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流通研究

我们在关于知识全球化及其后果的研究项目中，研究了跨文化的知识转移和传播过程。在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网络共同研究知识全球化过程的同时，我们开发出一种分类法，用于系统分析知识转移和转化的历史过程。这个项目是与戴培德、科斯塔斯·加夫罗格鲁（Kostas Gavroglu）、格尔德·格拉斯霍夫（Gerd Graßhoff）、马尔科姆·海曼（Malcolm Hyman）、丹尼尔·波茨（Daniel Potts）、马克·谢夫斯基（Mark Schiefsky）和海尔格·温特（Helge Wendt）等一起进行的。最初与马尔科姆·海曼共同撰写的一些文本（4个调查报告，在2012年一本记录了该研究项目结果的书中首次出版）如今被整合到此处的整体叙述中。[12]遗憾的是，马尔科姆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就去世了。

我们对知识全球化的研究得到了跨文化比较和对知识传播的详细研究的补充，尤其是在西方、中国和伊斯兰科学之间的知识传播。与非欧洲科学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科学的部分主要依靠与马深孟、张柏春、田淼和鲍则岳（William Boltz）的联合研究，并得到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合作框架的支持。[13]就伊斯兰世界而言，在与穆罕默德·阿巴图伊（Mohammed Abattouy）和保罗·魏尼希（Paul Weinig）的早期合作之后，我主要依靠与索尼娅·布伦特斯（Sonja Brentjes）进行的合作。[14]这些研究是在“共存”（Convivencia）项目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该项目由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马普科学史研究所、马普法律史研究所和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共同倡议。

我参与了柏林自由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的980项目（“运动中的知识”），这成为充实知识经济之类概念的一个重要有利条件。这些概念在本书中至关重要。全球化项目还鼓励探索新的方法论进路来解决知识转移和传播问题，特别是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在这方面，我的研究得益于马尔科姆·海曼、罗伯托·拉利、马泰奥·瓦莱里亚尼和德克·温特格林（Dirk Wintergrün）的重要贡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