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匈奴南下，帝国黄昏

得天下者，必先得山西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四月，驻扎在寿春城的王旷突然接到太傅司马越的命令：北上山西，救援壶关。壶关在今天山西东部的壶关县，隶属于著名的上党郡，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王旷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匈奴已经开始进攻壶关，那么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也就迫在眉睫。

年初的一月，匈奴人的首领刘渊正式称帝，建立汉赵，都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市。

三月，他们开始往东进攻上党一带，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上党在山西东南方向，因为地处太行群山之上，所以叫上党。“党”是“所在”的意思。这块区域的核心据点是今天的长治、晋城两市。两地都是山间盆地，是山西重要的产粮区。

短短一个月后，匈奴人拿下长治市，继续进攻东边的壶关县，这是西晋在上党的最后一个据点。匈奴一旦拿下这个地方，就可向东穿过太行山间的峡谷，攻打河北重镇邯郸。两地距离二百多公里，今天驾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

王旷久经战阵，自然猜到了匈奴人的最终计划：将山西与河北连成一线，以压倒之势往南攻打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

简单翻阅下中国历史，就能知晓山西、河北对中原政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像一个巨大的帽子从上护住了中原核心区域。从秦到明两千多年间，中原政权抵御北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大都建在山西、河北一带。

历来争夺天下者，也多是抢先占据这两地，然后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冲击中原地区。楚汉战争中，韩信就是先帮助刘邦拿下山西、河北，然后俯冲下来，不断挤压项羽所在的中原一带。后来唐朝的开创者——李世民家族也是从山西南下，进入关中。

匈奴首领刘渊曾在西晋做官，深谙中国历史，正是要复制这个模式。他在年初建立汉赵时便传递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他们与历史上那些只以劫掠人口和财货为目标的少数民族强盗不同，他们有更大的野心，最终的目标是入主中原。

那么，西晋王朝也就必须做好殊死一战的准备。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王旷再次成为那个临危受命的人。

但若仔细分析，司马越的这个任命其实有些蹊跷。

王旷当时任职淮南太守，驻扎寿春，距离壶关有接近七百公里的距离。他要相继跨过扬州、豫州、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河南、山西数省，才能抵达壶关前线。

而西晋在河南、河北都有兵力驻扎，他们距离壶关战场更近，也曾与匈奴多次交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公元308年九月，西晋已经在北方安排了三支兵力抵御匈奴：

一、平北将军曹武进军山西南部的大阳；

二、车骑将军王堪进军东燕城；

三、豫州刺史裴宪进军河南白马。

从地理距离来说，这三支兵力都比王旷更接近壶关前线。问题是，司马越不敢轻易调动他们。

曹武驻扎的大阳位于黄河北岸，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与河南三门峡隔河相望。这里是匈奴南下进攻洛阳的主要渡河地点之一。曹武驻扎此处，可以从北面庇护洛阳，司马越不能轻易调动。

东燕城（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方向）、白马则都位于黄河以南，是匈奴从河北南下渡河的主要渡口。三国初期，河北袁绍攻打河南曹操，就是从延津、白马两处渡河南下。

此时匈奴虽然没有打通壶关渠道，将山西、河北战场连成一片，但他们此前已经不断派出部分兵力骚扰河北。

一旦抽调王堪、裴宪任何一支力量，洛阳北边的河北防线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

远在寿春的王旷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在关键时刻得到琅琊王氏的鼎力支持，司马越在下令王旷北上前做了两项新的任命：

一、将王衍由司徒升为太尉。

二、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

司徒和太尉同列三公，官阶一品。但太尉在名义上有统帅天下兵马的大权，战乱时，重要性高于司徒。曹魏时期，司马懿就曾任太尉，负责在陕西对抗北伐的诸葛亮。

王敦也同样得到了升迁。

他在王导南渡江东的那一年出任青州刺史，但不到一个月，就被司马越调回洛阳，出任中书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敦野心太大且意志强悍，不太容易为人控制。司马越担心他在外坐大，于是召回朝廷，方便监管。

王敦明白司马越的心思，虽然心中不满，还是接受了任命。不过他在回京前做了一件事情：将妻子的陪嫁侍女嫁给了他在青州的将士。

王敦的妻子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身份高贵，陪嫁侍女有一百多人。除此之外，他还将金银财宝等物都分给了老百姓。

王敦这个举动有拉拢人心的嫌疑，而且是在即将成为他人的地盘上做这样的事。由此可见他的野心，以及强悍的行事作风。

做完以上事情，王敦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洛阳，史书称“单车还洛”。

如今王旷北上，司马越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人物去制衡扬州江北都督周馥，王敦是他最好的选择。虽然幕僚再次提醒他王敦强悍、难以控制的事实，他也不得不将王敦南调扬州。

做完这些铺垫后，司马越在四月正式下令：王旷带兵北上，驰援山西壶关。

王旷虽然没从王衍、王敦的新任命中直接受益，他还是接受了北上的命令，再一次在司马越的至暗时刻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就像他先前接受丹阳太守、淮南太守的任命一样。

他带兵出了寿春城，往南极目眺望，或许可以想象出江南水乡的样子。宽阔的长江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静静地守护着更南边的南京城。

由于王旷的建议，王导、司马睿南下江东，已经在南京初步站稳了脚跟。而他却要孤身一人北上。如今山河破碎，神州颠覆，驰援壶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莫不如逃到南京，与王导联手，凭江自卫。一家老小都在那里，小儿王羲之才七岁，回到南京就能一家团聚。这些动人的念头或许曾在王旷心头闪动。

但王旷与更加残酷务实的王导、王敦等终究不同。

他以为中原还有一线生机，他不怕去做那个飞蛾扑火的人。

他掉转马头，毅然北上。

大军出安徽，入河南，在跨过黄河之后，终于接近山西地界。

部将施融不想再走了，他劝王旷道：我们现在孤军北上很危险，不如在这里暂时驻扎下来，根据形势变化再做决定。

施融的话不无道理，他们此时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可以凭借太行山抵挡匈奴南下。实在抵挡不住，还可以迅速渡过黄河，撤回洛阳。

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策略，只是完全偏移了最初的战略目标。他们是来救援壶关，阻止匈奴打通上党、河北通道的。如果只是在太行山以南被动等待，壶关必然落入敌手，他们又何必从寿春千里奔袭呢？

王旷断然拒绝了施融的提议。

大军继续向前，越过太行山，进入今天的高平市。他们在这里与匈奴的前锋部队相遇。

生命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获是不在这里的

高平在壶关以南五十公里处，曾是长平之战的决战所在。几百年后，王旷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他的部将依然没有信心。

施融跟另一个部将曹超说：

彼善用兵，旷暗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

匈奴长于用兵，王旷看不清形势，我们都要战死此地了。

但王旷不得不战。

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王旷可能是少数几个真心想要力挽狂澜的人。他多次临危受命，听从司马越调遣，也是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司马越或许是主持大局的最好人选。

即使当初提出南渡计划，也是在客观、主观上都有利于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司马睿若能在江南站稳脚跟，既能保江东稳定，又能给中央朝廷提供粮草、物资和兵力支撑。

划江自守、割据江东并不在王旷的计划内，否则在司马睿南渡江东的时候，他最好的归处是一同渡江，而非守在江北的寿春城。

他愿意千里驰援山西，也是出于这份救国热忱。一旦匈奴拿下壶关，山西、河北战场连成一片，就能将整个西晋王朝从山西—河北一线拦腰斩断。

留给西晋的时间、资源、人才早已不多，王旷只能竭力而为，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下达了进攻的指令，大败。

《资治通鉴》载：旷兵大败，融、超皆死。

王旷大败，部将施融、曹超皆死。

不过近乎匪夷所思的是，不论是《资治通鉴》，还是记载两晋史的《晋书》都没有提到主将王旷的结局。是死，是降，没有一个字记载。而且此战之后，史书上再没有关于王旷的任何只言片语。

这是一件近乎不可思议的事情。琅琊王氏随后几乎左右了整个东晋史，核心人物王旷却突然神秘消失了。

更何况他还是“书圣”王羲之的父亲。

有史家分析说，王旷很可能在此战失败后投降匈奴，琅琊王氏为了隐藏这个污点，抹去了王旷的所有痕迹。

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即使王旷真的投降匈奴，这个污点跟琅琊王氏其他更需要遮掩的事情相比起来不值一提。比如王衍在临死前曾劝匈奴将军石勒称帝，更别说王敦后来的两次造反。

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细节都能被记录下来，王旷投降的事情就绝对不能公之于众？

还有史家分析说，因为王旷最早提出南渡计划，对创建东晋居功至伟，王导不希望他掩盖了自己的光辉，就隐去了王旷的信息。

这个说法也与史料记载自相矛盾，《晋书·王羲之》明确记载道：元帝（司马睿）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

一个可能性更大的猜测是，王旷也死于此战，但乱军之中，尸骨无存，无处可寻。

不管如何，王旷就像一道幽灵，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浓雾之中。

那时的他才三十多岁。

他短暂的人生像一道闪亮的光，在两晋之际的乱世中快速地划过。虽然他最终没能成功守护天下，但他提出的南渡江东计划，让晋王朝在长江以南生根发芽。也因为他的这个计划，琅琊王氏后来跃升为顶级门阀，权势甚至一度压倒王室。王导、王敦等家族成员充分享受到这份红利，位极人臣。

而王旷却要孤身一人，告别这一切了，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战场。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王旷的一生，比较贴切的可能是：

生命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获是不在这里的。

造反的理由

王旷战败后，匈奴很快拿下了山西上党郡。当年年底，匈奴南下越过太行山、黄河，直接攻打京都洛阳城。

少数民族上一次攻入中原王朝的京城还是一千多年前的西周末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灭亡西周。

现在轮到了西晋。

这个在汉末三国乱世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权，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

主持防御的司马越再次求助琅琊王氏，他下令王敦北上，协助他抵御匈奴。

此时的王敦在南京担任扬州刺史，就职不到一年。自从公元307年出任青州刺史以来，不到四年时间，王敦换了四个岗位。如此朝令夕改，足见西晋掌舵者司马越的进退失据。

为了安抚王敦，司马越这次给他升为尚书。

王敦再一次隐忍下来。这个时候的王导、司马睿集团在名义上依然接受司马越的号令，在中原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拒绝这样的命令。

王敦从南京出发，渡长江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去跟同样受命北上的将军钱璯会合。

他不知道的是，此行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钱璯是浙江湖州人。湖州位于太湖西南，是三吴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膏腴之地。钱氏为当地大族，直到今天，钱氏一族仍然遍布太湖一带。本土大族的身份会让钱璯拥有不可小觑的私人武装，也就是部曲。

当年陈敏叛乱时，钱璯就带兵参与平乱，事后被司马越升为建武将军。现在面临匈奴南下的危机，司马越又想起了钱璯，征召他北上勤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钱璯军队、粮草的集结和转运都耗时耗力，为什么不让王敦先行北上，而一定要在扬州跟钱璯会合呢？即使从地理位置上分析，王敦所在的南京也比钱璯所在的湖州更靠近北方。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越并不完全信任钱璯，他需要王敦督促钱璯一同北上。

事实证明司马越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钱璯从太湖南边的湖州出发，渡过长江，在广陵登岸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了过来：匈奴铁骑已经逼近洛阳。

此时贸然北上，无异于羊入虎口。

钱璯大军就此停了下来。

王敦或许曾经劝他北上，但没有成功。南京的司马睿也派人来催。钱璯这个时候的境遇像极了几百年前的陈胜、吴广，北上抗敌是死，就地叛变也是死。

钱璯选择了后者。

《晋书》记载：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

钱璯准备偷偷杀掉王敦，以此举事。

这里的“藉”是“凭借”的意思。钱璯举事，为什么要通过杀掉王敦来进行呢？

此时的王敦并没有能力阻止他叛变。

但钱璯需要一个借口。

历来叛变，借口都非常重要。它给叛变以合法性，还能给自己人树立一个敌人，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钱璯是江东人，他的借口很好找：

司马家代表的北方人祸乱朝纲，天下大乱。现在却要我们帮忙去拯救时局，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还南渡江东，侵占我们的土地、人口。大家不如一起反了，将北方人都赶出江东。

这对江东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正好可以杀来祭旗。

不过王敦很机警，在钱璯停止北上的时候应该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当钱璯准备下手杀人的时候，他抢先一步逃出了广陵。

现在他的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北上协助司马越，要么南渡长江，回到南京跟王导会合。

这对王敦来说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司马越和西晋王朝都将滑向深渊，这个事实对王敦来说已经越来越清晰。他不是王旷，不会白白北上断送了性命。

再说了，王敦这个人，也很难说对谁有那么深厚的忠诚。此行差点为司马越断送了性命，这其中的担惊受怕也算对得起他了。

那就这样吧。

他毅然掉头，渡过长江，回到了南京。

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彻底脱离司马越的掌控，在南京与王导会合。两人即将携手开创东晋，王敦也将在南方不断坐大，并最后剑指东晋王朝。

但这些迹象此时还未显现出来，司马睿对王敦的加入也由衷地高兴。他任命王敦为军谘祭酒，相当于参谋长，负责军事筹划。三国时期，谋士郭嘉就曾任曹操军谘祭酒。

这个职位远不如司马越赐给他的尚书位高权重，但也只有心腹之人才能担任，可见司马睿此时对王敦的器重之深。多年之后临死之际，他或许会后悔不迭：当年钱璯要是真的杀掉了王敦，那该多好啊。

豪强与部曲

钱璯的叛变毁掉了司马越的勤王计划，但最深受其苦的是司马睿。他接到司马越的命令：征讨钱璯。

这对他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

南渡江东，他只带了自己的府兵。跟他一起南渡的还有一千多户人家，即使每户征召一人入伍，也远不足以平定叛乱。

经过在南京两年多的努力，他刚刚在政治上站稳脚跟，还没来得及培养自己的军事实力。钱璯敢在这个时候叛乱，就是看准了司马睿在军事上的脆弱。

但司马睿最终还是决定发兵征讨，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公然违抗司马越，而钱璯的叛乱，更会毁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江东局面。

他派出了自己仅有的兵力，负责带兵的是将军郭逸和宋典。宋典是他的亲信，几年之前曾在黄河边上拯救过他的性命。郭逸的记载则很少，应该是公元307年就随司马睿一道南渡江东。他还将在后面的王敦之乱中继续支持司马睿。

由此也能看出，司马睿在此战中确实倾其所有，但结局并不理想，郭逸和宋典带兵遭遇钱璯，因为“兵少不敢进”。

当时钱璯已经带兵从广陵返回三吴地区，率先攻打太湖西边的阳羡，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市。孙权年轻的时候曾在此任过阳羡县令。

从钱璯的进军路线可以看出，他依然是要占据江东，凭借长江天险对抗北边的匈奴和西晋。为了落实这个策略，他拥立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之子孙充为吴王，为自己的叛乱树立政治合法性。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他公元280年投降西晋，四年后在洛阳去世。他有三十多个儿子，但投降的时候只带去了二十一个，还有几个儿子散落在东吴民间。在钱璯看来，孙氏一族才是东吴王权正统，拥立孙充，可以激起东吴人对西晋的灭国旧恨。

他错得有些离谱。末代皇帝孙皓残暴昏庸、大肆杀虐，曾活生生锯掉了会稽名士贺循的父亲贺邵的人头。贺邵曾任东吴中书令，刚毅正直，声名显赫。

孙皓虐杀大臣的行为伤害了东吴世家大族的感情，并最终使其丢掉了江山。钱璯这个时候拥立孙权后人，不仅不能拉拢江东人心，还会揭开江东豪门过往的伤疤。他很快也意识到这点，将孙充杀死。

可怜的孙充，原本好好活着，现在糊里糊涂当了吴王，又糊里糊涂掉了脑袋。

钱璯还做错了一件事，正是这件事决定了他最后的败亡。

那就是激怒了江东周玘。

周玘是吴兴郡阳羡人，而阳羡正是钱璯首先攻打的地区。在现阶段的整个江东，钱璯可以攻打司马睿，但绝不能激怒周玘。

与顾荣家族这样的文化世家不同，周玘家族以经济与军事力量称雄，被称为豪强。他的祖父周鲂是东吴将军，官居鄱阳太守，曾打败曹魏大将曹休。父亲周处，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现在京剧中还有一个《除三害》的曲目，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据《晋书》记载，周处年轻时候就臂力过人，能上山打虎，下海杀蛟，性格粗豪，为祸乡里。后改邪归正，入仕西晋为将。

他这样的家族在乱世中大量兼并土地，吸纳了大量的无地农民，以及逃亡的难民。战乱来临时，豪强将租地的农民、难民，以及同族兄弟、乡亲、门客、奴仆都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动辄上千人的军队。他们被称为部曲，接受豪强的私人指挥。

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三国时期，刘备在徐州被吕布打败后，正是当地豪强麋竺送给刘备两千部曲，助他渡过难关。

因为有可靠的私人武装，江东这几年发生的叛乱中，周玘都是主要的平叛将领。

公元303年，石冰叛乱，祸及扬州，周玘率部曲讨伐。

公元305年，陈敏作乱，周玘再度举兵攻讨，配合顾荣一同打败陈敏。

现在钱璯叛乱，司马睿派出去的宋典等人因为兵少不敢前进时，周玘再度在老家阳羡起兵。

周玘对司马家族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父亲周处因为过于忠贞耿直的性格，得罪了西晋藩王司马肜（róng），被他调到关中战场，死于乱军之手。

面对司马睿的南渡，他跟着顾荣的步调选择了归顺，但也主要是出于守护江东和家族利益考虑。

这也是他现在愿意再度起兵平叛的核心理由。

《晋书·周玘传》载：玘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璯，斩之。

用时不到一个月。

司马睿大喜，升周玘为吴兴郡太守。

因为周玘的出现，钱璯之乱并没有对王导、司马睿刚刚组建的江南政权形成太大的冲击。这场叛变的真正影响在其他方面，而且更加深刻也更为长远，即王敦与王导的会合，还有周玘地位的提升以及继而引发的南北士族之间的冲突。

但此时这些还只是在暗处酝酿，他们所有人都还有更紧迫的局面需要一起面对。

翌年三月，一个令举国震惊的消息从北方传来：西晋实际掌舵者、太傅司马越“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