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新世纪一起走来的“黄土地上女作家这个群”

在2009年《山西晚报》对“山西女作家这个群”的报道中，记者曾这样描述：

2008年4月20日，山西省女作家协会成立。尽管会长蒋韵一再强调，女作家协会只是一个文学沙龙，目的重在交流，但作为我国首家女性文学艺术工作者社团组织，这个群体却是不容忽视的。据资料统计，山西省作协女会员达数百人，她们中不但有蒋韵、葛水平等在全国享有盛名的知名作家，还有许多后起之秀。

前些年就已经有人意识到，女性文学形成靓丽风景的突出标志不是哪一个女作家的事，而是在静静的等待和寻求中，确立了赖以生存的山西女性文学必备的女性自觉意识、女性立场，诗意而浪漫的人文传统，性别与身份的确切指认，超越人生困境和自我困境……不同阶段的经历，将使山西女性文学蓄时待势，在不同质的转换与变形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风格。

这些可以说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并展现出群体的骄人实绩。例如，2011—2013年全国转载山西女作家的小说占到全部山西作家的一半以上，仅2011年转载的十五篇中就有十篇出自女作家之手。这个群体已完全不同于一个世纪前孑然孤单的石评梅或关露等，石评梅只是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才找到她更多的同仁冯沅君、庐隐、陆晶清等，关露、吴曙天也是在沪杭求学时相遇众多同道者，而百年后的晋域女作家，在三晋大地本土就有自己众多的姐妹在创作、交流，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一个世纪的历史，一方地域的现代性演进，从石评梅到“山西女作家群”，这不啻是一个世纪神话！

下面是这个“群体”最近十多年来的文学活动数据记载：

2008年，山西省女作家协会成立，会员达二百余人，选举著名女作家蒋韵为女作协主席。

2008年，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以“山西写字的女人”为名在互联网上开通公共博客，发表女性文学作品及创作交流。

2009年，山西女作家到潞安王庄煤矿采风。

2009—2010年，开办了“女性文化沙龙”讲座。

2011年，举办了新春联谊会暨征文颁奖会。

2012年，在女性青年作家与女性青年批评家间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就文学经验与阅读批评进行了深度交流。

2013年，编辑出版了《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系列丛书。

2013年，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3”系列丛书。

2014年，山西女作家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并启动“山西女作家走山西”活动。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4”系列丛书。

2015年，编辑出版了协会双年卷《行走的年代——山西女作家作品选·小说卷》《过光景——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

2016年，协会十二名会员获得了2013—2015年度的“赵树理文学奖”，按照获奖名单的排序，她们分别是长篇小说奖《出口》的作者李燕蓉，短篇小说奖《流年》的作者李心丽，诗歌奖《掌心里的河》的作者郝密雅和《紫露秋黄》的作者裴彩芳，散文奖《阳光下的蜀葵》的作者蒋殊，中短篇报告文学奖《树世界》的作者指尖、《静静的沁河》的作者江雪，儿童文学奖《黑白照片》的作者郝东黎和《小城流年》的作者王琦，文学评论奖则由写出《同宇宙重新建立联系——刘慈欣综论》的作者吴言获得。另有文学新人奖白琳、优秀编辑奖陈学清等。

2016年，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6”系列丛书。

2017年，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7”系列丛书。“三八国际妇女节”《发展导报》用五个整版刊登《山西女作家风采实录》的专题报道，分别为《蒋韵：乡愁是中国文人不朽的精神家园》《葛水平：每个女性内心都要装着春天》《孙频：文学给人以勇气与力量》《侯文宜：风生水起的山西女性文学》。

2017年9月，组织女作家到革命老区沁县采风。

2018年，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8”系列丛书。山西省女作协开始推出三晋女书公众号，展示女性文学群体的最新原创作品。

2019年，编辑出版了“三晋女书2019”系列丛书。

2020年，召开山西省女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著名女作家葛水平当选为新一届主席。此外还召开了三晋女书系列丛书研讨会，并在三晋女书公众号连续推出“抗疫主题作品”系列。

无疑，晋域女性文学的崛起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像当年“晋军”崛起一样，它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行进是同步的，或者说是某种思潮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中国女性文学在1990年代到新世纪的高涨，无疑与西方女权主义文论传播有关。我们知道，1980年代末，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和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译介出版，将一种新的女性视角带到了女性作家面前。而对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来说，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人们把“女性文学”视为对“男权”文化或“无性”状态的反拨，从而以“文化革命”的方式确立起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提供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萌发。”9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一系列涉及妇女参与权利、妇女与媒体、妇女人权的宣言，更使女性主义获得生长的契机。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洗礼和文化语境下，有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乃至“山西女作家这个群”。实质上，女性问题既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与社会的完整解释。谁能否认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观察视角、情感色彩、价值观念以及语言方式上的差异呢？女作家的创作，绝不是文坛的花絮、点缀，而是以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体验和书写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