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艰难时刻
一
抗战期间，上海成了一个“围城”。抗战十四年，杨绛饱尝战乱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战胜利的热切期盼中，艰难度日。
但杨绛、钱锺书两位先生相濡以沫、相敬为国，绝不与敌伪妥协、绝不在敌伪刊物上发表一个字。
那时，也有附逆文人来拉钱锺书下水，被他严词拒绝。钱锺书作于此一时期的歌行体长诗《剥啄行》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剥啄行》写于一九四二年，那时沦陷区里的一些汉奸文人们弹冠相庆，觉得自己侥幸走对了路，有些佞朋也来拉钱锺书下水。
剥啄行[1]
到门剥啄过客谁，遽集於此何从来。
具陈薄海苦锋镝，大力者为苍生哀。
旧邦更始得新命，如龙虎起风云随。
因余梁益独隅负，恃天险敢天心违。
张铭谯论都勿省，却夸正统依边陲。
当年蛙怒螳螂勇，堪嗤无济尤堪悲。
私门出政贿为国，武都惜命文贪财。
行诸不义自当败，冰山倒塌非人推。
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
我闻谢客蹶然起，罕譬而喻申吾怀。
东还昔岁道交趾，余皇衔尾沧波湄。
楼船穹窿极西海，疏棂增槛高崔巍。
毳旄毡盖傅蜡板，颇笏窗翳流苏帷。
金渠玉鉴月烂挂，翠被锦裀云暖堆。
大庖珍错靡勿有，鼋胹鲸脍调龙醢。
临深载稳如浮宅，海童效命波蹊开。
吾舟逼仄不千斛，侍侧齐大殊非侪。
一舱压梦新妇闭，小孔通气天才窥。
海风吹臭杂人畜，有豕彭亨马虺。
每餐箸举下无处，饥犹喂虱嗟身羸。
船轻浪大一颠荡，六腑五脏相互回。
邻舫吕屠笔难状，以彼易此吾宁为。
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
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
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
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
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
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
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
闭门下帷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
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
《剥啄行》的前半记述一位“过客”造访、极力劝诱钱锺书下水：“迂疏如子执应悟，太平兴国须英才。”看得出来，这位“过客”显然是所谓“云从龙、风从虎”的“识时务”者，一个附逆文人，他所追随的“大力者”应该就是与日和平的汪精卫氏。这位附逆的“过客”力劝钱锺书不要迂疏固执，还是出来“咸与和运”为好——“太平兴国须人才”呢！那么，钱锺书是怎么回答这位“过客”之劝诱的呢？在《剥啄行》的后半，钱锺书回顾了自己在国难当头之际，与那些撒手西去欧美的人背道而驰，毅然挈妇将雏、奔赴国难的坚定意志，作为对劝降的“过客”之回答。“彼舟鹢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东归。择具代步乃其次，出门定向先无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颠沛造次依无失，细故薄物何嫌猜。岂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闻作色拂袖去，如子诚亦冥顽哉、闭门下帷记应对，彼利锥遇吾钝椎。此身自断终不悔，七命七启徒相规。”其明心见性之旨趣、凛然不屈之节操，可谓掷地有声、断然不容纠缠！只是由于《剥啄行》对那位“过客”并未指名道姓，所以有人以为此诗或是钱氏拟想之词，未必属实。
其实，事实俱在——当年蛰居沦陷区的钱锺书另有一些旧体诗，就抒写了自己如何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出抉择的情志，这些旧体诗也曾寄到大后方的报刊上发表过。只是时过境迁之后，钱先生不愿自我张扬，也不想让一些当事人难堪，所以未予收集，以致后来人对他当年的立身行谊不甚了解。好在今日还可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力月刊》等刊物上读到一些篇章，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已是享誉士林的青年学者钱锺书绝不把自己特殊化，而是尽其所能地自觉承担着国民的职守和为人的正道，展现出不屈的节操和凛然的风骨。
据有关专家考证，一方面，蛰居沦陷区的钱锺书在与师辈及小友的诗书交际中相濡以沫、守望待旦，表现出真切的爱国情怀和可贵的担当精神。比如，一九四二年重阳节，钱锺书拜访老诗人李拔可而不值，乃如安史之乱中的杜工部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样，独登市楼，极目四望，遂兴“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阳曾是此霜风”之感怀：
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
新来筋力上楼慵，
影抱孤高插午空。
四望忽非吾土地，
重阳曾是此霜风。
肃清开眼输宾客，
衰病缠身念秃翁。
太息无期继佳会，
借栏徙倚更谁同？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九四三年春季的某日，钱锺书耳语私闻我军克复失地，兴奋如老杜喜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样，写下了喜极欲狂的诗章，表达了坚韧守望以待江山重光的情怀：
漫兴
诗书卷欲杜陵颠，
耳语私闻捷讯传。
再复黄河收黑水，
重光白日见青天。
雪仇也值乾坤赌，
留命终看社稷全。
且忍须臾安毋躁，
钉灰脑致待明年。
另一方面，据记载，当时，钱锺书在上海沦陷区期间确曾遇到不止一个佞朋来访来函纠缠，多是为其附逆行径“诉委屈”的，其间也不无拉钱锺书一同“下水”之意。比如李释勘、龙榆生和冒孝鲁之流，他们或曾是钱锺书的父执辈，或曾是青年时期的诗友，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苦衷”而附逆。其中数龙榆生和冒孝鲁最能黏人，他们登门拜访或常写诗函来纠缠钱锺书，而钱锺书答复他们的诗作，则直谅以待、委婉讽劝、克尽朋友之责。比如冒孝鲁困居上海期间，写来《夜坐一首寄默存》一诗，慨叹生活无奈、流露苟且偷生之意，钱锺书立即赋诗劝诚：
夜坐
试扪舌在尚成吟，
野哭衔碑尽咽音。
生未逢辰忧用老，
夜难测底坐来深。
忍饥直似三无语，
（东坡以毳饭戏刘恭父，谓饭菜盐三者皆无）
偷活私存四不心。
（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
林际春申流寓者，
眼穿何望到如今？
诗中“偷活私存四不心”一句及其夹注“方密之削发为僧口号云‘不臣不叛不降不辱’”，可谓针锋相对的提醒。方密之即明遗民方以智，他入清后即披薙为僧，遁迹山林，而不忘恢复，节慨可风。而钱诗末句所谓“眼穿何望到如今？”传达出殷切的瞩望之情。但冒孝鲁并未听劝，不久，就去南京出任伪行政院参事，成了伪府的笔杆子之一，而仍无耻地写诗来纠缠钱锺书，可见仍试图拉钱锺书下水吧。钱锺书则毫不客气地将冒氏踢出了朋友圈，好几年置之不理。其实，那时钱、冒二人的空间距离很近：一个在南京，间或也会回上海，而另一个则“默存”沪上，可是在《槐聚诗存》和《叔子诗稿》里却看不到二人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有任何诗书唱和之作，足证交道之不存了——对钱锺书来说，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
词学家龙榆生也常写诗函来纠缠钱锺书。龙榆生此人名利之念甚深，好与汪精卫等政坛大腕交接。汪精卫出逃至上海之初，就派人与龙榆生接洽，达成默契，待到南京伪政府出台，汪伪即发表龙榆生为伪府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
龙榆生“考虑”不过一天，就赴南京就任了。可是，“佳人做贼”还要顾及脸面，所以龙榆生附逆之后，便频频向以前的师友写信写诗写词，反复表白自己的苦衷以乞求原谅。由于抗战前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与龙榆生曾一度同任教于光华大学，从年龄上说龙榆生也算钱锺书的父执辈，所以龙榆生在一九四二年的岁末也给蛰居上海的钱锺书寄去了乞怜的诗函，钱锺书则循情给他回了一首诗：
得龙丈书却寄
缄泪书开未忍看，
差堪丧乱告平安。
尘嚣自惜缁衣化，
日暮谁知翠袖寒！
浩劫身名随世没，
危邦歌哭尽情难。
哀思各蓄怀阙笔，
和血题诗墨不干。
此诗写得皮里阳秋、语含讽喻。譬如“尘嚣自惜缁衣化，日暮谁知翠袖寒”二句，就婉而多讽。所谓“尘嚣自惜缁衣化”乃指龙榆生的词友吕碧城劝他信佛事：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吕氏多次致函龙氏劝其信佛，其实是教他以逃禅出家之法保全节操，龙氏却一直因为尘念太深而犹豫不决，并将其犹豫告诉了钱锺书，而钱诗所谓“自惜”其实是有歧义或多义的：“自惜”固然可以理解为“自爱”因而“缁衣化”，但“自惜”也可以理解为“自怜”，而一个“自怜”者是否能断然“缁衣化”，那可就不无疑问了。至于“日暮谁知翠袖寒”所暗袭的老杜《佳人》诗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乃赞颂佳人不畏天寒日暮翠袖薄而独倚修竹不改高洁，而钱氏诗句却暗含疑问——试想一个自怜日暮翠袖寒的佳人还能保持高洁吗？此所以钱氏最后有“哀思各蓄怀阙笔”之议，“怀阙笔”用古代遗民惯以“阙笔”喻寓铭感不忘之例，与龙榆生共勉身处沦陷而心存国家正朔也，但仔细体会“各蓄”一词，实含有你自你我自我、各自好自为之之意，可谓寓婉讽于劝勉而言尽于此矣——钱锺书其实并不相信龙榆生能够“哀思怀阙笔”，所以有“各自”好自为之之分析。事实是，那时的龙榆生一边恬不知耻地发表政论、主编伪刊，积极支持汪伪的“和平”主张、兴高采烈地诱劝蛰居上海的文人“咸与和运”，一边却装出一副可怜相，不断写诗写词给钱锺书“倾诉苦衷”、乞求谅解。对这样一个无耻的两面人，钱锺书再也不想搭理——双方的交际后来就中断了。
古人云：“时穷节乃见。”信然，在钱锺书的现存诗作中，《重阳独登市楼有怀李拔病翁去岁曾招作重九》《漫兴》，以及与冒孝鲁、龙榆生的应答诗，无疑最为坚定地表达了诗人“默存”待旦的爱国情怀、尽其在我的担当精神和行己有耻、断然不与附逆文人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
不待说，钱锺书在彼时彼地写作这样的诗并且将它们寄回大后方发表，那是不无危险的。然而，他还是情不可遏地写了，寄了、发了、如此言行如一、诗人不二，足见钱锺书并非如今日有些人所说是什么“天下之至慎者”，更非一些妄人所谓对民瘼国运等大是大非超然复漠然的“乡愿”。如今，遥想钱锺书蛰居默存之际、夜坐漫兴之时，竟然勇敢地写出笔挟风霜、风骨凛然的诗篇，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此诚所谓：“默存仍自有风骨，锺书何曾无担当。”对这样一个在非常时期慨然担当、行己有耻的钱锺书，学界确实长期忽视了。[2]
对这一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史实，经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的钩沉补缺，悉心考证，终于重见天日。他的笔触不乏动人的光彩：
的确，钱锺书先生的这些诗作及其事迹，实在湮没太久了。我也是前几年翻阅抗战时期的旧报刊，偶然发现了钱先生当年从上海寄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刊物所刊发的这些诗作，它们大都作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之间的上海沦陷区。同时，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刊物也刊发了冒孝鲁、龙榆生向钱锺书纠缠诉苦的诗与词，那当是钱先生一并寄到蓝田刊发的。由此校读，我才略略知道钱锺书、杨绛两先生在沦陷区的立身行谊之大节，非常敬佩其为人，当时就把这些诗作打印出来，但并没有想要就此写什么文章，搁置案头直至纸张发黄。后来，看到一些高人和妄人信口雌黄、非议钱锺书先生是“天下之至慎者”、是明哲保身的“乡愿”，而那些蝇营狗苟者却又沉渣泛起、咸鱼翻身，被吹捧为“国学大师”、其附逆的劣迹则被化解为“文化与政治夹缝中的悲剧”云云，真是是非颠倒。[3]
蛰居上海的杨绛，坐困愁城。在这一艰难时刻，杨绛所写的散文表达了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境：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筋斗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宇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吧，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渗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4]
通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沦陷区的生活是压抑的。在这豺狼横行的地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钱锺书已到学校去上课，杨绛和婆婆、叔父及弟弟在家，女儿圆圆正在卧室做功课。杨绛正在做家务，突然有敲门声，她忙去开门，迎面进来两位陌生人：他们是日本宪兵。杨绛请他们进门坐，然后假装去倒茶，三脚两步奔进卧室，将丈夫的一包《谈艺录》手稿藏好，随即斟好了两杯茶回去。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幸好叔父在三楼，听见日本人用日语打电话，就到杨绛身边，悄声说：“他们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呢。”
杨绛机警地对付他们，然后设法从后门溜了出来。她在朋友家吃了饭，家里的弟弟来找，说两个日本宪兵发话，如果嫂嫂不回去，就要把家里的人带走。杨绛连忙向钱锺书转达不要回家。
说完，杨绛只身从容地回家，装着去买了许多鸡蛋。回到家里，又免不了与日本宪兵虚与委蛇，最后把他们打发走。不过，他们抄走了杨绛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第二天，杨绛按照他们的要求，又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审问，她反复预习了准备回答的问题，应对了这场麻烦，居然没受到皮肉之苦，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轻则至少在宪兵司令部挨两个大耳光，重则就要像李健吾、柯灵那样受尽种种酷刑。[5]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杨绛伤心不已。抗战胜利前夕，她的父亲杨荫杭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杨绛和钱锺书带着弟妹从上海赶回苏州奔丧。据杨绛回忆：“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6]
杨绛刊布于一九八三年九月的《回忆我的父亲》，模糊地说抗战“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7]。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杨绛又作《难忘的一天》，近三千字，写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一早，杨绛弟妹三人乘公车往苏州省父病，因道路阻断，又坐原车六点钟回家……“锺书缓缓地轻声说：‘刚才苏州来了电话，爸爸已经过去了。’”[8]杨绛此文明确指出杨荫杭死于二十七日酉时。
潘兆平在《悼杨绛先生》中说，杨绛服用了他提供的“绿粉”和“黄粉”，“脑力大增，很多已忘却或糊涂了的人与事，变得清晰或想起来了。这对老人家整理遗稿及写回忆录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其是之谓乎？[9]杨荫杭卒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时，晚年的杨绛硬生生给推迟一周。《江苏日报》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一版发布《杨宅报丧》：“杨补塘先生讳荫杭，痛于国历三月二十二日丑时，寿终苏州庙堂巷七十一号本宅，谨择于二十六日（旧历二月十三日）二时大殓。特函报闻，恕不另报。择吉安葬，痛辞发指，不再讣告。安徐堂启。”[10]如今《江苏日报》的讣告再现，无疑证明杨绛的记忆有误。
在短短几年间，杨绛深爱的父母相继谢世。世事沧桑，使她笔下文字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11]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杨绛汇编其父二十年代的文章，集成《老圃遗文辑》。杨荫杭是位老报人，他在二十年代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现在读来，仍可使人感到：当年的杨荫杭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
二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钱锺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12]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13]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做出了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14]
钱锺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一九四六年，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一年，《围城》单行本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已经印行第三版。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锺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锺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
“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锺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15]
《围城》问世后，影响此后好几代作家。八〇后作家韩寒说：“《围城》真是很好的作品。这本书启发我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文学其实就是文字的学问，小说的第一等就是文字里可以让你感受到一种情绪，第二等就是文字本身非常好，第三等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人说小说中，文字就是载体，最终要表达是何等远大的意义，而似乎这个意义和政治有所联系就是更加远大的意义。国内很多老作家喜欢用没有生机死了一样的文字来表达伟大的意义和崇高的‘人性关怀’，那可能是仕途不顺的一种变态发泄，写小说都想象自己在写大会总结工作展望，要不然怎么解释他们的文字怎么能写成那个样子呢？”[16]
《围城》的主旨何在？钱锺书本人最清楚，正如刘再复所说：“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17]翻译家杨宪益寥寥数言，颇为中的写道：钱锺书“写了一本书《围城》，虽是讽刺小说，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传，但是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遭遇”[18]。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评价：
“《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由于它对当时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世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19]“《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20]
夏志清还进一步阐述，《围城》有流浪汉小说的味道。在这方面他和十八世纪英国小说非常相似。在战时，很多有教养的中国人首次起程回内地。在路上和旅馆中遭遇同样的狼狈、劳苦及灾难。在所有战时和战后的小说中，围城最能捕捉到旅途的喜趣和苦难。讽刺和浪游都加强了小说的范围及意义，但中心主旨的表现全落在主角的个别戏剧事件上面。方鸿渐是一个永远在找寻精神依托的人。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他总发现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小说中数次提到的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这个比喻用在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上虽然最恰当，但也适用于他的其他关系上。每次离开一个地方或因此和相识的人疏远都好像一次死亡。方鸿渐同鲍小姐、苏小姐、唐晓芙，以及其他人一一的疏离，戏剧化地表现出他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总之，“《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21]。
钱锺书的《围城》甫一问世，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特别是在知识界更是大家争相传阅的佳作。这里仅举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钱谷融的例子。他在晚年，提及钱锺书的《围城》等作品时，仍旧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一九三八年，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重庆的中央大学，校本部就设在重庆附近的沙坪坝，而我们新生则是在离沙坪坝十多里地的柏溪分校就读。柏溪紧靠着嘉陵江，风景极其清幽。大学四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在躺椅上看看风景翻翻书，消磨半天。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就是那时候读到的，那些充满反讽和机智，尽情点评人生的妙语令人拍案叫绝，青年钱锺书的才情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毕业后，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介绍我去当时也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一九四六年交大迁回上海，我也随校到了上海，正好先后读到了钱锺书名噪一时的《围城》和《谈艺录》，我至今还有一本晨光出版公司的《围城》初版本。《围城》对现代知识分子畅快淋漓的批判，对人类生存普遍性困境的揭示，尤其是“围城”这个无奈而悲悯的人生意象，都给人以深深的震撼。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你对人生的认识。我想《围城》就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真正的艺术品。后来我又多次重读过《围城》，前些时偶然翻阅旧笔记，竟然发现一九八三年三月还记有关于《围城》的几句话，抄录在这儿，留个纪念吧：“《围城》有‘凭栏一吐，不觉箜篌’之语，不知典出何处。今晨偶与声越（徐震先生）言及，承告唐人笔记中有记明皇与宁王宴饮，宁王急打喷嚏，明皇以此语嘲之。箜篌与空喉谐音。可查《唐人说荟》。……今日得徐先生便笺，谓昨日所言，记忆有误。宁王打嚏、喷帝，明皇谓‘哥哥，你错喉（候）了’，是另一事。箜篌，另有出典，在唐以后。唯箜篌谐音空喉则不会错。”[22]
一九四八年二月，当时的文学青年满涛、萧岱、樊康三人在上海编了一本纯文学刊物，名叫《横眉小辑》。在这本“一世而亡”的刊物中，收录了署名“方典”的一篇文章《论香粉铺之类》，文中这样批评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万牺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作品中“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雷雨下不停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这些以偏概全的批评，类似现在的某些“酷评”，不足为训。据王元化《我与胡风二三事》一文自述：“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到北平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了。那时满涛给我来信说，他和萧岱、樊康常到胡风家去。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刊物，把我写的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在他们办的《横眉小辑》上。这篇文章本来是寄到《时代日报》给楼适夷的，满涛他们看到，拿去就作为《横眉小辑》丛刊第一集题目了。”显然，这位“方典”先生就是王元化本人了。
对于这篇文章，王元化晚年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元化有一次与一位学者谈到早先对《围城》的批评，坦率直言“那是小题大做，即使有一定的正确成分，但根本就是错误的”[23]。这不失为真诚的反思，这里特予记载。
王元化原先打算收入自己的《集外旧文钞》一书。后来，王元化并没有把《论香粉铺之类》一文收入《集外旧文钞》，也放弃了将之收入全集的念头。有一次，陈子善偶然与他谈到这篇文章，问王元化是否会把它收进全集里，王先生笑着说：“那就不收了吧。”看来，王元化晚年是“悔其少作”，深觉这样的骂街文字入集是欠妥的。
那么对于钱锺书，王元化是否真如公开场合下表现得那样崇敬呢？其实未必。李怀宇《为学不作媚时语，反思多因切肤痛》记载，王元化曾说：“王国维和陈寅恪是二十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我们这种是不能与之相比的。钱锺书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24]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钱锺书对王元化的态度又如何呢？
据前述，两人在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开会时就应该相识。据前引《一九九一年的回忆》一文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曾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介绍给他：“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这件事，在最近被拍卖的一封钱锺书致王元化的信函中得到证实。信是这样写的：“元化我兄：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副院长马悦然教授主持欧洲汉学会所编近代中国文学丛书，素仰大名，又知兄主持‘孤岛文学丛书’，特介绍来访，祈推爱会谈为盼。”这封介绍信写得十分客气，却并不亲近。
在私下里，钱锺书也终究忍不住要谈王元化的。我们有幸看到汪荣祖在《史学九章》一书中所附钱锺书致汪荣祖信函的影印件，方知钱锺书对王元化的真实态度。钱锺书对汪荣祖说：“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昔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刻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k'em,join'em，’（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者也。弟亦虚与之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兄沧海不捐细流，有交无类，自不妨与若辈遇从耳。”[25]
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真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杨绛、钱锺书夫妇与夏志清[26]相识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据宋淇之子宋以朗介绍：“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笛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
夏志清在《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钱氏夫妇的风采：“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一九四四年（此处夏志清记忆有误，应是一九四三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我一九四二年大学毕业后，闭门读书，除找自己同学谈谈外，不到哪里走动，那晚同不少文化人相聚一堂，可说是生平第一次。杨绛也是无锡人，人长得稍胖，很和蔼可亲，那时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刚在上海演过，我不免向她恭维一番。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27]
夏志清的这篇文章是钱氏还在世时（一九七六年）写的，事情缘于宋淇的误传信息，当时宋淇写信告诉他“钱锺书先生去世了”，后来才知是误会。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邀请杨绛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写文章。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目：《随铁大少回家》。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
后来，杨绛又翻译过一个小册子：《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杨绛与钱锺书一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文史专家赵景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钱氏夫妇在他的记忆的屏幕里，“像白朗宁和罗赛谛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他们在一块欣赏了昆曲等剧目[28]。在那沉闷的日子里，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排遣忧愁，不失为苦度日子的一个好办法。
其间，杨绛还会见过胡适。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杨绛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
确实，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之上过课，时在一九〇五年。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作者在储安平先生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为他招待女宾。锺书已代我应允。”
说起陈衡哲（1890—1976）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十分陌生。陈衡哲早年留学美国，攻读世界史，回国后即受聘为北京大学世界史教授，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主要著作有《西洋史》《小雨点》《文艺复兴小史》《衡哲散文集》等。《西洋史》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就在于它的“写法”。文学和历史，现在分为两科，陈衡哲则是文学家写历史，所以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29]
陈衡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女教授，她和杨绛都是中国现代文坛的才女。或许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时，杨绛和陈衡哲都居于上海，偶遇后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之后都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来往增多，她们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和观点，越来越欣赏彼此的才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绛经常到陈衡哲家里做客。两人促膝长谈，仿佛是认识了多年的好友一般。
在杨绛的印象中，陈衡哲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对此，她记忆犹新。散席后，杨绛搭乘陈衡哲的车子回家，那是蔷薇盛开的春季。回想往事，恍若隔世。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辑《书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相关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杨绛跟钱锺书同去，感谢他们用汽车送回家。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杨家回访。杨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有一家有名的点心铺。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杨家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之后不久，陈衡哲又邀杨绛夫妇去吃茶。
其时，陈衡哲家住贝当路（今衡山路700号）上的贝当公寓。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杨绛特地带了两条厚毛巾，在附近的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任家，包子还热着。任鸿隽对鸡肉包子仍旧欣赏不已。
那时候，杨绛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可是，她这几年，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疾。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检查不出病因。
杨绛原是个闲不住的人，空闲的时候，就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她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可是天天低烧，就病恹恹的，连看书、打毛衣都没了精神。而且她父亲已经去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父亲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这让杨绛更觉得有点打不起精神。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在杨绛印象中，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陈衡哲请人吃茶或吃饭，就常邀杨绛“早一点来，帮帮我”。有一次，她认真地嘱咐杨绛早一点去。可是她要杨绛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虽然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三磅水的中号，但是陈衡哲身体弱，双手也捧不动盛三磅水的中号。
这样，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杨绛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杨绛去邀请。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杨绛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杨绛是能领会的。
不久，钱锺书对杨绛说：“我见过胡适了。”钱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家图书馆去。钱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他们介绍的。钱锺书告诉杨绛，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杨绛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杨绛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杨绛，她当然很开心，因为她也实在很想见见胡适。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
安排停当后，杨绛和钱锺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他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钱锺书已经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杨绛，随即告诉她说：
“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杨绛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原本杨绛带的包子不多，她们都没吃。杨绛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杨绛则在旁边帮忙。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
晚上回家时，杨绛对钱锺书说：
“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锺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
故而杨绛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钱锺书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她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陈衡哲和杨绛是无话不谈的好友。这天，杨绛同往常一样，又来陈衡哲家里做客。恰巧这天，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在外应酬工作，她便就在陈衡哲家里吃了晚饭。
两人边吃边聊天，谈了许多话，途中陈衡哲告诉了杨绛一个秘密。
杨绛后来在文章中提到，当晚两人吃得很慢，一直聊得热火朝天。只是说到中途，陈衡哲欲言又止，又忍不住想要告诉她。
陈衡哲让杨绛答应自己保守秘密，并要她保证连自己的丈夫钱锺书都不能说。杨绛斟酌一番，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便将秘密告诉了杨绛。
陈衡哲向杨绛倾诉了自己深埋心底的秘密以后，两人又聊了许久，感情更增进了一步。眼看时间不早，吃完饭后，杨绛便起身告辞回家。
不过，她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并没有跟钱锺书说这件事。
杨绛回家后，丈夫钱锺书正在等她。她跟丈夫说起了自己答应陈衡哲的事。因陈衡哲强调过连钱锺书也不能告诉，她也跟丈夫说明这个事不能告诉他。
钱锺书深知妻子的为人，他尊重妻子，也不愿窥探别人的秘密，便没多问。从此，杨绛便将陈衡哲告诉自己的秘密埋在了心里，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半个字，真正做到了守口如瓶。
常言道“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真诚待人是结交朋友的诀窍之一。
经过此事以后，杨绛和陈衡哲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密切了，两人畅谈人生理想，也分享心事秘密，是好友，更是知己。
若不是多年以后，她写了一篇关于好友陈衡哲的文章，里面回忆到了这件事，世人将永远不知道两人还有如此亲密的往来。
不过，杨绛只是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却依然信守承诺，不曾将秘密的内容公之于众。
杨绛说，既然是秘密，自己便会永远深埋心底，不会泄密。再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此时已经由最开始的埋没而淡忘了。她只记得跟好友谈天说地，共诉心声的场景。
夏志清曾有言，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锺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如果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地有论者、五十年代香港也有论者不约而同地推介吴兴华其人其诗，那么时至今日，知道吴兴华名字的恐怕已经屈指可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也绝少提到他的名字。这确实令人遗憾。
夏志清在他专门论述小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还忍不住要对吴兴华带上一笔：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诗人吴兴华，他在战时和战后住在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对中国和多种西方主要语言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尝试创造一种有中国古诗词特点而融会西方诗重要成就的韵律和语法，效果很理想。如果在1949年后他能有机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下去的话，他可能已成为一个大诗人。[30]
吴兴华（1921—1966），诗人、学者、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州。笔名兴华、钦江。父亲曾在清末科举中试，赴日学医归来后，在京津地区行医。吴兴华初中入天津南开中学。全家迁居北京后，进崇德中学。他的文史根基深厚，记忆力超常，曾经几次跳级。
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吴兴华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的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在燕京就学期间，他的语言和文学天赋就开始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评论吴兴华，经常引用其燕京的英籍导师谢迪克的话：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大家）相匹敌”。这的确是很高的评价，但并不能概括吴兴华深不可测学识的全貌。谢迪克的赞誉仅仅反映了吴兴华在英美文学领域的深厚修养，而这只是其博大精深学识之一部分。
非凡的语言才能，使吴兴华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还熟悉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一九四一年，吴兴华毕业留校任教。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军强行接收、解散燕京大学。部分师生离开北京到内地重办燕京大学。吴兴华的父母这时已过世，有一群弟妹需照顾。他只得滞留北京，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一点差。为了维持生计，他曾与一位德国神甫合编一部德华字典，参加辅仁大学《思泉》词典的编纂工作，还为中法文化协会翻译了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两个妹妹不幸病殁，他自己也罹患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北京复校，吴兴华回校任教。一九四八年二十七岁时即被聘为副教授。
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办大学，北京大学兼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就随着进入北大，开始担任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任系副主任。尽管吴兴华或主动或被动地断绝与旧世界的关联，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和紧跟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政治风波还是影响了他。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兴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加之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反右”时，吴兴华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后，除了遭受校内外“批斗”之外，他的级别连降了两级，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然而，仍有学者慕名而来，求教于他。
失去话语权的吴兴华以自学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古旧版本图书自娱，再就是默默地协助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他除了校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还为杨宪益先生校订《儒林外史》，也为古希腊专家罗念生先生校对过文稿。此外，他还为李健吾先生翻译大量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那些译稿都在“文革”中不知去向。[31]
吴兴华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钱锺书的《谈艺录》出版，吴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锺书接受。吴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锺书因此很器重他[32]。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开明书店再版的《谈艺录》中，钱锺书新添了一处附记可兹证明，不妨照录如下：“此书刊行，向君觉明、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为订勘舛伪数处，余复寻绎，觉有待补苴申说者尚多，适将再版，因得更定，董而理之，俾无失坠者，乃周君振甫也。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识。”
钱锺书和吴兴华曾经畅谈古诗源流，钱锺书对吴兴华的博学大加赞赏，这说明两人的交集在于旧学的根基确实太好，未必不隐含着两人对东西嫁接和交流的异趣。
钱锺书既爱才，又念旧。据吴兴华夫人谢蔚英忆述，她丈夫去世之后，杨绛、钱锺书夫妇对他们家一直很好。她在与杨绛、钱锺书做邻居的时候，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无困难，还变着法儿帮助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谢蔚英的大女儿帮着抄，每每抄了一段后，总要付给数倍的稿酬，让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33]
四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锺书去世。上海的《文学报》于二十四日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王元化的文章，追思钱锺书，题目为《一代学人的终结》。
王元化对钱锺书的评价很高：“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34]他认为，钱锺书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那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他的人品也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王元化绝少高调赞他人，这样的评价想必是非常不容易的。钱锺书之后，确实在他那一代人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像他那么有学问的了。
这篇报道还提到了王元化夫人张可和钱锺书夫人杨绛的交往。她们相识于抗战胜利后，从事戏剧工作的张可也曾经向杨绛约写过剧本。前面讲过，杨绛写的两个喜剧《弄真成假》和《称心如意》后来都上演了，反响很好。
王元化回忆说，钱锺书抗战之后在上海发表了学术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钱锺书先生非常深厚的国学、西学功力。做学问，记忆力是基础。钱锺书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中国古时称赞文人常常用“博闻强记”这四个字放在钱锺书身上，一点不过誉。他的学术著作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令人佩服。
王元化记得，杨绛、钱锺书的生活很俭朴。他们的家与现在许多讲究装潢的家庭根本不能比。他们家一进门的客厅，一边一个大书桌。一个是钱锺书的，另一个是杨绛的。钱家的藏书不太多，甚至也没有多少值钱的文物。后来，钱锺书被病困扰，无法再悉心做学问，实在可惜。
不过，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锺书与傅雷一家的交往。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会，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自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在杨绛妙笔生花的笔下，傅雷的形象跃然纸上：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做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35]
傅雷（1908—1966），著名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与杨绛、钱锺书是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杨绛在上述引文中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绛夫妇应聘清华，北上北京，傅雷则仍留上海译书。
“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钱锺书曾经这样回忆。
当时往来函件，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一九五一年致宋淇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芝联来看过我，知道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的翻译会议，是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了。”[36]这说明傅雷知道杨绛在高层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话语权。
傅雷在信中还说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他写道：“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37]给傅聪信中，他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一九六三年，杨绛“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38]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下的却几近于无。
傅雷眼界颇高，但他非常推崇杨绛的翻译，多次向友朋推荐其翻译作品。如他在致宋淇（1919—1996，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笔名林以亮，浙江吴兴人。对文学批评、翻译、《红楼梦》均有心得。与钱锺书、杨绛、傅雷、张爱玲关系甚笃，后移居香港）的信中，曾一再推介杨绛所翻译的古典名著《小癞子》：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感受、体验）问题。[39]
傅雷在另一封信中提及杨绛的《小癞子》在坊间一纸风行：“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告罄，迄未再版。”[40]
不过，傅雷也不会一边倒，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坚守自己的翻译主张和审美观，如对杨绛翻译的法国作家勒萨日（Lesage—Adventures）的名著《吉尔·布拉斯》，他认为：“杨绛译《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理解）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过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41]
此外，从傅雷给巴金的信中可以知道，他对杨绛的妹妹杨必也是非常关心的：
巴金先生：
兹另邮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采臣兄一查平明本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
……
俪绥不一
弟
傅雷拜启
一月二十一夜[42]
现在，当我们重读这些力透纸背、饱经风雨沧桑的书简文字，真是无限感慨，情之于情，人何以堪！
自一九四六年起，钱锺书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他的《谈艺录》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谈艺录》采用古代诗话的札记文体形式由一则则的散论构成，内容极为广博，妙论迭见，令人目不暇接。钱锺书的《谈艺录》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诗文的论艺专著。同一般的文学赏析著作不同，钱锺书的文字无一字无来处，他把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开创了全新的学术体式。然而，这种学术体式只有他才能运用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曹聚仁一九七二年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他在《文坛五十年》又说：“最后，笔者要提到钱锺书的《谈艺录》，也可说是随笔中的第一流作品，不独见解高人一等，他的文字，也是十分简洁的。钱氏自视甚高，独到处自非流俗所能解，其融化东西，出以新象，还未必在王了一之下呢！”[43]“当代文艺批评家之中，朱自清、王了一、周作人虽是此中权威，却也后者难诬。后起的钱锺书（著有《谈艺录》）、缪钺（著有《诗词散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时人之中，博古通今，精究欧西文艺，而能运化中国文艺，辜鸿铭往矣；师友之中，如朱自清、朱光潜、王了一、吕叔湘、钱锺书诸氏，都有他们的成就，而以钱锺书先生为最湛深。’”[44]可以说，曹聚仁是钱锺书最早的知音之一。
夏志清认为钱著《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45]。而夏承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提到，“阅钱锺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也算一家之言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锺书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部集子收入四篇小说作品：《人·兽·鬼》《上帝的梦》《猫》《灵感》。
钱锺书的短篇讽刺小说集《人·兽·鬼》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堪称为文化小说。作者从神话和现实生活中摄取题材，探讨的核心是人的基本根性，人的文化心理。从神话、幻想、现实中所折射出的是丰富的文化意蕴；是作者对人性、人性的弱点的哲理性思索；对人的文化心理的精微准确把捉，这既增大了作品的容量，也使讽刺形象的审美内蕴大为丰富；在艺术上，熔荒诞性与真实性，讽刺的犀利性与蕴含性于一炉，尤其是寓哲理于象征，形成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为现代讽刺文学做出了贡献。
这时，杨绛则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夫妇双双育英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绛还写过不少散文，其理趣、文笔十分见好，我们打开一篇《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像。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像。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像丁尼生诗里的“夏洛特女郎”，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又如杨绛的《喝茶》一文，旁征博引，充满书卷气息：
曾听人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吃了咋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一六六〇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仝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杨绛作于这时的散文作品还有《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显得纯真自然，雅俗共赏。她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当中虚夸、浮躁、雕饰等种种流弊的影响，而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义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晚年，杨绛对自己这段生活，有过追忆：
一九四八年夏，锺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锺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锺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锺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锺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制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锺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锺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锺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46]
早已谢世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创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而著称于世。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尽管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在中国，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锺书。他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
在这篇书评中，钱锺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引者注）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书分六节，第一眼看来的英国，英国人的道德观，一个人的政治观，一个人的阶级制，英国语言，英国人民的将来。议论和意见并不很新颖，但不用说是明通清晰。至于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惟恐易尽。”[47]
那个时候，出版于一九四九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钱锺书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锺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杨绛曾经写道，一九四九年，钱锺书“叔父命钱锺书三弟媳携子女三人来上海，住辣斐德路。适傅雷夫人之友有空房，在蒲石路蒲园，钱锺书与我及女儿钱瑗即迁居蒲石路蒲园”。[48]
蒲园8号在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570弄内，一九四九年早春，杨绛、钱锺书带着上学的女儿钱瑗，寄居在这幢楼的三楼。著名画家庞薰琹、丘堤夫妇同居此楼。而庞薰琹暂住的屋子，则是向宋淇的亲戚租赁的。就在这里，庞薰琹创作了《上海街景》《拉提琴的少年》《上海里弄的屋顶》等绘画作品。[49]《上海里弄的屋顶》是庞薰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创作的最后一幅油画。是他在阳台上取对面和蒲园8号同样的一座房子画的，将典型的欧式楼房与前景的中式瓦房形成有趣的对比，整幅作品淡雅平和，清新隽秀。这幅油画现藏于常熟庞薰琹美术馆。
杨绛、钱锺书与住在楼下的庞薰琹一家，很是投缘。在庞薰琹的女儿庞涛的印象中：“那时我们知道新近住在楼上的钱伯伯与钱师母是非常非常忙的大学者，绝对不能去打扰……”[50]所以，她们几乎没有再往上登一级台阶，生怕有什么闪失。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庞涛称杨绛、钱锺书的女儿钱瑗为“圆圆头”，她记得：“倒是多次见到钱瑗笑眯眯地、不声不响地默默站在外面那扇经常敞开着的客厅大门外，只要我或弟弟庞均看到她，立即高兴地喊：‘圆圆头快进来！快进来！’她总是很斯文地进来看看，和我们玩一会儿，不会超过一小时就回家了。我们知道她身体不太好，但不知道她喜欢画画；如果知道，我们一定邀她一起画画，那该多开心呀！”[51]
资料显示蒲园是一个幽雅安静的西班牙式小区，占地面积5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660平方米，其名以纪念法国军官蒲石（Rue Bourgeat）而得来，其建筑式样分独立式、双毗连式两种，平行排列，混合结构。一九四一年年初，在上海《申报》登出了“蒲园”的销售广告，附了全景鸟瞰图。一九四二年竣工，刚建成就抢购一空。那是一座三层的房子，连接花园处有一凹廊平台，直达向阳的大起居室，起居室边上是餐厅，用活动割断分开，餐厅有一个窗口连接厨房，用来传递菜肴。厨房有后门直通汽车库。工人房、厕所、储藏间在两边。二层和三层有大小卧室、书房、客房，每层都有厕所淋浴、储藏间。这些积淀历史印记的乳黄色的西班牙式三层小楼，为城市留下了不少回忆与文脉。一九九九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已把它列入第三批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名单。有关部门沿长乐路570弄以北划出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蒲园”的大门口挂出了“市级建筑保护单位”的铜牌。
蒲园意蕴淡远、闹中取静，如菖蒲般青翠葱茏，清淡的底色衬托着杨绛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杨绛、钱锺书的挚友傅雷住在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巴黎新村，距蒲园不远，夫妇俩晚饭后常常到傅雷家夜谈，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钱锺书称蒲园此处寓所为“且住楼”，这一寓楼名和此前将辣斐德路的居所取名“槐聚庑”一样，是出于传统文人的某种癖好，在“南下与北上”（钱理群语）一片乱纷纷之际，也面临着去与留的艰难选择。“且住”一词，表露了他处于两难境地的内心矛盾和无奈。
那时，两人的生活虽清苦，但他们自得其乐，每日创作不辍，并常与新朋旧友小聚畅谈，其中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健吾、唐弢、柯灵、郑振铎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文化和知识原是这样点点滴滴积累和散播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上海京沪区铁路局内，局长陈伯庄[52]办有名曰《京沪周刊》的刊物，比较古朴高雅。在该刊三卷一期（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上，刊有署名“槐聚”（钱锺书的笔名）的《且住楼诗十首》。钱锺书当时读《宋诗纪事》于扉页上留下的题词聚写着“槐聚识于蒲园之且住楼”云云。这《且住楼诗十首》前另附编者识语：
且住楼诗主人者，文坛大将，学贯中西，本社邀其著论，二先选诗十首见贻，盘马弯弓之将军必以笔名“槐聚”出之，迨取义于元遗山之“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蛙鸣自一天”。作者虽欲隐名字，而末后自注谓“时方订正《谈艺录》付梓”。凡文艺界皆知此渊博精深之论诗新作，及作者之为谁，神龙纵不见首而见尾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非君家豪杰能作风流语，而为坡公所低首耶？”[53]
这段故弄玄虚的按语写得很风趣。后来，杨绛、钱锺书夫妇两人被清华大学聘任为外文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周而复来蒲园访问，知道他们将去清华，为他们买了软卧票，还开了一个欢送茶会。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动身赴北京。”[54]
从此，杨绛举家离开了上海，定居北京，她和上海的缘分也就暂告一段落。
钱锺书有一首《蒲园且住楼作》七言律诗（收入《槐聚诗存》时易名为《古意》），让人记起那时夫妻二人在蒲园的生活情状：
袷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
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
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
已怯支风慵借月，小园高阁自销凝。[55]
钱锺书的这首精致律诗颇有谿诗风，深微细密、浑厚蕴藉，描摹当时羁居上海的生活情状，惆怅而有韵致，既真且挚，分明是且住楼内飘出的古淡馨香。
注释
[1]钱锺书：《剥啄行》，载《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1版，第84—86页。
[2]解志熙：《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杨绛、钱锺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3]解志熙：《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杨绛、钱锺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杨绛：《流浪儿》，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14—315页。
[5]杨绛：《客气的日本人》，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14—221页。
[6]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37页。
[7]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35页。
[8]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14—118页。
[9]范旭仑：《杨绛的记忆力》，《南方都市报》，2018年8月30日。
[10]黄恽：《杨荫杭死于何日》，见氏著《钱杨摭拾：钱锺书、杨绛及其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137页。
[11]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12]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1—132页。
[13]钱锺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3页。
[14]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29页。
[15]邹文海：《忆钱锺书》，见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231页。
[16]韩寒：《通告2003》，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47页。
[17]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见氏著《师友纪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月第1版，第4页。
[18]杨宪益：《回忆钱锺书兄》，《博览群书》，2000年第7期。
[1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76页。
[2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82页。
[2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86页。
[22]钱谷融：《读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3]详见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13页。
[24]《南方周末》，2008年5月14日。
[25]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166页。
[26]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生于上海浦东。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27]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见氏著《岁除的哀伤》，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19页。
[28]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79页。
[29]陈乐民：《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南方周末》，2008年6月12日。
[3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25页。
[31]罗银胜：《“被冷落的缪斯”——早夭的诗人吴兴华》，《书屋》，2006年第11期；又见罗银胜《绝响与回声》，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第198—199页。
[32]郭蕊：《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见《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78页。
[33]罗银胜：《“被冷落的缪斯”——早夭的诗人吴兴华》，《书屋》，2006年第11期；又见罗银胜《绝响与回声》，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第205—206页。
[34]徐春萍：《一代学人的终结》，《文学报》，1998年12月24日。
[35]杨绛：《杨绛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第301-302页。
[36]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宋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35页。
[37]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宋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36页。
[38]杨绛：《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第1版，第207页。
[39]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致宋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38页。
[40]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致宋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39页。
[41]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致宋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43页。
[42]傅敏编：《傅雷书简·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巴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51页。
[43]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第367页。
[44]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第384页。
[45]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见氏著《岁除的哀伤》（陈子善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23页。
[46]杨绛：《我们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第1版，第119—122页。
[47]钱锺书：《英国人民》，见《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1版，第302页。
[48]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见《杨绛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472页。
[49]袁韵宜：《庞薰琹传》，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42—143页。
[50]庞涛：《精神世界的高度与快乐》，周绚隆主编：《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51]庞涛：《精神世界的高度与快乐》，周绚隆主编：《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52]陈伯庄：广东番禺人，1949年之前，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教授，铁道部完成粤汉铁路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等。
[53]刘铮：《“公真顽皮”——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见氏著《始有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7页。
[54]钱之俊：《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81页。
[55]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1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