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足球前锋

在成都中学，王仁华喜欢上了足球。两年之后，他成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前身，以下简称“上海市少体”）足球队的前锋和副队长。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体育一直受到外国列强的诟病，“东亚病夫”的帽子像一座大山，压在中国人的头顶。1932年，刘长春单枪匹马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铩羽而归，那是中国体育一个悲壮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中国人民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毛泽东主席先后对开展体育运动作了一系列指示。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群众体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新中国竞技体育的最初阶段，有两件事影响深远。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6月7日，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保特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7年11月17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的北京田径运动会中，中国运动员郑凤荣成功跃过1.77米高杆，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

在当时国力较弱，训练条件简陋，缺少与国际体坛交流的背景下，两位中国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这是石破天惊的重大喜讯。在此背景下，学校体育蓬勃开展，业余体校全面开花。至1958年，上海各区县普遍开设业余体校，体育运动风靡一时。王仁华因为热爱踢球，被选入新成区少体校。

那时，文化学习虽然有升学考试，但没有现在这么受重视。我们这帮小孩，在弄堂两边，把衣服一放，做个门，就踢起小皮球来。那时候，每家一楼都有一个小花园，外面用围墙挡住。有时我们不小心把球踢到了花园里，就爬进去捡，也不管有没有打扰人家。

后来，在弄堂里踢不过瘾了，我们就寻找更大的场地。成都中学旁边的人民广场是一个开放式的广场，那可是全市人民集会的场所，虽然不是草地，但是地方大没人管。我们这些孩子就跑到那里去踢，开始踢正规一点的足球。

讲到为什么喜欢足球，我觉得街球的经历是一个原因，很纯粹，和小伙伴们玩是最开心的事。在这种游戏中，我们有分工配合、团队合作，我们有荣誉感，如果你踢得好，就会得到格外尊重。另外，足球本身的影响力太大了，记得1955年，奥运足球冠军苏联队来上海，那可真是万人空巷，人人热议。在那时，我就对足球心有所仪。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我对足球的痴迷，直到有一次，我妈突然问：“老大，这球鞋只穿了俩月不到，怎么破了那么大的窟窿？”我只好从实招来。那时都是煤渣路，不适合踢球，费鞋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我总在踢街球，最终被学校老师看到了，老师就把我叫到校队里踢，我踢得还不错。高一时，我被选入新成区少体校（今静安区少体校）。新成区少体校有足球、田径、男女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对于调皮爱玩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天堂。上午上文化课，下午训练，我如鱼得水。

当然，进入新成区少体校也遇到了阻力。我妈妈是老师，她觉得读书和踢球是矛盾的，踢球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学习。但我有些瘦弱，她觉得踢球可以强健体魄，就放我一马，同意了。不过，她有言在先，学习不能放松。

新成区少体校校址在南京西路580号（近成都北路），在新成游泳馆内。体校最大的优势是有自己的运动场，而且与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只隔一条马路。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其实就是上海市体工队，上海队的运动员大多在那里训练，里面有比较标准的足球场、田径跑道、篮球场等设施，还有浴室。那时，新成区少体校跟上海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关系密切，所以我们足球队、田径队也常到那边去训练。一方面，我们可以观摩高水平训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正规的球场上踢分队比赛，那种感觉真是一级棒。

我的教练叫林耀清，是江苏无锡人，人称“无锡李惠堂”，也是1950年左右上海足球“华东五虎将”之一。我们那时候是住宿制，宿舍是一个超大的房间，一排地铺。林指导跟我们睡一起，也是打地铺，他睡在门口，我们挨着睡一排。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谁晚上没回来他都能知道，也方便喊我们训练。

进了新成区少体校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足球运动。这项运动需要强健的体魄、熟练的技术，更需要拼搏精神和团队合作的理念。那时训练和比赛都很辛苦，每次回家，我基本上就是躺在床上睡觉，太累了！

踢了一段时间之后，林指导看我脑子灵活，脚下有活儿，就让我做了队长。我待了一年，还是很充实的，训练很正规，也经常与各区交流比赛，成绩不错。后来成为著名国脚的王后军就是虹口区的，我们在比赛中认识，后来都成了上海市少体足球队的第一批学生。

足球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想来，我遇到了良师。林指导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球技好，人品也好，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新成体校足球队还是出了一批人才。譬如，上海足球名将徐根宝。我念高一时，根宝还在读初二，是我的师弟。对林指导，我总是心怀感恩，退休回上海后，我每年都会去看望我的启蒙恩师和他夫人。林指导见到我，总是很高兴，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计算机专家来了”。2010年林指导80岁大寿，我和根宝等当年的队友也都一起参加了。

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在这个团队中，我们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经常去国家队找徐根宝，以及上海市少体的同学王后军、胡之刚玩，我们保持了很好的友谊。

我从一个踢街球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足球运动员。新成区少体校的文化课抓得也很紧，文化课老师是区里其他中学的优秀老师兼任的，责任心强，教学水平高，所以我跟在普通中学学习差别不大，并没有因踢球影响学业。我那时在高中一班，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正处在身体发育、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我上文化课很认真，特别是语文课。老师的讲解令我印象深刻，我现在还记得《沁园春·雪》那首千古绝唱的情形。

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带着一点方言，但他的朗诵声情并茂，令人回味无穷。那时，我心里默默念叨：我一定要不负韶华，努力学习，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一份贡献。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使命感的。后来，我无论读大学，还是在中科大任教，即便赴美和回国创业，都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我总是想着为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我在新成区少体校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田径队的夏德瑜。她原来是育才中学的，在田径队练五项全能，上文化课和我在一个班。不过，我们那时候都专注于学习和训练，就是普通同学。她性格开朗，非常乐观，大大咧咧，喜欢笑，有同学送她绰号“哈德”，也就是哈哈笑的意思，我由此记住了她。我们交流不多，我只知道她的强项是跳高、跨栏。我们曾一起出过一两期黑板报，她的粉笔字写得特别漂亮。上了高二后，我去了上海市少体，她还是留在新成区少体校，一直到高中毕业。其间，我们没有联系过，直到读大学时在运动会上遇见，这是后话。

（王仁华）

1959年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王仁华接到一个电话，甚感诧异，急匆匆地从楼上冲到楼下胭脂店接听。原来，这是上海市少体赵承敏老师打来的，告知他已被学校录取，希望他尽早报到。

突然而来的喜讯让王仁华犯愁：一是这所学校是新办的，是否值得去？二是教练没有打过招呼，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上海市少体录取了？三是妈妈是否支持？王仁华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家里像炸开了锅，三个弟弟很开心，希望哥哥以后成为球星，那多了不起。父亲沉默不语，不置可否。母亲埋怨起来：“去新成区少体校是让你锻炼身体，现在倒好，要去市一级的体育学校从事半专业的足球训练，文化课学习怎么办？本来在新成区少体校，你的文化课成绩名列前茅，训练学习可以兼顾，以后考大学不成问题，若是进了上海市少体，你能确定体育这条路走得通？”

经过商量，母亲要王仁华去问问林指导再作抉择。

第二天，一宿没睡好的王仁华去找林指导。林指导笑着向王仁华说明原委。林指导说，上海市少体唐文厚指导是他原上海足球队的队友。一个月前，唐指导看过新成区少体校的一场比赛，说想招几个人。没想到，直接就给几个人发了通知。林指导进一步鼓励王仁华：“上海市少体肯定比新成区少体校强，进入上海市少体，也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专业队，机会难得。另外，上海市少体有伙食补贴，每月3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多少人想挤进去！”

回到家，王仁华把情况告诉母亲，还特意安慰母亲：“妈，上海市少体和新成区少体校一样，上午学习文化课，下午训练，学习和训练我完全可以兼顾，而且每月有30元的伙食补贴，可以缓解您的经济压力！”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觉得孩子有书读、有球踢，还管吃管住，也是不错的选择，就同意了。

有意思的是，王仁华还是这所新成立的体育学校的001号学生。六十年后，在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时，他作为特邀嘉宾和杰出校友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之后，他还把自己的001号学生证捐献给了母校，这张珍贵的证件又被上海体育博物馆征收并展出。

记得去报到的那一天，我特地穿了一件白衬衣。上海市少体那时位置比较偏，要倒两辆公交车才能到。一到学校，我没有直接去报到，而是先到校园里兜了兜。好家伙，学校好大啊，有排球馆、篮球馆、体操房、乒乓球房、宿舍、食堂，光大小足球场就有好几个，占地面积有300多亩！

报到地点在学校教学楼。这是一幢新建的三层仿苏建筑，中间高起，左右呈中轴对称，气势雄伟。报到处的赵承敏老师接待了我，她向我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由于上海市少体是第一年招生，文化班只有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一年级，共5个班级。我是高二学生，如果要留在学校的文化班，只能留一级；如果不想留级，学校就需要马上联系就近的52中学借读。

我是优等生，留级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选择了借读。好在52中学离上海市少体不远，走路只需要10分钟，所以问题不大。

（王仁华）

上海市少体是一所为上海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育学校，当时市政府非常重视，1956年就开始规划设计，1959年秋正式开学。学校开设了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田径、乒乓球和体操七个项目，招收学生147名。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市体委征调了上海市最优秀的教练和运动员，如足球项目的教练是何家统、唐文厚。何家统是原国家队运动员，入选过1952年奥运会中国队名单，先后担任过华东足球队和上海足球队教练；唐文厚则是上海足球队队长，退役后到上海市少体做教练。为了加强体校的文化教学，市体委得到了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市高教局的大力支持，选调一批优秀文化教师，还从上海师范学院要来了5名优秀毕业生。

当时，市政府对这所新办的体校寄予厚望，教练和文化课老师都非常负责，关心我们运动员的成长。对我们这批在外校学习的借读生，苏健校长亲自过问，听取学生的意见，加强与借读学校的联系。到了第二年暑假，为保证我们借读生的学习质量，除了赵文豹同学借读复兴中学，其他6位同学被安排到当时的重点中学58中（现澄衷中学），有足球队的我和胡之刚，排球队的张为堤，篮球队的丁永龙和郑揆文，以及乒乓队的于贻泽。后来，丁永龙、于贻泽、胡之刚、张为堤去了上海体院竞技指导科做专业运动员，其他3人考入大学。其中，郑揆文考取了复旦大学，赵文豹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我则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

学校为我们想得很周到，因58中距离学校比较远，需要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就为我们买了公交车月票。

上海市少体采用半军事化管理，每天的学习训练非常紧张。

5∶50铃声大作，我们条件反射地掀开被子，拿上洗漱用品往卫生间冲。刷牙洗脸，换衣换鞋，归置物品，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10分钟后，在宿舍楼前整队，队长带领全队小跑到训练场，与其他运动队汇合。接受完值班领导的训话，再分队训练。

早训时间是1个小时，但允许我们借读生提前20分钟结束训练。这20分钟非常宝贵，我们先是奔向食堂，正好优先吃早餐。有一种水果粥非常好吃，我们有心得，用勺子沉底一捞，水果都打捞上来，满满的一碗；如果等到大队人马进来，粥里早已见不到水果的影子了。

7∶00我们必须背上书包上路。宿舍到公交车站台有一段路，得紧走慢跑。有时看到公交车来了，就必须冲刺，有同学不愿意跑，就等下一班。但我每次都会奔跑，因为我不愿意迟到。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艰难，青少年全国比赛大多被取消了。我记得唯一一次去外地比赛是在1960年8月，我们坐火车去江西南昌，坐的还是卧铺。全体队员都非常亢奋，每到了一个车站，就下到站台去溜达，后来领队见我们调皮，怕我们出事，不准我们乱走。

在南昌，我们与江西省少年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打得很激烈，前80分钟打成了2∶2。临近比赛结束，右边锋王后军从边线沉底传出好球，我正好在中路接应，由于球速快，胸部停球动作施展不开，我只能用胸部顶球，将球硬生生撞进了对方大门。结果，我们拿下了这场比赛，那种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足球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一直都觉得团队协作比单打独斗重要。球队需要前锋，但中场、后卫同样不可或缺，当然队伍更需要教练的运筹帷幄。总之，一支队伍只有齐心协力，每个人都做到最好，才能赢得比赛。

在上海市少体待的两年，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那两年我不仅接受了更为正规的足球专业训练，而且因担任副队长（场上队长），再加上成绩比较优秀，和教练的配合互动也多些，所以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锻炼，成长是全方位的。足球运动让我收获良多。比如那时我们经常代表上海少年队或上海青年二队，参加上海市的各种比赛，赛前的准备会和赛后的总结会是必定要开的。准备会上，教练布置战术等会讲得多些，但总结会上就不同，每个队员都要讲自己的比赛心得，点名评价其他队员的表现，包括技术战术和比赛态度等。有时会争论得很激烈，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也挨过炮轰，作为前锋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总结会的最后环节是教练总结点评，教练往往从队员纷杂的思维中拨云见日，提纲挈领讲要害。这种对比赛的“复盘”给队员们带来很大的帮助，让每个人清晰感知场上表现的好坏，就像是文化考试后对试卷的订正。正是通过不断总结，我们的位置意识和大局观不断得到提高，团队精神不断提升，场上配合更默契。可以说，在潜移默化中，足球运动不仅让我们学到了技术战术，更打开了我们的思想格局。

后来，我在中科大组织科研团队，建立实验室时，就倡导足球的团队精神。比如，实验室的星期六例会是雷打不动的，会上每个人都要报告自己最新的研究进展，鼓励学生辩论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王仁华）

在上海市少体训练两年后，王仁华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

1961年4月，上海足球队到学校挑人，队友王后军（1970年左右中国国家队队长，后任上海申花队第一任教练）和胡之刚（1970年左右中国国家队的守门员，后任国家队教练）被挑中，这意味着他们将走上专业足球运动员的道路。

王仁华没有被选上，虽然有些遗憾，但他已不是三年前踢街球的男孩。如今作为一名半专业的足球队员，他已变得非常理智。他遵从母亲的教诲，从不放松学习，无论在52中学还是58中学，他都是班中的尖子生。临近高考，他的高考模拟成绩进入年级前三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这个体育生关爱有加。他们都清楚，如果王仁华不参加体育训练，学习时间再多一些，他的成绩起码会再上一个台阶。高三上学期结束时，58中学的班主任问王仁华的报考志愿，王仁华说想报上海交大。班主任鼓励他：“第一志愿不妨报北大吧，第二志愿再报上海交大。”

高考前，王仁华又遇到让他两难的事，上海市少体足球对口的两所高校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师大”）因为要成立足球队，想要特招他。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对王仁华而言，却是左右为难，因为他想上更好的大学。

华师大为了招到王仁华，事先向上海市少体教练和相关领导打了招呼。华师大体育教研室主任黄震了解到，王仁华学业特别优秀但不愿报考华师大的情况后，就亲自登门找到王仁华做思想工作。王仁华的说辞是，做老师不是他的职业选择，他以后想搞科研。黄震主任听了不动声色，特地邀请他去华师大参观，希望他参观后再作决定。

几天后，王仁华应邀来到华师大，黄震主任亲自带他参观了校园和实验室，耐心向他介绍。华师大除了师范类专业，也同样有在全国领先的理工类学科，只要王仁华愿意，专业可以任意选。

之后，黄主任又带他去见足球队教练苏明仁。苏明仁教练曾是上海队门将，也是林耀清和唐文厚的上海队队友，故见到王仁华特别亲切，带他参观了训练场地、学生宿舍和运动员专用小食堂。

参观完，王仁华想：“华师大虽非自己预想中的最佳选择，但也是全国重点大学，学科不局限于师范教育，可选择的面比较大，而且还是上海有足球队的两所高校之一（另一所是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在这里，自己的足球才能可以继续得到发挥。”

其实，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两个原因是不能不考虑的。第一，在那个特殊时期，每个家庭都不容易，我有三个弟弟，都在读书，如果我选择华师大，就可以享受伙食补贴，这对家庭有很大帮助。第二，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体制，上海市少体的领导和教练都希望我留在体育圈子内，为上海足球作贡献。后来，我代表上海高校参赛，和队友一起，连续四届，为上海高校足球联队夺得全国大学生比赛的冠军。

（王仁华）

大约过了一周，58中学组织高三学生填报志愿。当班主任将表格发到王仁华手里时，虽然早已选择华东师范大学特招，但填写表格时，他还是难以下笔。犹豫之后，他决然填写了如下志愿。

第一志愿：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志愿：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志愿：上海交通大学

第四志愿：上海交通大学

当时有多矛盾，多挣扎，只有王仁华自己知道。

六十年后，再次回忆高考前的志愿填报时，他的表达令人动容。

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很不情愿去了华师大，甚至在刚开学时，内心还很抵触。但如果跳出那个年代的小我，我觉得自己何其幸运。华师大给了我非常好的学习和训练环境，是我人生成长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如果没有华师大，我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一样。

（王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