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式现代化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
党的二十大明确宣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探索：不仅需要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一系列稳增长、惠民生、促公平的政策和措施，以更有为的政府推动构建更有效的市场、更有爱的社会、更可持续的环境，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事实上，与过去我们对照着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搞改革谋发展不同，迈入新征程后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探索已经进入“无人区”了：我国是人口规模巨大、经济体量超大、区域差距也极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要在这样一个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道远。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结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经济层面，可从六个方面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坚持全球视野，做强城市群都市圈这个新动力源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集聚创新要素、配置社会资源、孕育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最重要的平台。在地理毗邻、交通便利的地区形成的城市群都市圈是一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是国与国竞争的核心标杆。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末已经达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了11.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人以上的超级大城市有七座，500万～1 0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14座，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体系。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征程。其中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为主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40%，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动力源。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城市、城市群乃至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育与地理区位密切相关。那些交通便利、气候湿润、适宜贸易的地区往往率先形成了城市和城市群，从而奠定了经济版图的基本轮廓。气候是天然禀赋，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但交通是否便利，除了与区位有关，还与技术进步、地缘政治等有关。从地理上看，亚欧大陆本身是一个陆地整体，是一些地理学者眼中“世界岛”[2]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关山万里、交通不便，这个大陆的东西方一度处于隔绝状态。自中国的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始，一条由骆驼和马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丝绸之路绵亘于沙漠和戈壁之上，虽经历千年以来的纷繁战乱、朝代更迭，仍延绵不绝。在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沿路崛起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大城市。在丝绸之路经过的100多座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七座枢纽城市——长安、撒马尔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城。
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文明开始兴起，海洋运输也在全球运输版图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作为近300年来承载全球贸易流量的主导方式，海洋运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因此形成了基于海洋运输体系的全球分工格局和经贸秩序。也正是在近几百年间，亚欧大陆因地缘政治而战争频仍，原本横亘在亚欧大陆间的、以骆驼和马匹为运输载体的、延续了几千年的陆路贸易通道日渐被海上运输方式所替代，亚欧间的陆路交流基本停滞。一些曾经繁华的大都市也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海运的兴起和繁荣孕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港，如英国的利物浦港、曼彻斯特港，荷兰的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新加坡港，以及中国的香港，等等。而这些海港的繁荣也带动着其所在城市的兴盛。其中荷兰的鹿特丹、中国的香港、新加坡等甚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由港（市）。这些地方因海而兴、依港而生，以物流带动人流、资金流、商流的逐步汇聚，演化成港产城一体、商贾云集、人才荟萃的海港城市。如今看到的各大洲沿海城市群几乎都是因海而兴的产物。[3]中国东部三大沿海城市群也不外如是。[4]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以来，这种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亚欧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海洋运输的本质是将世界五大洲连接起来，并不能直接改变五大洲内部的运输方式，而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方式的兴起，其实质则是将亚欧大陆内部的运输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海洋运输方式形成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全球运输版图。沿着这一视角，我们除了要继续巩固提升中欧班列西出通道，进一步拓宽北上通道，加密与中亚、西欧的物理连接外，还要积极推进泛亚铁路建设，进而把西至汉堡、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亚和东南亚，直至新加坡的广袤陆地连接起来，在这个“世界岛”内部构建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进而有效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版图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事实上，与海洋贸易相比较，这种基于跨国班列的陆路贸易有四重经济价值：一是压缩了贸易环节，进而推动贸易分销体系产生新的变革；二是以比空运省钱、比海运省时的独特优势丰富了国际运输服务供给；三是沿路推行“三互”大通关和多式联运“一票制”，将推动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四是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从而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也正是在跨国班列的带动下，处于“世界岛”中间的中国中西部地区由过去的开放末梢一跃成为开放前沿。依托这些内陆城市建设的国际陆港，正如海洋运输中的海港一样，必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过去哪座城市沿海、拥有港口，哪座城市就是开放前沿，拥有巨大的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货物要出口到欧洲，需要先运到沿海的港口，再走海运。现在，跨国班列的开行，一下子将沿线内陆城市顶到了开放前沿，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出口手续，一下子就拥有了可以联通世界的陆港这一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兴起和集聚，上下游产业链跟进落户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兴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了新的陆港城市。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中，有近4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是与东盟、欧盟、中东地区、独联体地区、日韩地区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进行的，而这些贸易的运输方式80%是海运，15%是空运，5%是铁路运输，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完全有可能形成近2万亿美元的货物由陆路运输来实现。未来，在泛亚铁路的推进下，中国与东盟近9 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如果有40%的运输由泛亚铁路及其跨境高速公路来实现，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与东盟4 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上，多年发展的边境贸易将从原来边境线上两地居民互通有无的、单一层次的摊贩式集市发展为多层次的口岸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进而推动沿线的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性陆港城市群的发展，形成沿边开放的新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我理解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形成高质量的城市群、都市圈，不仅是现在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也应该有新的城市群、都市圈；二是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未来，基于上述运输和贸易新版图，中西部地区将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甚至昆明城市群等，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新的动力源，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也就自然形成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方面的一个中国特色。
二、立足我国国情，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同时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两件事其实都受“胡焕庸线”的约束。根据胡焕庸（1935）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可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5]而另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仅占全国36%的国土面积，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但这条线两边的人口地理格局基本没变。[6]“胡焕庸线”所刻画的中国人口地理特征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地理分化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地形和气候特征。[7]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起，一方面让中国的西北与东南之间形成了地势落差，另一方面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降水量在“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分布。“胡焕庸线”西北侧多为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年降水量平均不超过400毫米，形成荒漠干旱气候；东南侧除云贵高原外多为低山、丘陵和平原，且雨量丰沛，普遍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适宜农耕种植。这种地形和气候上的分野决定了人口地理的分布格局，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绩效。东中部地区人多地少，虽然人地矛盾突出，但人口聚集和对外开放为城镇化、工业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且开放滞后，不仅内部城乡差距较大，与东中部地区的区域差距也很大。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直辖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人均GDP平均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东部最富的省级行政区如上海（人均GDP为15.9万多元）与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肃（人均GDP为3.4万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接近五倍。城乡差距也是如此，按常住地统计，202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总之，“胡焕庸线”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时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3%）。而这5.1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人多地少的东中部地区农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亿多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可抓住以下两个重点。
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美国地广人稀，是规模化、大资本下的大农业。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搞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但不管怎样，占人口总量36%的农村人口产出了7.3%的GDP，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如果现在8.3万亿元的农业GDP被改造后能产出16万亿元的GDP，那农民的收入也会翻一番。事实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正在从“吃饱”向“吃好”，再向“吃得更健康”转变，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为中国农业的“新革命”创造越来越丰富的场景。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的房产、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超过50%。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201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获得通过并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8]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些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会全部返给农村。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关于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于要把西部的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以比东部更快的速度提升西部的人均GDP。
比如，与东部地区的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不同，我国西部地区严重缺水，但这不等于不能发展农业。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根据有关资料，这种农业需要的滴灌设施的搭建每亩地大概一次性投入在25万～30万元，产出一般在5万～6万元。假设以500亩[9]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0 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预计将有7 500亿元的产值。这些农产品既可以卖到我国东部地区去，也可以卖到欧洲去。而实际上现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已经推广普及了很多与以色列相同的农业滴灌设施，但还需要规模化发展，把广袤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又如，西部地区阳光充足，雨量较少，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如果有一批超级大的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规模达到10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 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千瓦时电。按每千瓦时电0.2元计算，就相当于3 000多亿元的GDP。整个新疆总人口只有2 500多万人，这样一来，人均GDP就可以增加1.2万多元。可以按类似的思路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的沙漠或戈壁布局几十万平方千米的光伏发电，达到几十亿千瓦的装机规模。这些利用清洁能源发的电可以通过我国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输送到东部地区，形成新的西电东送。[11]类似的思路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中有所体现，比如明确支持在河西走廊、新疆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的GDP。
这几个例子表明，只要我们遵循规律、扬长避短，是可以在生产力源头上提升西部的发展动能的。但这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类似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并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的支出。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为什么没有人干呢？因为没有高科技。现在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产出。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这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千米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将其分拨到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的高负荷地区。
事实上，这些年我国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属于这五个“大”。正是通过这五个“大”，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以来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成效显著：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之比由超过四倍降到现在的两倍左右。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十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地区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两倍缩小到一倍多。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可以继续推进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三、坚持实体经济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了32.5%的峰值，并且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九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在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尚未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一剑封喉”。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会有上千万家企业进行工商注册，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八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三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过快或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的趋势。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比重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从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逐渐增大到50%～60%。当这四个方面的条件都满足后，以“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为65%左右。这个时候，我们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只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主动权，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
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暴发时期更突显了其竞争力。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集群。比如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70%～80%实现本地化生产。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区域落地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其他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发展此三种集群。
（二）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
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我国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即“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已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由成百上千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一大不可多得的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之前提到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分不开。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家电组装厂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多的内资企业已经培养出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为我们培养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四）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
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公司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进行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尚需要持续加强。
（五）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4～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抑或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50—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20世纪80—90年代是空调、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21世纪以来的20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座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增强实现/虚拟现实）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三维）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要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要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两类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再次对此进行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渗透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对此再次做出强调，并加了“充分”二字。那么，这个“充分”和“决定性作用”如何体现？笔者认为，着重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事实上，近年来党中央围绕这些内容，一直有重磅文件发布。其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在破除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进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构建系统更加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墨不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个创举不仅仅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更是对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市场促进形成高效市场。历经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在健全宏观调控、制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同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未来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点提及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核心是要进一步健全人民币发行机制，确立人民币自己的锚。这涉及理顺财政与央行的关系，建立与大国金融、强国金融相匹配的国债发行机制，构建更加平滑、可靠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都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二）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不同经济成分的比重问题。1980—2010年，非公经济产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8%持续增长到大约60%，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但自2010年起到目前，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60%左右，为什么不再往上涨了呢？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任何经济体的增加值按照活动主体都可以分为政府行为产生的增加值和市场主体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而在市场主体中，又可分为公有制主体和非公有制主体（以下简称“非公主体”），所以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大致在20%，这些税收经过政府支出后大致形成了占GDP总量15%的增加值，那么市场主体的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大约在85%。在中国，非公主体产生的GDP目前大致占60%；同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要在GDP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改革以来，我国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下去，保持在25%左右比较合理。这样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这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为15∶60∶25的占比格局。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波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可能会占到65%，但不会到70%甚至更高。当然，对于个别省份如广东、浙江等，非公经济比重大一些无可厚非，因为央企的经济增加值统计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对于社会整体来说，“56789”不仅描述了非公经济的贡献，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进行了准确刻画；15∶60∶25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这样，政府和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占60%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企业家是否愿意扩大再生产、是否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家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了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企每年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而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的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时，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处在于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要求，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党的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这里面的关键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2021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中央加地方）总额86.9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建议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上万亿元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元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元的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党的二十大强调“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当前绿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必将出现几家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我们要吸收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企业被外资控制的教训，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主动培育这些潜在的独角兽，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也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
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其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是新形势下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种脱钩断链图谋、谋求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手段。
（一）中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不断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从需求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单一市场，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不断升级换代，这将为本土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进口的高端品牌总量不降反增。根据贝恩统计，2020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缩水23%，至2 170亿欧元，是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市场萎缩的情况。但是，同期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却呈现逆势增长。2020年，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达到3 46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47.9%。而且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中国元素正成为国际品牌制定营销和设计战略时的主要考虑。从目前看，中国人消费的这些奢侈品是国外品牌，但假以时日中国的本土品牌也会兴起，用中国消费滋养中国高端品牌的日子也不会远了。
从供给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工程师队伍，有随时可以将各种创意、创新、创造进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群，这也是中国创新越发有底气、有后劲儿的重要源泉。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规模近2.2亿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 930人增到15 467人；2000—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培养了6 000万名工程师。2021年底，我国有各类市场主体1.54亿户，个体工商户1.03亿户（占比67%），小微企业4 034万户（占企业总量的83.3%）；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万户，有58家制造业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2021年有4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 700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00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已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
从经济规律看，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技术变迁的普遍特征，即一个经济体内的技术变迁方向总体上受这个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影响。比如中国富煤缺油少气。根据这一资源禀赋特点，中国多年来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如今我们看到中国的火电技术已经全球领先。类似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60%左右，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占比在50%左右，这既与中国试图摆脱石油依存度过高的一系列努力有关，也与我们多年来大规模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有关。总之，凭借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只要有一点创新创意的“星星之火”，就能以“燎原之势”形成新的产业蓝海，反过来为技术应用、技术集成、技术迭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二）新形势下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加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这种突破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发生，必将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发生分解重构、融合创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秩序、财富分配格局必将迎来新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科技较量已经下沉到由基础研究、共性基础技术、基础科学教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系统能力对抗上来。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了相应的科技计划、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抢占制高点。同时，美西方等力图以科技脱钩、设墙筑垒等手段对我国打压封锁，对华拉下科技“硅幕”。总的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系统能力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无论是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还是应对“卡脖子”“科技脱钩”，都需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塑造“非对称”优势。这就必须加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在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下功夫，带动科技创新系统能力提升。
一是要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中坚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由各类创新主体组成的“创新金字塔”中处于塔尖位置。近年来，我国正在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实验室，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由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的高效协同创新体系。按照“四个面向”要求，聚焦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创新提供支撑。
二是要组织开展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实施一批国家科技项目。要从国家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确定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制订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发挥战略科学家的作用，适时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要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开展，发挥“五个一批”的作用：解决一批科技难题、形成一批原创性成果、培养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培育或支撑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一批国际科技创新前沿高地。
三是要按照“揭榜挂帅”的原则实行科技“赛马制”。绝大多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都需要由国家投入巨资，由多部门、多单位共同协作完成。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是此类项目取得成功和成果的关键。实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万马奔腾的“赛马制”，更早发现人才、更好激励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有利于在压实“揭榜者”工作责任的同时，牵引带动科技资源一体配置，提高整体科技项目管理效率；有利于针对同一个科技问题形成多路线、多方向、多种解决方案，通过比选、分析，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联合攻关方案，减少科学探索的盲目性，节约科技资源。
（三）加快创新驱动要与市场和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克服创新链条的三个短板
从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力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仅会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含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创新活动从无到有再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创新的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我国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这一数据的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的年份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需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德国著名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就是这个角色。科学技术部正在力推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所起的也是这个作用。[12]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健全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手机，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金融服务的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首次公开募股）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便利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
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五个显著特征：从以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从以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从以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从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以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由过去通过在沿海地区设置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从事加工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素流量型开放，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稳步扩大规制、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在过去的开放模式下，各种海关特殊监管区实际上营造了一个近似国际化的“小环境”，配合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如今我国的开放已经不限于在狭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或其他各种试验田和先行区，而是进行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开放。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的引力场，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的衔接工作，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站式”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数字经济等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二）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的进步减少10%，到2040年服务贸易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中国已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近年来，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在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所具有的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以及我国40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规模大[13]、结构效益不高[14]等问题，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15]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曾连续多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发表重要讲话，有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而作为服务贸易中最具潜力、发展空间也最大的数字贸易近年来发展迅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部分伴生于货物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部分则是纯粹的数字化服务或产品的跨境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在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而且已经申请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建设从倡议到实施，短短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其中，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迈入新征程，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以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对运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比如，在不久的将来，西部通道运力将趋于饱和。未来随着中欧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即使西部通道口岸和站场不再拥堵，轨道本身的通行能力在物理上也是有上限的，其运输能力终将面临天花板。初步估计，西部通道的年开行运力如由现在的9 000列提升到1.8万列后，就会接近峰值。而中部通道和东部通道的年开行运力目前加起来仅有6 000列；若比照西部通道的极限通行能力，理论上还有3万列的增长空间，潜力巨大。如果提升了北上两通道的运输和通行能力，这将给东北地区的开放带来新的契机。除了北上（东中部两通道）、西出（西部通道）两大战略方向，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除此之外，各地还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成“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特色合作，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
（四）实施“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
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各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2025年封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推动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区域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如何发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进而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脱钩、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从产业发展需要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可以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二是如何通过对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酝酿超越WTO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顺利签署，中欧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完成谈判，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后开放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同化。这就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和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竞争中性、数字贸易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开放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慎推进”到“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步入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发展新阶段。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时上升了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16]自2022年8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由此前的10.92%上调至12.28%。此外，我国已与40多家央行或金融管理当局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特别是2022年7月，将与香港金管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改为常备协议形式，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17]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在17%左右。
[1]本文作者黄奇帆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
[2]“世界岛”的概念来自麦金德于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地缘政治分析推广到全球角度。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两部分构成。由亚欧大陆、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它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澳大利亚、日本及不列颠群岛。
[3]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含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含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英伦城市群（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含法国巴黎城市群、比利时—荷兰城市群等）。
[4]比如上海，自民国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也与其作为中国航运中心的地位分不开。
[5]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参见王心源等：《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36期。
[6]1990年胡焕庸本人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核算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例，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96%略减到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上升到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丁金宏等（2015）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由于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西部人口占比5.6%～6.3%，比1990年略有增加。刘涛等运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再次验证了“胡焕庸线”的长期稳定性。参见丁金宏等：《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地理学报》，2021年6月；刘涛等：《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2年2月第77卷第2期。
[7]有学者，包括胡焕庸本人也提出了第三项解释因子：社会历史条件。参见胡焕庸（1990）。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还明确，征地将受到为公共利益的前提限制，被征收土地不再按土地年产值一定倍数补偿，而是综合考虑未来发展增值空间、制定区片综合地价，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从而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9]1亩约合666.67平方米。——编者注
[10]科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接收一个小时的太阳光照就可以让人类使用100年；若在新疆166.4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建一个规模达20万平方千米的光伏发电项目，产出的电量就够全国使用了。当然，这是在理想情况下。
[11]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受到广泛关注。根据公开报道，该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30日全面建成投运，是我国发展先进输电技术破解特大型新能源基地集约开发世界级难题的重要实践。这背后是青海利用自身丰富的光照和风力资源在“十三五”期间陆续建成了两个千万千瓦级的可再生能源基地。
[12]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
[13]2019年，在我国7 85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中，逆差达到-2 178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服务贸易逆差国总和的35.7%。2020年和2021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逆差有所缩小。
[14]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能力很弱，均表现出巨额逆差。
[15]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贸易国，每年4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额必然伴随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跨国运输、货物保险和贸易清算结算的竞争优势未发挥出来。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为齐全的制造业，另一方面这些掌控制造业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的企业，都在海外注册，由此形成的服务贸易业务量以及清算、结算后形成的跨国专利版税、企业所得税也都算在海外。
[16]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17]涂永红：《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经济日报》，202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