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1952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重申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3]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指出，“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被载入“宪法”和“党章”。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的第六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02）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然而，在这样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却存在不同声音。如有学者以“国有企业低效率”为理由，认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主张国有经济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照搬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论，把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归结为弥补“市场失灵”，主张把“国企”卖光；有学者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熟视无睹，对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片面地坚持“与民争利”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不公平竞争论和“增长拖累”论，坚持认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的，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矛盾的、不相融的，主张实行“国退民进”；等等。
显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各种观点，对基本经济制度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任此类“话语”传播、扩散，无疑会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根基。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决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5]因此，必须要加大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阐发和宣传力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4AJL001），呈现给大家的，便是这个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按照理论述评、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逻辑顺序展开，分上、中、下三篇，共十二章。
第一章为国有经济作用与地位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梳理分析学者们围绕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是否是党的执政基础所进行的研究与争论，揭示其争论的实质，指出在国有经济作用与地位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章为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梳理分析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所进行的研究与争论，揭示其争论的实质，指出在国有企业效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与认识，提出要动态、辩证地看待国有企业效率的变动。
第三章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梳理分析学者们围绕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是否“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是否妨碍公平竞争、是否“拖累”民营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研究与争论，揭示其争论的实质，指出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关系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既要看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相互竞争的一面，更要看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一面。
第四章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两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讨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等三种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5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进一步地，本章还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
第五章为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在分析全国及各地区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基础上，利用1952—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其他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2001—2015年各地区的相关数据，将所有制形式分为五种，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私营企业，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各地区所有制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明显，各省份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1952—2015年所有制形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并不稳定，国有经济、其他经济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集体经济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不同所有制形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不同。
第六章为国有企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本章将空间经济学理论引入国有企业发展中，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国有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1—2015年各地区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两者之间的空间计量模型，对国有企业投入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国有企业的发展对相邻或相近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看，还是从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企业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第七章为国有企业效率的再研究。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是关系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国有企业效率又是动态变化的，所以需要跟踪研究。本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很高，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并不低下。因此，要坚定对国有企业的信心，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八章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本章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40余年的历程发现，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由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到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再到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最后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此基础上，本章对为什么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及如何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对其进行研究需要系统思维，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待。
第九章为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基本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制度，初步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国有资产规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但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国有资产监管中还存在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和机制不健全现象。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需要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3号）提出的总体思路、重要举措和具体要求。此外，还要抓好明晰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推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和建立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十章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力军、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从舆论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和自身发展能力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和束缚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优化内部环境等方面探讨了推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对策。
第十一章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干预理论、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向选择、路径选取、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平台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十二章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从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必要性。从政府层面、企业制度创新层面、国有资产管理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多角度探讨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具体对策。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
本书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曾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中心、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委宣传部、上海宝钢、南方电网、安徽马钢、中钢天源、合力叉车，以及省内外多所高校的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和文献，借此机会也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1997（18）.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2（22）.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J］.党的建设，1999（4）.
[5]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N］.人民日报，2013-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