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如何演化？
科学思想的根本变革如何与之前知识的保留和逐渐扩展相协调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科学理性的明显存在和它的局限性，以及它不能被当作整个社会进步之典范这一失败呢？在本书中，我将表明：科学从未孤立地运作过，而总是作为更大知识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知识系统可能会在历史进程中深刻地改变其结构；这些系统是任何特定社会的知识经济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些，就无法理解本段开头的问题。
知识系统的一大例子是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其中有神学、医学和法学等部门，此前则需要预先完成七门文科课程。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科学学科的整体。但是，知识系统并不必须是严格组织起来的概念体系或智性实践。实际上，它们根本不需要非常系统化。盖房子或打理花园所需要的知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系统，它们由许多不同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没有通过严格的组织原则组合在一起，而是构成一种多相混杂的“知识包”（package of knowledge）。知识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语义上的，如在科学理论中；可能是制度性的，如在课程体系中；也可能是实践的，如在建筑项目的例子中所展示的。
知识系统的历史该如何编写，才能超越单纯的描述性说明，但又避免将其强行纳入必然进程的逻辑，或将其简化为一连串没有解释价值的偶然事件？此处与自然史进行比较或许有益，不在争取大历史（Big History，大写的B）叙事的意义上，而是希望从其他领域发展出的解释方法中学习一二。
进化论解释在19世纪盛行，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以及很多其他人，都毫不犹豫地寻求将生命的进化与人类文化和思想的演化联系起来。例如，在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中，我们读到：“达尔文使我们对自然之技术的历史，即植物与动物维持生命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产生兴趣。人的生产器官的历史，即所有社会组织之物质基础的历史，难道不值得同样的注意吗？”[40]在《19世纪全景》（Panorama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道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1907—1989）将“进化”描述为19世纪的魔咒。[41]达尔文对生物学的综合，以及现代的进化生物学综合，在当今的科学问题中仍然很显著，也很关键。在科学史中却并非如此。在科学史中，关于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演化特征的讨论很少发挥作用。[42]
我不是要将历史还原为生物学，也不是要在知识史中证明适者生存。我宁愿建议我们从进化论的地位中学习：在解释历史连续性和生命形式的不断创新时，进化论将生物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从遗传学和生理学到古生物学和生态学）整合到单一的历史发展理论中，并在整合过程中改变了这些分支学科。是否可以在知识史中找到一种具有类似支配性、综合性和解释性的框架，并将其作为文化演化的组成部分？
仅通过模仿生物学框架还无法确保这种尝试的成功。正如生物进化理论的基础在于对生物变化机制的具体见解一样，对知识演化的解释也必须从详细分析知识史的变化机制及其与文化和社会之关系开始。类似地，知识的历史理论必须重视从新颖视角对众多学科进行整合，从而使它们更容易受到深刻的再诠释。
由于文化演化最终以生物学为基础，其最大的选择性力量是人类的生存。当然，最终的选择性力量受到文化和社会中许多层面的调停或缓冲，而这些层面本身对知识系统和文化演化又施加了不同的选择性力量。仅从生物学考虑很难预料到这些层次。但是，文化或社会的演化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进化过程。此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43]刚刚出现的那个时代，当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恩斯特·马赫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想法。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得到复兴，此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路易吉·卡瓦利—斯福扎（Luigi Cavalli-Sforza，1922—2018）、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1948— ）和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1943— ）等人开始利用由进化论发展起来的成熟形式工具（包括复杂的人口遗传学），以类似于生物发展的方式来解释文化现象。[44]
总的来说，这些尝试并没有将文化还原为生物学，而是强调其相似之处——例如将生物遗传和通过学习过程发生的文化继承进行类比——然后采用进化论、统计学和博弈论中的方法和模型，对系统发育谱系或文化变迁进行解释（如在语言的演化中）。因此，文化选择主义者假设了两个平行的继承系统，一个是基因遗传，另一个是文化传承。二者交织在一起，其交织方式之一是“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它本质上提供了第三种继承系统，可以被描述为生态继承。生物通过表型或文化特征改变其环境，而改变后的环境反过来又重塑了选择压力。所有这三个继承系统都通过反馈回路进行耦合。[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