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负笈英法
一
一九三三年，中英两国政府就庚子赔款退款事宜达成一致，仿照早年美国对庚款的处理，建立“中英庚款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英留学。
首届186人应考，录取9人。一九三四年，289人赴考，榜首是一位名叫俞大絪的才女，读英国文学。此女家境了得，是曾国藩曾外孙女，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之妹，史学大咖陈寅恪的表妹。一九三五年，奖学金名额增至25位，由北大教授傅斯年、楼光来等50位海归学者担任主考。傅斯年留英，先就读于爱丁堡，后转到伦敦大学。楼光来研读莎士比亚，哈佛毕业。那年262人报考，其中包括钱锺书。据记载，钱锺书考了87.95分，不仅是当年度的状元，也是三届考生中分数最高的。笔试由三部分组成，综合35%（中文15%、英文20%）、专业（60%）、作品发表（5%）。
杨绛结婚不久，便随丈夫钱锺书远赴英国留学深造。
此番出国，钱锺书系公费，而杨绛则是自费；或者可以说，一份公费两人合着用。
出国之前，他们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边，杨绛忽然泪如雨下，不能自制——她“感觉到，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从此杨绛没能再见到慈祥的母亲，也没能再见到一生坎坷、毁誉参半的三姑母……[1]
杨绛与钱锺书结伴，是搭乘远洋轮的二等舱去英国的，他们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一月有余。新婚宴尔，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知心话要向对方倾诉，日子过得不怎么寂寞。另外在他们的行箧当中，还有几本碑帖、一巨册约翰逊博士的字典可供浏览，钱锺书终身喜欢阅读字典，也许是从这儿开始的吧。
读字典、辞典实乃索然无味之举，读书浩博的钱锺书却真喜欢读这类书，从浏览或精读字词、字义中获得良多趣味。
钱锺书的众多亲友忆述他读字典的文字时有所见。一九三九年秋，钱锺书和大学同学邹文海从上海赴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邹文海见到钱锺书在途中“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其中就有英文字典。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亦提到，“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在《我们仨》中，杨绛还回忆抗战期间钱锺书返上海，“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此外，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亦写道，她父亲（钱的岳父）爱读音韵学的韵书，“忽发现锺书读字典，大乐”。
翻检《〈管锥编〉〈谈艺录〉索引》，以及《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容安馆札记》），可知他读过多种外文字典及辞典，包括英文、法文及德文等，著名的就有英文版《牛津谚语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roverbs）《牛津引语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德文比喻用法历史辞典》（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erman Figurative Usage）等。
杨绛在《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一文中提到“（钱锺书）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文中还配有这部《大辞典》的图片，正是厚达2662页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据说这部留有钱氏手泽的大书，已献给了国家博物馆。看来前贤用功之勤，用力之恒真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同船的旅客当中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钱锺书也注意到这位南洋佳丽，他后来在《围城》中抟捏出“鲍小姐”这个角色[2]。
到了英国，杨绛夫妇下船在伦敦观光小住。因为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于十月前后，所以当时尚未开学。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早已留学的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3]、二弟钱锺纬[4]。钱氏三兄弟和嫂嫂杨绛在异国他乡重逢，都喜不自制。钱锺书在诗中曾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形[5]：
伦敦晤文武二弟
见我自乡至，
欣如汝返乡。
看频疑梦寐，
语杂问家常。
既及尊亲辈，
不遗婢仆行。
青春堪结伴，
归计未须忙。
杨绛夫妇俩在堂弟钱锺韩的带领下，参观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以及画廊、蜡像馆等。
他们夫妇俩不等学期开始就到了牛津大学。钱锺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该学院在市中心特尔街，与拉德克利夫一街之隔。
因为杨绛不像钱锺书具有官方背景，她需要自行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这显然不合杨绛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初来乍到，杨绛的丈夫钱锺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忆述：“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锺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成立于十一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钱锺书的老师吴宓曾在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地方：
牛津极静美，
尘世一乐园，
山辉水明秀，
天青云霞轩。
方里极群校，
嶙峋玉笋繁，
悠悠植尖塔，
赫赫并堞垣。
桥屋成环洞，
深院掩重门，
石壁千年古，
剥落黑且深。
真有辟雍日，
如见泮池存，
半载匆匆往，
终身系梦魂。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与杨绛选择牛津大学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创立于一三一四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钱锺书和杨绛体验到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校里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喜欢文字游戏的钱锺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他是超一等书虫，可见其狂喜心情。
作为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一六一一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博德利图书馆拥有1200万件馆藏，有人计算过，若将博德利图书馆的书、文献悉数分给牛津在读的学生，每个人可以分到522件。当年有一张牛津大学的老地图，这张地图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中心点选择。全图的中心并非牛津校长办公室所在的克拉伦登大楼，而是代表着渊博学识的博德利图书馆。[6]
牛津大学各学院，都有独立图书馆。规模不一，各有春秋。历史上，各学院图书馆自成体系、藏书兴趣不一，与大学图书馆分庭抗礼。前些年，学院图书馆已被大学全部收编，104座各类图书馆，统统收归博德利名下。
钱锺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7]。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她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病。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杨绛回忆所及，她只见钱锺书有一次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8]。对这件事，多年以后，钱锺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ald Stuart还记得呢。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他们借住的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他们夫妇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杨绛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她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二
牛津大学当时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H.N.Spaldng），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
K. J.Spaldng是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Brazenose College）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他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钱锺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语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微不足道。钱锺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此后，他们仍有来往，史博定的弟弟更是经常请他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钱锺书对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校方给钱锺书指定的导师名叫赫伯特·弗朗西斯·布雷特·布雷特—史密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布雷特—史密斯当时五十一岁，是牛津大学训练出来的一位学监（Don），在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任研究员。[9]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放假便出去旅游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第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钱锺书所在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学业导师，另一位则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而钱锺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他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大学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钱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大学，到别处走走。唯独钱锺书和杨绛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对此，杨绛觉得并不稀奇：因为钱锺书不爱活动。自己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而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钱锺书也跟着游过颐和园，还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杨绛在清华上学，他北上去看她，才由她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的诗句，后来删改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大学的假期相当多。钱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里的图书馆去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他们两人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他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籍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所以不愁无书。他们每天都出门走走，管这叫“探险”。往往早饭后，他们就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他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杨绛和钱锺书可以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郊区公园、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牛津的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他们，就把来自远方的家信交给他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此外，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
他们夫妇回到老金家寓所后，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开学期间，他们稍稍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则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杨绛和钱锺书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这样，每晨一大杯牛奶红茶也成了钱锺书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出产的“立普登”红茶了，杨绛就只好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作为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杨绛家里一直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看到这些东西，便能唤起当年在英国的快乐回忆。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们的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絪姊妹，向达、杨人楩等。他们家的常客则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牧师家。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翻译名家的杨宪益，他年岁稍小，大家称他“小杨”。据杨宪益后来回忆：
我最早认识锺书兄是在一九三六或一九三七年。我是一九三四年去英国读书的。当时因为喜爱希腊罗马文学，就决定去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学士学位，可以先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一年半，再学一门选科，如哲学、历史、东西方语言文学等，一共是四年，得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考上一二三四等，还要在每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读希腊拉丁文，学期是三年，毕业成绩也不登报。我当时选的是四年课程。一九三四年秋，我到了英国伦敦，先找一位老师，教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补习了五个月。次年春天，就去考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因当时学院里没有亚非学生名额，又在伦敦等了一年多才进了大学。所以我到牛津是在一九三六年。锺书兄在国内已经读完大学，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写一篇论文，便可得到文学士（B.Litt.）学位，一般通过研究论文是两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锺书兄因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就通过论文毕业了。所以他在英国牛津时间不太长，大概只有两年。离英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得了什么学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国大概是在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比我早一些。
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教授，我在英国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集抄写敦煌资料的。他有时去伦敦，有时住在牛津。他同钱锺书兄也是一见如故，做了很好的朋友。锺书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杨绛同来的，季康嫂（杨绛）我当时也认识，初次见面大概是在他们两位家里。锺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锺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锺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锺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锺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Monlin Ruge）。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Tous va trés bien,madame la manquise（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锺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锺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评指责的原因。[10]
据杨绛记忆所及，她的丈夫钱锺书其实也爱玩，不过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他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钱锺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了。杨绛认为：“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在杨绛的记忆里，他们借住的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钱锺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而杨绛的食量小。他能吃的，杨绛就尽量省下一半给他。杨绛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杨绛很爱惜时间，也和丈夫一样好读书。来一位客人，杨绛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杨绛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钱锺书不以为意，劝夫人别多事。他说，你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自己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
杨绛对钱锺书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她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
有一次，他们散步“探险”时，杨绛发现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广告，再去看又不见了。她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她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她上楼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在杨绛看来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隔出来的，由一座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她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丈夫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而住在老金家，浴室厕所都公用。虽然房子的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但这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杨绛的预算是宽的。
钱锺书看了房子也喜出望外，他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随即便通知老金家。他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已记不起他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她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他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他们借用达蕾租给他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也着实让他们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夜深。钱锺书劳累得倒头就睡着了，杨绛则累得睡都睡不着。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锺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张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的早饭！
杨绛他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厨房，钱锺书就想吃红烧肉了。由于俞大缜、俞大絪姊妹及其他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杨绛略懂得一些。他们教杨绛把肉煮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作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这在牛津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还又咸又苦。他们的厨房用具也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俞氏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横竖就是烧不烂。事后，杨绛忽然想起她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自己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
在下一次做红烧肉的时候，杨绛买了一瓶雪利酒，权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这次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看到钱锺书吃得挺快活的，杨绛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呢！
杨绛以为，自己“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所以，她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杨绛又想起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她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便焖了吃，颇为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国的火腿鲜。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她很自信地说：
“得剪掉须和脚。”
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钱锺书问她怎么了。她说：
“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锺书跟杨绛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钱锺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那段时间，杨绛夫妇俩真的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对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杨绛一直记忆犹新。除了在《我们仨》里真真切切地缕述一遍，还向晚辈当面交代。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事业部总经理姚虹介绍：“先生的记忆力极佳。曾在一个初春的夜晚，听先生讲述与钱锺书先生在牛津大学留学的经历，对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生如数家珍，不但记得周边街道的名称，而且清楚地记得居住过的寓所的门牌号码，甚至还手绘了一幅区域方位简图。后来拿着简图到牛津按图索骥，居然没有任何偏差，并顺利拍了一组照片给先生留念。”[11]
三
前述杨家的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有时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于是，杨绛请他一起吃饭。
司徒亚是杨家的另一位常客，他是钱锺书同一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他和钱锺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门是古文书学，另一门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
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杨绛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杨绛是女人，对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她向他们指出正好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这才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她一同学古文书学。她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
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钱锺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
这一学年，杨绛觉得这是她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和房东达蕾女士约定，假后还要回来，届时住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为另一家租户将要搬走了。他们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轻装出去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
杨绛他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带他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及蜡像馆等处。那个暑假，钱锺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钱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只会和夫人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同时也见了一些同学。
在巴黎，杨绛他们遇到的同学更多。晚年的杨绛已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钱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钱锺书和其他二人不熟。他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王海经请他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杨绛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对此，杨绛很得意。因为这次她和钱锺书同到瑞士去，有她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钱锺书和她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他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
杨绛夫妇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杨绛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她怎样用科学方法指认天上的星星。
在“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杨绛夫妇这两位大会代表遇到可以溜走的机会，一概逃会。日内瓦风光旖旎，素有“万国之都”的美誉。他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企图”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钱锺书作诗吟，分外浪漫多情：
莱蒙湖边即目
瀑边淅沥风头湿，
雪外嶙峋石骨斑。
夜半不须持挟去，
神州自有好湖山。[12]
但是对重要的会，杨绛夫妇并不溜号。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他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由钱锺书撰写的，发言的反响还不错。
杨绛夫妇从瑞士回到巴黎后，在巴黎游览了一两个星期。
当时，他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杨绛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盛澄华。
据说，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他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他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他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钮先铭在《记钱锺书夫妇》一文中追述了他们在巴黎相遇的过程，从中我们略知钱氏夫妇的行踪：
一九三六年，我和程思进——程天放先生的令侄，同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五区又名拉丁区，本是法国的文化中心。
有一天我与思进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
这就是钱锺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但时间不长，因为锺书夫妇是从英伦来度假，藉以搜集一点法国文学的资料。我们的友谊进展很快。思进学理科，我学军事，钱氏夫妇学文学，各人的知识有相互交流的新鲜，地域跨越欧亚和日本、法国、英伦的国界，有摆不完的龙门阵！有一点是我们这四人帮所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
记得正逢七夕，我们一同到罗衡、张帮贞两位女同学所住的地点罗帮森森林去赏月；锺书从他厚厚的近视眼镜仰望着满天星斗，高兴地说：
“月亮不仅外国圆，星星也比中国亮；你们看，牛郎正吹着横笛，是Charles Camille Saint—Saens所作的曲子……”
“珊珊斯是谁？”我问着。
“是法国的作曲家，所作曲子，最有名的是《死的舞蹈》。这回是杨季康的答复。”
锺书不理会他太太的插嘴，反过来对我说：
“老钮，你谱《鹊桥仙》的调子写一首词，让老程来画张画，我来写题词。”
“好！我填词！”我说着，同时我就念了两句《鹊桥仙》的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胡扯，那是秦少游写的，我要你作。锺书还是盯着我。”
我对词根本没有修养，只好岔开说：“季康，我们三个大男人都有任务，你呢？这不公平！”
“我呀！只要和锺书朝朝暮暮相会就够了！”季康拉着锺书的手，圆圆的脸，笑起来像个洋娃娃。
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对文学有一股奔放的思想，对于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有极深的造诣，季康也不赖，真是一对天上的仙侣、人间的鸳鸯，而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13]
这里提及的钱锺书所写的五律，不知是否还存世。不过，我们今天在《槐聚诗存》中倒可以读到以下两阕诗作。
巴黎咖啡馆有见
评泊包弹一任人，
明灯围里坐愔愔。
绝怜浅笑轻颦态，
难忖残羹冷炙心。
开镜凝装劳屡整，
停觞薄酒惜余斟。
角张今夜星辰是，
且道宵深怨与深。
清音河上小桥晚眺
万点灯光夺月光，
一弓云畔挂昏黄。
不消露洗风磨皎，
免我低头念故乡。
电光撩眼烂生寒，
撒米攒星有是观。
但得灯浓任月淡，
中天尽好付谁看？[14]
从这些诗作里，我们或许能看到杨绛与钱锺书在巴黎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作为海外学子，他们的心始终向往着祖国母亲。
度假返回牛津后，杨绛发现达蕾女士这次租给他们的房间比上次的更好。他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他们方知电费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杨绛还继续承担照顾钱锺书生活的重担，她围上围裙卷起袖口，每天都要张罗两人的饭菜。她把做午饭作为自己的专职，钱锺书只当助手。她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钱锺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
不过，钱锺书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很担心爱人容貌受损，便幻想着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能给一服“辟谷方”，可以不用吃饭而长命百岁，他作诗说：“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做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读来情意浓郁，趣味盎然。
其实，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谷。他在另一首诗里则说“鹅求四足鳖双裙”，他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钱锺书笑她死心眼儿，作诗不过只是作诗而已。
钱锺书几次对他的夫人说，我教你作诗。杨绛总是认真地说：“我不是诗人的料。”
杨绛后来说，她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她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丈夫一起谈诗论诗。他们也常常一同背诗。他们发现，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新性，忘不了。
返回牛津后，杨绛怀孕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杨绛夫妇也不例外。钱锺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你的”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锺书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钱锺书在这年年底在日记上形容夫人：“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并笑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玩笑归玩笑，钱锺书还是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
钱锺书回答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他们介绍了斯班斯大夫。斯班斯家的花园洋房离杨家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杨绛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他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
杨绛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死”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杨绛问身边的护士：
“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
“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杨绛：
“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啊？”
护士眼看她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啊。”
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一位护士抱来娃娃给杨绛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当时，杨绛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钱锺书这天来看了夫人四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她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了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杨绛得知丈夫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
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钱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杨绛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15]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她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她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她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看不到孩子。护士教她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她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钱锺书这段时期只好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
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她说：
“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正由于杨绛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杨绛说的“不要紧”这句话。他们在伦敦“探险”时，钱锺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杨绛做热敷。
杨绛安慰钱锺书说：
“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杨绛认认真真地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不出几天，就把粘在纱布上的最后的东西连根拔去，他的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锺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16]杨绛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不听。但放眼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没有生第二个孩子，毕竟与那个大灾大难的时代大有关系。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锺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杨绛介绍说：“锺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不久，钱锺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大学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钱锺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与钱锺书同一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钱锺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他告别牛津大学的好友，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这一情形，都是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披露的。
而在此前说钱锺书所获学位是“副博士”的，也是杨绛。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中描绘其丈夫时，曾经写道：“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后来，一些钱锺书的传记便跟着这么说。
但是，很快便有学者指出，B.Litt.是文学学士，而不是“副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文江在《钱锺书传》中说据裘克安《牛津大学》一书认定：“这一学位即高级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相当。”但这一说法没有被采用，有关钱锺书的传记依然沿袭“副博士”的讲法。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洪岩和大连市图书馆的学者范旭仑提出了更加详细的佐证。他们在合著的《为钱锺书声辩》一书中，主要提出了五大理由声辩：
第一，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家谱中说儿子获得的是“文学士学位”。第二，美国学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也说钱锺书拿的是文学士（B.Litt.）学位。第三，黄延复《钱锺书在清华》一文说，钱锺书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与华罗庚一起被聘为清华教授，当时都没有博士头衔。第四，“副博士”原本是苏联设置的一种学位，英国的牛津大学不可能颁发。第五，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的还另有人在，如史学家杨人楩，却承认这只是“文学士（B.Litt.）学位”。[17]
应该说，李洪岩和范旭仑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却引来一场强烈的人身攻击。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不怀好意，有人说他们只会纠缠于鸡毛蒜皮，更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杨绛。但是，对他们所提出的证据，攻击者却没有任何的辩驳。
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去世后，新华社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发的电讯，在讲到钱锺书牛津留学一事时，只说“获B.Litt.（Oxon）学位”，没有给出相应的中文译名，已经含蓄地进行了纠正。
诚如李洪岩、范旭仑在《为钱锺书声辩》一书中所说：“当然，学位对钱先生来说本无所谓。文凭只仿佛亚当、夏娃下身的那片树叶，只有需要遮羞包丑的人才用得着；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顾事关德性真理，则B.与D.之一出一入，岂曰小德乎哉！”[18]
对于钱锺书在英国牛津大学所获得的学位，杨绛后来亲自出来公开予以澄清，指出并非民间所传的副博士，而是学士学位。
据《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二〇〇一年九月七日，杨绛向清华大学捐献自己和钱锺书的稿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在仪式进行当中，主持人介绍钱锺书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过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19]
杨绛的这一公开澄清，平息了钱锺书所获学位到底为何的争论。这场掺杂了人身攻击的争论曾经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曾任钱锺书生前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建德又旧事重提：“学位与才具、成就往往是不相干的。钱锺书是不世出的奇才，谈他的学位有点无聊，但是曾有人对钱锺书的学位感兴趣，不妨再啰唆几句。一九二六年，英国议院决定将尚未收取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教育事业和基础建设。钱锺书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南下上海光华大学执教，成为父亲钱基博的同事。当时中英庚款委员会规定，奖学金申请者必须具备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一九三五年，钱锺书符合条件，考取庚款赴牛津留学，入艾克赛特（也译成埃克塞特）学院。根据杨绛的记述，钱锺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出版社1986，第3页）。这篇文章收入《将饮茶》（1987）时，杨绛把‘副博士’改成‘文学学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高校一度模仿苏联体制，研究生称‘副博士’，将‘B.Litt.’翻译成‘副博士’是合适的。笔者猜测，钱锺书档案里的自填履历上，或会有‘副博士’的学衔。《新英汉大词典》收有‘B.Litt.’的词条，标明它是Bachelor of Letters或Bachelor of Literature的缩写，附拉丁文原文，并译成‘文学学士’。《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该词条译名同。国内普通读者不了解牛津大学的学衔，会从译名产生误解。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牛津读‘B.Litt.’，不仅要交一篇分量重的论文，还得参加一些考试，难度是很大的。王佐良1947年获英国庚款资助，也在牛津读‘B.Litt.’。他所属的墨顿学院当时有位只读了牛津英文本科的托尔金教授，得闲就写玄幻小说，后因《指环王》系列作品拍成大片而全球扬名。巧的是托尔金本科时在艾克赛特学院求学，也是钱锺书的院友。钱锺书和王佐良两位牛津‘文学学士’的中英文修养是令现在的博士企慕的。”[20]
这里还需要纠正一个误传。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第11版《阅读》刊登《大家小史皆成趣——一份对文化大家的另类观察》，其编者按称：“当代世界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一书，通过记叙110余位大家们点滴鲜为人知的趣事，通过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细节和言行，入木三分地展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智慧和品质。小事里有大学问，《大家小史》的作者查询和核实了大量历史、文字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他们既是一代文化脊梁，又有着自己的个性、好恶，甚至缺点也栩栩如生、颇有意趣。更有意思的是，大家们彼此多有交集，形成了一个文人朋友圈。”由帕帕拉佐摘编整理书摘内容有，“一九三三年钱锺书大学毕业后，伦敦大学请他到英国去讲英国文学，一个中国人去英国讲英国文学，这在伦敦大学的校史上是从未有过的”[21]。
这一“美丽”却是错误的传说，出自钱锺书的清华同学吴组缃之口，早在钱锺书生前即被指谬误。时隔几十年了，《文汇报》却仍在重复误传，确实令人遗憾。
据范旭仑披露：“一九三三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钱批：“英国大学里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人或英籍华人充当中国文学教授；而六十年前要一个学未毕业（是一九三二，不是一九三三）的中国青年人去教授英国文学！稍有常识的人读了会笑掉牙齿！”吴组缃确实记错了，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温源宁打算介绍钱先生到伦敦大学东方文学院教中国语文。这事儿钱先生当时就飞快地告诉父亲——“得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然儿勿太自喜！”（见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光华大学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号）《国立清华大学年刊一九三二》也记载了：“级友钱君锺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22]
作为钱锺书的清华同学，吴组缃有关钱锺书的逸事传闻，对年轻一辈的学人，还谈论不少。比如陈丹晨也听到他的老师吴组缃说起钱锺书在的清华旧闻趣事，撰文在海外发表，却引起钱锺书的误会。据陈丹晨回忆：
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我在北大西门外的畅春园饭店参加一个颁奖会后的聚餐，见到了久未问候的老师林庚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当然很开心。恰好与吴先生同席邻座，不免话多了一些。我也就当闲话笑着问：“吴先生当年您与曹禺、钱锺书先生都是清华同学。有一次，我问钱先生关于曹禺的事，他竟然说根本没有看见他。这话比看不起还厉害。”吴先生听了也就是接着我的话随便聊嘛：“钱锺书确是很骄傲的。他连他爸爸都有批评。不过他这个人确实看书多，有学问。”于是他在席间对着大家讲了当年钱先生信手开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目等两个段子，证明钱锺书确实博览群书。
就在这稍后，有老友N为香港左翼报刊组稿，邀我写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访谈。我因为很久没有去钱府，也知道钱先生关照过不许再写他，所以不是太想接受此事，但因为是老朋友难得要我做一点事，我又不好回绝。于是迟迟疑疑过了好几个月才去看望钱先生和杨先生。为了使稿子内容多点趣味，把吴先生说的两个段子也插叙在里面。事后把稿寄给了N。
那时，我每隔些时间就给《大公报》寄二三篇小文，陆续刊出后我又会寄去二三篇。自从关于钱先生的稿刊出后，其他稿件搁在《大公报》没有消息，常联系的责编马文通兄也没有回音。我深以为怪。时间长了，我问驻京办事处主任巩双印兄，他答应向报社询问，后来告诉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却仍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好纳闷。
有一次，我与也常给《大公报》写稿的邵燕祥兄说起此事。他好像耳闻到一点信息，说：“你不妨问问舒展，也许他知道。”《人民日报》编辑、杂文家舒展与钱先生好像也有很多联系，他就是最早提出钱先生是“文化昆仑”的创意者；那时他正多次托我介绍、传递稿件给香港报纸，还要我转请报馆发的稿费港币不要折成人民币，等等。我都随即陆续帮他办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直接问他是否知道我的稿件滞留报社的原因。他很明确回答我说：“不知道！”我当然完全相信了。
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有一晚王蒙打电话给我，说他最近从国外访问刚回北京。路过香港时，《大公报》社长杨奇请他吃饭，副刊马文通等编辑作陪。席间谈起我的稿子，说是因为引用了吴组缃先生说的段子，钱先生很不满意，说完全是失实的，没有的事。舒展传的话，他们为了这事感到很伤脑筋，不敢对我直言。
王蒙说：“我告诉你这事，你心里明白就好了，就不用再去跟别人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名人难免会被人议论、传播一些事；像这种事有也好，没有也好，无所谓。这会儿，如果有人说我一下子能开出四十几本中文的黄书，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不会觉得不高兴。都是成人嘛，都是作家嘛，这不是什么问题。”
这时，蒙在鼓里半年多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个事，原来是舒展传的话。我觉得王蒙说得很豁达在理。我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也就安心不想此事了。直到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到了香港后，有一天到《大公报》找马文通兄，对他直言提出批评：“这事应该告诉我。我是你们的老作者了，作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也应告诉我，弄清事情真相，商量应对的办法。怎么可以杳无音信让我蒙在鼓里。”
文通兄再三向我抱歉，并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信是舒展转来的，信里说的很严厉，不信我把信拿给你看。”我说：“我不看。信是写给你们的，我不看别人的信。”
文通兄把过程对我讲了，说了他们的难处。事情发生后，报社领导有点紧张，也很重视。杨奇社长还把我的稿子调了去看；看后退回来什么也没有说。分工管副刊的副总编辑陆拂为很不解说：“丹晨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平时写稿都很严谨的，不会乱写的。”文通兄说，他们曾到北京向钱先生当面谢罪道歉。既然是我给报社闯了祸，我也不能一味责怪他们。但是，我也因此几乎不再给他们写稿了。
一九九二年春，我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舒展，问他是否知道此事。舒展说：“我不知道。”我说：“听说你知道。”他竟厉声责问：“谁说的？”我说：“《大公报》。”对方顿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你应该和我通个消息。尽管我是当面亲耳听吴先生说的，但钱先生有意见我无话可说。即使你不能在中间起点缓和的作用，劝说钱先生，至少应该让我这个当事人知道。”
舒展说：“我是怕你知道了，弄得两位老先生都不高兴，甚至闹出事来。”
我说：“你多少也了解我。我是这样的人吗？上次问你，你还说不知道。这不是对朋友应该有的。”
他默然，不再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了。从此，我也不再提此事，也还觉得不便去向钱先生解释。
我的事情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没有张扬为外界所知。没有想到一九九二年一月号《人物》杂志刊登了社科院李洪岩先生写的《吴组缃畅论钱锺书》的访谈文章，里面也说到吴先生对他谈起钱锺书开（淫）书单等两件轶事，内容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模一样，引起了钱先生很强烈的反应。舒展在钱先生故去几年后在多家报刊对许多写钱先生文章的人痛斥为“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小人”，并公布了钱先生的批评辨正的意见：说“全无其事”。还有一位转达钱先生的意见，说吴“显系信口开河，嘘气成云”。这些话通过好几个渠道公之于众，又引起李洪岩、范旭仑等的辩驳。我与李、范两位素昧平生，只是读过他们研究钱先生的文章。有一次与罗新璋谈起，我们都认为他们两位是研究钱先生及其著作最为精到，成就最为显著的。李的文章也写得很漂亮。
我想：作为当事人，钱先生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不过至今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小事那么较真。吴先生是我的老师，以我与吴先生的接触，再加上北大学友们对吴先生的了解，都认为他是一位耿直而又严谨、声望很高的学者、作家，他似乎没有必要胡编乱造这些轶事。看来还是因为年代久远难免各人记忆有所出入。吴、钱两位老先生都已先后作古，这段公案也就毋须深究了！[23]
四
杨绛的治学兴趣，着重点还是在法国文学上。因此，在牛津大学最后一年，钱氏夫妇就请友人为他俩在巴黎大学注了册。
这样，杨绛与钱锺书便结伴来到巴黎。他们大概是在女儿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时候，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进入法国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在杨绛的记忆中，他们的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这番话惹得杨绛颇为得意。
杨绛因钱锺书不会抱孩子，便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钱锺书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杨绛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她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请出来，让她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
杨绛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钱锺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他们的“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对此，杨绛顿生好感：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巴黎大学历史悠久，创办的时间比牛津大学还早一个世纪，它的学风却比牛津宽松自由。杨绛体会到了两所大学的不同风格，不敢也不愿稍加松懈。
杨绛他们客居的公寓的主人名叫咖淑夫人，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杨绛他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他们最初也包饭。替他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他们，又送他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学生人数众多，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杨绛每次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
与杨绛经常来往的是林黎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毛笔字写得很老练。而林黎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博士学位。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杨绛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杨绛听李伟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钱锺书当然也舍不得。
杨绛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就对杨绛说：
“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杨绛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又说，你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话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杨绛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她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天亮，没哭一声。
杨绛夫妇两人却通宵未眠，他们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回乡，因为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他们夫妇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他们也送她报酬。
杨绛夫妇在巴黎的生活比较自由自在——因为钱锺书通过了牛津大学的论文考试，如释重负。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他白费工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他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这种想法逐渐影响到杨绛，因此他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但只按各自定的课程读书。
这样，杨绛和钱锺书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坐一会儿咖啡馆，注意从社会上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奋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前述那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多，有勤工俭学的，有来访问的。他们当中有吕叔湘、王礼锡、向达、徐訏、罗大冈、王辛笛、盛澄华等人。杨绛和钱锺书夫妇与他们时有过往，对此，诗人王辛笛为我们留下了点滴回忆。他说：“一九三六年，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华窗友盛澄华寓处。适巧锺书偕其夫人杨绛也由牛津来巴黎，同住在拉丁区，与盛处相去不远。澄华专攻纪德作品，并常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在抗战期间译出《伪币制造者》等问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惟学位头衔是务，锺书对此颇有好感。大家在街头朝夕不期而遇，相视而笑，莫逆于心。”[24]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王辛笛与钱锺书同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钱锺书高王辛笛两班，在王辛笛印象中，钱锺书是当年全校闻名的才子，他天赋惊人、才华出众。在校期间，他不仅所写诗文峥嵘，而且已能发表具有批判与识别眼光的考据文字，如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许多书评与考据文章。
王辛笛说，在清华时，钱锺书“博闻强记，语妙天下，知人论世，往往谈言微中；即使有时入木三分，开罪于人，然问心无他，复出以谑讽，闻者也就一笑置之。我虽心仪其人，但以在校忙于学习，‘恶补’古今中外经典，已感目不暇给，也就很少请教”[25]。
后来，王辛笛与钱锺书时有过往。曾与钱锺书在昆明西南联大比邻而居的施蛰存，就与钱锺书结伴造访王辛笛。据李劼撰文：
记得他曾说起过一段往事，他与钱锺书一起去造访诗人王辛笛。王辛笛请他们吃饭，还送给他们一人一本诗集。宾主道别之后，钱锺书私下里对他说，这个王辛笛，他的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做什么呀？王辛笛当时是个银行家，钱锺书的意思是暗示诗人的另一只手在赚钱。施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说，钱锺书太刻薄。我还记得，有一次曾问起他对钱锺书小说《围城》的看法。老人回答说，一句话，洋才子说刻薄话。[26]
在李劼眼里，施蛰存是个有赤子之心的学者，他有时笑起来的神情，像个孩子一样。也是这样的单纯，施蛰存不喜欢过于世故的为人，不喜欢过于世故的文学。
杨绛记忆所及，钱锺书小说《围城》中的人物禇慎明即取材于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相识。
事实上，继在牛津的两年之后，杨绛夫妇在法国巴黎的这一年也很重要，这不仅能使杨绛更深入地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及语言特点，而且更给她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良机。
诚如杨绛所云，钱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钱锺书纵情读书的一年。他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杨绛的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她。
杨绛夫妇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他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钱家的常客。林黎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只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
杨绛他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杨绛自认为两人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也真丰盛，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他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他们就自己做饭了。
杨绛的女儿长得越来越乖，大人为她买了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因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父母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锺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锺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杨绛如是说。
出国期间，杨绛与国内仍然保持着沟通和联系。苏州学者根据现存的三十年代刊物《振华校友》，披露相关情况：
《振华校友》的第六、七合刊，乃是振华女校卅周年的纪念特刊，由苏州振华女学校校友会编辑出版，出版于1937年4月，也是《振华校友》抗战前出版的最后一期。作为纪念特刊，就有着对振华三十周年办学的一个全面回顾，因此里面就有十七级的杨季康。
这是一本非卖品，用于赠予振华女校的历届毕业生。振华女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是振华的当然校友，因此，只要是1937年前振华的毕业生，这里都能够找到。在这本刊物中，校长王季玉给同学们写了一封信，信中报告了振华毕业生的情况，其中有专门一节，讲国外校友，谈到了在英国学习的杨季康：
杨季康在英国曾有信来，此信虽已甚久，但我想诸君或者仍喜一观。今将此信附后。昨日其妹杨桼来校，谈及季康不日将随钱先生至法国研究，且不日将做母亲。今尚能从事研究，如此好学，甚不容易。
“如此好学，甚不容易”，是王季玉校长的欣喜之语。作为女校的校长，培养出的学生，免不了为人妻，为人母，一旦出嫁，好学，确实值得欣喜，值得赞扬了。
杨绛给王季玉的信附在后面，这封信原是王季玉校长来函的复信，主要回答校长在信中提出的她关心的问题，乃是关于英国的教育现状。今抄录如下：
生来英后，于英法及吾国文学，致力甚勤，无一日间。自恨从前浮光掠影，未能探本穷源，冀于此三数年间，埋头秉烛，倘小子可造，庶几不负师门属望之殷也。二年后拟赴法国，小作研究；暂时计划如此，未知得如愿以偿否？
来示所讯各节，自惭门外汉，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无以上益高明。牛津顽固陈旧，倚老卖老，教育乃新兴科学，不足挂齿，初无专门。剑桥尚有“教师训练班”（Training of school masters）及Bodleian图书馆，虽备有各种流行杂志，而以为通俗刊物，非高文典册之比，束置地室（Basement）不能公开浏览。伦敦《泰晤士报》每周有《教育副刊》（Education Supplement）迎合潮流；校中如已定阅此报，可供翻检，毋待他求。又有《教育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注重学理，较为专门。生于此道，素未究心，所言必多不尽不实处，奈何奈何！英国学制，亦颇复杂，吾国步趋北美，更多格閈。大致初等学校，分教会与非教会两种（Denominational and Undenominational），皆强迫教育，不取学费，公家设立，分七班（Standards）。中等教育，名目繁多，有Grammar School,County School,Municipal School种种，皆公立。又有所谓Public School者，反非公立，较贵族化；相传人才多产此中。商务印书馆前出版一译本小说，曰《拉哥比在校记》（原名Tom Brown at school，译名颇欠斟酌。）拉哥比者，即英国有名Public Schools之一也。中等学校，凡分六班（Forms）。英伦三岛大学，数凡十八，制度各异，未遑殚述。若职业教育，则有所谓Technical College，生亦不甚了了。闻有《女子教育年报》（Girls School Year Book）记载详尽。山海之藏，取资不竭；师若得此书，诸问题迎刃自解。……
杨季康
廿五年三月
信未完全，主要分两部分，一述自己生活，另一回答王季玉校长的问题。杨绛在信中显得非常恭敬，看得出她对校长的爱戴，不但自称“生”，且凡提到王季玉校长——师，都空一格，以示敬意。第一次提到时，甚至换行顶格，是相当高的规格了。
在该期刊物中，有蒋恩钿的一篇《振华忆旧》，她在《振华校友》中属于第十八级学生，但她当年又是以特别生资格招入振华的，譬如蒋恩钿的国文是读高一，算学则是初三，英语是初二，她在文章第三节怀念振华旧友时，只写到了两个人，主要说了杨季康，还有一个是绮芸（按：左绮芸毕业后留振华校工作）。写杨季康的两节，乃是杨绛振华生活的真实写照，全录如下：
我已经说过，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生的缘故，和许多同学都有过同班之谊，相熟的人也就比较多了。想起那些熟识的脸，我真愿时光倒流到十年前！让我在此世间，第一次识得深厚的友谊的是季康。我可以一点不含糊地记起，我们怎么认识起来，我们曾说过怎样痴呆的话。虽然那时振华的校舍，那样湫隘，那样少有赏心悦目的地方，然而它留给我们的是多少难于忘怀的回忆！那“豆腐干”大的操场上，我们踏着月，数着星星，多少痴话在嘴里流出。我们的心像云那样轻飘，我们的幻想，比五月的黄昏还绮丽。星辰偷换着，我们躲在振华的怀里度着欢欣不变的日月！
那时学校特允我课余可到校外散步。我同季康几人，常爱到天赐庄一带。特别是天赐庄的大河滩上，常有我们的足迹。几人一坐下，看水面来去的船，看隔岸的苇草，看闲飞的白鸽，看城墙上吐出的云霞，太阳已在西下了，我们再在说些诉不完，听不厌的梦话。等候着天上第一颗星从水底出现，这才一路迎着黄昏，走进满街灯火深处，回到学校。[27]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曾经记载了不少杨绛的振华生活，而黄恽经过不懈地爬罗剔抉，所录的都是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这里引述不妨作为该书的一种补充。
在留学英法期间，作为作家的杨绛仍在闲暇之时，进行文学创作，散文《阴》是其中的代表作，文质素淡，意蕴久远；落笔虽淡，动情却真。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的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天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霉，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望空撒了一匹轻纱，荡爬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思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遮着阳光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回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了所有的阴。由景及人，丝丝入扣，似写意，又似工笔。
杨绛出手不凡，她的文学成就已然起步，且起点不低，她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杨绛回忆道：“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
杨绛与钱锺书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多待一些时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美好的河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摒弃一切，准备马上回国。这时候，杨绛夫妇与许多侨居法国的华人一样，非常关心时事。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篇社论，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其中《我们的主张》社论，在他们眼里，尤为激动人心：“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声声召唤，字字惊醒。
杨绛与钱锺书只得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程。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过：“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28]
注释
[1]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6页。
[2]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3页。
[3]钱锺韩（1911—2002），江苏省无锡市人，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东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193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父钱基厚，是钱锺书的生父钱基博的孪生弟弟。
[4]钱锺书二弟钱锺纬其时在英国学习纺织，后曾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
[5]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1版，第7页。
[6]桂涛：《地图的中心》，载《环球》2020年13期，2020年6月24日。
[7]丁羲林：《传播光明的文学使者——访作家、翻译家杨绛》，见马光裕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537页。
[8]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9页。
[9]杨昊成：《钱锺书在牛津》，《文汇报》，2015年7月3日。
[10]杨宪益：《回忆钱锺书兄》，载《书摘》2018年第3期，又见氏著《杨宪益自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335—338页。
[11]姚虹：《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周绚隆主编《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第236页。
[12]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1版，第7页。
[13]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84—85页。
[14]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1版，第13—14页。
[15]两间以上的房间连在一起，没有隔墙。
[16]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1页。
[17]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07—208页。
[18]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08页。
[19]刘江：《“好读书”和杨绛》，《人民日报》，2001年9月27日。
[20]陆建德：《钱锺书同时代的几位B.Litt.》，《文汇报》，2020年6月22日。
[21]类似传说亦载牟晓明、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24页。
[22]范旭仑：《钱锺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辨正》，《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
[23]陈丹晨：《琐闻补叙》，《上海文学》，2018年第6期。
[24]王辛笛：《〈槐聚诗存〉读后》，见氏著《嫏嬛偶拾》，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16页；又名《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58页。
[25]王辛笛：《〈槐聚诗存〉读后》，见氏著《嫏嬛偶拾》，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16页。
[26]李劼：《施蛰存：生命在苦难中开花》，《粤海风》，2006年第6期。
[27]黄恽：《杨绛先生百年——〈振华校友〉卅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杨绛》，见氏著《钱杨摭拾：钱锺书、杨绛及其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210—215页。
[28]杨绛：《我们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第1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