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超大规模人口与市场
充分发挥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1]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全球化重构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更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的目标。充分发挥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面临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优势趋于消失；二是后发优势不再；三是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强大国内市场不仅仅是以某些市场达到世界最大规模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强调其是全国统一的市场，以及能够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能够对内循环与双循环形成有力支撑的大市场。可以说，像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全球只有一个。当然，尽管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还需要一系列条件。在这方面，我国目前还面临着不少障碍和挑战。要真正实现从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的内涵
“十四五”时期，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潜力。具体而言，中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有如下五方面基本内涵。
第一，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首先是由我国超大规模人口决定的。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仍将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较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这些人成长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受教育程度高，是互联网等新经济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为我国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使我国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后起之秀，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国必将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增长是促使中国消费规模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孕育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也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支出结构呈现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消费率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
第三，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强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有重要体现。首先，强大国内市场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率。人口基数和经济实力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两个基础性因素。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从全球经验来看，创新中心主要由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并对周边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可以形成创新性区域经济，对一国高端创新有较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另外，强大国内市场优势还为新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在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中，更多的大企业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和产业配套完善，也为高端科技设备“备胎”提供了充分的开发、试验空间。
第四，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几乎从零起步，从单一结构走向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金融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成为大规模金融市场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二是中国金融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样的投资者群体；三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拉动了海外资金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
第五，强大国内市场地区收敛优势。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蕴含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机遇。强大国内市场较大的区域差距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潜力、机遇、韧性和活力，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独特优势，是其他经济体无法比拟的。较大的地区差异蕴含着增长潜力，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潜力释放、产业转移升级、国内贸易增长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收敛效应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说越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就越大。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禀赋优势有差异，潜在增长率也不同，如何精准发掘区域优势、释放增长潜力是落后地区实现收敛效应的前提。
二、强大国内市场与对外开放
“十四五”时期强大国内市场的开放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条件将更加有利。强大国内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了进出口平衡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为全球大规模的货物服务贸易往来、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促进了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我国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较快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并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强大国内市场带来的大规模跨境货物服务贸易往来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中国力量。
第二，大规模跨境资金往来通畅便捷，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境外资本和企业来华投资，推动我国快速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的国际生产网络。即使在近年全球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通过吸收和配置全球资源，推动海外布局与国内产业协同互补，增强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掌控能力，加速了我国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开放合作中形成了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第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是促进双循环的“压舱石”和“助推器”。近年来，美国、部分欧洲国家等实施了“再工业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也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互联网、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化最大推手，必将打造升级版的全球化。企业以服务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客观规律不会改变，我国不断壮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将增强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吸引力，全球产业链无法与中国“脱钩”。同时，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基石，还是培育我国自身产业链竞争力的“助推器”。
第四，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助推我国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巩固和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制造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工业覆盖联合国工业体系全部门类，产业链较完备，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较强，这增加了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回旋余地。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辐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需求方，但自身产业链也存在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对资源品和高附加值零件与设备等进口依存度较高，需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不断补链、固链、强链，引进来，走出去，形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格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投融资活动，努力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第五，科技创新和技术产业化规模优势将加速国内国际市场融合。新一代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以互联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领域为代表，其典型特征是区别于普通物质商品，能够突破传统的地理界线，加速国内国际市场的相互融合，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同时，这些技术应用所涉及的跨境信息交换、数据传输、资金清算和归集等业务，也要求跨境业务参与方积极合作以制定相关规则、规范业务开展，这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更新迭代。
第六，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有助于配置国内国际资源。我国保持常规、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利率保持在正常水平，本外币利差扩大。人民币资产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境外投资者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会更加强烈，而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双向开放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大规模金融市场也意味着能够吸纳足够多的境外资金。更多的境外机构和境外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有利于强化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规则意识，推进市场法治化建设，带动评级、咨询、会计、审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金融市场的容量与深度，改善市场定价机制，提升效率，这将对我国更好地吸引外资企业、改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维护和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
三、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的障碍与挑战
尽管强大国内市场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将其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还需要一系列条件。当前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仍然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
第一，人口结构演变和资产价格攀升共同制约了青壮年人口优势的发挥。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二是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会引发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型。四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大幅攀升，造成了剧烈的再分配效应。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阻碍中青年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的因素，进而约束了经济增长动能和社会活力。高房价、高房租以及高负债不仅加大了中青年人口的生活负担，抑制了即期消费，还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焦虑情绪。
第二，劳动者报酬偏低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共同制约了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释放。从需求端看，我国消费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限。从供给端看，由于制度藩篱和市场发育不健全，存在大量需求旺盛但是缺乏供给的领域，从而限制了消费市场壮大。此外，交易费用和行政成本等因素导致的市场摩擦，也是限制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释放的原因。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阻碍了科技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的发挥。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面临着较大挑战，高技术产业领域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核心部件和高端精密设备等领域“卡脖子”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支持创新发展的制度软环境也有待优化。
第四，金融体系结构与超大规模经济创新及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服务新兴产业和成长型企业的能力不足，银行业间接融资占比过高，股权融资占比过低。庞大的银行业并不能有效支持轻资产、少抵押品但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成长型企业发展，服务效率不高。资本市场容纳新兴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风险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严重，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引导基金的作用发挥不理想，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短板明显，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仍不健全。此外，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仍有待提升。近年来，尽管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但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开放步伐，也影响了大规模金融市场潜力的释放。
第五，国际国内营商环境制约了强大国内市场效应的发挥。近年来，虽然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但离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还有不小的差距。各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南方与北方差距有所扩大。同时，逆全球化趋势给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第六，金融风险累积增大，给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发挥带来新的挑战。我国宏观杠杆率继续升高，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加重，居民偿还住房贷款和消费型贷款的压力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日益突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房地产风险仍然存在。金融具有“双刃剑”的特征，如果风险防范没做好，就会对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实现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从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为充分挖掘和释放新一代青壮年人口的优势，主动应对老龄化挑战，首先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教育改革，出台青少年学习和探索数理化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优惠扶持政策，营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实施精英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形成高质量、多元化、竞争力强的人力资本。其次要高度重视房价大幅波动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年轻人择业问题，特别是房价过高会影响制造业发展，降低产业链聚集效应，增大成本压力，影响青壮年人口合理流动。最后，要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增强保障能力。
第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国内消费市场。要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确保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适应。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适应农村人口向县城聚集的需要，加快推进县域产城融合。此外，还要加大供给补短板力度，针对医疗、养老、家政、物业、幼儿、文旅休闲等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领域，及时破除制度藩篱，引导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实现市场化配置。
第三，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坚持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原则，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二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不应对企业发展速度、规模和行业选择等提出具体要求。三是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与方式，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业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健全民营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
第四，提升金融体系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关键在于以金融战略性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去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以股权化、长期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为核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结构平衡、富有韧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强化金融的创新催化剂功能；也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抢抓机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第五，推进房地产金融改革，促进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当前房地产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平衡金融供给与金融风险，症结在于资产价格及其预期管理。房地产金融改革既要服务于、服从于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防控金融风险、控制杠杆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有效供给和引导资产合理定价的改革力度，也要顺应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趋势。为此，房地产金融改革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房地产金融体系，探索创新型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一是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局面。二是创新房地产金融服务，构建有效、包容、可持续的公共金融体系，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满足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租房需求。
第六，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一是练好金融市场化改革内功，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二是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三是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
第七，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二是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转变经营理念，补充资本，改进公司治理，加强对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健全内部合规与风险控制流程，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提升业务能力与效益。三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控制举债规模，严格项目筛选，加强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联动风险。
[1]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20·径山报告》《走向“十四五”：中国经济金融新格局》综合报告《充分发挥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的部分成果（经作者修改补充）。报告负责人肖钢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