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成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对领先企业（其中一些是数字原生企业，一些是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观察与调研中，我发现这些企业的数字化比例非常高，并且，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比其他企业率先开始数字化进程，并收获了相应的成效。这个结论早在2017年普华永道发布的《2017年数字化指数调查》中就已被指出。这份报告还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明确将数字化融入企业战略的企业达到70%；在中国，将数字化融入企业战略的企业达到88%。

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中，我发现，为生活提供解决方案，正是商业存在的意义。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深入。在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生活解决方案都是借助数字技术完成的。在非疫情期间，人们也能从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生活方式中感受到便利和美好。无论是社交、购物、就餐，还是出行、旅游，数字技术已经并且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人们逐渐接受并认可数字智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

数字化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以顾客服务为例，在工业时代，一家企业要规划如何为顾客提供服务，需要考虑投入多少员工，如何提升每个员工的服务态度和能力，以确保为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与体验；还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组织模式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当数字技术嵌入后，企业想要为上万甚至十几万顾客提供更便捷、更到位的服务与体验时，可能只需要考虑增加两台服务器。

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商业模式变了，企业的增长逻辑和成长方式也因此变得不一样了。

数字化带来的五大变化

在感受这些真实变化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数字化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与工业时代相比，数字化时代有哪些完全不同的改变？

其实，这些改变发生在各个领域，我们将其归结为五大变化。

变化一：技术迭代

技术迭代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Gartner（高德纳）每年发布的有关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图中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用一句话来描述今天技术迭代的情形——“技术让一切变得可能”。技术的快速迭代要求企业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转型。

变化二：跨界颠覆

数据的有效挖掘和运用，使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了跨界颠覆。一些从未涉足某个行业的企业不仅进入了该行业，而且彻底改变了该行业的格局。这些新进入者对该行业边界的理解完全不同，也就有了跨界颠覆的商业模式创新。如零售业，过去，全球折扣零售连锁店的代表是沃尔玛，而今天，零售领域最具成长性、最能代表未来的是亚马逊。而亚马逊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很难说它是一家零售企业，它更像是一家智能技术企业。再如出行领域，在如今这个时代，一家出行企业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套出行软件，而不是拥有车辆和司机。数字技术带来的跨界颠覆，使人们对任何一个行业和企业的理解都不能停留在传统认知上。

变化三：强强联盟

更具有冲击力的变化是强强联盟的生态构建。数字技术提供了多企业协同共生、生态发展的巨大机会。行业领先者率先进入生态化、平台化的发展模式，它们和更多组织连接、联合，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获得强连接能力和协同优势。在数字化时代，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足够的连接协同能力和广泛的合作能力，很可能会被淘汰。

变化四：为满足顾客需求持续变革

企业只有为顾客提供好产品、充分满足顾客需求，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给顾客提供更低成本的好产品，福特创造了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产出产品的“福特制”，其核心是将生产分工与员工有效组合。后来，这一生产模式被企业广泛应用。当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后，以消费驱动生产从而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的“丰田制”成为新模式，其核心是把生产和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随后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今天，海尔等企业开始实施把顾客纳入生产过程的新模式，即把顾客、企业、供应链端到端的全价值链拉通，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双向协同。为了满足顾客需求，先是生产变革，紧接着是消费变革，如今又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协同变革。

变化五：个体价值崛起

数字技术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强个体出现、人才更趋于流动，这意味着传统的雇佣关系有可能会消失。如今，人才跨边界流动已成大势所趋，人才在不同的企业和行业之间流动，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忠诚”不再被过度强调。由于个体价值的崛起，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个体服从组织转变为个体与组织共生。组织必须将个体目标纳入整体目标，为个体提供释放价值的机会与平台，才能与强个体组合在一起，从而获得持续的创造力。

能够认知和识别这些变化并妥善应对，是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如果管理者没有能力认知和识别这些变化，无法做出有效的调整，就会导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陷入困境。因此，管理者不仅要有能力认知和识别出这些变化，还要能顺应变化并及时做出调整，这样才能引领企业把握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那么，管理者如何才能拥有认知和识别这些变化的能力呢？关键在于认识和理解“数字化”这一概念。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中提出了有关认识哲学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能认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我可以期望什么？”在此，我借用这三个问题，与大家一起展开对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以及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