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不是魏徵，也能铁骨铮铮

南征北战的唐太宗在战场上犹如展翅飞翔的雄鹰，只要碰到猎物就会一剑封喉。但是，现在天下太平了，没了猎物的雄鹰腰酸背痛腿抽筋，为了唤回青春的记忆，太宗皇帝拿起了弯弓，迷上了打猎。几天不打猎，心里就痒痒。

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正是打猎的好日子。兴奋的李世民带上猎鹰、猎犬和侍卫，出发！这时一个大臣急匆匆地赶来，直接拉住了马的缰绳，不合时宜地讲起了大道理：“陛下就带这几个人去打猎？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如果有个三长两短，谁来主持政务？希望您时刻胸怀天下，不要贪图享乐，任性而为，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嘿，这家伙，是不是皮痒啊？侍卫们恨不得马上抽出大刀砍过去。唐太宗也怒了：想当年，老子在万人之中单枪匹马，贯阵入敌营，眼睛都不眨一下。如今打个猎，还怕遇到危险？但是，这个臣子所说的也是为了自己好。于是，太宗皇帝收起怒火，耐着性子解释道：“今天天气这么好，闲着也是闲着。朕既不喜好美酒，又不贪恋女色，不过就打猎这么一个爱好。正好也出去散散心、走走路嘛！再说了，我们都是绕着村庄，绝不惊扰百姓。我带着十几个侍卫，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说完，太宗赶紧登鞍上马，暗示侍卫，准备出发。

可他没想到，那位大臣更来劲了，扑通一声跪在马前，义正词严地说道：“陛下如果今天硬要出门，就请从老臣的身上踏过去，我愿以死来换取您的纳谏。”

这老头儿想干吗？劝谏也得有个度吧？好脾气的太宗皇帝火了：“朕本来以为你是个忠诚勇敢的人，哪知你却不知好歹，目无尊上，竟然管起朕的行踪？这点儿小事都做不了主，朕还做什么皇帝？”

唐太宗大喝一声：“来人，把他拖出去斩了！”

一旁的侍卫们早就等不及了，咱们陪皇帝出去玩，正是表现自我、制造机会的时候，你这老头儿真没眼力！几个人立即跳下马，拎住了干巴巴的老头儿。

老头儿先是一怔，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呼喊道：“关龙逢（夏朝直言进谏而被杀的人），你等着，我马上就来与你做伴，再也不想侍奉皇帝了。”

有胆色！

久经沙场的唐太宗最尊敬的就是那些不怕死的人，何况还是个瘦弱的文人？他立即哈哈大笑，说道：“起来，起来，朕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你还真是不怕死的主。有你这样的人在，乃是大唐的福分哪！今天听你的，不出去打猎了，咱俩下盘棋总可以吧？”

很快，老头儿晋升为谏议大夫。

很多人会以为这个老头儿是魏徵，其实他的名字叫孙伏伽。

他原本是隋朝的基层小官，担任过万年县法曹（司法部门负责人）。以前的县城远远比不上现在的县城，所以法曹只是个不入流的职位。孙伏伽才华横溢，又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却始终得不到提拔。不久之后，愤怒的起义军瞬间瓦解了繁华的大隋朝，李渊乘机建立了大唐，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明确州、县地方先举行第一级的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参考人员也不必像以前一样，由官府或者大人物举荐。科举开始向全社会开放，只要你符合身份要求，就可以自由地到当地政府报考。这个小小的改革，打开了寒门子弟进入考场和官场的大门。

唐朝科举考试分为解试和省试两级：解试又叫乡试，类似现在的高中会考，是州、县（地方政府）举行的考试或者中央公立学校组织的毕业考试；省试是由中央机构——尚书省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类似现在的高考。通过这个考试，才算正式考中进士，拿到了官场准入证。“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或“解头”，“省试”的第一名叫“状头”或“状元”。

参加省试的考生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通过毕业考试的中央公立“大学（国子监）”在校生；二是“乡贡”，通过所在州、县组织的选拔考试——乡试（解试）的社会人员，每年随地方政府向朝廷进贡的物品（贡品）一起被送到京城长安。

在其他州、县参加“乡试”，跟在京兆府长安参加“乡试”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因为京城户口加分。一般来说，通过京兆府“乡试”的考生，基本上一路绿灯，顺利晋级，“省试”不是问题，状元都有可能。所以，抢夺京兆府的“解头”，每年都成了考生们的重头戏。而有些地方的考生参加省试的时候，录取率很低。荆南地区就一直无人考中省试，被人笑称为“天荒解”，即便天荒地老，你也停留在解试的层次。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荆南地区考生刘蜕首次在省试中及第，从此便有了个典故——破天荒。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省试由吏部考功司主持，所以称为“考功试”。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后，省试改由礼部主持，所以称为“礼部试”，考场设在礼部贡院，这个改革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长期处于底层的孙伏伽犹如枯井里的青蛙遇到了久旱后的甘霖，他要乘风破浪，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才华。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省试第一名，成了中国历史上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第一个状元。他的成功让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被压抑的寒门子弟们内心沸腾了。科举是个好制度，孙伏伽行，我们也行！从此，中下层文人们的读书考试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人生的沙漠。

来到中央任职的孙伏伽依旧保持着基层干部朴实耿直的性格，见到不平的事情，他都会说上几句，不管你是皇帝还是权臣。

当年，唐高祖李渊为了稳定人心，颁布了天下大赦令。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后悔了。那些起义军的将领们怎么能轻易赦免呢？他们会不会再次起义？一时的心慈手软会不会给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于是，李渊又决定杀掉那些曾经的起义军首领。

孙伏伽不干了，普通男人也得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颗钉，何况是一国之君？现在天下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即便将领们想要造反，又有几个人吃饱饭没事干，跟着他们起哄呢？造反不就是为了吃饱饭吗？于是，他立即进谏道：“君无戏言！您制定的法律制度，难道自己都不遵守吗？天下百姓们会怎么看您？又怎么能信任您、追随您呢？”

唐高祖点点头，不错，不错，你说得对！他虚心地接受了孙伏伽的建议。

初唐时期，朝廷的军粮赋税比较繁重，以户为单位征收，相当于大户人家与贫困户要上交同等数量的赋税与军粮。大地主轻松自如，老百姓苦不堪言。好比大家的个人所得税不是按照工资的多少来扣除，而是按照人头来扣除，年收入上亿的老板和年收入一万的打工人，上交的所得税是一样的，这样公不公平呢？

孙伏伽多次请求改革征收方式，甚至不惜得罪管理征收任务的大臣裴矩，终于让朝廷同意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征收赋税，这样人口多的豪门家族就得多交税，人口少的贫困家庭就可以少交税。一个小小的改变，让无数百姓得到了大大的实惠，而孙伏伽却得罪了多多的豪门家族。

也许是好人有好报，也许是赶上了好时代，他一直稳稳地幸福着，历任刑部郎中、大理少卿、大理寺卿等职，一直活到唐高宗时期才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