搜集、普查与比较研究，编纂了《四川省水稻地方品种检定汇编》，保存了大量水稻品种资源（即现代科学所言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所保存水稻品种数量之多为当时的全国之冠。从科学贡献看，他在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为当时国内首创，选育出了适合于四川省各自然生态区的水稻高产品种。在国内水稻科研领域，他的成就一直处于当时的前沿。1945年，管相桓受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但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厚禄，重返祖国和故乡，成为西南农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主持教务及农学系工作。袁隆平是从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有幸成为管相桓先生的嫡传弟子。他和管先生的交集，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是中国现当代水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从赵连芳、管相桓到袁隆平，从近代、现代到当代，这三代中国稻作专家、遗传育种学家从此构成了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三点一线，一气贯通了。不能不说，这是被很多的历史追踪者忽视了的一个因果关系。
袁隆平学习成绩不拔尖，却爱动脑筋、爱提问。据他回忆，管相桓教授教遗传学与当时主流方法不同。“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是教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他们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遗传学”，而管先生之所学、之所教，则植根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孟德尔是经典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经典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摩尔根则是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在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向分子遗传学发展演绎的过程中，摩尔根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经典遗传学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基因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传递问题，而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他们相继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出，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基因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且具有双重属性，即物质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属性），而米丘林、李森科的“环境影响”学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
但教学不能离开教学大纲，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在当时备受打压，甚至惨遭扼杀。在这种一边倒的形势下，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与那些接受能力特别强、成绩全优却不爱动脑筋、没有任何问题的学生有了明显的差别。袁隆平一只耳朵里灌满了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另一只耳朵里也听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声音。无论是苏联科学家的声音，还是美国科学家的声音，他从不偏听偏信，而是竭尽所能将两种声音搞清楚。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国内外多种农业科技书刊，在广泛的阅读中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学术观点同米丘林、李森科的进行比较，这让他做出了最初的选择。当许多同学凭着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考取高分时，他已经对那一套不感兴趣。他早说过，对不感兴趣的、不喜欢的东西，“只求及格就行”，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自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有了不懂的问题，他就去请教管先生。而管先生“凡过目之书皆能记忆，人或提出问题，耐心一一作答，并能指出其出于某刊几期卷上”。
袁隆平与管相桓先生的交集，仅在大学时代的短短四年，但管先生对他的影响还将在他未来的一生中不断续写，其中一个直接影响就与杂交稻有关。诚然，管先生那时还难以预见这莘莘学子中将会出现一个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即便他能够预见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又将在何时出现，他也难以预见。不过，他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征集野生稻种进行远缘杂交试验，据说已获得有希望杂交的种子，但在随后席卷而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这些希望的种子毁于一旦，连他本人也含冤自尽，年仅57岁。历史上有太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者，管相桓先生虽未培育出杂交稻，但至少是中国杂交水稻的先行者之一。
对于自己选择学农，袁隆平也曾有过多次反思，他曾坦言：“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苦又脏又累又穷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这很清楚地交代了他选择学农的初衷。然而，那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绝非真正的农村，他第一次深入农村是1952年春天，赴四川大足县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土改，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提高了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住进农民家了，和农民裹在一床污黑的破被子里睡觉，在一只土锅里搅饭，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才知道真正的农村“又苦又累又脏又穷”。在那里，袁隆平留下了一张站在庄稼地里的照片，他穿着一身青灰色学生服，胸口别着一支钢笔，黑发浓眉，眼神深邃，那神情已不像是他女同学印象中“像个大孩子一样”的袁隆平，而是一个充满凝重忧思的知识分子形象。许多年后，袁隆平先生回想起这段往事，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从第一志愿到最大的心愿，这是袁隆平人生中的一次嬗变。
如果没有这样的嬗变，后来的一切都无法设想。
1953年7月，袁隆平的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何去何从，又是他人生的一次抉择。
若按袁隆平的真实意愿，还有他一家人的意愿，自然是希望能留在重庆，这年袁隆平24岁，他在重庆已生活了十二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座山城度过的。对于这座山城，袁隆平有一种源于天性的热爱，在他的整个成长期，这座大西南的山城对他的文化气质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一座散漫得有些任性的城市，如果你不为吃饱肚子发愁，如果你不担心会有飞机从天上扔炸弹，这里还真是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对于一个在流离转徙中长大的孩子，重庆可以说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第一故乡。而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在解放前夕就已迁到了重庆。但他的选择不是由自己的意愿所决定，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自我选择余地，在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一个强有力的号召就是“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在分配志愿表上，填上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而重庆属于长江流域，汉口也属于长江流域，但这个空间实在太大了，长江流域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19个省市区。对于当年的袁隆平，他将奔赴哪儿，一切还处于未知的状态，既有兴奋的憧憬，也有焦躁不安的等待。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被分派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雪峰山在哪儿？安江农校又在哪儿呢？袁隆平先生在80岁生日晚会上，回想起当年即将远行的那一幕，不觉间，脸上又涌上了年轻时的茫然，他在烛光中躬身向早已长眠于雪峰山下的母亲倾诉：“还记得吗？……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一位即将远行的大学毕业生，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即将奔赴的那个目的地，但接下来的一切依然处于漫长的未知状态。而对于我们，早已知道了他将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伟大事实。一粒用心血熬炼而成的种子，唯其神奇，总是撩起人们的玄想或神思：在天地之间，种子是通灵者，每一粒种子仿佛都有自己的宿命，从来就不是自顾自地孕育与生长。它兴许会被一阵风吹扬而起，但它不会绝尘而去，风将把它带到世界的某个角落，让它重新回归土地；它也许又会被一只鸟儿带到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但那个角落到底在哪儿，是肥沃还是贫瘠，一粒种子又到底能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谁也不知道，连它自己也不知道。
一粒种子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命运？在环境和遗传的相互作用下，每一粒种子都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一个一辈子与种子打交道的人，在揭开了一粒种子的秘密后，也对人与种子的命运有了深刻的洞察：
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
[1] 见尼采《权力意志》。
[2] 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 见《淮南子·修务训》。
[4] 见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5] 见《袁隆平口述自传》，262页，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6] 见《袁隆平口述自传》，11页。
[7] 1公斤煤释放的标准热量值是7000千卡，完全燃烧理论上可释放8000千卡的热量。
[8] 见《袁隆平口述自传》，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