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文本信息特征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文本信息披露是特定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主体动机、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就公司而言，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都会影响文本信息的生成过程。在内部因素方面，公司特征（Loughran and McDonald, 2014）、管理层特征（Davis et al.，2015）、动机（Bushee and Friedman, 2015）、公司治理等都会影响文本信息的披露。在外部因素方面，SEC的规定（Loughran and McDonald, 2014）、法律要求（Li, 2010）、市场环境（Loughran and McDonald, 2014）等对文本信息披露存在重要影响。

2.4.1　公司内部因素

由于所披露的文本主要反映公司层面的信息，因此公司特征会对会计文本的内容与特征产生重要影响。文本信息披露是公司管理层控制下的信息产品，无论是文字信息还是数字信息，都会受到内部治理因素、管理层特征和动机的影响。

2.4.1.1　公司特征

首先，公司业务复杂性和盈利状况会影响文本信息的特征。业务越复杂公司文本越难以理解和阅读（Loughran and McDonald, 2014）。公司盈利状况也会对文本语调产生影响（Li, 2010）。公司盈利的波动越大，文本信息披露内容的改变也越大；当公司的业绩下滑时，会策略性地增加研发信息的披露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Merkley, 2014）。张秀敏等（2021）发现企业的绩效也是进行年报可读性操纵的驱动因素之一。

其次，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了保证自身的竞争优势，公司在年报中会策略性地披露有关企业创新的信息。许文瀚等（2020）发现上市公司的创新强度越大，年报文本信息就越保守。何雨晴等（2021）发现如果企业进行了实质性创新，会模糊表达有关信息，在降低文本相似度的同时降低文本可读性；对于策略性创新，在降低文本相似度的同时提高文本可读性，以营造创新“假象”。

2.4.1.2　管理者特征

管理者主要负责文本的写作、审阅和批准，因此管理层的行为动机以及个人特征将决定会计文本披露的内容与特征。Hanley和Hoberg（2010）发现，勤勉的管理者能够提高招股说明书文本的信息含量。Bonsall等（2013）发现当管理者任期更长或者信息来源更可靠时，文本信息的含量更高。Davis等（2015）发现管理者在盈余电话会议中的语调会受到其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管理层权力、地位以及能力等因素是影响会计文本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管理层的权力越大，越可能存在操纵报告可读性的印象管理行为，某些情况下会使报告拥有更好的可读性（吉利等，2016）。管理层能力也是影响文本可读性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企业收到财务问询函时，回复文本的可读性与管理层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这有利于缓解被问询的负面市场反应（王艳艳等，2020）。游家兴等（2021）发现具有较高公司地位的CFO会降低年报文本的纵向相似度。黄珺等（2021）的研究发现女性高管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读性。

管理者出于对薪酬、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考虑，有动机操纵文本信息披露的特征。这种操控可能是提高信息供给的公共动机，也有可能是故意模糊信息的自利动机。在公共动机方面，由于传统会计数字表达的信息受限，管理者可以通过策略性的文本信息披露传达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更多信息，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更多的增量价值信息。例如，管理者会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并增加乐观陈述，来提高股价效率并降低风险；管理者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会根据盈余状况来调整信息披露的语调及可读性等，此时文本的信息含量往往较高（Bonsall et al.，2013）。

在自利动机方面，管理层会策略性地操控信息披露，故意模糊某种信息、夸大某种信息、隐瞒某种信息，以实现某种特定的利益诉求。首先，在公司业绩下滑时，管理者可能通过模糊性的表达来掩盖负面信息。Li（2008）研究发现，公司当年的业绩越差时，公司年报的可读性也越低。其次，管理层对公司年报语调的操控可能是为了配合盈余管理的目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管理层语调越正面（黄超等，2019）。管理层不仅通过年报语调的操纵来配合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同时也会通过应计操纵来操纵年报文本信息语气，当公司的应计操纵为正向时，年报文本信息的可操纵语气也显著为正（王华杰等，2018）。最后，与盈余管理的动机类似，管理者可能由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文本信息操控。例如，管理者为了维持或推高公司股价，会通过对公司年报文本的语调管理和盈余管理来迎合投资者的高涨情绪（罗琦等，2021）。较高的高管薪酬会增加企业利用文本信息操控的印象管理行为（陈华等，2021）。当上市公司面临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时，管理层会采用积极型印象管理策略，此时年报印象管理程度较高（原东良等，2021）。

2.4.1.3　公司治理特征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治理会对企业文本信息披露产生重要影响。孙文章（2019）研究发现具有较高声誉的董秘会增加公司年报信息的可读性水平，具有社会影响的董秘会明显降低专业词汇和被动句的使用，而任期时间较长的董秘会降低复杂词汇的使用。孙文章（2021）进一步从董秘专业背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具有会计背景的董秘发布的年报文本可读性更高。这些研究表明，董事会秘书肩负公司信息披露等一系列重要职责，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董秘的声誉、社会影响力、任职时间及背景等因素都可能会对文本信息披露产生影响。

在股东治理方面，股权质押是影响股东治理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股东融资行为，股权质押可能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甚至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更，进而给公司带来一定的风险。为了缓解股权质押信息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市公司会采取一些文本信息披露策略，如在年报文本中运用更多的将来时态语句，披露更多前瞻性信息用以描述未来前景（王秀丽等，2020）。相比于没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发布的年报文本可读性更低（逯东等，2020）。

其他治理因素方面，贺康等（2020）考察了政治关联与管理层语调操纵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关联类民营企业进行语调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此外，企业债券评级结果会对评级报告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评级结果越差，评级报告文本语调越消极（潘怡麟等，2021）。另外，还有学者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鲍晓静等，2021）。

2.4.2　公司外部因素

公司总是运营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外部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行为，最终影响公司披露文本的特征。法律环境、监管政策、竞争环境、审计制度、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对公司的文本信息披露都具有重要影响。

2.4.2.1　法律环境和监管政策

法律要求会直接改变会计信息文本的内容，影响会计信息的披露。例如，美国安全港条款和塞班斯法案均鼓励并要求公司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Li（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前瞻性描述的语调可以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

监管部门发布的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文本信息的披露提出了许多规定，且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因而必然会影响会计文本的内容和特征。Loughran和McDonald（2014）发现，当SEC规定必须使用简明英语后，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年报的可读性均得到了显著提高。Campbell等（2014）发现，在美国SEC要求2005年后上市公司需在年报中披露风险因素之后，公司对自身风险的揭示显著增加，投资者也从增量的风险信息披露中有所受益。中国证监会创新性地发明了监管问询函。企业在收到监管问询函之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详细解释交易所的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投资者对被问询公司的年报解读能力。翟淑萍等（2020）发现当上市公司被问询后其年报可读性会相应提高，这表明监管问询函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出收函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公司治理等其他方面的信号，能够发挥显著的监管效果。

2.4.2.2　市场和竞争环境

当资本市场的效率受到影响时，公司股价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价值的信息。此时，公司会通过对文本信息的策略性披露来向市场传递更多的信息。Muslu等（2015）的研究发现，当公司股价不能充分反映未来盈利信息时，公司会在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而这确实能有效缓解股价信息效率偏低的问题。这表明市场效率是影响文本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企业所处市场竞争环境对企业存在重要影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并取得竞争优势，管理层会更充分地披露反映其经营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此时投资者对竞争激烈公司的信息需求也更大，进一步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刘昌阳等（2020）发现公司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分析师出具的研究报告文本信息含量越高。陈良银（2020）发现当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年报语调的积极程度越低。

2.4.2.3　审计制度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审计事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向外部传递了关于公司状况的增量信息，会对文本信息产生影响。公司的异常审计费用会使分析师对企业经营状况产生怀疑，甚至持消极态度，进而影响其所撰写的分析师报告语调。王永海等（2019）发现当公司存在异常的审计费用时，分析师在后一年的报告中积极语调会降低。葛锐等（2020）发现更换审计师会降低公司纵向文本相似度，进而提供更多的增量信息。同时，注册会计师也会利用分析师报告中的文本信息，当分析师报告中的盈利预测风险越高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语调越消极（廖义刚等，2021）。

2.4.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意味着公司管理层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更加难以判断，同时给企业信息披露行为也带来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减少披露积极、乐观的企业发展前景信息，而增加消极、悲观的企业发展风险预期信息披露（杨杨等，2021；丁亚楠等，2021）。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政府为了稳定整个市场经济，将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等积极的财政刺激手段缓解不确定性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以期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发展预期信息披露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不总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某些情况下也会对企业产生推动作用，但就信息披露质量来说，整体上呈现出降低趋势（丁亚楠等，2021）。

2.4.2.5　其他外部因素

一些外部事件的发生会对企业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所发布的文本信息。为了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正式批复开展“沪港通”机制试点，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阮睿等（2021）利用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实施以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此外，刘晨等（2021）就实地调研这一私下沟通方式如何影响公开披露行为进行探讨，发现实地调研会导致公司向上进行业绩调整、减少年报风险信息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