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从哪里开始

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人们往往从简单的分类逻辑进行推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服装、家具行业等会先发生转移，这类产业往往对劳动力成本极其敏感；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航天航空或者通信设备，则转移速度很慢；而资源密集型产业，自然极难转移。

然而这种简单的分类其实无助于理解供应链的迁移，它有着更复杂的影响因素。一个产业的供应链，不能只被视作一个整体，而要拆开进行分析与选择。有的供应链很容易迁移，有的则难得多。一般而言，纯零部件组装的容易发生迁移，但涉及化学过程、工艺复杂的则更加依赖周边的环境。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等人曾经给出一个确定研发与制造是否容易分离的模型。它通过产品模块化程度和工艺成熟度，将产品分为4类：工艺驱动式创新、工艺嵌入式创新、纯工艺创新和纯产品创新。工艺成熟度高、模块化明显的纯产品创新，如电脑就很容易分离，但相反的工艺驱动式创新，如纳米材料就很难移动。这种模式对于判断产业属于易于流动的“浮萍类”，还是很难撼动的“老树根类”，会有很大的帮助。

消费电子产业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浮萍类”产业，它远远不如其他行业稳固。由于它的零部件比较小，运输成本低，因此比较容易四处移动。它的零部件研发也来自全球各地：美国提供了创意研发和芯片设计，日本提供了电子零部件，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的模组并且负责装配制造，中国台湾提供了大部分的芯片，马来西亚成为封装基地，而制造设备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荷兰。

在这样的分工过程中，往往先移动的就是装配制造。它可以在其他部件产地不变的情况下，变换生产基地。唯一可能受限制的，就是它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大军。

服务器产业是一个容易捕捉到迁移迹象的样本。中国大陆服务器的制造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90%降低到2021年的不到60%。这个下降趋势是惊人的。服务器的代工厂，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台湾。而超大客户则来自脸书、戴尔、亚马逊和惠普，还有浪潮、联想和华为等。这些厂商包揽了排在前10的客户名单。

从2019年开始，很多国外采购商都要求设计制造代工厂（ODM）的基地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转移。谷歌或者脸书等北美云端服务提供商所涉及的高等级的装配线，已经迁移到中国台湾和东南亚。除此之外，毗邻美国市场的墨西哥的服务器组装工厂，已经逐步安装新的服务器主板生产线。

这些台湾地区企业产能的急剧增长，跟中国大陆服务器制造份额的显著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服务器供应链已经开始发生显著的地域变化。

为什么服务器可以率先“逃离中国大陆基地”？这跟它的产业形态有关。2022年，全球服务器产量为1 800万台，主要是面向大客户的采购。由于服务器充满了定制，生产效率要求并不是很高。在很多工厂，会由四五个人组成一个生产岛，来完成不同订单的配置。服务器很多都是机柜，有着庞大的运输需求，因此一般都会安扎在更加靠近客户需求的地方。在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过程中，主板占了绝大部分工作量。但服务器不同，它往往有很多主板，工作量更多是在最后的装配线上完成的。

墨西哥早期只是简单装配，比如电脑线缆、电源、硬盘、内存等。在这些岗位，工人往往三五天就能成为熟手，对技术的要求很低。但另外两种更高级的制造类型，也已经转入墨西哥。一种是重资产技术，比如贴片机（SMT）生产线，主要是因为设备投资比较高；另一种是复杂的机构件，如塑料成型、冲压成型、喷涂、烤漆等高技能，这对于墨西哥劳动力而言，初期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相对而言，笔记本电脑下滑速度就慢得多。比如笔记本电脑类的电子制造，一方面产能很大，对效率要求非常高。联想的主力工厂合肥联宝，年产量将近4 000万台，平均不到1秒下线一台；另一方面，它仍然需要靠许多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来完成很多无法自动化完成的工作。从生产能力来看，中国台湾在全球服务器和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中占据主力，贡献了国际品牌电脑代工的绝大部分份额。但就笔记本电脑而言，联想的自有制造能力立足于大陆。尽管联想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占比超过70%，但它在中国的制造产能达到了惊人的90%。这意味着有很多工厂，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陆。这使得中国笔记本电脑制造的供应链形成一种可依赖的主心骨，容易留在本地。

服务器的制造，更容易脱离中国的基地。这是观察中国供应链受到侵蚀的一个窗口。品牌制造商对于产能转移的要求，是很难抗拒的。为品牌制造商进行代工的工厂首先移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上游供应商的依次迁移。

在苏州，当三星、戴尔电脑迁往越南的时候，上游的友达光电的液晶屏就会随之移动。友达光电还会要求它的背光液晶屏生产厂家（如璨曜光电）一起迁往越南。后者不得不专门在越南设立智能制造部门，建立全新的工厂。同样，作为焊接材料供应商的日本弘辉（KOKI）在昆山的制作工厂，也开始在越南寻找场地。在新的生产基地，KOKI将复制昆山工厂的生产线，将来自日本的原材料进行搅拌，制作成不同的电子黏合剂。

这种受到链主要求的工厂搬迁，是一种无奈的供应链流动。它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每一家工厂都身不由己，很难独立决策。作为全球第二大连接器的美国安费诺集团，在中国建有多家工厂，一直保持着高效的生产模式。然而，即使这样的公司，也会被下游品牌商要求从中国搬迁产能，否则订单就会转移给竞争对手。而如果安费诺要移动，就会要求它的零部件供应商随厂搬迁。如果到处都在拔萝卜，中国制造的土壤就无法一直保持肥沃。

这些留下的窟窿，并非立即可见。供应链就像延时函数。对于外部的刺激，它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显现这种空心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