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步入剧坛

一

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钱锺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杨绛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了，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

杨绛和圆圆在钱锺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钱锺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糙。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把外国椅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椅子，就交给了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圆圆要赶她爸爸走。

钱锺书很窝囊地笑说：

“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女儿的话一字字记下了。

钱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像被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锺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钱锺书究竟说了什么话并不重要，反正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从此，钱锺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她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她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在写东西，其中有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可以读一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噘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钱锺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传的。所以钱锺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他像“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而清华方面却杳无音信。一直到这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钱锺书再想离开也出不去了，只好与夫人厮守在一起，苦度上海的沦陷生活。

刚开始钱锺书没有工作，后来，杨绛父亲杨荫杭就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女婿，使他有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才有些着落。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一九四二年春，钱锺书被该校聘为教授，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杨绛的小妹妹杨必正在这所学校读书，钱锺书教过她。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陈麟瑞（1905—1969，笔名石华父），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他到震旦任教，就是钱锺书介绍的。陈麟瑞夫妇与杨绛夫妇是挚友，杨绛说过：“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1]

陈麟瑞在杨绛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忠厚长者，他教学认真，创作严谨。“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的要求更加认真。”陈麟瑞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海葬》等多部话剧。他对杨绛帮助颇多，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陈麟瑞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杨绛记得在他藏书中有半架子英文、法文的《笑的心理学》之类的著作，杨绛曾向他借阅过。

在杨绛夫妇的记忆里，陈麟瑞是一位最随和、最宽容的朋友，他曾笑呵呵地指着钱锺书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在杨绛夫妇的朋友当中，李健吾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他是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的校友。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文系，次年接受朱自清的建议，转外文系学习法语。一九三〇年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赴法国巴黎语言专修学校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同时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从事剧本创作。除改编外国戏剧外，还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李健吾不仅是剧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杨绛的喜剧就由他执导过。

孤岛生活期间，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得以出版，陈麟瑞、李健吾作为审阅人，帮助不少。对此，钱锺书夫妇为了表示谢意，曾一起小聚一次。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谈起了戏剧，陈麟瑞、李健吾竭力鼓动杨绛写写剧本。杨绛正是在他们帮助鼓励下步入剧坛的。

杨绛说过，上海全部沦陷后，她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她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2]这里先回顾一下她的教学生涯，特别是其中堪称“惊险”的遭遇。

杨绛上课的小学起初还未被日军管辖，这所学校是半日制的小学，只在下午上半天，虽然课程多、路远，但因生活所迫，她也只好接受做了代课老师。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为了糊口，她“乐此不疲”。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道：“……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钱宅，“一住就是八年”[3]。法租界与位于公共租界上课的学校，相距颇远。她每天都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然后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那时，电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鬼子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便低着头过去了。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去。不过，日本兵上车时，全体乘客都要起立，听候他们的检查。

有一次，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被日本兵觉察到了。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吐着一字字大声道：

“岂有此理？！”

车上原本就十分安静，杨绛的怒骂发作，更使车上的静默立即上升到最高度，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日本兵与杨绛对视，杨绛也毫不示弱，圆睁地瞪着前面的车窗……国难家仇使她愤怒异常。两人相持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才转过身去，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地走出去。

电车这时又开动了，同车厢的乘客吓得惊魂失措，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才缓过神来，恰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有人喘了口气说：

“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杨绛没有搭理，一肚子没好气。车开过了好一段路，她才庆幸自己没闯大祸，躲过灾难。为了不受此罪，杨绛从第二天起，情愿步行，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

直到那所半日制的小学也被日寇接管，杨绛才不再当“孩子王”了。

其时，钱锺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Mother Thornton“方凳妈妈”见了面，方凳妈妈是位爱好文学的英国修女，对钱锺书很欢迎，立刻为他增加了钟点。但即使震旦给他增加了钟点，薪俸仍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他就兼职做起家庭教师。第一位拜门学生是到了震旦后就收的，此后又增添了两位。杨绛说：“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4]这些话道出了当时生活的辛酸。

夏志清证实说：“四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那几年，钱私授了不少学生，凭那几份束脩以贴补家用。那时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很低的。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上演，也抽到了不少版税。一九四七年《围城》出版，大为轰动，畅销不衰。所以那几年物价虽高涨，他们生活尚能维持。当年有好多《围城》的女读者，来信对钱锺书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钱谈及此事，至今仍感得意。事实上，杨绛同《围城》女主角孙柔嘉一点也不像；钱氏夫妇志同道合，婚姻极为美满。”[5]

那么，钱锺书如何对这三位幸运的拜门学生进行补习，在何灵琰、方资敏、钱之俊、范旭仑等陆续发表的相关回忆、考证文字中，我们约略能还原当年的一些情形。

第一位拜门学生姓周，叫周节之，家境富裕，所以给钱锺书的报酬也是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的。这个拜门学生不断请老师代为买书，自己却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所以，钱锺书能读到很多他想要读的书，这对他来说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他高兴地在买来的书上一一写上“借痴斋藏书”，盖上“借痴斋”印章。“文革”期间，书籍流散，曾有人就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了钱锺书。钱锺书对这个拜门学生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

一九四八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钱锺书的《谈艺录》，他在《序》里提及这位学生：“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困，不索借书之瓻。并书以志仁人嘉惠云尔。”这是很荣耀的事了。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写的，《序》是在一九四二年写的，那时周节之正是他的补习学生。

一九四五年三月，钱锺书、杨绛夫妇同游杭州，由周节之陪同兼做导游。在上海期间，钱锺书还曾带他到合众图书馆，以及拜访朋友。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槐聚诗存》收一九五二年作《生日》诗，脚注云：“与家人及周生节之共饮市楼。”[6]学生周节之与钱氏家人一起庆贺生日，直如家人矣。第二位学生应该不姓钱，而是姓何，名叫何灵琰。何灵琰是钱锺书在震旦女校的学生，也是他的补习学生之一，是何竟武将军的女儿。

据何灵琰后来在《钱锺书·〈围城〉·才人》中追忆：

开始，钱先生负责辅导我的英文，而后没有多久，钱先生发现虽然我对英文没有兴趣，但是中国文学还是有不错的基础。所以，我们每每上课的时候，竟然最多的是谈论中国诗词。实际上，我现在的文学功底是从钱先生那里得来的。那个时候，钱先生已经着手小说《围城》的写作，所以，《围城》总是少不了的话题。那时每逢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要先把他又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我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据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有一回，钱先生和我说，在《围城》里，以我为原型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会画画儿、写不好字儿的太太。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觉得我们之间不像师生，倒像是朋友。和钱先生在一起，我最喜欢的和最怕的就是钱先生那调皮的眼神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每当看到钱先生的这个仿佛是嘲讽的表情，觉得既滑稽又紧张，滑稽自不必说，而紧张的是不知钱先生又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

那时候，钱先生每次下午两三点钟到我家来，上完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客嫩鸡焖面，一边吃东西，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哪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烂熟于心。[7]

何灵琰是经文博专家徐森玉介绍，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拜钱锺书为师的。

一九四四年，何灵琰的父亲为让她的英文不成为留学的障碍，四下里托朋友，给她找一位高水平的英文家庭教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向她父亲推荐了一位英文教师。徐对这位年轻人相当推崇，说这位家庭教师从英国回来，有相当深厚的英文和中国文学功底。于是，她父亲接受了徐森玉的提议。

没过两天，那位年轻人来到她家，竟然就是何灵琰的大学英文教师钱锺书。钱锺书开始婉言谢绝了徐森玉的提议，在其再三请求之下才勉强同意。钱锺书致徐森玉函有云：“何女士名门淑媛，重以吾丈道地，不才决破例往教。苟遇风雪，或偶援《北梦琐言》‘四不出’之成说，何女士万勿先过。”因而补习时间也不是何灵琰父亲要求的每天一次，而是一周上课两次，即使这样也不保证每次都来。钱锺书由此一直做了她两年的家庭教师。

抗战胜利，补习结束，何灵琰的父亲为了答谢钱锺书对他女儿的教诲，专门带着女儿来探望老师。那么长时间的交往，他们已经建立了朋友一样的关系。在后来的若干年中，师生二人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后来，何灵琰到美国学纺织设计，曾和胡适、顾献良、周策纵、吴讷孙、唐德刚等同结白马社。吴祖光为何灵琰作《戏瘾、乡愁、爱国心》说：“她送我一本她的诗词《琬琰集》，还告诉我，她曾师从钱锺书学诗，师从赵尊岳学词，师从张大千学画，师从朱傅茗学昆腔等。一个在大洋彼岸搞西方纺织设计的女科学家，却沉湎于故国的诗、词、歌、画，那么认真执着，以致诗词成集、粉墨登场。”[8]

一九七九年四月，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何灵琰特地前往迎迓：

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人头攒动……我挤上前去，终于握住了钱先生的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希望他能叫出我的名字。经片刻，我终于忍不住了：“钱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何灵琰啊！”先生的眼神在游移，是啊，我自责，我有何德何能让这位我一直高山仰止的文豪记住我的名字呢？“三十多年前，您做过我的英文老师。”我没有放弃。“Julia！”久违了，我的这个英文名字，今天竟是从一位我敬仰已久的先生口中说出，如何不令我感动不已。[9]

一九八五年十月，何灵琰回国时登门拜访钱锺书。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四年，何灵琰年年回乡，“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杨绛曾自谓：“我遵奉大夫嘱托，为他谢客谢事，努力做‘拦路狗’，讨得不少人的厌嫌，自己心上还直抱歉。”[10]

第三位补习学生姓方，叫方资敏。方资敏在一九四二年成了钱锺书的英文补习学生之一。他当时还在雷士德工学院上高中二年级，英文基础不错，但不久学校英籍老师被押进集中营，日本教员进驻学校，开始传授日文，他们就默然抗议，退出了变质的中学。

这时，方资敏的老师郑朝强向他推荐英文补习教师，他的一位留学牛津的朋友，在本地大学授课，后来才知道就是钱锺书。这位老师告诉他，能否取录，还需经严谨评核。

方资敏回忆道：

在那晴朗的下午，我在法租界的一栋三层楼房前，敲打钱教授住宅大门。经人引进后，我见到了钱教授和旁边的钱夫人。钱教授态度亲切谦逊，我根本没有想到面对着的是世上罕有的文学天才。简单的面试后，钱教授要我在一星期内写一篇文章，题目不拘，要评阅及格，才会收我做学生。幸运得很，测验通过了。第二个星期六上午开学，跟着每个星期六上课。

上课是在上了楼梯右手边的小房间。钱教授一进来，我就精神抖擞，积极学习。奇怪得很，第一本课本是杰罗姆（Jerome K.Jerome）的散文集《闲人闲想》（The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每周我要写一篇散文，次周会拿到钱教授的评改，且严厉，又激励。我还记得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对镜观察”（Looking into the Mirror）。真是需要高度想象力，才能构写出有趣的内容。在此期间，我每周一次骑脚踏车到广藏英国文学书籍的公共图书馆，借几本钱教授要看的书。钱教授阅读侦探小说作消遣，尤喜陶乐妃·塞耶丝（Dorothy Sayers）的，阅读起来，如饥似渴。

第二本课本是查尔斯·布勒·菲宾斯（Charles Bullard Fairbanks，1827—1859）的《我不认识的老朋友——阿乔戚》（My Unknown Chien—Aguecheck；Aguecheck是莎翁戏剧《第十二夜》中的角色），这也是本散文集。内容主要是跨越大西洋到欧洲故旧名都的游记，包括伦敦、布鲁塞尔、日内瓦、翡冷翠、罗马、马赛、巴黎，等等。各地的风貌，在各国文学巨匠的独特文风下，展示无遗。原来钱教授藉此引述内容相当，各种语文（拉丁、英、法、德、意）的原文语录，来阐明这些美妙构思。用各种语文来表达同一思想的“比较文学”是从未梦想到的宝库。我带着敬畏的心情上课，仔细做了大量笔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够接近罕有的天才。这段启蒙时期，终生难忘。不用说，这段经历令我谦卑，渐渐了解，我永无可能达到钱教授的成就。

很快，我的文学阅读范围扩展到济慈（Keats）、雪莱（Shelley）、拜伦（Byron）及但尼生（Tennyson）的诗；蓝姆（Lamb）、艾迪生（Addison）的散文；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论述；狄更斯（Dickens）和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甚至但丁（Dante）、伏尔泰（Voltaire）和歌德（Goethe）的作品。想起歌德所述“升上天堂，孑然一身，才知道是最大的痛苦”，真真不错。莎士比亚是个例外，钱教授叫我四十岁后再读他的作品，方能得其精髓。[11]

两年后，钱锺书和方资敏都觉得如果能转攻科技，将来发展会更好，因为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科技。于是，补习课程由英文转为中文，来应对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投考国立交通大学。

一九四四年，方资敏考入交大工学院，补习也就停止了。但他仍然替钱锺书跑腿，到图书馆借书。

一九四七年，政局动荡，上海大学生经常抗议罢课，有时学习甚至完全停顿。这时，方资敏找到一个机会，可以以大学三年级肄业的资格转校到美国就读大学四年级。当时听人介绍，麻省理工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他就准备报考此校。钱锺书替他写了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在他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中发挥了作用。[12]

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

钱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二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以用杨绛在她的回忆录里的一段记叙来印证：“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3]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影响杨绛与她的丈夫钱锺书一家人乐观的情绪。

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同时，上海地下党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组织了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开展业余戏剧运动。仅一九四二年上海就有剧团二十个，演出剧目八十九个；一九四三年先后出现的剧团有几十个之多，剧场二十多家，演员达二百余人，演出剧目近五十个。对此，丁罗男分析指出：“近百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工业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逐渐形成，文化也从少数精英分子的审美对象，转变为完全具有公共性的大众消费形式。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众文化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浸润、弥漫于电影、小说、戏剧等领域。抗战爆发后，特殊的‘孤岛’及沦陷环境，更是把上海‘摩登’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电影业、出版业受到压制和破坏，美国影片遭禁，国产影片的制作又为敌伪所掌控，其他如畅销文学、时尚报刊等情况也差不多，战前上海业已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一时间大大萎缩，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亟待一种新的娱乐文化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话剧以它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迅速的收效，还有它与电影的紧密联系（比如剧影双栖的‘明星’），很快填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市场空缺，同时给处于困境中的市民阶层以精神的慰藉与心理的代偿。与此同时，‘孤岛’时期来自周边地区的大量游资进入上海，商业界伺机投资话剧产业，成立剧团或资助演出，也对话剧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4]

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通过陈麟瑞、李健吾二位的介绍，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走进了杨绛的家里。那时，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

一九四二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一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出席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李健吾剧作《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与陈麟瑞（石华父）作品《晚宴》里的蒙古王爷。这两部剧作，当时上演时是上座率很高的作品。因为两部剧作中都有蒙古王子或王爷出现，杨绛则把剧中蒙古人吃烤羊肉与现实生活自然联系在一起了。

席间，陈麟瑞、李健吾就怂恿杨绛：

“何不也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

杨绛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谦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话剧，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鼓励的话也随之一再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她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先送给住得不远的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又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就转到李健吾手里。

没过数日，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也将粉墨登场，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15]。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在金都大戏院正式公演。

杨季康是杨绛的本名。当《称心如意》戏正式上演之际，需要印刷海报宣传品，李健吾要杨绛为自己起个笔名。

这天，杨绛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你运气真好！你那剧本给佐临看中了，已经在排演了，就要出广告了，署什么名字呀？”

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

从此，杨绛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不常使用了。

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一方面她拥有创作戏剧的资质，一俟朋友的提议，其写作的潜质便激发出来。另一方面来自杨绛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剧作家灵感的渊薮。《称心如意》中的主人公李君玉，她的母亲不听外祖父的安排私自与穷画家结婚，失去本家的关爱而远离上海去了北平。李君玉在双亲谢世后，却旋即被三位舅母召回上海，明说是要救助她的孤苦无依，实际上把她轮番当作劳动力使用。后来，又怕李君玉的性格会给自己家庭带来麻烦，像推磨似的从这家又推到另一家。杨绛恰如其分地掌握了戏剧的技巧，充分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十里洋场中的小市民生活的灰色平庸，杨绛十分熟稔，剧作深入地表现了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尴尬、种种疲软，剧中人物身上的喜剧因素，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

杨绛笔下的李君玉从北平投奔舅舅，由此引来一系列令人捧腹、使人心酸的遭遇。她的大舅赵祖荫是一个冷酷的银行经理，一向看不起李君玉的穷画家父亲，因而对李君玉颇为冷淡，然而大舅母不放心丈夫雇来的年轻妖冶的女秘书，便逼迫赵祖荫让李君玉顶替做秘书，以此来拆散赵祖荫与女秘书。大舅父出于无奈，自然于心不甘，对李君玉百般挑剔。同时，这位大舅母也嫌弃君玉，不让君玉住在她家里，于是匡称二舅二舅母想她，叫李君玉晚上住在二舅家。后来，表哥赵景荪爱上了李君玉。二舅母怕李君玉迷住自己的儿子，便又把她推到四舅家。四舅赵祖懋待人不错，而四舅妈却是一个所谓“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只想挥霍丈夫的金钱，他们虽然没有子女，但也不想让李君玉闲着，要她带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野孩子。赵祖懋生怕因此一家人不太平，便与李君玉设计，由君玉伪造一封信给四舅妈，谎称赵祖懋外面有相好的女人还有小孩子，以此打消四舅妈领养野孩子的计划，不料又引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先是四舅妈整天看着赵祖懋，一刻也不离身，不管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这样李君玉在赵祖懋的家里也待不下去了。最后，李君玉被踢给舅公徐朗斋。孤女李君玉只能依靠自己的冰雪聪明，应对矛盾百出的局面。

不料李君玉被这最后一踢，来了个好事成双，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舅公徐朗斋是巨富人家，有钱有宅，没有儿女，孤身一人，大家早就觊觎他的家财，争着想把儿女过继给他。偏是老头子脾气古怪，一毛不拔，水泼不入，针插不进。三位舅母讨厌李君玉，她们商量着做成圈套，送她到徐朗斋处，料定她住不了三天。谁知事与愿违，李君玉被甩给徐朗斋后，反而命运发生转机，被徐朗斋收为孙女，成为继承人。而李君玉的男朋友陈彬如，是徐朗斋一个朋友的孙子，也是个好人。徐朗斋成全了他们，同意他们结合。这下子，不但李君玉的舅舅、舅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而且赵景荪的春梦也破灭了。李君玉做梦也没有想到世态炎凉，最后的幸运儿竟会是自己，真正是“称心如意”。

杨绛果然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

日本作家鹤见佑辅说得好：“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又说，“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杨绛写的就是这种含泪的喜剧。因为是用泪水稀释过的，故而笑得痛快淋漓，笑得含蓄蕴藉；这种笑带有无穷的意味。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在《文坛忆旧》一书中写道：“杨绛女士原名杨季康，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16]

当年导演该剧的是名家黄佐临，有趣的是他女儿黄蜀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父女两代导演，与杨绛、钱锺书一家艺术结缘，成为佳话。

三

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弄真成假》完成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这部戏剧中，杨绛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风俗图，刻画了周大璋这一人物形象，剧作家对他爱恨交加，既鞭挞又不乏同情。她最为关切的是普通人习而不察或者不予深究的东西，她所揭示的也正是他们身上可悲而可笑的喜剧因子。

杨绛的《弄真成假》中的男主人公周大璋一表人才，却家境贫寒，他和寡母无法生活，只得寄居在妹妹的婆家开的杂货铺的小阁楼里。周大璋原本在一家保险公司就职。但他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他为了取得地产商张祥甫女儿的巨额陪嫁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张燕华而取悦于张祥甫女儿张婉华。张燕华本是张祥甫的亲侄女，寄身叔父家，形同女用人，她也拼命打算改变自己的处境，幻想嫁给自诩为官宦世家的周大璋后会有转机，结果离开了叔父，住进了周家寄住的小阁楼里，这样的结局，使周大璋、张燕华“弄真成假”。

杨绛在这一部剧作中，语言适度，笔调温和客观，注重从人物的心理、言谈举止、表情肖像上面来寻找喜剧性。她运用语言的才智使人联想到钱锺书《围城》中的奇言妙语。比如说，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冯光祖就是一个例子。冯光祖身为教授，学究气浓厚，他抱怨女用人把他的衬衫纽子弄丢了，却对女用人说：“唉，杨妈，我跟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扣子为什么爱掉；在知道了原因，才能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纽扣怎么会丢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烙铁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纽扣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17]女仆说：“从来没见过纽扣底下长脖子。”[18]在这里，杨绛巧妙地凭借性格语言，将人物从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凸显出来。

在戏剧的最后部分，杨绛以周大璋、张燕华两人对话来充分揭露当时社会弥漫的拜金主义气息，展示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可悲结局：

张燕华大璋，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大璋我也不知道。

张燕华这可不是做梦吗？

周大璋简直像演戏呢！

张燕华这——这就是你的家？

周大璋咱们的家了！

张燕华（回顾）好个“诗礼之家”！（指外）那一位就是你的知书达礼、有才有德的妈妈？楼下就是你舅家的什么华洋百货公司，那位喜妈妈就是你妹妹？（苦笑）咳，大璋，真是环境由你改造啊！我佩服你改造环境的艺术！

周大璋哎，燕华由你做主呀！我也佩服你掌握命运的手段！

当时，杨绛创作的《弄真成假》和《称心如意》，当年在上海非常卖座，好评如潮。

杨绛在《弄真成假》完成后不久，又创作了另一个剧本《游戏人间》，可惜久未找着，向杨绛打听也是如此。《杨绛作品集》附录的《杨绛著作书目》亦未予列入。不过，赵景琛的《文坛忆旧》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均有记载，当时上海出版的《杂志》《小天地》上还有人为此写过评论。

《风絮》是杨绛唯一的一部悲剧作品。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上，连载于该杂志的第三、四期合刊和第五期。[19]

《风絮》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是青年知识分子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带了妻子沈惠连到乡间创办事业。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由此不仅冷淡了妻子，也得罪了地方势力，结果被诬陷入狱。经过友人唐叔远和妻子的共同营救，终于获救，戏便是从方景山出狱演起。

一年的铁窗生活使方景山被磨炼得斗志弥坚，他正要东山再起，却万万没有料到，在营救过程中妻子沈惠连已移情别恋，主动追求唐叔远；唐叔远则迫于友人之妻不可欺的道德，始终压抑自己对沈惠连的感情，一再婉拒。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方景山，却经受不住爱妻情变的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唐叔远见到遗书，以为友人已殁，便与沈惠连拥抱在一起，然而被拥抱的沈惠连却又觉得是自己杀了方景山，所以毫无如愿以偿的欢愉。这时，从潭边回头的方景山追到沈唐两人面前，声言要和沈惠连同归于尽，不然就枪杀唐叔远，与沈惠连重归于好。戏到这里，沈惠连突然夺过手枪朝自己连击数弹倒下了，方景山失声痛哭，唐叔远呆如木鸡，帷幕徐徐落下。

这出戏渲染了方景山、沈惠连和唐叔远三个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三个好人酿出一场悲剧。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小人或恶棍，也谈不上什么腐朽制度。他们仿佛坠入一口深不可测的感情的陷阱。唐叔远哀叹：“唉，咱们是戴着眼罩拉车的马，蒙着眼赶路。谁知道天的安排。”沈惠连接着叹道：“天要把咱们俩放在一起，为什么又叫咱们认识。一生太短了，不能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杨绛起剧名《风絮》正是点明人生不能自主的含义，是对人生的探索，纵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让人回味再三。

如果说，杨绛以前的两个喜剧，是对自私、虚伪、势利和粗鄙的人情世态尽情嘲讽竭力鞭挞，显示了道德谴责力量，那么《风絮》则由社会批判转向了人生探索，引起的是对生活的品味和思辨，更耐人咀嚼，更深沉。两个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裂得痛快淋漓，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舞台效果，而《风絮》则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得同样毫不留情，它给予观众的心灵震撼不逊于前者。

不过，杨绛的戏剧代表作还是当推前面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也受到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的高度评价。夏衍说过，他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回到上海，杨绛的剧本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当时，写剧本的为数不多，“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20]。

中国数一数二的戏剧大家、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对于杨绛的《弄真成假》赞不绝口，他有如下的说法：“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21]这一大气的评论，真是说得酣畅淋漓，痛快至极！

四

杨绛的戏剧作品，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戏剧界同行和出版家的激赏，也引起了一些年轻剧评人的注意。麦耶和孟度即是其中的代表。

翻译家董乐山（1924—1999）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很活跃，当他还是圣约翰大学一个爱好戏剧、擅写剧评的学生时，便以“麦耶”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影剧评论。

而《杂志》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刊于上海的一份期刊，原为言论杂志，曾遭遇两次“勒令停刊”，后转变为以文艺为主，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22]

《麦耶剧评》涉及杨绛的有：“剩下的就只有半数：《浮生六记》《香妃》《弄真成假》与《飘》才是十月剧坛热闹的中心。”[23]在“《弄真成假》以后，接连看到三数个趣剧的上演，这是值得悲哀的现象”。[24]董乐山虽然其时还是个大学生，但是艺术鉴赏力非同一般，他对杨绛《弄真成假》的评论和观点，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董乐山在《〈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中说：“杨绛女士继《称心如意》后写《弄真成假》，同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先生把杨绛女士推崇为中国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纪程碑是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他一方面肯定了杨绛的两部喜剧对于当时充满眼泪和鼻涕的剧坛，是“为喜剧开一大道”，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指出《称心如意》在结构上缺少一个统领全剧的中心，而《弄真成假》的缺点在于受悲剧的影响太深，他认为剧中人物为挣脱出身而摆脱命运的悲剧性以及杨绛对于整部戏的悲观式的看法，使得《弄真成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25]

在《七夕谈剧》中，麦耶又评论杨绛的话剧《游戏人间》，认为该剧仍然保持了杨绛“写实与观察的精微”，既深入生活又能站在一个高度看生活，但也指出结构上显得勉强。麦耶强调：“我始终认为杨绛是一位悲剧作者，她的感情是超乎理智的。”[26]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杂志》月刊上，孟度发表了评论《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称赞杨绛是“天生的喜剧作家”[27]，他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于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28]“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华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华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鲁迅先生创造了民元时候某种雇农的典型阿Q，杨绛女士又创造了现代中国某种平民老妇人典型周大妈。我为中国文学庆幸……”[29]孟度认为杨绛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俯瞰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冷静而理智的立场，使得杨绛的喜剧有着严肃的思考。这和麦耶的评论有着相似之处，二者都看到了杨绛喜剧并不是一般的闹剧或滑稽剧，从其剧作中能够看到杨绛本人对于人的命运和处境的谅解与审视。

总的来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杨绛戏剧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评论文章不多，而且大多数的评论属于印象式的作家对作品点评，并没有较强的思辨色彩，但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和热议，已经说明了杨绛戏剧的独特价值。

多年以后，柯灵在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时指出，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30]。所以，杨绛的剧本具有错综复杂的纠葛、有趣的场面、真实丰富的细节、层出不穷的笑料，可谓美不胜收。作者老到的叙事技法，驾轻就熟；剧情的进展，如行云流水；语言通体灵动，是纯粹的民族风味，没有掺杂丝毫的杂质。这是一曲笑的凯歌，完全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

杨绛著剧本《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后被收录在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之中，由世界书局出版。《称心如意》，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一月初版，《剧本丛刊》第一集之一种。《弄真成假》，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初版，《剧本丛刊》第四集之一种。收入这一丛刊的还有李健吾的《花信风》、黄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一九八二年重版。杨绛著戏剧《风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初版，上海出版公司印行，《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之一种。《风絮》后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八月出版的《杨绛全集》（第五卷）。

为了考证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当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内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孔海珠曾经专门向杨绛求证。

孔另境是著名作家茅盾的内弟，本人也是一位编辑家。孔海珠是孔另境的女儿，她为了了解当年父亲组稿和出版杨绛这两部剧本的情况，以及在“孤岛”时期，杨绛是否认识孔另境？有些什么交往？她的两个剧本是怎么到其父亲手上出版的？……总之，很想弄个明白，又不便贸然打扰杨绛。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孔海珠转托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居中联络，杨绛致信孔海珠。“她的来信有整整两页，字迹清秀有力，丝毫没有抖动的迹象，而且很认真，信中有好几处用涂改液处理的痕迹，令我感动极了，她是为让我看得更清楚吧。这是我收到的年岁最高老人的信件了。她是一九一〇年出生的，那时已九十八岁高龄。”孔海珠说。她认为，这封信史料细节生动，内容翔实，太有全文记录下来的必要，所以在《文汇报》上予以披露。[31]

孔海珠女士：

五月十六日来信已收到，赶紧回信把事情说清楚。我的《杂记与杂写》里有一篇《客气的日本人》，讲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讯事。文章结尾有一句讲到令尊“……有人奉命举着一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他就是孔另境先生。我并未看见，大约是已经过去的事。我和令尊从未见过面。

我的两个喜剧先后在孔另境先生主编的《剧本丛刊》出版单行本。我并未投稿，也未订合同，只记得忽有不知谁寄来样书二册和若干稿酬，稿酬不多，我在老大房买了酱鸭、酱肘子各两份。当时我住辣斐德路钱家，我公公和叔叔是孪生兄弟，两家同住分炊，很亲近，困难时期，难得开开荤，所以我买了同样的两份（剧本上演税够请朋友吃顿饭），书的稿酬只够买这么两份熟食，每份只装得两碟子，女儿瑗瑗把肘子吃在肚子里了，还在饭碗里找她的肘子呢。

孤岛时期，有个敌我界线。凡是不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是“我们”，参与者是亲敌的。我的剧本虽然没有政治味，却正好可供抗日剧团作烟幕弹，恰好又很卖座，鼓励我写剧本的是柳亚子的女婿陈麟瑞（石华父），常来往的有程（陈）西禾和傅雷。因为都住在邻近。

有一次，我们夫妇参加一个有关文艺的会，程（陈）西禾很紧张地找到了我们住处，告诉我们今天开会是要签名的，签名就是加入“共荣圈”，我说“我们就是不签名”。我们三个就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出门，并无人拦阻，可见签名是自愿的。柯灵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我们来往很勤，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地下党员。宋淇（宋春舫之子）又名宋悌芬，在话剧界很活跃。他爱喜剧，也写喜剧。

另一个圈子是郑振铎为中心的，他和傅雷都很好客。王元化夫人张可和我也常来往。我很想知道她是哪年去世的。你知道吗？

你问的事，我都写上了吧？

专复，即问近好

杨绛

2008年5月20日

孔海珠在文章中感慨道，正如胡木英所说，杨绛尽管年近百岁，脑子却很清爽，思维很活跃，完全没有给人老态的感觉。另外，过去一个甲子前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细节都清清爽爽，连“双手插在口袋里”这个动作，也能回忆得令人叫绝。尤其信中说到当时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圈子文化，他们的是非分明，还有你我的界线——真实可信而生动。

其实，对杨绛的复信和孔海珠的文章还可以做一些补充。

杨绛的《称心如意》创作于一九四二年冬天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之间，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公演。当时，剧本尚未出版。杨绛对于原剧本“并不满意”“因为匆促搬上戏台，也未及好好修改”。大概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在“世界书局向我（杨绛）要它去编入丛刊（孔另境主编的《戏剧丛刊》第一辑）”时，杨绛重看作品一遍，对原剧本做出了修改，“尽量改动了第一幕和第四幕”，可是，杨绛认为，原作的“躯干骨骼已经长成了，美容院式的修饰，总觉得是皮毛的、不根本的。对于旧作品最好的补救，还是另写新作品”[32]。这样，在杨绛的同意与亲自修改下，《称心如意》的单行本由世界书局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出版发行，是为《称心如意》初刊本，这是现存的《称心如意》的最早的版本。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世界书局再版了《称心如意》，书的正文内容与《称心如意》初刊本一致。[33]

由此可见，杨绛的《称心如意》的出版问世，孔另境与世界书局所起的推手作用，应该记上一笔。当然，杨绛当年也曾强调：“趁这个剧本印行的机会，叙述一下写作的由来，并感谢朋友的热心鼓励。”[34]

《称心如意》出版后，杨绛曾对它“作了些字句上的修改”，据杨绛自称，修改完成后，剧本“搁置多年，已‘土埋半截’，不再挂在心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编辑同志要求把它们（指《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重印再版”，杨绛就“把久藏的修改本交出去”。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将杨绛的《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两种喜剧结集为《喜剧二种》，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第一辑其中一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她还指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35]

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京沪两地的话剧团体，联袂复演了杨绛的“喜剧双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杨绛悉知后，喜不自胜，援笔而写：

六十四年前，我业余学写的话剧《称心如意》上演，由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导演，演出很成功。一夜之间，我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这年秋天，我第二个喜剧《弄真成假》上演，也很成功。抗战胜利后，我改行做教师，不复写剧本，但是杨绛在上海戏剧界还没有销声匿迹。

解放后到了北京，杨绛就没有了。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慨叹自己的名字是用水写的。他是大诗人啊！我算老几！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又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好在话剧上演自有演员说话，作者不必登场。请容我告饶求免吧。谢谢！[36]

时隔半个世纪，杨绛创作的、曾于一九四三年在沪引起轰动的喜剧《弄真成假》，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再次重回上海的舞台，再现上海孤岛沦陷时期的生活风貌。

此番公演是由上海文广演艺中心出品，上海滑稽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主角周大璋由上海滑稽剧团演员钱程担任。

“票房好的戏不一定就是好戏”，此次的话剧导演杨昕巍认为《弄真成假》文学性比较强，它的噱头不是很多，他不会因为票房问题，加进一些所谓的笑料和俗文化，而是将力度放在挖掘戏的深度和戏剧美感上。

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舞美、灯光、音响、服装与化妆等幕后的老上海班底，在杨昕巍执导的另一部老上海经典系列剧《乌鸦与麻雀》塑造老上海时代风貌的基础上挖掘精髓，以全剧组的深厚修养为观众呈现出的老上海的极致色彩和时代味道。

舆论认为，从戏剧本身来说，杨绛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弄真成假》在剧本里体现出来的情爱观、价值观和金钱观同今天的人们几乎惊人的一致，因此上演《弄真成假》也有观众基础和现实意义。[3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论著中，揭示了四十年代沦陷区文学的一个现象级事实，即“雅文学与俗文学两大文学潮流中在对立中的接近趋向”，[38]杨绛的戏剧创作，正是这种现象的代表，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或者称“雅俗合流”，既坚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又尊重市民社会民间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的剧作中，有相当部分是所谓‘通俗话剧’，其中也有雅俗共赏的作品，杨绛被称为‘喜剧双璧’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即是同时为市民观众与知识界欢迎的代表作。杨绛的这两个剧本都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内心。《称心如意》在寄人篱下的孤女被踢皮球般抛弃而出入各家的过程中，写尽种种孳生于中西文化病态层面的虚伪自私；《弄真成假》深入展示了中国都市的里弄文化。”[39]杨绛作为新锐剧作家，她的笔触正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怜惜地抚摸下层市民的伤痛：含而不露地解剖他们的病症，弱化了启蒙意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间关怀。

这里我们不妨放宽视眼，从五四时期喜剧带着大量社会问题初登剧坛，经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丁西林、王文显等人的努力，到四十年代巨制大作的呈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喜剧的成熟。[40]杨绛等新锐剧作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关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用喜剧的形式折射出社会本色，既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又显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喜剧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杨绛的喜剧作品，是这一转型的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五

据杨绛回忆说，抗战胜利前，民间谣传美军将对上海进行“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她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她大姐、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这年暑假，杨绛的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杨绛因为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不过，杨绛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没有什么好玩。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孩子们到天黑了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做保镖。这使她显得颇有父风。杨绛是最怕鬼的，钱锺书反而从小不懂得怕鬼。

杨绛记得，有一次，她的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难道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钱瑗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注释

[1]杨绛：《怀念石华父》，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47页。

[2]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1页。

[3]杨绛：《我们仨》，见《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98页。据杨绛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杨绛曾短暂迁居蒲石路（今长乐路）“蒲园”，详后。

[4]杨绛：《我们仨》，见《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01页。

[5]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见氏著《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65页。

[6]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1版，第109页。

[7]引自范旭仑：《钱默存收女弟子》，载徐俊、严晓星主编《掌故》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4月第1版，第156—157页。

[8]引自范旭仑：《钱默存收女弟子》，载徐俊、严晓星主编《掌故》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4月第1版，第158—159页。

[9]引自范旭仑《钱默存收女弟子》，载徐俊、严晓星主编《掌故》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4月第1版，第160页。

[10]杨绛：《钱锺书手不释卷》，《瞭望》周刊，1989年2月6日第六、七合期；又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页。

[11]方资敏：《跟随钱锺书教授的启蒙时期》，《东方早报》，2012年9月23日。

[12]参阅钱之俊：《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79页。

[13]杨绛：《我们仨》，见《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01—102页。

[14]丁罗男：《从政治的视角转向文化的观照》，《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月20日。

[15]刘中国：《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97—399页。

[16]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79页。

[17]杨绛：《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15页。

[18]杨绛：《杨绛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90页。

[19]陈学勇：《杨绛的悲剧〈风絮〉》，《博览群书》，1996年第2期。

[20]柯灵：《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见《柯灵文集》（第三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22页。

[21]孟度：《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原载《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10日。见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661页。

[22]谢其章：《终刊号丛话》，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14—120页。

[23]麦耶：《十月影剧综评：热闹的十月剧坛》，原载《杂志》1943年11月号。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02页。

[24]麦耶：《是月也：趣剧的抬头》，原载《杂志》1943年12月号。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08页。

[25]麦耶：《十月影剧综评：〈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原载《杂志》1943年11月号。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04—105页。

[26]麦耶：《七夕谈剧：〈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原载《杂志》月刊1944年9月号。见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90页。

[27]孟度：《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原载《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10日。见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661页。

[28]孟度：《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原载《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10日。见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659页。

[29]孟度：《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原载《杂志》月刊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10日。见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662页。

[30]柯灵：《“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见《柯灵文集》（第三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22页。

[31]孔海珠：《杨绛的两个剧本和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文汇报》，2020年2月17日。

[32]杨绛：《〈称心如意〉原序》，见《杨绛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5页。

[33]黄海丹：《杨绛话剧〈称心如意〉的版本与修改》，《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1期。

[34]杨绛：《〈称心如意〉原序》，见《杨绛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5页。

[35]杨绛：《〈喜剧二种〉一九八二年版后记》，见《杨绛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92页。

[36]杨绛：《“杨绛”和“杨季康”——贺上海纪念话剧百年》，见《杨绛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

[37]姚琳琳：《杨绛喜剧〈弄真成假〉复排再现旧时上海风貌》，http：//sh.eastday.com/qtmt/20071024/u1a366672.html.

[3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92页。

[3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43页。

[40]张静河：《并峙于黑暗王国中的喜剧双峰——论抗战时期李健吾、杨绛的喜剧创作》，《戏剧》，1988年秋季号总第49期。又载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