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解新兴技术的空间效应

第一章  新兴技术产业与城市区域发展：理论基础

当今世界，新技术迅猛发展，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各地纷纷制定战略，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追踪和识别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新兴产业将知识以新颖的方式结合，往往与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活动有关。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平台。正如熊彼特（Schumpeter，1934）所描述的，创新和技术变革之所以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原因即在于新技术的浮现和产业活动的演化。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往往集聚于拥有创意活动和机会的地方。当新兴产业出现的时候，初始区位的空间分布极为不均衡，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也差异显著。然而，我们对新兴产业兴起的空间逻辑的理解还很欠缺，许多相关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伴随着国际学术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兴起，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新兴产业的发生机制，并成为近几年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前沿议题（Brachert et al.，2013）。相比较而言，国内有关新兴产业的研究起步时间较短，主要集中于研究产业的空间格局和区位过程，对其机制还缺少深入的探讨。本章目的是梳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重点关注新兴产业背后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本章首先梳理了新兴产业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然后分别从产业演化的宏观和微观视角，总结产业创新与演化过程和新兴企业的衍生机制；再进一步突出新兴产业的区位过程，探讨区域条件与地理环境对新兴产业形成的重要作用；最后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探讨新兴产业演化的区域差异，并关注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节  新兴产业的界定与测度

一、新兴产业的概念

“新兴产业”一词的解释本身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尚无统一的界定。波特（Porter，1980）曾指出新兴产业的兴起受到技术创新、成本变化、消费需求更新等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某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致使新产品或新服务得以市场化。在国内，周叔莲和裴叔平（1984）较早研究了新兴产业，认为它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其内涵不断变化。目前的新兴产业指的是伴随新兴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的新的产业部门。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包含为一些能够探索和利用新兴技术经济潜能的企业（Tanner，2014）。他们认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受到渴望创造技术潜在价值的激发。这种发展会吸引新的和已存在的企业加入。当新兴产业与创新活动、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等联系起来的时候，新兴产业就会使所在的区域收益（Brachert et al.，2013）。近几年，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表1–1）。战略性新兴产业被界定为“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国务院，2010）。

二、新兴产业的测度

由于新兴产业的产品很可能还未定型和上市，所以不适合纳入现有的产业分类体系（Feldman and Lendel，2010）。因此，还没有一套标准的定量方法可用来识别属于新兴产业的企业，在研究中存在各种产业界定概念和数据来源（表1–2）。为研究一个国家整体的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一般采用比较新旧产业分类标准的方法（Berger and Frey，2017），也可以利用专利数据挖掘最新的技术行业动态。针对某一专门的新兴行业，可借助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整理数据或自建数据库。此外，在研究新的产业集群时，较多采用重点企业访谈的方法。

表1–1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整理。

表1–2  新兴产业的界定和数据来源

第二节  产业演化的宏观视角与微观机制

一、产业创新与多样化过程

大多数研究创新的学者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创新能力是通过复杂的日积月累的学习过程而得到的，产业创新也不例外。从产业演化的宏观视角来看，已经有一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一）产业生命周期

将技术产业看作生命有机体，其演化过程就可以隐喻为生命周期，用于对产业、产品和技术的发展研究。经济学家克莱珀早在1992年就曾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它对企业和产业的演化作出了很好的解释。这些文献探讨了两个核心观点，即谁在创新以及创新活动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克莱珀（Klepper，1996）的看法，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阶段紧密相关。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而成的，其目的在于探索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随着产业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变化。产业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初创阶段，相关变化是最多的，选择的力量也是最强烈的，这正是研究新兴产业的价值和兴趣点所在。这一阶段的特征往往表现出：技术的不确定性、高端市场，以及高频率的进入和退出，并且缺乏一个主导设计（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17）。然后，主导设计的出现伴随着产品到工艺创新的转变，以及“进入”的下降和“退出”的上升，从而减少企业的异质性，增加市场的集中度。

生命周期理论也存在局限性（Martin and Sunley，2011）。其中之一是考虑到技术、产品和产业演化的复杂性，生命周期的隐喻是否在类比分析中都能适用。生命周期被用于描述某一专门的演化过程时，很难提供其发生的细节情况，而且其描述是线性的、简化的，但现实往往是反复的、复杂的（Dalum et al.，2005）。技术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在时间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机制，所以不是所有的生命周期都表现一致。在有关技术产业研究文献中，产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等概念经常被互换使用（表1–3）（Routley et al.，2013）。事实上，上述三个概念本身的定义就存在模糊性，其各自边界很难界定清楚。尤其是在产业兴起的最初阶段，其组织结构还在变化中，要找到任何时间序列的测度指标都具有挑战性。

表1–3  产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概念比较

资料来源：Routley et al.，2013。

（二）产业创新与产业融合

产业也可看作是一组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由相互关联的产品群组成，并拥有共同知识的经济活动集合体。任何产业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知识基础、技术及相关投入，围绕其形成的产业边界通常是不固定的，且会随着时间呈现动态变化。产业系统通过不同组成要素的共生演化而发生如下几种变动。

一是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包括发现新的原材料，生产出全新概念的产品，或者增加产品的新功能和新品质。如此，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便形成了相应的生产行业或部门（Leigh and Kraft，2018）。例如，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战后全球经济中三个新产业的出现——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和半导体元件产业（Bruland and Mowery，2004）。电子技术的革命可以追溯到两个关键性的创新——晶体管和计算机。这两项关键性的创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而对两者的应用主要是冷战所引发。从技术创新来看，固体物理学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半导体工业，而控制论和电子技术的进展则是建立计算机工作的基础。如此，技术创新通过引起产品、产业的更替，使得一些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和发展壮大，在市场条件下形成产业化。

二是从传统产业中分化，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内部分工的必然结果。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孕育、萌芽、分离和成长出新的产业，出现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在社会需求动力和市场竞争压力的作用下，这些新产业分支就会从原来的产业中独立出来。按照卡尔顿和佩洛夫（Carlton and Perloff，2005）对产业的认识，新的市场一旦出现，即可认为新的产业形成。这一新的市场，可以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所形成的新市场，也可以是已有产品的中间品开始交易而形成的新市场。例如汽车产业形成后，与之相关的围绕汽车产业服务和配套的汽车修理业、高速公路产业应运而生。一般而言，新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存在技术关联。许多研究表明新产业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原有产业专长的延续，如美国匹兹堡钢铁技术集群的形成源于该城市在冶金和材料科学上的长期传统（Treado，2010）。

三是技术层面的融合导致产业转型。技术融合得越彻底，新兴产业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通常伴有新的供应商、新的客户群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出现（Feldman and Lendel，2010）。因此，产业融合可以看作是由价值定位、技术和市场等各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所引发的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过程（Bröring et al.，2006）。例如营养药品与功能食品部门的出现正是食品与医药产业之间的融合结果（Bröring et al.，2006）。这种融合已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并导致新的产业分支出现，进一步形成新的产业。在信息社会中，电子通信、媒体和信息技术部门的融合是最为明显的产业发展趋势（European Commission，1997）。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机会促进了传统产业部门间边界上的创新，寻求跨产品、跨平台乃至跨部门之间的融合，如广电网、电话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即是一个典型新兴部门。

（三）产业相关性

相关性通常用来形容相互之间拥有共同或者互补能力的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Boschma and Iammarino，2009），是近几年来经济地理学解释新兴产业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Content and Frenken，2016）。其想法最初源于经验观察的发现，即从事不同类型但关联性较高产业的企业比从事关联性较低产业的企业可以从企业彼此的知识溢出中得到较多的好处（Frenken et al.，2007）。自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某个区域产业与技术的种类会直接影响到知识溢出和获取范围的这一事实。其中，波特（Porter，2003）是最早意识到相关联产业会产生重要的空间正外部性的学者之一，并把这个观点整合到其产业集群理论中。他提出促进区域发展的是相关联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专业化，而不是产业自身的专业化。

弗伦肯等（Frenken et al.，2007）在论述空间外部性和区域增长的文献中正式提出了产业相关性的概念。他们指出了相关多样性的效应，即空间外部性来源于区域相关产业的多样性。这类似于努特博姆（Nooteboom，2000）对于所谓最佳认知距离的看法。区域相关联产业的多样性是区域各部门认知邻近性与认知距离间平衡的结果，这使得知识溢出在各部门间更有效地进行。相关多样性通常用来形容相互之间拥有共同或者互补能力的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Boschma and Iammarino，2009）。若两个行业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多样性，那么两个行业各自的企业之间将共享一个共同的认知背景，这将极大地提高相互之间知识获取与使用的效率，增强各自的学习能力与效果，最终提高相互间的交流与学习成效。在一个区域内，相关联产业的种类越多，可提供给当地产业的学习机会也就越多，跨部门间的知识溢出也就越有可能发生。随之，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区域内相关联产业的种类较多，除了对区域发展有促进作用外，同时也会加快一个区域出现新的产业。有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原因是一个国家已有的各种能力将决定未来适合发展哪些新的产业（Hidalgo et al.，2007）。豪斯曼和伊达尔戈（Hausmann and Hidalgo，2010）认为所谓的各种能力是指那些无法进入国际贸易的生产性投入。这些能力可以是特定的基础设施，也可以是特定的技能、制度或者规范。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发展新产业所必需的能力，那么出现新产业的可能性就高；反之，如果能力不足，出现新产业的可能性就低。已有不少案例研究表明新兴地方产业会扎根于区域内的关联活动（Glaeser，2005；Boschma and Wenting，2007；Klepper，2007；Neffke et al.，2011；Zhang，2013；Colombelli et al.，2014）。同时，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非相关多样化问题。尽管已有案例研究（Dawley et al.，2015；Binz et al.，2016）和统计分析（Neffke et al.，2018）的成果，但结论还不够清晰。

区域特定的、地方化的能力同样是产业多样化的来源。博希玛和弗伦肯（Boschma and Frenken，2011）把区域多样化的过程描述为区域分岔，即区域已有的产业能力被重新整合到新的经济活动中，技术上相关联的产业诞生出新的产业。企业家创业、企业多样化、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化，这些知识转移机制均具有强烈的地域偏好，而新产业的产生与多样性紧密相关，因此区域的尺度变得至关重要（Boschma et al.，2013）。成功的新企业通常是由同一区域相关产业的企业家创立。这足以证明，企业衍生的确促使区域内部旧的产业部门孕育出新的产业。有案例研究（Boschma and Wenting，2007；Klepper，2007）表明，新产业领域中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拥有在技术相关产业中获取的能力。劳动力流动是知识在企业和产业间转移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它也被看作是区域分岔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大部分劳动力流动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市场内的区域层面（Eriksson，2011）。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分岔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这方面的实证性证据还比较少见。

二、企业家精神与新企业的衍生动态

前文讨论了新兴产业的出现伴随着相关产业演化和转型机制，而微观层面上以资源和能力为基础的理论将补充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视角。它们强调了那些具有能力重塑产业环境的人的重要性（Jacobides et al.，2006）。

（一）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

人力资本的专业技能禀赋对于区域产业更新颇为重要。关于两者关系有两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种是再造（Reinvention）假设，认为高技能城市更善于适应新技术，从而再造和振兴城市产业（Glaeser et al.，2014）；另一种是创新假设，强调高技能城市的地方创新能力更强（Doms et al.，2010）。也就是说，新兴产业的产生可能源于地方创新，也有可能是基于其他地区发明的新技术。伯杰和弗雷（Berger and Frey，2017）的研究在控制地方创新的影响之后，发现人力资本与新兴产业两者的正向关系依旧稳健，说明产业复兴很大程度是由于高技能劳动力能够更好地适应技术变革。因此，新兴产业更可能出现在人力资本充裕的地区以及需要相应专业技能的专业化城市。

新兴产业初创期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使得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Jansson，2011）。波特（Porter，1998）认为，一个地区某一行业出现的第一家企业，在现有理论中只能用本地企业家精神来解释。通过创办新企业，企业家促进了地方产业转型和多样化（Mayer，2013）。同时，企业家还在获取个人利益的过程中，通过集体行动塑造了地方环境，并建立起满足产业成长需求的各种制度。因此，企业家精神也是地方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尤其是能够促进集群的形成和发展（Kim，2015）。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产业是企业家在其公司和社群中学习和解决问题的产物（Powell et al.，2002）。 

（二）衍生动态

在地方新兴产业或集群形成过程中，第一家企业创立并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企业衍生机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同产业的研究均得到类似的结论，如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与汽车工业（Klepper，2010）、轮胎工业（Buenstorf and Klepper，2009），意大利的塑料产业区（Patrucco，2005）等。衍生企业作为初创企业的一个独特的子集，倾向于进入或者接近母公司所在的区位，其进入的市场也往往与其母公司所服务的市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克莱珀（Klepper，2007）所呈现的衍生动态模型中，衍生机制在一代又一代公司之间充当着知识传播的渠道，在母公司和新的衍生之间形成了成功的路径传承。由于衍生企业的选址往往倾向于邻近母公司，产业集聚就成了一些衍生成功企业的驱动结果（Wenting，2008）。

组织能力通过衍生过程在区域内部进行转移，给予了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解释。它并不依赖源于传统马歇尔集聚经济中的外部性经济的存在（Buenstorf and Klepper，2009）。然而，衍生过程和其他的集群演化的动态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发掘利用（Mayer，2013）。这种相互关系可能与两个维度有关。一方面，一个区域早期成功的进入者不仅仅是孕育衍生的理由，他们的增长同样也会对区域发展的外部性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说区域的发展并不局限于衍生。另一方面，衍生过程的本身可能会因马歇尔集聚经济的出现而强烈地交互在一起。地方的衍生驱动了区域知识的扩散以及一个共同知识库的出现（Patrucco，2005）。高度专业化的衍生为高频率的垂直分工创造了机遇。那些先前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的衍生创建者之间的个人联系是区域社会网络的潜在来源，这被认为是成功创建或经营一家企业所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

由于衍生过程中成功孕育成功的自我强化，历史的奇点诸如一个或几个早期成功的进入者所在的区域位置可能会对区域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区域早期进入者的性质和方向，会促进区域技术发展路径的形成。考虑到产业集群形成的动态模型所隐含的临界点和滞后效应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即使它们只取得暂时性的成功，进入者仍然可以引发持久的区域发展。

第三节  新兴产业形成的区域条件与地理环境

创业的确是产业转型中的关键机制之一。然而学者们经常将精力集中在个人上来解释这种转变，从而忽略了区域条件。但事实上，创业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最近的研究发现区域机会和创业环境是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驱动力（Michelsen et al.，2013）。即使在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变动下，区域条件对新兴产业的出现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区位机会窗口：区位自由与产业的早期地方化

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源于斯多波等的研究（Scott and Storper，1987；Storper and Walker，1989），其基本出发点是指导致新产业地方化的一个触发性事件。这一概念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新兴产业会出现在一个新的空间，而不是在其他地点。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兴产业的要素投入需求很多，如劳动技能、资源禀赋、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等，而已有的区位条件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企业就有了区位选址的自由，如此机会就产生了（Storper and Walker，1989；Fornahl et al.，2012）。

博希玛和范德克纳普（Boschma and Van der Knaap，1997）进一步拓展了区位机会窗口的理论方法，以用来描述新兴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所形成的空间格局。他们认为新产业在增长初期的空间过程相对独立于原有的空间结构和条件，所产生的机会窗口能够同时为发达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提供机遇。由于新产业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可以弥补地方劣势，反而使一些区位条件比较一般的地方获得了新产业的成长（Martin and Sunley，2003）。进一步，占据先行优势的区域往往可以获取更大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汪明峰等，2015；Crescenzi and Jaax，2017）。

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03）在梳理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新兴产业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性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当一个产业处于导入阶段，还没有出现一个具有明显优势的地方可以完全捕获这类产业活动，因此，对于其他地方来讲，参与竞争以及在新兴产业周围形成产业集群也是有可能的。那些能与创新产业的自然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地方，在捕获潜在的利益时，将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当然，源于空间邻近性的潜在利益往往是由地方产业内部动态机制所促成的。此外，企业的策略会影响到开放性、外包关系以及对本区域的依附性，进一步会影响到投资和创新的机会（Feldman and Lendel，2010）。

新兴产业的具体特征形塑了演化的空间格局。由于新兴产业所拥有的“新奇”，新兴产业被迫形成新的制度和区域结构来使其业务发展有利。这一变化发生在区位机会窗口的第二个阶段，即增长阶段，其特点是导致空间集中累积机制的出现。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原因可归结于地方化的外部性经济及地方环境和机构的支撑（Boschma and Ledder，2010）。通过企业增长和空间集中的途径，那些具有较高调整能力的区域将形成特定产业的区域资产，从而进一步提升和推动产业的空间集中（Storper and Walker，1989）。地区外部性经济的水平越高，区位机会窗口就越窄，这会导致空间动态的降低，并影响某一区域模式的稳定发展。

二、选择性环境：区域条件与新兴产业的持续集中

为了解释新兴产业的空间演化，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和随机性的方法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集聚经济和制度调整上，但是这些发展背后的机制并没有进一步概念化。这些遗漏的步骤部分被埃斯莱茨比克勒和里格比（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07）提出的“选择性环境方法”所填补。它的基本主张是：新企业经济上的成功将取决于区域环境的某些特征。新兴产业持续的空间集中，将伴随形成具有地方化环境区域的过程和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过程将会增加空间结构的区域差异。

事实上，有关产业区域差异的案例很多，如萨克森尼安（Saxenian，1994）将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发散性功能作对比，突出了区域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作用。里格比和埃斯莱茨比克勒（Rigby and Essletzbichler，2006）在研究三个制造产业中发现证据。即尽管新产业需要时间来形成技术上的异质性，但是地理的差异性往往在时间上是持续存在的。这些技术上的差异性可以被认为是不同区域本地学习条件的差异。他们（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07）进一步认为，一个区域企业群体的演变是与区域演变整体上的耦合。这个假设认为一个区域所堆积的行为能力不仅仅是这些经济主体所包含的业绩总和。地区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导致区域之间的路径、机构、组织形式以及地方的束缚资源的差异化越来越大。如此，把区域作为选择性的环境，在产生本地外部性经济的区域能力和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最近，更多的学者关注到新兴产业在空间区位上的选择性。他们认为区域条件对新兴产业的出现非常重要。首先，区域创业机会有利于增加新企业的生存机会。这一点在产业结构薄弱的非工业化区域得到体现。亨恩（Henn，2013）试图解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空间演化。他认为可以通过密集的网络以较低的成本在国家间长距离转移相关知识和技术。当外部知识变成特定区域同行之间的知识流动时，即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先决条件，甚至那些没有产业特定优势的区域也可以形成产业集群。其次，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对新兴产业的出现也有重要的影响。克里特口和克嫩（Klitkou and Coenen，2013）从区域创新系统的方法分析了挪威光伏产业的出现，其中凸显了知识动态网络的重要性。再次，一个区域的知识基础对新兴经济活动的出现也有积极的影响。库尔维奇（Wyrwich，2013）分析了区域条件在德国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中所起的作用。前东德地区不存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但在两德合并后开始出现。其研究发现这一新兴服务业一般出现在市场广阔的人口密集区。区域的知识储备状况对创业活动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一些预设的政策项目对新兴产业的成功出现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恩格尔等（Engel et al.，2013）评估了德国生物产业两大政策对研发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公共资金的支持对研究和创新活动影响显著。

第四节  路径依赖与新兴产业演化的区域差异

地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可能陷入路径锁定，也可能创造新的路径。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同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往往遵循不同的路径，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也存在差异（汪明峰等，2009；2015；Gertler and Vinodrai，2009）。

一、路径依赖与新兴产业的空间异质性

路径依赖被认为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06）认为路径依赖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技术锁定，认为特定的技术领域会锁定于某种轨迹，即使在拥有其他更有效的技术的情况下；二是动态收益递增，认为各种外部性和学习机制产生正向反馈效应，从而强化已有的发展路径；三是制度滞后，认为通过社会经济活动，各种制度会伴随时间自我再生产。

第一种观点主要与戴维（David，1994；2001）的工作相关联。他曾把路径依赖定义为历史偶然性的选择，并有可能锁定在具有多重稳定的均衡之中。一旦锁定，它就需要一种外在类似刺激物来驱除或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赛多（Sydow et al.，2005）则认为戴维的路径依赖模型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强调历史性事件和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忽视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等的产生是有目的的行为；二是未解释路径锁定是怎么解除、打破和消除的。在他看来，应该有形成前、路径创造、路径锁定和路径消除四个阶段。

事实上，关于技术演化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先是由亚瑟（Arthur，1989）做出的。他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动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这种状况在信息经济发展中的体现尤为明显（Shapiro and Varian，1999）；相反，一种较之其他技术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等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朱华友，2005）。进一步，亚瑟（Arthur，1994）将集聚经济视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空间结果以及是形成新兴产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按照前文提及的企业衍生机制，一个区域产业产生衍生企业的概率是和该区域新兴产业的企业数量成比例的。区位选择于一个区域的新公司越多，那么马歇尔集聚经济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空间集中是路径依赖的结果，那些早期拥有大量衍生的区域，在后期实现更多衍生的概率就越大。集聚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在空间的集中。对于那些新来者进入一个拥有众多企业的区域，从集聚经济中获益是合理的。如此，即出现了产业集群。

制度滞后的理论脉络更多来源于诺斯（North，1990）和塞特菲尔德（Setterfield，1993）的研究。他们均强调在技术领域，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可能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然而它们的路径依赖演化意味着这些制度安排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锁定。因此，制度也是影响区域新兴产业出现的重要因素。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1999）曾比较日本和美国磁盘驱动器企业的差别，发现与劳动力市场、风险资本和供求关系相关的制度因素存在差异。相类似的，汪明峰和卢姗（2009）对多国电子商务产业兴起过程进行了比较，也强调了国家之间新兴产业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差异，并探讨了路径依赖机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多西和梅特卡夫（Dosi and Metcalfe，1991）的观点，在跨越不同尺度的观测中，并不一定存在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同构。当区域内的一些产业、技术或组织出现路径依赖时，其他的部分不一定也会显示出相同类型和程度的路径依赖变化。事实上，区域内的不同产业可能受制于完全不同的路径依赖机制。从区域的视角来看，路径依赖可能源于各种地方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地方资产和基础设施的沉没成本、产业专业化的地方外部经济、区域技术锁定、集聚经济、区域特定的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区域间的联系等（Martin and Sunley，2006）。区域经济越多样化，越有可能包含多种路径。此外，一些路径依赖对于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或多或少是特定的，但是，不同类型或形式的路径可能在一个区域经济内部共存和互动。如此从该意义上讲，区域路径依赖的概念是复杂的和多维度的，可能拒绝任何单一的理论化（Martin and Sunley，2006）。

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10）进一步认为，利用路径依赖模型来解释特定产业、技术或制度的演化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关注特定区位，研究导致一个地方产业出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自我强化机制的类型及协同演化过程。二是关注跨区位的差异，研究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空间演化。这些研究一般假设新产业最初的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有几个区位条件都同等适合，但最终落地的区位往往由机会或偶然事件决定。

二、产业演化与区域多样化的路径创造

如前文所指出，早期的观点认为新增长路径的创造是历史偶然事件或机遇的结果抑或是区位机会窗口的偶然产物。然而这些方法均适合事后分析，被认为是对新路径形成的非均匀地理分布提供了一种相对模棱两可的消极的（Cooke，2012）和唯意志论（Mackinnon et al.，2009）的解释。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06）则认同路径就是过程的观点，路径创造被理解成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破坏持续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样，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清晰。路径创造成为路径依赖的一个潜在要素，它会受到一系列地方产业技术遗产和区位相关因素的制约，因此，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定的路径发生在特定的区域而不是其他的区域（Dawley，2014）。受到自适应性系统的启发以及专注于地区和产业机构、技术和市场选择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观点后来被整合成一系列更系统的微观层面的方法，加入到了地区和区域的产业演化之中（Simmie and Martin，2010；Steen and Hansen，2018）。如图1–1所示，马丁（Martin，2010）确定了涉及新路径创造的可能阶段：预形成阶段，受已有经济和技术条件所支配；路径创造阶段，一种尝试或不同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竞争；路径发展阶段，基于局部递增收益和外部性。这种程式化的方法有助于解释预先形成阶段与路径创造阶段之间的转变是如何需要将区位条件进行识别、利用、转换来满足新的市场机遇。

图1–1  地方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模型

资料来源：Martin，2010。

马丁（Martin，2010）利用分层、转换、社会和制度背景的重组等来分析路径动态的过程。然而，理解这些动态过程如何被激活并限制于地方环境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便如此，这种可供选择的模型与适应性周期（Simmie and Martin，2010）及集群生命周期（Menzel and Fornahl，2010）的相关论点相似，以一种更开放的、动态的方式来理解路径依赖的概念，对于构建路径创造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马丁（Martin，2010）的模型还是留下了很多因果关系上的分析和实证问题，并未厘清路径创造的驱动力（Dawley，2014）。首先，为了分析明确，我们所理解的实际上是不断进化的（包括区域经济、集群、部门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路径（Fornahl et al.，2012）。其次，把路径依赖理解成一种更加开放和有利的过程，那些拥有高水平吸收能力和动态创新系统的区域往往是那些很有可能创造路径的区域（Martin and Simmie，2008）。相反，在其他有些地方因为过去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当地环境可能不太有利于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出现，甚至导致限制因素的出现（Martin，2010）。路径创造中出现地理环境的变异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理解地方和区域如何不被现实的环境所限制。第三，为了所涉及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有必要寻找新的方法更有效地来描绘其中的关键因素和机制（Dawley，2014）。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寻路径创造中各方行动者发挥的能动性。西米（Simmie，2012）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同的本体论方法，提出了综合社会—经济的路径创造理论，强调了在新的技术路径产生过程中人类行动者的贡献。另一个折中的视角是路径可塑性（Strambach，2010），认为路径本身并不连贯一致，而是由于制度的弹性延伸和行动者的解释灵活性，能对一系列创新和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这些理论贡献进一步激发了关于路径演化如何涉及各种可能的变化轨迹的激烈辩论，如伊萨克森（Isaksen，2014）对路径的更新、重新定位、耗竭和创造过程进行了区分。

在整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转型研究的基础上，博希玛等（Boschma et al.，2017）提出了区域多样化理论不应只是建立在当前对于相关多样化的理解之上，而应同时透过审视行动者在制度革新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在各种空间尺度上的积极与限制因素，来考量非相关多样化的过程。他们从相关性和尺度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分析，提出四种区域多样化的轨迹，表明在不同路径中关键行动者及其空间逻辑的差异性（表1– 4）。宾兹等（Binz et al.，2016）提出了一个更系统的非相关多样化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内新的产业路径出现是一个动员和调整不同资源的过程。它假设新产业的市场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把（利基）市场视为一种关键资源，必须通过引导、监管和标准化等手段来积极创造全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Dewald and Truffer，2012）。同样，金融投资需要通过企业家、投资者和中介组织之间的网络积极动员。最后，合法性也被强调是新产业形成的关键资源，因为新产品和流程往往与现有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制度不一致，会导致用户最初的怀疑和抵触。因此，促进非相关多样化的行动者必须参与相当多的制度性工作，以使行业适应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调整这些结构以更好地满足行业需求。

表1–4  区域多样化的轨迹特征

资料来源：Boschma et al.，2017。

三、涌现与规划：新产业落地中的政策作用

路径创造存在三种途径（Martin and Sunley，2006）：路径创造是随机的，即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路径创造是限制性条件和机会事件的综合结果，即所谓的区位机会窗口；路径创造是成功（区域）路径之间的依赖，如硅谷互联网产业的浮现是由于这个区域已有的风险资本产业（Zook，2005）。区域新产业兴起的路径，一方面与政府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新企业的区位因子有关，如熟练技工的可利用性、与研发实验室和大学的邻近性，以及风险资本的可获取性等。其中，对于政府政策（包括国家层面的、区域的、有明确区域的或者没有的）在路径创造中的作用存在争议。

在当前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并不显著（Bresnahan and Gambardella，2004）。在发达国家，高技术集群的涌现很少是决策者有目的推进的结果，也不是靠偶然的机会就能产生的（Sternberg，2010）。但也有研究表明各级政府的政策对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Gertler and Vinodrai，2009；Kedron and Bagchi-Sen，2011）。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光学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有确定目标的规划驱动，并受限于已有的地方结构，从而减小了意外的发生，所以它是涌现（市场作用）与规划（政府引导）共同起作用的结果（Sydow et al.，2010）。

在中国，产业政策作用被普遍强调。互联网产业的案例研究表明，相关多样性在构建新兴产业的地方活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还受到制度的区域根植性的显著影响（Zhang，2013）。通过长三角城市的物联网产业兴起的路径比较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扶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布局是不可缺少的（汪明峰等，2015）。在区域演化过程中，新兴产业的进入和已有产业的退出造就了新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补贴扶持本区现有产业的发展，增强地区路径依赖式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地方补贴又偏好通过引导不同特征的产业进入和退出为地区带来新的路径。政府规划引导和优惠政策在软件产业集聚区的早期形成阶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的力量也很显著（汪明峰等，2013）。此外，体制改革和开放程度也明显影响到中国城市的区域分岔和路径创造。

兰布和博希玛（Lambooy and Boschma，2001）曾梳理了基于演化原则的区域政策，并探讨两种理想的区域发展类型中政策所起的不同作用。一种是认为新的经济活动空间形成中，机会和收益递增的演化机制对决策者来说存在完全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机会事件的重要性表明区位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是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新的发展路径是不可能规划甚至预测的。二是认为决策者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为空间对于新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次要的，所以决策者有可能采取行动来建造吸引人的地方环境。因此，通过城市化经济可以提供弹性的优势。另一种是强调创新地理中选择和路径依赖重要性的演化机制。一般认为如果政策目标强烈根植于地方环境，那么区域政策的潜在影响将非常大。例如在《欧盟2020战略》中提出的“精明专业化”已成为当前欧洲最重要的创新政策（McCann and Ortega-Argilés，2015）。该政策鼓励区域事先进行基于本地条件的创新潜力评估，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资助，帮助区域内的知识资源进行传播和重组，由此培育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市场。

第五节  小  结

近二十年来，演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影响日益加深。众多与演化相关的理论和概念如生命周期、相关多样性、区域分岔、衍生动态、区位机会窗口、选择性环境、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等，为理解产业演化及其空间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变化较多且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是演化经济地理学值得更多关注的新兴领域。本章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以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兴经济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当然，本章梳理的大部分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的发展情景构建，在中国的应用可能存在适用性问题。在研究中，要避免将这些理论简单地拿来应用，而应该更多从中国的初始经验里提炼和发展出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尽管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才起步不久，但随着近些年创新创业大潮的风起云涌，各地纷纷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涌现了大量新颖的现象和生动的案例，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