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长三角遇上互联网
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正在持续、显著地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长三角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高素质的劳动力、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对外招商优惠政策等条件，成为中国大陆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发生新的转型，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的空间体系。长三角地区内部的空间组织和形态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产业链条组织起来的空间分工更加复杂。这些变化都促使长三角地区朝着一种新的“全球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演进。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
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日趋紧迫。现有发展方式的局限性、经济结构问题以及资源环境矛盾，也越来越加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年发展，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越发明显，已经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支柱（王礼恒等，2019）。在新兴产业中，以先进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信息产业尤其成为众多企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被赋予承担新经济增长点的角色。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加之当前全球创新大环境的影响，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互联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求在新一轮的地区竞争中胜出。
在这种新经济发展背景下，互联网推动了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并影响其发展路径，从而改变了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机制。尤其在长三角地区，各地相继启动新兴信息技术产业的相关项目和规划，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一发展动态要求相关的学术研究加强实践性，按照新的理念和规则来优化城市和区域空间组织，使城市和区域在信息时代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本书基于全球化背景，以长三角地区为重点研究区域，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探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与全球城市区域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和机制问题，以期为区域信息化战略提供范本和政策启示。
第一节 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长三角
一、全球城市区域的浮现
从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 and Wolff，1982）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到萨森（Sassen，1991）把“全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核心，再到泰勒（Taylor，2004）领军的学者们聚焦于“全球城市网络”的构建，有关城市和区域的全球化研究持续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前沿领域。同时，在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一种新的地域现象即全球城市区域现象也日益受到关注。斯科特（Scott，2001）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连绵区，而是在国际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国际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图1）。
图1 浮现中的全球城市区域马赛克示意
资料来源：Sccot，2012。
伴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和拓展，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已不是由个别城市所主导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而是依托城市与其所在的广大腹地内部存在密切的分工协作，通过产业链条形成协作和互补关系，构成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Hall and Pain，2006），并在这样一个整体平台上，使得经济和社会活动得到呈现和展开。“城市区域”概念通过内在的耦合关系和网络联系，为分析各种地方性、国家性和全球性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任远等，2009；宁越敏、武前波，2011）。为了理清区域内部的空间关系，许多学者通过研究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组织来探讨城市区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过程（Hoyler et al.，2008；Hansen and Winther，2010）。
对全球化的城市与区域研究在国内一直颇受关注。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其中的热点研究区域（顾朝林、张敏，2001；宁越敏等，1998）。过去十余年，全球化和信息化对长三角区域的空间结构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甄峰，2004）。长三角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地区（于涛方、吴志强，2006；张敏等，2006）。近几年，上海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愿景，加快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使得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已然形成（彭震伟，2016）。在现有的文献中，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被较多的关注和分析，而有关其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和形成机制过程却少有探讨。事实上，全球城市区域强调的是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互动中形成的空间分工的全新格局（Scott，2001；罗震东、张京祥，2009）。因此，从产业演进和空间分工的视角，可以更准确和清晰地认识日益全球化的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程。
二、长三角的整合和协同发展
长三角作为一个三角洲地区，首先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和沉积学的概念，而现在更多是从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界定的。其包含的空间范围，在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讨论语境中存在差异。这与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紧密相关（罗小龙，2011；Li and Jonas，2019）。
一般认为，当前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始于1992年。当年6月在京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该联席会议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15个城市。1996年地级市泰州设置，成员数量扩展到15个。1997年，该联席会议制度上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3年，台州市被接纳为长三角的新成员。16个城市市长在南京签署了《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这个以苏浙沪16个城市为主体形态的长三角主体框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并受到普遍认可。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各项改革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逐渐从城市层面的自发合作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部委陆续发布相关规划，其空间范围逐步拓展。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两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根据该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0年6月制定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期为2009～2015年）。规划范围包括两省一市，区域面积为21.07万平方千米，并提出以苏浙沪16个城市为核心区，统筹两省一市发展，辐射泛长三角地区。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期为2016～2020年），将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到三省一市，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26个城市组成，国土面积为21.17万平方千米。 [1]
当前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内部空间治理体系框架已基本成形。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期至2025年）。该规划的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千米）。在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温州市，即27个城市确定为中心区（面积22.5万平方千米），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面积约2 300平方千米），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上海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第二节 互联网与长三角的发展
一、信息技术的空间效应
互联网发展早期，很多人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Cairncross，1997）和全球“时空压缩”（Harvey，1990）。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2005）的著作宣称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导致“世界是平的”。但该书一经问世，即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Christopherson et al.，2008）。利默尔（Leamer，2007）论证了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不是地理上的扁平态势。地理学者们则认为全球化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地方的作用，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制度要素，在培育和维持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中起着关键作用（朱竑等，201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正变得日益陡峭。其结果是世界更加弯曲或者说是凸的（McCann，2008）。许多高附加值的部门日益被重要的城市中心所支配。这些地方正是全球运输和通信网络中的枢纽（汪明峰，2004）。
管理学家波特（Porter，1998）早已指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竞争优势对地方的依赖性正在加强。信息时代中地方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推动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加速了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汪明峰，2007；范剑勇、陈至奕，2017）。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电子通信并不能替代面对面接触和城市。在城市里的人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技术。那些物理上更接近的人，可能更频繁地借助手机或网络进行联系（姜玉培、甄峰，2018）。经济学家格莱泽（Glaeser，1998）甚至认为，技术越发达，对信息交流需求的增长将增加对城市的需求。因此，新的技术和信息构架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Sinai and Waldfogel，2004）。
与格莱泽（Glaeser，2011）的观点类似，社会学家萨森（Sassen，1991）发现，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时代，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之中，其中具有决策和控制中心功能的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信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中心。信息社会的先驱理论家卡斯泰尔（Castells，1996）进一步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所有形式的国际信息交流（尤其是互联网）。他提出的“流动空间”很好地解释了网络社会崛起中的这种新的空间形式。然而，网络的空间逻辑具有选择性，只有那些有价值的城市和区域才能连接上价值创造和财富获取的全球网络（汪明峰、高丰，2007）。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的极度空间不平衡，但同时该报告也强调了发展仍然可以具有包容性（World Bank，2009）。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给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诸多地方政府有可能借此追赶领先的地区。
二、互联网影响下区域发展新动向
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属性是随其发展而逐步显现增强，并赋予经济、社会、组织或个人掌控事物和关系网络的一定权利与技术（郑永年，2014）。它可重塑经济社会形态、空间、结构及政府治理方式，有明显技术性、分权性、公共性和渗透性特征（王波、甄峰，2016）。信息技术不仅作用于智慧城市，更是未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智慧区域的构建将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在关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将关注区域逐渐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沈丽珍、陈池，2018）。
（一）互联网作为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互联网被认为是经济活动中新的动脉，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Dabinett，2001）。互联网促进了高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Gnezdova et al.，2016）。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互联网会推动地方经济与国家或国际生产体系实现关联，从而使其快速获取到发达地区的市场信息或发展经验，促使其整合到更大的贸易市场，进而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Grimes，2005）。在一些国家，互联网的使用能明显提升地区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统计表明，互联网经济的投资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贡献更大（Jorgenson and Vu，2005）。最近的研究也认为，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需要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电子金融，由此提升当地经济（Sassi and Goaied，2013）。
（二）互联网作为全球生产网络扩展的催化剂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20世纪后期的国际经济活动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已经扩展成为全球营运的主要组织创新形式（Henderson et al.，2002；李健等，2008）。基于互联网的柔性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支持了公司内部的远程跨界知识交流，也支撑了由垂直专业化所形成的大量供应商之间的多向连接。同时，由于网络效应，扩展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具有较低的成本，这对企业的组织选择和区位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汪明峰、李健，2009；宗会明等，2010）。信息技术形塑了企业网络化实践的跨界形式演变，特别是全球生产网络和管理这些网络的数字信息系统。
（三）互联网作为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驱动力
地方集群的崛起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又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产业仍然朝着集聚发展。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复杂未编码信息的传播，而这些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来源于面对面接触的。产业集群特别是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汪明峰，2007）。它们可以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许多新的机会，比如促进集群与外界环境的交流，增强集群内部的交互和信息交换，重新界定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使生产过程更为合理等（耿超等，2018）。地方政府组织建立集群的门户网站，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非正式的知识交流，并有助于新产品开发的创新实践（Sellitto et al.，2005）。此外，许多研究强调互联网给企业带来了很多新机会，即可以通过全球电子网络重新设计商业过程与组织。于是，可以看到许多虚拟组织被创造出来（王如玉等，2018），如虚拟集群（陈小勇，2017；宋华、卢强，2017）、虚拟（产业）区（Chiarvesio et al.，2004）、虚拟保税区（刘卫东等，2004）、虚拟孵化器（赵黎明、张玉洁，2011）等。
如此，我们需要在区域尺度上审视信息技术带来的空间重构。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城市区域成为了连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为新兴产业的涌现、集聚、扩散和繁荣提供了合适的舞台。
三、“互联网+”长三角发展
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长期以来是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增长点，也是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简逢敏、王剑，2011）。在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尤为重要。
（一）全球网络建设
近年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区域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际层面。区域国际合作出现了广阔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借助互联网之势成为全球要素配置的中心以及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例如，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是近年来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贸易模式（阿里研究院，2017）。作为一个提倡自由公平开放的贸易平台，eWTP能大幅降低成本，降低中小企业和边缘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门槛，迎合了效率变革的要求。在eWTP推动下，新兴的全球数字枢纽城市杭州和义乌，通过互联网整合跨境贸易，培育电子贸易新业态，构建电子商务新平台，运用智慧物流、跨境支付等新渠道来促进地方的发展。
（二）区域一体化
早在2016年3月，长三角城市群已发出“‘互联网+’长三角城市合作与发展”共同宣言，目标直指区域内数字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近年来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正成为长三角产业合作的核心（李永盛，2019）。2020年1月，一市三省的经信部门签署了《共同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持续三十多年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推动长三角走上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对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影响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来看。直接影响体现在产业领域，通过互联网与产业的直接融合，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产业合作的基础，成为智能制造的新引擎。间接影响体现在互联网渗透下各类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再配置。依托互联网的协同网络将解决阻碍区域内要素流动的难点，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创新机制。
（三）地方数字经济
在省市层面，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加紧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的测算，从总量上看，长三角省市引领全国数字经济的发展。2019年江苏省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超过1.5万亿元；浙江省、上海市和安徽省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均超过1 000亿元（图2）。近年来，上海着力推动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构筑公共数字服务生态圈，大力推进智慧社区试点建设等数字惠民措施（周师迅等，2019）。浙江省启动“数字浙江”建设，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聚焦智能制造推广、eWTP布局、移动支付推广、5G网络部署等。江苏省着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大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新工业变革。安徽省统筹布局“数字江淮”战略，发布《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组建安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
图2 2019年中国部分省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占比及增速
注：图中圆圈大小表示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
第三节 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在长三角地区成长起来。其内涵是指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互联网在资源与要素配置中具有优化和集成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区域发展过程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围绕互联网优化资源与要素配置的特征，探讨互联网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本书梳理了产业和城市区域共同演化的国内外理论，构建了概念性的分析框架，为研究新兴产业与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的演化关系与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针对中国互联网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展开重点研究，尤其是对长三角地区和上海都市区及其他个案城市区域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为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书共十章，分为三个篇章。上篇旨在理解新兴技术的空间效应，包括四章。第一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演化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理论脉络和研究进展，重点探讨新兴产业浮现背后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第二章是互联网技术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态势，重点探讨世界互联网产业和网络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互联网技术对产业布局和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效应，并以B2C电子商务为例，比较典型国家发展这一新兴产业的路径差异。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全球背景下，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城市和乡村两个层面审视“互联网+”在中国地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呈现长三角地区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第三章通过探讨“互联网+”产业的空间区位逻辑，解释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市体系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第四章则关注中国淘宝村的发展状况和空间集聚特征，并通过淘宝村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揭示农村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的空间机制。
中篇以互联网赋能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为题，包括三章。第五章探讨区域创新背景下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和作用机制，基于互联网文本数据，分析产业发展与区域创新环境中的长三角虚拟城市网络。第六章基于资本流动数据，揭示长三角风险投资的空间和行业特征，探究创业投资领域中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及演变进程。第七章基于演化视角，研究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空间演化进程，比较不同城市的物联网发展路径，探讨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这些研究为当前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下篇关注新经济背景下的长三角城市发展，重点研究三个城市区域案例，包括三章。第八章聚焦全球城市上海大都市区，探究软件企业的区位变化轨迹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总结出软件产业时空发展模式和区位扩散特征，并对区位因素进行定量评估。第九章以典型“互联网+”城市杭州市为例，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互联网企业的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重点探究当地创新主体及其他区位要素的影响机制。第十章选取浙江省丽水市为案例，研究电子商务与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边缘地区发展状况。丽水市把握了新技术变革下的机会窗口，借助发展电子商务破除了原有的发展路径锁定，成功实现了跨区域发展和新路径创造。这些案例研究力求为其他城市区域发展互联网经济提供政策启示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