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学时代

一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当年不到南方来招生。于是，杨绛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在苏州大学档案馆，还保存着《东吴校刊》，里面有关于杨绛入学情况的记录。杨绛，原名杨季康。一九二八年秋天，杨绛考入东吴大学，入文理学院政治系。

杨绛进入东吴大学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女生也不多，所以住在一座小洋楼里，这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它的住宿条件在当时来看，是相当优越的。杨绛介绍说：

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房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张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张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张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1]

大学期间，杨绛积极参加各种校内活动，演讲、体育、文学，无一不是兴趣所致。

当时的东吴大学除了注重知识灌输之外，还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一向文静的杨绛也参加体育活动。她刚进学校时，女生不多，在女子排球队里她得充当一员。课余练球有所长进后，杨绛参加了比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仍记得：“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她还说，“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2]别小看这“一分”，这是关键的一分，靠这一分，杨绛所在的球队赢了。所以杨绛忍不住要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地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在东吴大学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绛参加学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留着短短的童花头，笑靥如花，充满朝气。当时的东吴大学除了注重知识外，还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东吴大学有很多运动队，每一个运动队都有一个福星，因为杨季康的脸长得圆圆胖胖，很有福相，被推选为球队的福星。同时被球队成员亲切地叫作“洋囡囡”。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杨绛有点像她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不偏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为选专业，杨绛颇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并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经验，然后可以写小说。杨荫杭虽说任女儿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帮他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学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上课之余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她差不多都看了，渐渐了解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无成。”[3]

杨绛在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一九三〇年，她以“含真”笔名发表在《东吴校刊》上的一篇文章《倒影》，足见她的文学功底和人文情怀。

翻译家朱雯是杨绛的大学同学，他的夫人罗洪[4]也是杨绛的老朋友。罗洪是女作家，她回忆说：“杨绛和阿拉的老先生（朱雯）是同学，她在东吴大学也读过书的。杨绛读了两年[5]到北京去读清华大学了，后来和钱锺书认识、结婚。钱锺书在上海也待过一段时间……我要想想看……我们在上海联系过，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在苏州，蛮有名的，他去看他爸爸，在上海待过。钱锺书这个人待人倒是很热情，我们后来去北京总归会去看望他们，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忙，坐的时间都不长。钱锺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是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锺书看我们来了很开心，话也讲得很多，阿拉就听他讲。钱锺书的著作当时有很多已经发表，当然还有很多未发表。钱锺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整理。”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受重视，加上杨绛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她父亲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卷曲或破损的书角补好，叫杨绛用顸[6]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有时，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有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来找她的“差”，杨绛半世纪后捉笔回忆：“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7]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根据章程，除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两倍于学费的钱，作为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她，用不了那么多。杨绛父母对她说，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她自己出于以下的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的负担；二是她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学，只想考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曲线”迂回来到清华大学读书，父母当然都很高兴。

一九三二年早春，东吴大学因风潮停课，二十一周岁的杨绛北上借读于燕京大学。同行的有好友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彩和周芬四人，当时大家都到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一年以后，杨绛又前往清华当借读生。

二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所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校址设立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一九二五年，清华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八年夏，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云：“研究院按照大学所设学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8]

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部，其实与外文系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教授有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R.Winter）、吴可读（A.L.Pollard）、施美士（E.K.Smith）、毕莲（A.M.Bille）、翟孟生（R.D.Jameson）、谭唐（G.H.Danton）、谭唐夫人（A.P.Danton）等。主任由王文显兼任。学部的课由各教授开设，研究生选修研习。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者，其中不乏杰出的话剧人才，如洪深（留美预备部时的学生）、陈铨、陈麟瑞[9]、李健吾、曹禺、张骏祥、杨绛等。这里要重点提一下给予他们很大影响的王文显先生。

王文显（1886—1968），是著名戏剧家，杨绛后来从事剧本创作，与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王文显，号力山，江苏昆山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一九二一年暂兼代理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改兼副校长，十二月奉部令免兼职。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学生如上文提到的洪深、陈铨、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和杨绛，都是在听了王文显的课之后，受其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陆续走上戏剧之路的。

王文显在教书的同时，还从事戏剧创作，他先后写过《委曲求全》《皮货店》《北京政变》等剧本。王文显外语娴熟，特别是对西洋戏剧感悟独特，造诣颇深，听他的课无疑是一种享受。清华校友梁实秋这样说过：“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10]

杨绛除了听过王文显的课之外，还亲受吴宓等名家的教诲。吴宓在杨绛记忆的屏幕上是这样的：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引者按：应为研究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

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11]

吴宓（1894—1978）是位老清华，陕西泾阳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一九二一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并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先后讲授“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译”“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曾三度代理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到重庆，先后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欧洲文学史大纲》《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他的“翻译术”课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在这里，杨绛奠定了从事文学翻译的基础。

清华大学研究院还鼓励研究生跨系选修课程。杨绛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授课老师是朱自清教授（1898—1948），杨绛的文学创作是从朱自清的课上开始的。

朱自清不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造诣很深，而且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一系列名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朱自清慧眼独具，发掘了杨绛身上文学创作的潜质。

写于一九三三年的《收脚印》，是杨绛的处女作，这篇作品收录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杨绛散文》集中，杨绛在其《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12]杨绛的这篇《收脚印》，显示了她摆脱稚气后对生活、社会的感触，笔墨淡雅，意蕴深厚。我们不妨打开《杨绛散文》细细品味。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立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一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么，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阴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整篇作品气息清新自然，出自身心不凡的杨绛之手。

年轻的杨绛是幸运的，时隔一年，一九三四年秋，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路路，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篇小说仍用原题，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萧乾给杨绛寄了样书和稿酬，不过这时杨绛已经随丈夫钱锺书到英国留学。这篇小说取材于杨绛熟悉的大学生活，写了女主人公璐璐与两个男子小王、汤宓的感情纠葛。虽然两人最后都离开了璐璐，杨绛还是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璐璐的留学申请成功了，“璐璐笑着，轻轻舒了一口气”[13]。

三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锺书的相识与相恋。难怪她的母亲唐须荌后来打趣说：

“阿季的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14]

初到清华，天生丽质的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过多久，女同学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当时，清华大学里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四岁的“大姐”袁震（后成为吴晗夫人）同屋，两人结下很深的友谊。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震原来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之椿给袁震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震正要与吴之椿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袁震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吴之椿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让袁震不高兴，只好把橙子全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绛说，她要让吴之椿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

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曾作旧体诗《溪水四章寄恩钿塞外》，送给好友蒋恩钿和未婚夫钱锺书。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后来，她们三人成为“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再后来，袁震与吴之椿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15]。杨绛大概也没少跟密友们谈论钱锺书。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吴晗、袁震夫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曾担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锺书在中西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等领域成就斐然，推崇者甚至对他的成就冠以“钱学”之称。

杨绛初识钱锺书的时候，钱锺书已名满清华。一九二九年，十九岁的钱锺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不及格。一般认为，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了他。

钱锺书这个被破格录取的故事广为流传，很多人深信不疑，较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说法来源于钱锺书自己的回忆。钱锺书是一九二九年被清华大学录取为一年级新生的，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当年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钱锺书自己的回忆则是：“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的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首先，钱锺书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的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其次，已经有学者指出，通过一些清华校友的回忆印证，这种“破格”的说法似乎也很值得怀疑。

这里不妨考察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的招生制度，以及其录取标准是什么。就报考资格而言，一九二八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清华的招生简章中则对这个问题规定得更为详细：“投考生须具左列资格之一：公立高级中学或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国立大学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预科毕业；同等学校（如六年制师范学校，惟以公立或私立经立案者为限）毕业。”

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如下：总分40分以上，包括国文、英文、算学（即数学，下同）三门。其中部分科目有最低分的限制：“国文要求不低于45分，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算学要求不低于5分即可。”因此，若钱锺书的数学成绩为15分，而国文、英文两科又十分优秀，显然符合清华对新生的录取标准，并不是“破格”。据他人回忆，钱锺书的成绩非但不需要被“破格”，而且排名较为靠前，在清华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名第57。而彼时的清华学生人数很少，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单独指导学生，甚至一起用餐都十分常见。因而，即使罗家伦专门将钱锺书召至办公室，也并不能作为“破格”录取的证据。[16]

钱锺书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毫不避讳，直抒胸臆。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他曾扬言要“扫遍清华图书馆”。坊间多有传闻，有一次，后来成为作家的吴组缃在清华园遇见钱锺书，就请他开三本英文黄书，钱锺书也不客气，拿过两张纸，刷刷写满正反两面，不但有书名，还包括作者姓名及内容特征，这让吴组缃和他旁边的曹禺大为拜服。

现在再来说杨绛与才气逼人的钱锺书相识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那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

杨绛去看望老同学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孙令衔带钱锺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自己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她后来还回忆道：

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我们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告诉我，他表兄（钱锺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

叶小姐是启明学生，是我的先后同学。我常听到大姐寿康和后来又回启明上学的三姐闰康谈起她的淘气。姐姐们说，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相貌不错，生性很大胆淘气；食量大，半打奶油蛋糕她一顿吃完，半打花旗橙子，她也一顿吃光。所以绰号“饭桶”（“崇范”二字倒过来）。

钱锺书见我后，曾写信给我，约在工字厅见面，想和我谈谈。他带我进客厅坐在一张大桌子边角上，斜对面。他要说清一个事实，孙令衔所说不实，他并未订婚。孙令衔和我一同走回燕京的路上，告诉我说：他告诉表兄，我是费孝通的女朋友。所以我说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他说起身体不好，常失眠。我介绍他读Out witting Our Nerves，我没有书，只介绍了作者和书名。后来他说他借到了，读了。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但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我们经常到气象台去。气象台宽宽的石阶，可以坐着闲聊。后来有一学生放气球测试气象，因电线杆上的电线坏了，气球的线碰上电线破损处，不幸触电身亡。死人躺在那儿，我们害怕，就不再去气象台；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17]

钱锺书、杨绛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锺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面色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锺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令人赞叹不已。

杨绛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锺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

至于坊间流传，方鸿渐身上有费孝通的影子，因为当年费孝通追求过杨绛。《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也提到费孝通找杨绛“吵架”的情节。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兹摘录两段如下：

后来到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先生听到这话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18]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19]

这里且不妨让我们听听费孝通生前留下的说法。

对与杨绛之间的老人老事，费孝通说得轻松、诙谐、愉快，像是在说别人家的故事。他说：

振华女校的学生，都是本地人。忽然来了一个洋气的学生，当然惹人注意。女校的学生都是女生，我是特殊原因才进的女校，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有兴趣是自然的。[20]

一九二三年，费孝通和杨绛同期进入苏州振华女校初中。不过，两人的差别早在他们同班之前就存在了。

费孝通出身于破落乡绅家庭，兄弟姊妹众多，在他转到燕京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苏州。年幼时，费孝通体弱多病，母亲怕他受人欺负，便让他进振华女校就读。

杨绛则出生在高官之家，自小就是娇娇女。在进入振华女校之前，已经在北京和上海居住、上学有年，是见过世面的洋气学生。她一头短发，与当地女生的齐腰长辫形成鲜明对比，被称为“洋来洋去的洋学生”。

通过费孝通的叙述，不难理解，十三四岁的年纪，费孝通对杨绛的好感，与其说是年少轻狂，不如说是对“洋气”的好奇心在作祟。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要让一个洋气的女生对土里土气的男生有兴趣不现实，尽管费孝通是学校里少有的男生。

事实正是如此，费孝通与杨绛的交集，有过程，但不会有结果。

日月如梭。费孝通与钱锺书、杨绛先后还在西南联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清华、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过交集。费孝通把钱、杨当作自己一辈子的朋友，譬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向乔冠华推荐钱锺书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小组；也时常去看望钱、杨两位。对他自己与钱、杨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说过：

钱、杨两位原是我的同学。锺书不仅同学，而且同年，和我曾在清华不在一个班里同学过一年。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的文名早扬，在校无不另眼相看。杨绛原名季康和我是三届同班的同学，初中、大学、研究院，最近我因病住院她来看望我，在旁的一位医生听说我们过去的这段同学关系，惊叹说：“有缘，有缘。”[21]

费孝通在他的晚年一再声称：“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据费孝通的助手张冠生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一书中披露，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如约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罗俞君编辑同至先生家里，具体商议选编《费孝通散文》之事。沈先生送给先生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先生很高兴，趁着兴致向沈公和小罗披露：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现在要把我的散文和钱锺书、杨绛的放在一起，这个很妙的。历史真是妙！……散文不是讲文学。文学与文章是两回事。文学是钱锺书高，文章是杨绛好”[22]。

费孝通像一个“老顽童”，念叨自己与杨绛的旧情，却全然不顾不问杨绛的感受。

当然，杨绛确实也没有忘怀早年与费孝通的过往：

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23]

钱锺书和费孝通后来更是成了好朋友，用钱锺书的话说，“我们是‘同情人’”。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会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不知费孝通会不会想起清华的往事和情事，心中是何滋味，作如何想。费孝通与钱锺书两人相处得不错。钱锺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离了。费孝通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锺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锺书想想好笑，没有料到他的小说《围城》里的赵辛楣和方鸿渐这对“同情”兄，在现实中也上演。钱锺书回国后对杨绛开玩笑，称自己和费孝通先生“是同情人”。[24]

话说回来，恋爱中的钱锺书更加英姿勃发，给当时交往的师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毕树棠。毕树棠（1900—1983），山东省文登市人，名庶滋，号树棠，笔名犹民、忧民、民忧等，民盟成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开始登上文坛，曾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清华大学担任讲师，并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院主讲《小说选》。《螺君日记》即是毕树棠的一部日记集，其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又谓杨晳子之弟杨钧著有《草堂之灵》一书，颇佳。又谓尝与陈石遗相过从，陈有‘黄节之诗才薄如纸’之语云云。”[25]

钱锺书对文学史的看法，即评价文学史时“重要”与“美”的关系。有些作品重要，但不“美”；有些“美”，但不重要。在文学史中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时代文学史中都有这样的现象。钱先生把“美”看得比“重要”高，这可能是他文学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想。“重要”是历史的，而“美”才是文学的。

隔天，毕树棠日记又载：“钱君送来《秋怀》诗十首，清丽可诵。”[26]可见钱锺书与毕树棠过往甚密。

钱锺书恋爱与学业两不误，民国十八年及民国二十年的总成绩为甲上，民国十九年则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一九三三年夏，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当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冯友兰曾说，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

这期间，钱锺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里面的《壬申（一九三二）年秋杪杂诗》：

缠绵悱恻好文章，

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

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

髫瓣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

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

猎猎风声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

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

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

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杨绛的一首七言律诗中，钱锺书竟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熔铸入诗：“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

钱锺书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婚姻常被世人誉为珠联璧合。这一点，在钱锺书的诗作中即有印证。《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

都沉车马音。

风铃奴忽语，

午塔鬜无阴。

久坐槛生暖，

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

惜取此时心。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不免使人想起钱锺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锺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锺元嫁给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原来，在一九三三年初秋，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自己的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来信恰巧让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锺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遯翁的作风。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锺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曾回忆说：“锺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锺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锺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订过婚，钱锺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杨绛则仍回北京，到清华念完研究生。恰巧钱锺书的族人钱穆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

杨绛未来的公公钱基博在订婚礼席散后，把她介绍给钱穆，约定同车北去，相互间好有个照应。

钱穆自学成才，阅历丰富，被清华等多所大学聘为教授。他在火车上一路与杨绛谈做学问及如何为人处世。闲聊之中，他突然对杨绛说道：

“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

杨绛忙问：“何以见得？”

钱穆回答很干脆：“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

其实，杨绛头一次到北平时已带了一个大箱子和大铺盖，这次有了经验，决计抛下“无用之物”，这对一个青年女生来说，也许是够“决断”的了。不过，杨绛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谦逊，只是笑了笑作为回答。

他们两人买的是三等座席，彼此还不熟对坐着，最多是一问一答，而且坐车也有些疲惫，没什么谈兴。不过，两人成天对坐着，不熟也熟了。杨绛吃不惯火车上卖的又油腻、又硬生生的米饭或面食，事先带了盒饼干和一些水果。杨绛请钱穆吃，他很客气，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后来，杨绛发现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的食物当点心。每逢停车，车上便会出现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杨绛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

杨绛是一个女学生，向来胃口和食量都不佳，也不觉得自己应该俭朴。可是看到钱穆先生如此节俭和自律，也很敬重他的俭德。

火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有的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

杨绛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

钱穆说：“此古战场也。”

钱穆这么一说，杨绛觉得，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她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钱穆告诉她，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将士早已不知去向，她仍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思绪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车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边。等火车开动，钱穆谈风更健了。他指点着告诉杨绛临城大劫案的经过，又指点她看“抱犊山”。山很陡，钱穆说，附近居民把小牛犊抱上山岗，小牛就在山上吃草，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27]

从此，杨绛对钱穆不再陌生了。不过车到北京，他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杨绛每逢寒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总会想到钱穆的谈笑风生。

钱穆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原有通家之好，不过，据钱穆的入室弟子、钱锺书的好友余英时[28]分析猜度，后来他们之间却出现了一些龃龉，而这“始作俑者”则是杨绛。余英时披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理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一九三一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29]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30]

然而，这其实是余英时的一家之言，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如此。上海大学学者王培军撰文指出，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他认为：

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国学概论》是一本讲义，编写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间，其时钱穆执教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概论》一书，正是为两校学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一八九五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一九三一年，此书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一九二九年考清华，……《国学概论序》末署一九三〇年七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从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第二册《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一九八六年五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一九八六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并可为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二月。所以，钱穆一九八五年春接信不复，不必等一九八六年夏的事来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一九八六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里不平衡”（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误解”了。[31]

王培军先生如此悉心考辨，真相庶几明了。

当然，余英时对钱锺书、杨绛夫妇还是相当尊重的，他一再强调，钱锺书“最值得我们敬重的不是他的天生才能，而是他的精进不懈。他以读书为宗教，一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有‘书痴’之号，其实即是‘读书教’教徒的另一种称呼。他的‘读书’的方式也和他的天才是互相配合的，别人也无法学他。在这一读书方式下，他自然而然地将许多大大小小的信息储藏在脑中，就像今天的计算机一样。信息如此之多，无论下笔或说话，不知不觉地便要引书中之言”[32]。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钱锺书的评价分野甚大，比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金克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锺书是个“俗人”，且诟病钱锺书“掉书袋”的做派。我们可以从当年《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的日记看到：

钱先生似已将天下之书读尽，将诸般学问勘破，将世态人情觑破，将天地鬼神识破，讽刺之笔所指，有形无形皆无从逃遁。神圣不复有，纯洁、高尚等等不复存，一切假面皆被撕去。记得金克木先生说过，钱先生最早是在林语堂主持的一份副刊上写出幽默小品的，用的是‘英国式的幽默’。只有将一切看破，方幽默得起来。不过，金先生又说，钱是俗人（道此语已非一次），是做出来的名士，且对他的掉书袋颇不以为然。[33]

杨绛就读的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幽雅的环境，一直受到学生们的交口称赞。杨绛一到清华，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图书馆。在这里，她潜心攻读，吸收着知识的营养。她认为，有些知识使人受益终身，直到晚年，她还是十分怀念母校的图书馆，她撰写的《我爱清华图书馆》流露了其对图书馆的一往情深：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直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撒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70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三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锺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锺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逢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一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指清华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后来的清华大学——引者注），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惟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34]

上文清清楚楚地表明，钱锺书“锺书”，杨绛也“锺书”，钱锺书、杨绛伉俪都是“书痴”，堪称一对“读书种子”。

杨绛在清华做研究生时，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去吃饭。他托赵萝蕤邀请，并让赵萝蕤作陪。杨绛猜想：叶公超是要认认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她就跟着赵萝蕤同到叶家。

叶公超待人接物很有一套。一餐饭后，杨绛和叶公超便不陌生了。下一次再见时，叶公超拿了一册英文刊物，指出一篇，叫杨绛翻译，说是《新月》要这篇译稿。

杨绛心想：“叶公超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她就接下了。

在此之前，杨绛从未学过翻译。她虽然大学专攻政治学专业，却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叶公超要她翻译的是题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的文章，这是一篇很晦涩、很沉闷的政论。故而杨绛读懂也不容易，更不知怎么翻译。她七翻八翻，总算翻过来了。她把译稿交给叶公超，只算勉强交卷。叶公超看过后说“很好”。没过多久就在《新月》上刊登了。

这是杨绛生平第一次翻译作品。

四

一九三五年，钱锺书在光华大学任教已满两年，完成了国内服务期。他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国设立专门管理英方归还中方的庚子赔款的董事会。管理方法是，先以基金借充兴办铁路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然后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主要以举办留英公费生考试、资助国内优秀人才到英国学习为主要内容。

这一留英考试先后举行过八次，钱锺书参加的是第三次，考试时间在一九三五年的四月。当时报名人数总共290人，应考人数有262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锺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87.95分。

钱锺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锺书出自书香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其时，杨绛即将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当时该院各部毕业生都送出留学，唯独外语部例外，毕业也不得出国，欲出国必须自费。

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锺书结婚，再一同出国。那时，她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于是和老师商量后用论文代替，未取得文凭便提前一个月回家了。

匆忙之中，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马上收拾好行李就动身。

这天，杨绛所乘的火车到达苏州已过午时，她领取行李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她十分思念父母，回家把行李搬在门口，如飞似的直奔父亲屋里，连声喊道：

“爸爸！妈妈！”

父亲杨荫杭像是在等候，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欣喜地说：

“可不是来了！”

原来，杨荫杭午睡刚合眼，忽然觉得杨绛已到家了。他爬起来听听却没有声息，他以为人在夫人唐须荌房里呢。他想，杨绛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在唐须荌房里去了，忙跑到那里，只见唐须荌一人在做活。杨荫杭问道：

“阿季呢？”

“哪来阿季？”唐须荌说。

“她不是回来了吗？”杨荫杭说。

唐须荌回答道：“这会子怎么会回来？”

杨荫杭只好又回房午睡，但左睡右睡还是睡不着。

这看见杨绛回来，杨荫杭高兴地说：

“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

大概杨绛在火车上想念父母，与父亲杨荫杭的“第六感觉”相呼应了吧。

杨绛笑道，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

父亲还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女俩真是心心相印。

与杨绛心心相印的，当然还有钱锺书这位大才子，秀外慧中的杨绛与才高八斗的钱锺书的结合，又相濡以沫六十多个春秋，确实令人感叹。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夏天举行婚礼。婚礼分别在男女双方的家里举行，据杨绛回忆：

七月十三日，我在苏州庙堂巷我家大厅上与钱锺书举行婚礼。我父亲主婚，张一麐（仲仁）先生证婚，有伴娘伴郎、提花篮女孩、提婚纱男孩。钱锺书由他父亲、弟弟（锺英）、妹妹（锺霞）陪同来我家。有乐队奏《结婚进行曲》，有赞礼，新人行三鞠躬礼，交换戒指，结婚证书上由伴郎伴娘代盖印章。礼毕，我家请照相馆摄影师为新人摄影；新人等立大厅前廊下，摄影师立烈日中，因光线不合适，照相上每个人都像刚被拿获的犯人。照相毕，摆上喜酒，来宾入席，新娘换装，吃喜酒。客散后，新娘又换装，带了出国的行李，由钱家人接到无锡七尺场钱家。新人到钱家，进门放双响炮仗、百子炮仗。新娘又换装，与钱锺书向他父母行叩头礼，向已去世多年的嗣父母行叩头礼（以一盆千年芸、一盆葱为代表，置二椅上）。叔父婶母等辞磕头，行鞠躬礼，拜家祠（叩头），拜灶神（叩头），吃“团圆昼饭”。晚又请客吃喜酒，唐文治老先生、唐庆贻先生父子席间唱昆曲《长生殿》（定情）助兴。新人都折腾得病了。钱锺书发烧，病愈即往南京受出国前培训，我数日后即回娘家小住。我累病了，生外疹，又回无锡请无锡名医邓星伯看病。病未愈，即整理行装到上海。我住三姐家，不记得钱锺书住何处。出国前，二人有好多应酬。[35]

当天在无锡七尺场进行的婚礼，是在下午开始的。这天到场的有很多客人，唐文治以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长的身份前来祝贺。清华的同学当中，有陈梦家、赵萝蕤夫妇。

陈梦家和赵萝蕤，也是一对著名的文化伉俪。赵萝蕤是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之女。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赵萝蕤就是公认的清华校花。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曾提到过，在清华时，杨绛和赵萝蕤交往颇多，她们还一起学过昆曲，当时追求赵萝蕤的人很多，意气风发的赵萝蕤不乏自得地问杨绛：“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爱，够吗？”[36]钱锺书写《围城》，对笔下人物无不嘲弄讥讽，唯独对唐晓芙呵护有加，这个“清水出芙蓉”的唐晓芙据说就是以赵萝蕤为原型的。钱锺书这样描写唐晓芙的出场：“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有一次，安迪采访赵萝蕤。“有人说钱锺书年轻时追过您，有这事吗？”她答：“他们都这样说，其实没影的事。杨季康刚到清华时土气极了，后来打扮得漂亮，不得了，但还是土气。她同钱锺书结婚，同学中只有我和梦家参加了婚礼。”[37]

赵萝蕤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最终选择了美男子陈梦家，亦算得是神仙眷侣。陈梦家自然也不是等闲人物，他是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的“新月派四大诗人”，后来还成了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考古学家。

说到陈梦家的颜值，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提到赵萝蕤“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意思陈梦家是浓浓书卷气兼翩翩美少年。若干年后，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窦文涛曾在节目中不由自主地念叨：“为什么陈梦家长得那么好看？”

扬之水曾请八十多岁的赵萝蕤去麦当劳吃大餐，问她为啥最终选了陈梦家，本以为答案是他有才华诗写得好之类，没想到老太太竟坦荡地回答：“因为他长得漂亮。”

作为享誉文坛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可谓少年得志的天纵英才，他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悠然的美”。像他这样涉足多个领域而都颇多建树的人，实在寥若晨星。对他来说，写诗实在是“副业”。陈梦家家境贫寒，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律师资格。那时正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从容庚习古文字学，住在赵家，生活费都需赵萝蕤帮忙筹措。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当时在国外，本来每月给宝贝女儿八十元零花钱，听说陈梦家的事后，开始很不赞成他们的交往，于是断了赵萝蕤的经济来源。赵萝蕤在清华是优秀生，享有奖学金，她就每月向杨绛借十元，下月还了又借。陈梦家得有多好看，才能让众星捧月的女神另眼相看，而且还如此无怨无悔地倒贴啊！后来陈梦家专攻上古宗教，进而关心古史，最终在古文字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

陈梦家的故交、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评论道：“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38]

年轻时的陈梦家曾经率性刚直，落拓不羁，一身魏晋名士派头。在梁实秋眼里，他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有一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陈梦家与钱锺书先生不期而遇。他上前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锺书。”而钱锺书则脱口而出：“上虞诗人陈梦家。”

在当年钱锺书与杨绛的婚礼上，有一位女士，因不会打扮，“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39]。这便是赋闲在家的杨绛三姑母杨荫榆。

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40]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杨绛与钱锺书结为伉俪，恰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正如胡河清所说的：“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41]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可视作钱、杨两人爱情的真实写照。他们从大学相识相恋，到成为终身伴侣，再到共赴患难，一直到钱锺书只身先归道山，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旅途上，不管惊涛骇浪，不管命运如何摆布，他们始终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钱锺鲁是钱锺书的堂弟，在他那里，对大嫂杨绛的韧性印象深刻。他回忆，他永远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杨绛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孩子，在钱家那个被称为绳武堂的几间大厅里跑来跑去，新婚的杨绛带给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欢极了，立刻就别在腰上。

钱家规矩大，按照钱锺鲁的说法，是极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头上”，婚姻一般是遵从父母之命，像钱、杨这种自由恋爱，“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

按规矩，新媳妇进钱家门，必须穿着红裙在钱家祖先群像前和长辈前跪拜磕头，才算钱家的媳妇。传说杨绛没有磕头，可是按照钱锺鲁的回忆，大嫂向钱锺书的父母亲磕头跪拜，一切如仪。[42]

然而，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二十世纪之初，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锺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钱锺鲁的母亲，也就是杨绛在文章中提到的“婶婶”，喜爱她。因为聪明、有幽默感的婶婶觉得，杨绛“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痴人痴福”。

钱锺鲁最佩服的，也是作为大嫂杨绛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他觉得，杨绛身上的坚强性格有其父杨荫杭的传统，杨荫杭豁达并不训示子女。他自己的言传身教，使杨绛变得坚强乐观。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锺鲁说他早觉察到了这一点。“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43]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也是这样，钱锺鲁记得，钱锺书穿着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负责，保证大哥每次都体面地出现在客人面前。

注释

[1]杨绛：《“遇仙”记》，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22页。

[2]杨绛：《小吹牛》，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85页。

[3]引自缪克构：《罗洪：淡泊文坛八十秋》，《文汇报》，2009年1月5日。

[4]罗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5]此文应为朱雯记忆有误。

[6]形容线粗。

[7]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5页。

[8]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40页；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9页。

[9]陈麟瑞（1905—1969），又名石华父，号瑞成，新昌县城关人，柳亚子女婿（柳无非的丈夫）。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1922年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外文系主任、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主任秘书。长期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曾出版过他的剧本选集。选集中收集剧目有《职业妇女》《晚宴》《雁来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华社上海英文部主任，《中国建设》副总编。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0]梁实秋：《忆清华》，见鲁静等编《清华旧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37页。

[11]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文汇报》，1998年5月14日。

[12]罗俞君选编：《杨绛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2页。

[13]见《杨绛作品集》（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页。

[14]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3页。

[15]参考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7—48页。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见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45页。

[16]参见2019年9月2日《光明日报》史学版。

[17]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第1版，第76—77页。

[18]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第1版，第44页。

[19]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第1版，第73页。

[20]邱泽奇：《费孝通谈杨绛》，《南方周末》，2016年9月22日。

[21]费孝通：《圈外人语》，《读书》，1999年第3期。

[22]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第1版，第361页。

[23]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见《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354页。

[24]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第1版，第73页。

[25]毕树棠：《螺君日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24页。

[26]毕树棠：《螺君日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24页。

[27]参见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28]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先后师从钱穆、杨联升。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29]钱基博与钱穆同宗不同支，按辈分钱基博长两辈，且年长8岁，字子泉，所以钱穆称基“子泉宗老”，以示敬重。

[30]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1版，第152—153页。

[31]参见王培军：《钱穆为何不回钱锺书的信》，《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9月23日；又见氏著《钱边缀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82—186页。

[32]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1版，第158页。

[33]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第1版，第150页。

[34]杨绛：《我爱清华图书馆》，《光明日报》2001年4月18日。又见《杨绛散文戏剧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6月第1版，第302—303页。

[35]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见《杨绛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468—469页。

[36]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第1版，第92页。

[37]爱默：《鱼雁抉微》，见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大连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118页。

[38]王世襄：《怀念，梦家》，见氏著《王世襄·锦灰堆》（合编本）参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第1版，第949—950。

[39]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5页。

[40]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3—134页。

[41]胡河清：《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72页。

[42]参见王恺：《百岁杨绛：尊严和信仰》，《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1期。

[43]王恺：《杨绛的一生：尊严和信仰》，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