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孤岛岁月

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反法西斯战争。祖国已是山河沦陷，生灵涂炭。杨绛和钱锺书人在国外，心在国内。他们时刻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亲人。国破家亡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他们的心灵。钱锺书写于一九三八年的《哀望》一诗，表达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

白骨堆山满白城，

败亡鬼哭亦吞声。

孰知重死胜轻死，

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

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

哀望江南赋不成。[1]

诗篇“哀望江南”，正是国内家庭的变迁，使他们沉郁哀恨，忧死伤生。

早在前一年，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苏州的时候，杨绛的家里只有父母和她的大姐姐、小妹妹。一架飞机只顾在他们家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这些房子比一般民居高大，被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在日机的轰炸下，家人从前院躲到后园，又从后园躲回前院。小妹杨必后来告诉杨绛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果真全家都腹泻，什么也吃不下。

第二天，杨绛父母带着大姐、小妹和两个姑母，逃到苏州郊外的香山，暂住在一位曾委托他父亲为之辩护过的当事人家里。

这年秋天，杨绛的母亲唐须荌得了“恶性疟疾”，这种病不同于一般疟疾，病症是高烧不退，奄奄一息不能外逃，最终在香山失陷前夕，溘然长逝。多亏杨绛的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几人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当天，杨荫杭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总之，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自己的名字，以便辨认。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带着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杨荫杭父女数人东逃西藏，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老家。这时，苏州已成一座死城，尸殍遍野。回到家里，像是遭遇过打劫一样，下人和他们的乡亲在家里“各取所需”，东西拿走不少。好在还有一些存米，一家人暂时勉强度日。

城里的日本鬼子每天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家挨户找“花姑娘”。杨绛的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接二连三地来打门。杨荫杭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对。姐姐、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起来，这才幸免于难。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逃回苏州后，住在盘门。她人虽然有点古怪，但富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她的四邻都是小户人家，深受日寇的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地去见日本军官，用日语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日本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士兵退还他们从街坊邻居那里抢走的财物。邻居的妇女怕日寇挨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杨荫榆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士兵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方才扬长而去。

邻居把从水里捞出来的杨荫榆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材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一九三九年，杨家把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一起安葬于灵岩山的绣谷公墓。

下葬的时候，杨绛看见她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似乎象征了杨荫榆坎坷的一生。

杨绛母亲曾说过，“三姑母其实是贤妻良母”。她父亲杨荫杭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

杨荫榆的故交苏雪林撰有《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说了这样几句话：

关于她的平生，我曾在一篇《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一二。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

自十九年滥竽安徽大学和武汉大学讲席以来，接连六七年没有回过苏州，同荫榆先生也没有通过一封信。去年四月间忽接她一函，说她想办一个女子补习学校，定名二乐学社，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请我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过了几天，我特赴杨宅拜访荫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内，学生留校者不过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她虽然想同教育当局接洽一所校址并津贴，但未能如愿。谈起女师大那场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不过所可恨者，她挥斥私财办理二乐学社，而竟有某大师私淑弟子们故意同她捣乱，像苏州某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某君，就曾屡次在报纸上散布关于她不利的谣言。将女师大旧事重提，指她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甚至还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一部分无识女生受其蛊惑，竟致退学，所聘教员也有不敢与她合作者，致校务进行大受妨碍。荫榆先生言及此事时颇为愤愤，我亦深为不平。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了，谁能料到呢？她若不办二乐补习社，则无女生寄居，无女生寄居则她可以轻身遁往安全地点，她的死是为了保护女生而死，为了热心教育事业而死。[2]

据杨绛所述，三姑母杨荫榆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有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也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又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3]

钱家的遭遇也相仿佛。钱锺书的父亲执教于浙江大学，处境维艰，他的母亲、弟妹等人随叔父逃难到上海，寄寓在已是“孤岛”的法租界。

杨绛夫妇面对国破家亡的情势，寝食难安。他们恨不能长了翅膀，快点飞回亲人的身旁，幸而他们动身早，否则碰到战争，恐怕就回不来了。

二

一九三八年九月，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正驶向中国。杨绛和钱锺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这艘轮船回国。

他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得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上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对此，杨绛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自己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的，到上海她却不胖不壮了。

在归国的轮船上，杨绛夫妇遇到了外交官、诗人冒效鲁（又名冒孝鲁），互相唱和。冒效鲁吟诗如下：

凭栏钱子睨我笑，

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

丝丝乱发攒鸦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

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

倾囊买醉颜微酡。[4]

描绘钱锺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锺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

海上风疾浪大，钱锺书、杨绛一家三口乘坐的阿多士Ⅱ号邮船，犹如一片叶子漂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一上一下，颠簸得特别厉害，他们经常晕船。

本来就晕船的钱锺书更是难受得不得了。一番风浪颠簸过后，心有灵犀的杨绛对钱锺书说：“依我看啊，这坐船不晕船，就要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摆动起伏，让自己的身子与船稳定呈90度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钱锺书按杨绛说的去做，果真有用，不晕船了。

其实，杨绛总结的不晕船的办法，同样可以用在为人处世上：“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坐直了身子，岿然不动，身直心正，心无旁顾，风浪其奈我何？”这就是杨绛的晕船哲学。

因为之前钱锺书已有约定，要回清华教书，所以，在船上杨绛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

阿多士Ⅱ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锺书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越南（当时的法属安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辗转奔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对于钱锺书的只身远去，杨绛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杨绛也无法跟她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母校清华聘请钱锺书任教授，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冯友兰在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上书中指出，应该给钱锺书教授头衔，月薪三百元，其待遇不低于王竹溪、华罗庚。按清华旧例，刚刚回到国内的留学生只聘为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而钱锺书连升二级，直接任教授，在清华这个聘任是破格的，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因为钱锺书学贯中西，影响很大。

钱锺书天资过人，再加上刻苦勤奋，大概当代学人中无出其右者。钱锺书在联大的住处位于昆明大西门文化巷十一号院内，他独住的房子极其狭小，曾有“屋小如舟”之喻，自称“冷屋”[5]。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都极其狭窄简陋，多是租赁的民房。钱锺书在诗中描述过他的住所：“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尘埃绣，百遍思君绕室行。”和他同院居住的还有外文系的助教顾献良（1914—1979，本名顾良），外文系的高年级学生李赋宁、周珏良，哲学系的郑侨等。他的房子虽小，当时在昆明能独居一室却已很幸运，叶公超、吴宓、金岳霖等初到昆明都是两三人合住一室。钱锺书独自在联大，难以排解一个人独处他乡的孤寂、冷清，于是他把自己的屋子取名“冷屋”。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五月，他在《今日评论》周刊上发表了四篇《冷屋随笔》。在《冷屋随笔之一》引言中写道：“赁屋甚寒，故曰冷。”

另据许渊冲介绍，联大的宿舍租用昆华中学南院和北院，“杨振宁和他父亲杨武之教授一家住北院附近的文化巷十一号，钱锺书教授也住在那里”。小院很热闹，杨振宁在院中高声朗读英文，钱锺书在屋里也能听到。

这时，施蛰存与钱锺书同在昆明。施蛰存正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请，出任副教授。施蛰存也曾经与钱锺书同住一幢楼里[6]，他看见钱锺书整天在屋子里读书、做笔记。因此，施蛰存就十分感慨：

“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7]

这时，钱锺书与江苏同乡、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顾颉刚曾有不少过往，《顾颉刚日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约是钱锺书第一次拜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记载说：“顾良偕钱锺书来。”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晤锺书，谈。”三月十二日：“十二时归，……至落梭坡，遇钱、顾二君，同归。留锺书、献梁饭，谈至二时半别去。”4月1日：“到锺书、献梁处。”[8]一九三八年十月后，顾颉刚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住在昆明北郊浪口村。顾颉刚是苏州人，钱锺书是无锡人，属同乡。两人在昆明开始有了交往。

当然，那时的钱锺书，除了读书授课之外，心里唯有自己的太太杨绛和宝贝女儿，无日不时牵挂两人，可谓：“心系沪滨妻女，日日思念，勤写情书，正是‘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若得不到家书，顿感‘剩有微波托词赋，最怜鸿断与鱼枯。’”[9]

杨绛对自己的丈夫最为理解：“许多人认为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但他自己并不以为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很多，也不易遗忘。”[10]

风华正茂，奋发有为。这是年轻的钱锺书的真实写照！

回国后只有二十八岁的钱锺书，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留了胡子，拿着藤杖，颇具绅士风度，学生们对这位年轻老师极其佩服。“钱先生讲课一律用英文，不像吴宓先生和叶公超先生那样有时也说点中文。他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站着，双手撑在讲台上。有时离开讲台，在黑板前来回慢慢儿踱着，不时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讲解生动活泼，妙语连珠；又旁征博引……他很少提问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从他的嘴里奔流出来。”[11]

钱锺书的学生赵瑞蕻还记得外文系老教授吴宓与钱锺书交往的故事：“我多次看见吴先生拄着手杖跟着钱锺书先生一起，沿着草坪旁的大路边走边谈。钱先生是吴先生非常欣赏的学生，他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情景，意味无穷，不胜神往；我仿佛仍然看见吴宓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在昆明农校草坪边散步谈心的神态；也仿佛听见我随先生漫步时，他用手杖笃笃地轻敲着路面发出的声音……”[12]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钱锺书为四年级学生授课，他讲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这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备受同学们的期待。后来成为我国研究外国文学重镇的赵瑞蕻、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王佐良、许渊冲等人，都是钱锺书这一时期的学生。钱锺书虽然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教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但还是给众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李赋宁回忆：

“我班同学怀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来准备上锺书先生的课。钱先生二十九岁（实足二十八岁——引者注），才华横溢。他讲文学重视思想史。……文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因为文学反映社会现象。要说明一种现象，必须掌握充分的证据。钱先生讲课，每个论点都有事实根据，因此他在黑板上写出拉丁、德、法、意大利各种语言的引文来证实他的论点。这样他给学生示范做学问的严格性。……我开始体会到研究西方文学必须重视西方思想史。这样才能训练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能力。他（钱锺书）还鼓励我们多学外语，看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要学好法语。他自己就在法语上下过很大的工夫。在西方文学史中，各时期法国文学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首先要学好法语。”[13]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当中，有的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比如许渊冲。许渊冲在几本书中或采访中都或多或少提及老师钱锺书，如《诗书人生》《逝水年华》《追忆逝水年华》《续忆逝水年华》等。

许渊冲（1921—2021），翻译家，生于江西南昌。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一九四四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一九四八年赴欧洲留学，一九五〇年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自一九五一年起，在外语院校教授英文、法文，一九八三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翻译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元明清诗选》《西厢记》等，是唯一把中国历代诗词全面、系统地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他还将英、法文世界文学十种名著译成中文。已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文学翻译作品六十余部。钱锺书先生曾评价说，许著《翻译的艺术》和许译《唐诗》“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征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许渊冲致力于把中国文化精粹推向世界，为中国文化登上世界文坛宝座开辟了道路。

许渊冲对那时的钱锺书印象非常深刻。据他回忆，钱锺书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给他们上第一堂课的：

“钱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四月三日，钱锺书讲课文《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14]

钱锺书教英文，课上得生动，又不批评、提问学生，故颇受学生欢迎。他上课谈笑风生，常常用警句、妙语，而这些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他说过：‘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15]。学生们把他和叶公超比较，认为“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重深度，叶重广度”[16]。所以在当年六月的考试中，钱锺书虽然只要求学生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17]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除大一英文，还为高年级学生开了几门选修课，“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欧洲文学名著选读”“当代文学”。据选过课的许国璋说：“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18]

短短一年，钱锺书便在西南联大的年轻学子当中，产生了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意义深远。

作家汪曾祺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西南联大的“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19]

“钱锺书研究”已成“显学”，“钱锺书学派”之说则是汪曾祺首创。此说是一条重要的现代学术史的史料，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要到上海省视父亲。船到上海，她由钱锺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

他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杨绛见到了公公（她称爹爹）、婆婆（她称唔娘）、叔父、婶母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杨绛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她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她的女儿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就没有“吼”，也没喊“non non”。当时，钱家和她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她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

据杨绛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20]

这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造成的结局。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杨浦、浦东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

杨绛的娘家、婆家都在法租界内，婆家钱家住在辣斐德路609号（现复兴中路573号），杨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来德坊，靠近现在的锦江饭店附近。杨绛两头居住，即便在钱家住的时候，她也几乎每天都要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她的三姐姐和七妹妹也经常回娘家。

对此，父亲高兴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

辣斐德路609号是一所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这是当年钱锺书的叔叔花了大价钱“顶”[21]来的。钱锺书叔叔一家住三层大房间及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子间。二层及二层与底层之间的亭子间则由钱锺书父母兄弟居住。底层客堂两家共用。随着钱锺书的回国，这二三楼的楼梯拐弯处的亭子间，就成了钱锺书一家三口的蜗居地。钱锺书旧居不到九平方米，至今亭子间的书橱里，还杂乱地堆放着无锡钱氏家族遗留下的一些文稿。

一九四一年，钱锺书从湖南国立师院辞职回沪，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夜里只得和妻女挤于底楼客堂的帷幔之后。后来，家人渐渐离沪，钱锺书携妻女便住进了三层与二层之间的亭子间。据杨绛后来的忆述，她们的屋子很小，除去一张大床，只容得下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不过，无论如何，夫妻二人终于有了读书写作、同友人交流的空间。

钱锺书“销愁舒愤，述往思来”的“忧患之书”《谈艺录》后半部，杨绛的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小屋完成的。也正是在辣斐德路亭子间里的困顿之中，钱锺书“锱铢积累”孕育了那部鼎鼎大名的巨著《围城》。

在这里，钱锺书埋头读书、接待好友。到访过这间小屋的郑朝宗[22]回忆说：“他自言生平有三种嗜好：好小吃、好深谈、好博览。除了生病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凡是经他读过的书，上面大都留下他用功的痕迹。你随手从他的书架上抽出几册来翻翻，就知道他何以在学术上的成就胜过同时代的许多学人。……前人有言：‘不见叔度，鄙吝复萌。’我和锺书分别两年，已觉满胸尘土，扫除不尽。想起当年在辣斐德路808号客厅窗下听他高谈艺文时的乐趣，不禁黯然！”[23]郑朝宗是钱锺书的大学同学，也是一生的好朋友，不过他笔下的“辣斐德路808号”的门牌号，似乎有误。

只要访客话语投机，钱锺书总舌灿莲花，语惊四座，成为一屋的焦点人物。

一九四九年年初，钱家人又陆续回沪居住，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杨绛决定另外觅房。正好有朋友介绍了蒲石路蒲园的房子，杨绛就从姐妹处借了必要的家具，一家三口搬了去。数月后，钱锺书夫妇带着女儿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到了北京的母校清华大学。

如今，钱家后人仍居住于复兴中路573号的二三两层，而底楼已改为家居店铺。[24]

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杨绛感到：“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杨绛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的女儿圆圆亦很受外祖父的宠爱，请看以下的追忆：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25]

一九四〇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杨绛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州故居，却是一片狼藉，劫后的惨景不堪回首。杨绛介绍说：

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锺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淡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锺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

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

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26]

三

日寇的野蛮行径，罄竹难书。杨绛家里的遭遇，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切片。

苏州沦陷，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被迫关闭。杨绛回到上海不久，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就找上门来，与杨绛商量在租界开办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事宜。此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王季玉认为校长之职非杨绛莫属，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杨绛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到教育局立案。

说干便干，学校的牌子很快就挂上了。不久又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位热心教育的女教育家任命自己的学生杨绛为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只能勉为其难，自谓好比“狗耕田”，当了校长。

据《申报》上海版1939年6月23日《学校汇讯》：

苏州振华女中、私立苏州振华女子中学人才辈出，自苏州沦陷后，该校即行停办，现定于暑后在沪复课，租爱文义路赫德路口大厦为校址，即日起开始旧生登记，并招收新生。一切教导事宜，仍照成规办理，除原有教职员外，并添聘最近自英国留学回国之文学家杨季康女士主持一切。[27]

当时，日人还未帮助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收回租界，所以租界尚安全。《申报》也挂在美商名下，还不是陈彬和的新《申报》，所以有“苏州沦陷”字样。

在那段时间里，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锺书，只好靠鱼雁传递信息，倾诉思念之情。

一九三九年初伏，钱锺书自昆明先发电报给杨绛，然后由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家中，探望妻儿和母亲、叔父等人。这时，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杨绛的爸爸叫她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钱锺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岳父这边也很开心。

杨绛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她大姐听到吵架，就命令他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钱锺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的对话。婆媳都口齿伶俐，应对敏捷。钱锺书听到精彩处，忙到岳父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也觉得有趣，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钱锺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但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辣斐德路钱家向长辈请安。当时，杨绛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开学前很忙，所以杨绛不能陪钱锺书走动。

有一天，钱锺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他的爹爹来信，叫他到湖南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又可以侍奉父亲。原来早些时候，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应他的老友廖世承的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钱锺书来沪探亲期间，他父亲频发函电，称自己老病，要儿子也去蓝田教书，以便照料自己。恰好师院院长廖世承来上海，他反复劝说钱锺书去当英文系主任，一边伺候父亲，一边授课，公私兼顾。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江苏嘉定人（今上海市嘉定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19年从美国布朗大学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大附中、上海光华大学、光华附中、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并曾任主任、副校长、副院长、院长等职。

杨绛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钱锺书工作未满一年，怎么讲也不该换工作。钱锺也并不愿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在大家极力劝说下，他也觉得应当去。杨绛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应该向家人讲讲不去的道理。

杨绛和钱锺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她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杨绛也尽力伤他。然后，她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夫人说杨绛对、钱锺书错。杨绛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锺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

常言道：“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他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规定。他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杨绛。他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杨绛却觉得应该争执。

杨绛等钱锺书到钱家去了，就一一告诉了自己爸爸，听爸爸怎么说。可是，她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杨绛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她深思。她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别人只能陈说别人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她记起他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定，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于是，杨绛抽空陪钱锺书同到辣斐德路609号的寓所去。一到那边，她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钱锺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杨绛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她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她对丈夫只有同情的份儿了。她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他增加苦恼。

钱锺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也就是按照他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杨绛曾陪过他一两次。钱锺书在九月中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写了信，叶氏未有回答。十月初，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钱锺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杨绛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钱锺书半路上作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而杨绛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还是按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杨绛曾说过，“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钱锺书刚刚离开上海，杨绛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钱锺书为什么不回复梅贻琦校长的电报。可是，他们夫妇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

钱锺书这时正在路上，杨绛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这份回电现在还存放在清华的档案中）。后来，杨绛回忆说，钱锺书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她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杨绛晚年在其回忆录《我们仨》还披露：“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锺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我曾问锺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他就像我朋友蒋恩钿带我看清华图书馆一样地自幸又自豪。可是锺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锺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籍华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锺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锺书有气。但他生钱锺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锺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锺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锺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杨绛与钱锺书告别以后，继续她的“狗耕田”工作，即当她的校长。关于她在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经历的资料不多，兹有杨绛的一篇短文，谨摭取之，从中可见当时办学之艰难：

我们的事务主任告诉我，凡是挂牌子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区地痞流氓的头儿送节赏。当时我年纪未满三十，对未曾经历的事兴趣甚浓。地痞流氓，平时逃避都来不及，从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见识见识他们的嘴脸。

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我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行？”他笑说：“你看看去吧。”

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

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

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

他说：“××啊？伊是‘瘪三’！”

“前天还有个××呢？”

他说：“伊是‘告化甲头’。”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

他翘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相人啦！”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侧，四个浓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里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对付。

我把这枚稀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儿们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么把名片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28]

这所振华分校，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告停办。杨绛又告失业了，当然，这样她也可以避免地痞流氓的骚扰了。

杨绛除在振华分校谋事外，同时她还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她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杨绛父亲的家，则由其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她的女儿圆圆长得惹人喜爱。她的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外祖父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杨绛认为，圆圆得人怜，是因为她乖，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出过痧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病疾，病后肠胃虚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妈妈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杨绛四楼的三姨和她们很亲，她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张小桌子，两把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杨绛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她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她“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拿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姊姊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她外公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这时，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钱锺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杨绛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外公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杨绛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而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外公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外公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外婆独出心裁特为外公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外公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杨绛觉得圆圆看书识字，与她父亲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钱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杨绛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一九四〇年秋末，杨绛弟弟从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杨绛的女儿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她爸爸屋里。而此前钱锺书曾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钱基博原先说，一年后和钱锺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钱锺书是和徐燕谋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杨绛知道自己的弟弟即将回家，家里挤，钱锺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

圆圆将随杨绛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

“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的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杨绛不在场，据圆圆的大姨说，不易落泪的外公被圆圆哭得也落泪了。

钱锺书回家不成，母女俩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又把房子退了，重返来德坊。她们母女在外公身边又过了一年。

这时，圆圆已识了许多字，杨绛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母亲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她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杨绛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任母亲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硬币那么大。

圆圆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母亲还要改大沓课卷，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杨绛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杨绛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她只好把书藏起来，为女儿另买新书。

杨绛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而丈夫钱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她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颇像爸爸。许多年过去了，钱瑗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母亲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注释

[1]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3月第1版，第20页。

[2]苏雪林：《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载张昌华编《浮生十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63—264页。

[3]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6页。

[4]引自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99页。

[5]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1月第1版，第92页。

[6]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84页。

[7]转引自陆灏：《〈读容安馆札记〉的札记》，《东写西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页。

[8]张霖：《〈顾颉刚日记〉中的钱锺书》，《书屋》，2009年第6期。

[9]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1月第1版，第92页。所引诗句均见钱锺书的《槐聚诗存》。

[10]杨绛：《杂忆与杂写（一九九二—二〇一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第1版，第242页。

[11]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锺书先生》，见氏著《离乱弦歌忆旧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128页。

[12]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见氏著《离乱弦歌忆旧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83页。

[13]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45页。

[14]许渊冲：《逝水年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第1版，第48页。

[15]许渊冲：《诗书人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05页。

[16]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见氏著《山阴道上——许渊冲散文随笔选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69页。

[17]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见氏著《山阴道上——许渊冲散文随笔选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69页。

[18]许渊冲：《逝水年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第1版，第50页。

[19]汪曾祺：《未尽才：故人偶记》，见氏著《生活，是很好玩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264页。

[20]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8页。

[21]所谓“顶”，指的是抗战初期，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上海租界避难，房屋难觅，一些承租人纷纷把所租赁房屋以高价将租赁权转让他人，称“顶”。

[22]郑朝宗（1912—1998），字海夫，福建福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西文学研究。著有散文集《护花小集》《梦痕录》《海滨感旧集》等。

[23]郑朝宗：《忆钱锺书》，原载1945年8月26日永安《中央日报》星期版；见罗思编《写在钱锺书边上》，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4页。

[24]黄春宇、刘迪：《寻常巷陌，人文大师曾住：寻访沪上学人故居》，《文汇报》，2015年1月23日。

[25]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2页。

[26]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8—101页。

[27]引自黄恽：《钱杨摭拾：钱锺书、杨绛及其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207页。

[28]杨绛：《黑皮阿二》，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