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中走来:毛泽东的平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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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助人的少年

1893年12月26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泽东”,字“咏芝”。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文素勤生怕这个男孩儿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了一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冲的环境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父亲毛贻昌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在湘军里当了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了毛恩普典当出去的田地,又买进了一些,使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自己家吃不完就卖出去,并在附近镇上一爿米店入了股,还曾卖猪贩牛,忙不过来时就雇个长工,农忙时还得请短工。慢慢地,毛家成为当地数得着的殷实人家。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毛贻昌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6岁的时候,父亲就带他下地学习诸如送秧苗、除杂草等简单的农活了。父亲插秧,他管送秧苗;父亲耕田,他管除杂草;父亲割禾,他拾谷穗……戽水、撒肥等什么活都干。他还负责放牛。尽管毛泽东干活认真、起劲,牛也喂养得健壮有膘,父亲却从不轻易表扬他,后来,他明白这是父亲在培养他吃苦耐劳的品格。

毛贻昌有一次跟别人打官司,本来理在自己这边,却因为自己文化有限,被擅长捉刀弄笔又能说会道的对方打输了,这使毛贻昌决心让儿子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以便以后家里做买卖,有人会算账;打官司,有人会写状子说理。在毛泽东8岁那年,毛贻昌把他送到私塾上学,盘算即使不能使儿子以后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至少也要让他知书达礼,会算账、记数。毛泽东听从父亲的话,认真读书,同时开始学习珠算,为家里记账。空闲时,他还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以缓解家里劳力不足的困难。

毛泽东自幼就生活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在他幼小纯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农民的苦难遭遇深切同情,在陕北时,他曾总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几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从小,毛泽东就乐于帮助穷苦的农民,宁愿自己挨骂、自己家受损失。

1919 年春,毛泽东同母亲文素勤和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在私塾念书时,由于离家不远,毛泽东本来可以不带中午饭,但发现有个家里很穷的名叫“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最远,却不带午饭,而一些离家较近的同学都带了午饭,便向母亲提出带午饭的要求。母亲感到奇怪,就问:“你带饭干什么?(回家吃午饭)就是几脚路,还怕迟到吗?”毛泽东解释说:“中午带了饭自然好些,一放下饭碗就读书写字,不会耽误工夫。”父亲在一旁听了,对儿子这样肯用功读书感到十分高兴,马上表示赞成,接着补充了一句:“记着!我们莫和那些人家比阔气,不要带什么荤菜,只带点儿酸菜子,再加点儿剁辣椒就是。”尽管父亲这样要求,但母亲还是瞒着丈夫,每次都夹带一点儿荤菜埋在米饭下面,好让儿子吃得好一点儿。没料到,几天下来,毛泽东放学回来总是嚷肚子饿,一到吃晚饭时就狼吞虎咽,好像中午没有吃过东西似的。母亲感到奇怪,就问儿子。毛泽东如实地告诉了母亲:班上有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远,家里穷,没饭带,自己就把带的饭菜分一半给他吃了。母亲听后,慈爱地笑笑,赞许地说:“你这样做当然好,就是不应该瞒着我,早应告诉我,我好给你一个大篮子,每天带两个人的中午饭,免得你们两伢子都吃不饱。”

一次,在上学路上,毛泽东遇到一个穷苦少年。少年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在风雪中冻得直打颤。毛泽东非常同情他,同他边走边谈,了解到他家境贫寒,于是脱下自己身上的夹衣送给了他。第二年,母亲给毛泽东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询问起来,毛泽东才把实情告诉了母亲。

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在晒新谷。一天下午,吹了几阵风后,忽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毛泽东正要去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发现在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毛四阿婆一人收谷子,他立刻赶去帮忙,抢在下雨前把谷子收好了。当他回到自己家的晒谷场时,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自己家快晒干的稻谷被淋湿了,还被雨水冲走了一些。父亲对此十分惋惜,向浑身水淋淋的毛泽东发火,责问他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回答在下面禾坪里帮毛四阿婆收谷子。父亲听后非常生气,大声说:“哼!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帮人家去收!”说着,扬起手来就要打毛泽东。毛泽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了别个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儿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父亲气得不得了,吼道:“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倔犟地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这时,母亲赶来劝解,还在生气的父亲也就不作声了。

有一次,邻近一家农民把一口大猪卖给了毛泽东家,说好了价格,并交了预定金。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毛贻昌叫毛泽东带钱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农民家,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老阿婆唉声叹气,直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说:“唉!该你们家赚钱啰!”毛泽东问是怎么回事,老阿婆说:“我家的猪订给你们时,价钱低,现在猪价涨了。”她还进一步说,“有钱人家损失这几块钱算不了什么,我家少收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啊!”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很同情她,便说:“我不赶你家的猪了,你卖给别人吧。”父亲见毛泽东空着手回到家,就急问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只好照实讲了。父亲生气地骂他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后来经过母亲的一番劝解,才算了事。

在毛泽东11岁那年,父亲毛贻昌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联合母亲一起反对这桩买卖,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并在年关时节悄悄送去了白米、腊肉。而毛贻昌认为用钱买田天经地义,自己家不去买,别人家也会去买的。母子二人劝说无效,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这件事在少年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几次给他讲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即使是兄弟间也不顾情面。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地时,就只顾着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后来我想,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便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