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惠洪的典範意義與五山禪僧的著述

五山禪僧的身份，既有天然的宗教立場，同時又承擔著文化傳承的使命，因此他們對典範的選擇，也是雙向度的。在文學創作立場中，隨著詩歌古文等文體創作風氣的隆盛，五山禪僧在士大夫文學傳統中選擇了其共同的典範，這是本書論述的重點。而在宗教立場上，五山禪僧也有追慕的對象。縱覽日本中世禪林，被津津樂道的大陸禪僧皆是著述宏富的學問僧或詩文僧，如宗密、契嵩、惠洪、參寥、居簡等，其中最被推崇，先後成爲五山禪僧普遍景仰和學習的典範的，則是契嵩和惠洪(65)。不過，從五山文學發展的總體情况來看，五山禪僧對二人的推崇，實質頗有區别。簡言之，契嵩的影響主要在前期，禪僧主要推崇其思想與行道方面的成就；而惠洪則貫穿於整個五山文學全過程，在中後期尤其明顯。當五山禪僧從事撰述與創作活動，惠洪作爲文字禪的典範，其著述、言論、詩文，皆爲日僧所稱道、模仿。五山禪林宗門典範從契嵩轉移到惠洪，其中關節，顯示了五山禪林撰述與創作風氣的轉移。

一、從契嵩到惠洪：五山禪林宗門典範的轉移

岐陽方秀有一段話最能體現五山禪林對契嵩和惠洪的推崇：

其古之士，以才器之宏，故優入諸聖賢之域；以文章之美，故能垂乎後世之法……有甚者焉，肩拍猛陵把筠溪，妄自尊大，僭評漫論，以爲宋季諸師，猶有蔬笋之氣，元朝諸師，乃有臺閣之體。是皆論辭語相似而已。吁，不自計也哉。殊不知猛陵大羹玄酒也，非褻味之可齒；筠溪太山北斗也，非培塿之可比。而宋元諸師，則所謂傑然者也，豈可易置喙於其間哉。(66)

認爲契嵩（猛陵）和惠洪兼具才器之宏與文章之美，是垂法後世的聖賢一流。不過，細究五山禪僧對契嵩與惠洪的評價，則可以發現他們的典範形象頗有不同。

前期禪林對契嵩的關注，主要著眼於其“儒釋一致論”與《輔教編》，體現了禪宗傳入之初，禪僧整頓新文化、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努力和追求，關於此課題學者已有研究(67)，故此不擬細論，僅舉數例以驗證契嵩在五山前期的影響。

首先，虎關師鍊、中巖圓月等前期對五山文學影響深遠的禪僧，撰述皆有模擬契嵩的痕迹，虎關師鍊的《通衡》，中巖圓月的《中正子》縱論儒釋，體例、内容、思想都對契嵩有所借鑒。

其次，前期五山禪僧特别推崇契嵩以著述力振禪宗、獲得士大夫社會尊重的努力，這體現了禪宗傳入之初，禪僧希望振興宗門的願望，故他們時時以契嵩“輔教”自勉：

力任萬鈞輔大教，非韓排歐忤嚴威。《尊僧篇》裏論僧寶，《定祖圖》中張祖機。(68)

文章輔教如潛子，道契君王同器之。(69)

《輔教篇》存人已遠，誰使雄辯挫邪鋒。(70)

潛子有才能輔教，歐陽何意輒争光。

《輔教編》成回佛日，《正宗論》出振禪風。(71)

韓歐不奈此郎何，輔教文章凛未磨。曾向釋天麾佛日，手中一管筆如戈。(72)

從上引詩句可以看出，五山禪僧最爲傾心的是契嵩以其宏富的著述闡述禪宗思想體系，從而振起宗綱、獲得官方社會認可的成就。至於契嵩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整個五山時期皆不甚爲人所注意，只有中巖圓月在《藤陰瑣細集》中極力推崇，以爲不下惠洪、參寥，但並没有得到其他禪僧的贊成與回應(73)。

比起契嵩，惠洪對五山禪林的影響，從時間上來説更爲長久，從範圍上來説更爲深廣，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惠洪對五山禪僧的示範意義，更多地體現在撰述理念與具體實踐中。五山禪林從理論上掙脱禪宗“不立文字”的桎梏，形成自己的文字禪思想，其許多論點實際上源於惠洪，已如上節所論。而作爲文字禪思想的實踐成果，五山禪僧著述宏富，尤其自中期以後，逐漸地呈現出僧人借鑒士大夫撰述傳統而交融儒釋的趨勢，充分顯示了五山禪僧在真正的創作實踐中對惠洪的自覺取則與追摹。下文將分成學問與文學兩方面分别簡略概述五山禪僧對惠洪的推崇與效仿。

二、宗門之遷、固：學問僧惠洪的典範意義

惠洪作爲學問僧，其著述包括經論疏注、僧史僧傳、禪林筆記、語録偈頌、禪林綱要，其中最被五山禪僧所注意的是他在修撰僧史方面取得的成就。惠洪的僧史修撰，既包括體例完整的《禪林僧寶傳》，也包括禪林筆記《林間録》，兩者都是由他創體之作。《禪林僧寶傳》和《林間録》在五山前期即已傳入日本，受到禪僧們的青睞，誦讀、講論者不乏其人，在義堂周信、瑞溪周鳳等禪僧日記中時常可見相關的講義、讀書活動，如《空華日工集》應安六年十二月一日條、永和元年七月七日條，《卧雲日件拔尤》文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條記載講論《林間録》；《卧雲日件拔尤》文安五年十一月二日條記載大岳周崇在鹿苑院講《禪林僧寶傳》。二者之中，《禪林僧寶傳》尤其被視爲修撰僧史的典範，産生了重要影響。

《禪林僧寶傳》是第一部專門的禪僧史傳。惠洪有明確的僧史觀，對僧史撰述的目的與功用、體例與語言都有自己的看法，而《禪林僧寶傳》就是系統實踐其僧史觀的作品，故在體例和史材的處理上都有創新，頗爲後世禪林史家所法(74)。首先，惠洪根據其“多識前言往行”的目的修撰僧史，故《僧寶傳》爲禪師作傳“載其語言”，“兼記其行事”，言事並重，有别於之前燈録體禪史只記機緣語句。同時，在記傳主行事之時，特别注重“悟法之由”與“臨終之異”，以便參學者從前賢的言談舉止中窺見古人妙處，故而被譽爲“事簡而完”。其次，惠洪“依仿史傳，立以贊詞”。開僧史僧傳作贊之先例，且其贊詞散文與詩偈相結合，頗具文學色彩。《僧寶傳》開創的全新的僧傳範式，在後世禪林繼承效仿者不乏其人，故惠洪也被稱爲“宗門之遷、固”。

五山禪僧對惠洪撰史的成就普遍認同，首先表現在他們往往將惠洪與“僧史”等同，如義堂周信“寂音不作舟峰逝，僧史今誰作斷弦”(75)，天隱龍澤：“僧史文章無寂音，宗風落寞奈何禁。”(76)感歎無人繼承惠洪的修史事業；月舟壽桂：“若編僧史擬詩史，覺範參寥爲一人”(77)，將參寥詩僧的形象與惠洪修史的功績對舉；天隱龍澤：“僧史文章潘江寬，天下再出英物範。”(78)稱道《禪林僧寶傳》文采粲然。至於用惠洪編史來比附、恭維禪僧就更常見了，僅以蘭坡景茝集中的入寺疏爲例：

筠溪是宗門固、遷，獨成斯文機軸。明白之編僧史，輔教猶存。

寂音才似機杼師，矧著禪林僧傳。(79)

筠溪、明白、寂音，皆是禪林對惠洪的别稱，由此可見惠洪《禪林僧寶傳》在五山禪林受到的高度評價。

《禪林僧寶傳》在五山時期已刊刻，五山版至今存世，另還有岐陽方秀所作《僧寶傳不二抄》。其僧史觀和僧傳體式，對五山時期的僧史編撰意識和體例都有較大的影響，爲禪僧們所推崇取法，下文以之與虎關師鍊所編日本首部僧史《元亨釋書》簡略的對比説明。

惠洪作爲禪僧，爲宗門撰史的意識就對虎關有所影響。據記載，虎關受一山一寧啓發，决心爲日僧修史。但他與明極楚俊的書簡這樣説：

吾梁、唐、宋三傳，不爲全史焉，故黄太史病諸，洪覺範又往往譏贊寧之失。予之有事於編修，所以深欽大怕者也。(80)

從中可見曾受惠洪史論的啓發，對其僧史觀念也有認同，正因如此，虎關才潛心鑽研史傳體例，其《通衡》第四篇多論撰史的體例、語言等，對大陸之史傳與僧史皆有深入的研究，所論除涉及大陸僧史以外，對《尚書》《春秋》《史記》《漢書》《晉書》以下外典史書也都有獨特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史觀。這種在方法上廣泛取則、溝通内外的做法，不無惠洪撰史的影響，也正因如此，《元亨釋書》才能和《僧寶傳》一樣，成爲創體之作。

從整體結構上來説，《元亨釋書》與《禪林僧寶傳》並不完全相類，這是由於《僧寶傳》只爲禪僧立傳，而虎關决心修編日本首部僧史，傳主是日僧全體，故他在傳記部分先仿《高僧傳》設十科，區别不同宗派，而每科類以時代先後爲次。但是虎關在具體傳記體例上至少有兩點受惠洪之影響，即上文所言由惠洪開創的“言事並重”和“立以贊詞”的立傳方法。以《净禪篇》的禪僧傳爲例，虎關並没有像燈録一樣只記載禪師的機緣語句，而是重視禪師的行道經歷。而其贊詞更是學習了《僧寶傳》靈活的處理方式，表現在語言上是散文與駢句相間，隨其事之多寡而定其言之長短；在體制上則與《僧寶傳》一樣，既有單贊，也有合贊，合贊多因傳主在舉止和思想上有共同之點，例如大休正念、西澗子曇、一山一寧就三人合贊，因爲“三者宋地之彦而此方之英，又吾道之所因也”(81)。正因虎關在日本僧史方面的首創之功，他圓寂不久後，後光嚴院就下敕《元亨釋書》入藏，禪林衆僧各有賀偈，製成偈頌軸《獅子絃》，以推崇其編修僧史的成就：

釋書三十卷，簡而足，繁而整，明行解、感應之分科，而無阿私偏僻之謬誤。噫，痹同傳而載之者，耀於盛名於百千年下，惟善慈根力之所致也。大哉雄辯也！能論司馬、歐陽之國史，而議潛子、覺范之篇書，將獨步翰墨場中而點胸賢聖叢裏者也。(82)

在賀偈中，他往往也被稱爲“宗門之遷、固”，可見五山禪僧對其師法惠洪有準確的認識：

釋書撰在元亨年，皆謂僧中有史遷。大藏新添三十卷，動宸非是小因緣。（中山法穎）

三朝僧史舊威光，何似釋書文藻昌。非啻聖君寵收藏，寂音山谷可稱揚。（大嶽妙積）

日域合生太史才，吾皇敕製釋書來。充佗遷、固手中筆，列祖眼睛横點開。（南海聖珠）(83)

虎關《元亨釋書》對此後禪林修撰僧史頗有影響，在他之後有定山祖禪《續釋書》、絃外智逢《元亨釋書便蒙》，皆以之爲日本禪林僧史撰述之典範，可見其影響，同時也不能不説是惠洪僧史撰述流衍於日域的成果。

三、規模東坡，借潤山谷：詩文僧惠洪的典範意義

作爲詩文僧，惠洪有詩文集《石門文字禪》三十卷，收録了其一生的詩文詞作品，是其從事文學創作，“以臨高眺遠不忘情之語爲文字禪”的集中代表，内容的豐富性和包容性在整個宋僧中鮮有其匹；除此以外，他還留下了《冷齋夜話》《天厨禁臠》兩種詩學著作，反映了他的文學創作理念與審美趣味。這些著作皆在五山時期傳入日本，成爲五山禪僧從事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典範(84)。下文分别論述兩者的影響。

首先，從惠洪從事文學創作的整體面目而言，他雖爲出家忘情之禪僧而喜結交士大夫，關注世事，好論古今是非成敗，屢受政治牽連，同時博覽群書，推崇以蘇軾、黄庭堅爲代表的元祐文學傳統，因此，其《石門文字禪》毫無一般詩僧清瘦寒儉的“蔬笋氣”，内容豐富，題材廣泛，體裁多樣，風格豪健。僅從詩歌題裁來看，惠洪詩包括詠史、詠物、紀行、紀事、登覽、雅集、贈别、節序、讀書、題畫、論詩、談禪、説理、述懷等。並且，惠洪詩歌從内容來看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創作了大量交游雅集的酬應類作品，詩歌顯示出强烈的交際性特點；二是有大量談文論藝、評詩品畫的作品，顯示出濃厚的書卷氣與人文底藴；三是尤擅長書寫方外與世俗的日常生活，日常瑣細在他的筆下實現了詩意與禪意的升華。這三方面的特點，脱略山林蔬笋之氣，具有士大夫面目，可以説與此前詩僧擅長苦吟、詩歌内容不出山林的傳統大異其趣，而與典型的元祐詩歌具有一致性，無怪乎前人評惠洪詩，直言其“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85)。這正是惠洪文學上“規模東坡，借潤山谷”(86)的成果。對比整個五山禪林文學，可以説五山禪僧創作的整體面貌亦呈現出相似的特點，詩歌題材内容的博大豐富、明顯的交際性特點與濃厚的人文氣息，對雅集、文藝、書齋生活與日常的熱衷，這些内容都將在本書主體章節中詳細論述。五山禪林文學的這種整體風格，甚至於他們對蘇軾、黄庭堅以及元祐文學的高度推崇，從根本上來説正是以他們崇仰的前輩惠洪爲榜樣的。

就具體的詩歌創作而言，惠洪不少詩作因爲兼富禪理、詩情、畫意，成爲中日禪林詩、畫、禪結合創作傳統的典範。如周裕鍇論證，中日禪林規模宏大的“瀟湘八景”詩畫創作傳統，其詩歌的向度就以惠洪爲典範(87)。實際上，不僅僅五山禪林的“瀟湘八景”詩創作是接受惠洪典範影響的結果，在此基礎上，還産生了一系列的“八景”“十境”組詩，五山禪僧也將其源頭追溯到惠洪。與此類似的尚有《四暢圖》的創作傳統：

李成德爲《四暢圖》，垂鬚佛嘗賦之……夫垂鬚佛也，山林而名重朝廷，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以故趙宋一時文人，翰墨之妙，拳拳服膺。吁，必有大過人者乎。不然，四暢之圖，千載而下，而豈有續之乎哉？玉府續翠禪伯者，詩尊宿也，今計其魁傑之作，不見垂鬚佛也。(88)

四暢描寫理髮、搔背、刺噴、固耳四事，禪宗詩偈傳統中頗喜以此種日用小事爲題，藴含精微的禪理，傳統的《日用十事》與此處惠洪題《四暢圖》的絶句皆是如此，如《搔背》寫“癢處搔不及，賴有童子手。精微不可傳，齬齒一轉首”(89)，就以搔癢的微妙感受來喻指開悟。材料中垂鬚佛即指惠洪，從東沼周曮的跋語中，可見其以惠洪爲《四暢圖詩》之典範，而對江西龍派不祖述惠洪，略有微詞。其次，在詩歌創作上，惠洪作詩提倡“妙觀逸想”，以智慧之心對世界作神秘、直覺、超越常規的觀照和變化無礙的審美構思(90)，其詩歌在比喻、擬人的修辭方式上頗有創獲，惠洪比喻中這種巧妙的構思常爲日僧所注意和學習。又如惠洪詩中喜用“春”意象，常以之喻人的精神氣度、畫筆之妙、禪意的境界和詩文之筆力(91)，就爲日僧所學習和仿效。如以“回春”比喻詩人筆力之工，乃惠洪首創，並屢用之，而義堂周信就曾借用：“胸含古井千年冷，筆挽陽春一夜回。”(92)以春陽化生萬物之和融比喻得道圓滿的禪境，東陵永璵借用之比喻夢窗疏石之道“如春行大地”(93)。

另外，五山文學中除了作詩傳統外，也盛行諸體文章的創作。宋元禪林各體文章以惠洪爲典範者，周裕鍇曾論述至少有三種，即疏文、題跋與字序(94)。這一論述，移之於五山禪林亦同樣成立。就《五山文學全集》和《五山文學新集》來看，詩歌以外，禪僧的諸體文章創作，最爲大宗者正是疏文、詩畫軸題跋題序與字序，五山禪僧創作這三類文體蔚然成風。而在這三種文體中，疏文尤爲五山禪僧所重視，其在五山文學中的地位可與詩歌並列。五山禪林的各體應用疏文，從體裁上來説具有宋代新體四六文的特點，應用於宗門各種禮儀場合，其中最爲重要者是禪僧入寺疏文。每當禪僧在住寺之際，禪林諸方皆作入寺疏以賀之。五山流行的這種四六疏文，是頗以惠洪爲典範的。僅以虎關師鍊所編《禪儀外文集》爲例，總計選入寺疏49篇，惠洪一人占10篇，與物初大觀並爲入選最多的禪僧。並且，占他個人入寺疏總數的百分之七十(95)，已可見其疏文對五山禪僧的影響。

惠洪《石門文字禪》在五山禪林的影響是從整體直至細節的，因此，被北村澤吉認爲學詩於惠洪的義堂周信(96)，在日記中這樣評價《石門文字禪》：“《石門》波瀾廣大，教海汪洋矣。”(97)另外，《石門文字禪》惟一注本的作者是江户時代禪僧廓門，這也是日本禪林推崇惠洪詩歌之證據。

《冷齋夜話》在五山禪林的影響，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來驗證。《冷齋夜話》卷二“韓歐范蘇嗜詩”條論蘇軾和黄庭堅詩，曰蘇軾“友愛子由，而味著清境”，舉蘇詩中“風雨對床”的意象爲例；曰黄庭堅“寄傲山林，而意趣不忘江湖”，舉黄詩中諸多的“白鷗”意象爲例(98)。五山禪僧在塑造蘇軾和黄庭堅的典範形象時，以上兩個意象是使用得最爲頻繁的，且對其内涵都有所延伸和發明。雖然以蘇、黄在五山禪林的風行程度，禪僧不可能要間接通過惠洪認識蘇、黄，但僅就這兩個關鍵意象的發現來説，惠洪應當起到了首先標舉的作用。另外該書卷六“東坡稱道潛之詩”條，舉東坡稱道道潛的兩則名句“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道，藕花無數滿汀洲”與“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99)。在五山文學中，幾乎有關於道潛的所有文字，如道潛畫像贊、論道潛詩的絶句，皆脱胎於道潛此二詩，尤其是五山禪林還大規模流行《藕花汀洲圖》《風蒲蜻蜓圖》和以此二句爲句題詩的絶句，簡直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從中可以窺見五山禪僧對道潛的認識和受容，其中介應當是東坡的標舉和惠洪《冷齋夜話》的記載。

總之，惠洪在五山文學中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作爲文字禪的典範，成爲禪僧們景慕的對象。在命名立字之時，五山禪僧常通過取名取字於惠洪，表達景仰之情，其别集許多字説皆是明證，兹舉彦龍周興集中兩例：

覺範，十四登童科，十九得度試經，九流百家，過目成誦，遂得自在三昧於文關西。呻吟謦咳，皆作文章；喜笑怒駡，靡非佛事。規模東坡，借潤山谷，秕糠九僧三十二釋者，筠溪詩也。甄拔八十一人，修史於僧寶，則比以司馬遷、班固；品藻三百餘事，著録於林間，則譬諸樂廣、潘安仁者，筠溪文也。印開濟下三要，排辨洞上五位，論末後句，呵張相公之悟處；指三種失，斥古塔主之説法者，筠溪禪也。昔人稱天下英物、聖宋異人者，寔不誣矣。少年所矜式不亦大哉！……公他時異日，試經得度，心空及第，其文章也，其道德也，學而到不可學，則必有得焉。名已爲今筠溪行，若不愧古覺範，則向之慕盧行者、慕陳蒲鞋、慕曾郎、奯公者，風是在下矣。（《景筠字説》）

以文字禪發揮吾宗者比比在焉……關西一傳，得筠溪覺範。範於文也，攢花簇錦，戛玉鏗金，驅遷、固於筆，折蘇、黄於面前，故無盡張公，指以爲天下英物，不亦美而榮乎？方今叢社凋零，贗緇成林，學不古，道不古。公當此時，範其名，英其號，睎驥者驥之乘也，其志可見矣。（《文英字説》）(100)

從上文可見，惠洪以其禪、詩、文完美的結合，最終成爲五山禪僧最爲推崇的禪林典範。

綜上所述，通過對五山時期文字禪思想的整理，可以發現日本禪林關於禪道與文字關係的表述，在前期受容中國禪林相關理論的基礎上，逐漸地發生了變異，這既是他們對宋代詩話中“以禪喻詩”的詩論的吸收與利用的結果，也是禪宗傳入日本後發生在地變異的表現。相比於大陸禪林對惠洪評價的頗多争議，在五山時期，惠洪一直受到日僧的極力推崇，這一典範選擇與五山禪林的文字禪思想、撰述風氣是互爲表裏的。隨著五山禪林文字禪思想的發展，禪林文學才逐漸地、更多地展現出世俗文學而非宗教文學的面貌，最終禪僧們才會以士大夫詩人作爲他們詩歌創作追摹的最高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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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文字禪”之定義，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進行界定，其中以周裕鍇之定義更爲合理科學。他聯繫宋人的闡釋和宋代禪宗實際情况將之分爲廣義和狹義二説。廣義“泛指一切以文字爲媒介、爲手段或爲對象的參禪學佛活動，其内涵大約包括四大類：1．佛經文字的疏解；2．燈録語録的編纂。3．頌古拈古的製作。4．世俗詩文的吟誦”。狹義則指“一切禪僧所作的忘情或未忘情的詩歌以及士大夫所作的含帶佛理禪機的詩歌”。本書對宋代文字禪的論述，即採用此説。參見《“文字禪”發微：用例、定義與範疇》，收入《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2頁。

(2)　蔭木英雄《五山詩史の研究》，笠間書院，1967年，第11頁。

(3)　圓顯等編《大覺禪師語録》，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佛書刊行會，1914年，第95册，第112頁。

(4)　《大覺禪師語録》，第66頁。

(5)　惠洪《又次韻五首》（其二），周裕鍇校注《石門文字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5册，第2211頁。下引惠洪詩文，皆出此本。

(6)　裔澤等編《梵竺僊語録》，《大日本佛教全書》，第96册，第282頁。

(7)　周裕鍇《惠洪文字禪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8)　上村觀光《天柱集解題》，《天柱集》，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1册，第674頁。

(9)　竺僊梵僊《畫竹四首·春日晴竹》，《天柱集》，第688頁。

(10)　虎關師鍊《清言》，《濟北集》卷十二，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1册，第248—249頁。

(11)　《濟北集》卷十二，第254—255頁。

(12)　《濟北集》卷十二，第253頁。

(13)　虎關論詩也以“適理”爲標的：“夫詩之爲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適理而已。”參《詩話》，《濟北集》卷十一，第228頁。

(14)　惠洪《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録》，《石門文字禪校注》卷二十五，第3829頁。

(15)　惠洪《跋東坡仇池録》，《石門文字禪校注》卷二十七，第4033頁。

(16)　《濟北集》卷十二，第254頁。

(17)　《濟北集》卷十二，第249頁。

(18)　義堂周信《送愚溪至書記歸真福兼簡其伯有在先》，《空華集》卷九，第1593頁。

(19)　分别見《次韻鈍夫常樂窩雜言兼簡九峰八首》（其三）、《次韻賀東山書記恕惟忠》，《空華集》卷四、卷十，第1405、1622頁。

(20)　分别見《次韻戲呈攝政殿下二首》（其二）、《和答璣叟》、《杜甫》，《空華集》卷五、卷八、卷十八，第1450、1548、1849頁。

(21)　《錦江説送機上人歸里》，《空華集》卷十六，第1781頁。

(22)　中巖圓月也申言“詩之於道爲小技，試將大道俱相論”（《贈張學士并序》，《東海一漚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四卷，第324頁），爲義堂周信《空華集》作序，開篇亦言：“友人信義堂，禪文偕熟，餘力學詩。”（《空華集序》，同上第565頁）可見“文章小技”“餘力學文”均爲此時的流行話語。

(23)　義堂周信《空華日用工夫略集》，應安三年二月廿三日條，太洋社，1943年再版本。

(24)　《無文説》，《空華集》卷十六，第1782頁。

(25)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録》，《石門文字禪校注》卷二十五，第3825—3826頁。

(26)　參前揭周裕鍇《惠洪文字禪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27)　不聞契聞《雨華岩還鄉省師頌序》，《關東諸老遺稿》，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下册，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103頁。

(28)　大本良中《東陵和尚語録序》，《關東諸老遺稿》，第89頁。

(29)　義堂周信《文仲説》，《空華集》卷十七，第1803頁。

(30)　參見陳自力《釋惠洪研究》，第157—169頁。

(31)　關於五山文學的分期，日本學者有多種看法，如上村觀光、山岸德平均分爲兩期，安良岡康作、芳賀幸四郎、俞慰慈分之爲三期，蔭木英雄分爲四期，北村澤吉則分之爲七期，每一期的起訖時間也略有差異。我認爲，若以五山文學的發展過程爲著眼點，則分爲三期最爲合理，但與以往學界三分法差異明顯的是，本書將前期與中期的分界點下移至義堂周信去世（1388）。義堂作爲“五山文學雙璧”之一，其文學成就確實已能充分代表隆盛期所達到的高度，但他詩文集中所體現出的文學觀念、其學術特質與著述特點，均與前期學問僧更爲相近，這一點將會體現在後文的多處具體論述中，也是本章將義堂去世作爲五山文學前期結束點的理由。從此時至應仁之亂爆發（1467），爲五山文學中期；應仁之亂以後直至室町幕府滅亡（1588），則爲後期。不過本章考察五山禪林文字禪思想的發展實際，中期以後禪僧關於文字禪思想的論述並没有顯著變化，因此行文中，僅僅以義堂去世時間爲界，分前後兩期論述。

(32)　五山禪僧的别集編目，多以文體分類。整個五山時期近四百年，宗門文類如法語、疏榜，以及屬於散文的如序跋、記、論等，在編類時，前後期的分類並無變化，只是呈現出文學性、世俗性文體的所佔比例增長的趨勢。但在韻文分類方面，則比較顯著地分爲偈頌爲主和詩歌爲主的兩個階段。

(33)　《江湖集》和《菩薩蠻》流行前期禪林的盛况，在清拙正澄《跋江湖集》《跋菩薩蠻》，竺僊梵僊《跋古德偈頌集》（即《菩薩蠻》）等題跋中皆有記載。

(34)　玉村竹二《五山文学——大陸の文化紹介者として五山撨僧の活動》，至文堂，1985年，第60—93頁。

(35)　鐵庵道生《雜題頌軸序》，《鈍鐵集》，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1册，第381—382頁。

(36)　乾峰士曇《題江湖集》，《乾峰和尚語録》，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上册，東京大學出版社，1977年，第415—416頁。

(37)　中巖圓月《東海一漚集》，第484頁。

(38)　中巖圓月《頌軸序》，收入《關東諸老集》，第96頁。

(39)　中巖圓月《藤陰瑣細集》，《東海一漚集》，第484頁。

(40)　夢巖祖應《送通知侍者歸鄉詩軸序》，《旱霖集》，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1册，第831—832頁。

(41)　《跋重刊北磵詩集後》，《旱霖集》，第836—838頁。其中部分文字據《北磵詩集》影印本改正。

(42)　《送通知侍者歸鄉詩序》，《旱霖集》，第831—832頁。

(43)　岐陽方秀《送南窗藏主還鄉》，《不二遺稿》卷上，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3册，第2898頁。

(44)　惟肖得巖《元日立春唱和詩序》，《東海瓊華集》卷三，第798—799頁。

(45)　仲芳圓伊《寄得中座元詩序》，《懶室漫稿》卷五，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3册，第2510頁。

(46)　前期友山士偲（1301—1370）也曾認爲詩與禪乃至三教本質上是一致的，他説：“夫詩之道也，以修一心爲體，以述六藝爲用。所謂‘曰思無邪’者，蓋指一心之體也；‘移風易俗’者，登六藝之用也。以要言之，三教談説，不過體與用耳。然則作詩製文，於道有何害耶？”（《跋知侍者送行詩軸》，《友山録》卷二，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二卷，第92頁），芳賀幸四郎以之爲禪林“詩禪一味”説的濫觴，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友山此説，在前期爲個别現象，同時他的言論也不獨指詩、禪而言，而是産生於當時禪林推崇契嵩、流行三教合一説的背景之下。

(47)　參見前揭周裕鍇《惠洪文字禪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48)　惠洪《題言上人所蓄詩》，《石門文字禪校注》卷二十六，第3955頁。

(49)　天隱龍澤《錦繡段後序》，《天隱和尚文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71年，第988頁。

(50)　天隱龍澤《跋龍溪侍者詩後》，《天隱龍澤作品拾遺》，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1221頁。

(51)　《雪詩軸》，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三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69年，第667頁。

(52)　瑞溪周鳳《小補集序》，見横川景三《小補集》卷首，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一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67年，第3頁。

(53)　瑞溪周鳳《次韻歡喜江西和尚中秋看月見示二首》（其一），《卧雲稿》，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546頁。

(54)　桂庵玄樹《汝南翁席上用同字和者十章》（其一），《島隱集》卷上，收入塙保己一等編《續群書類從》第12輯下册，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4年，第655頁。

(55)　萬里集九《正月一日試分直》，《梅花無盡藏》，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六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72年，第756頁。

(56)　《答仲華丈六篇詩序》，《梅花無盡藏》，第915頁。

(57)　《洛英首座住丹州長安山門》，《蘭坡景茝作品拾遺》，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478頁。

(58)　以心崇傳《翰林五鳳集序》，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4册，第1頁。

(59)　横川景三《次韻益之見寄文叔詩》，《小補東遊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一卷，第82頁。

(60)　祖溪德濬《與仙英手簡》，《水拙手簡》，收入《續群書類從》第13輯下册，第1062頁。

(61)　彦龍周興《呈桃源書》，《半陶文集》卷三，第1151頁。

(62)　瑞溪周鳳撰，惟高妙安拔尤《卧雲日件録拔尤》，文安四年五月十八日條，岩波書店，1961年，第15頁。

(63)　心敬僧都《さざめごと》〔室町時代連歌論書，兩卷，寬正四年（1463）成書，爲記述連歌歷史、作者、作法之問答體著作〕，載於《日本古典文學大系》，岩波書店，1968年，第66册，第183頁。

(64)　藤原惺窩《書正徹老人親筆倭歌後》：“昔有以周詩爲吾家《般若經》者，徹亦以兩卿之集爲《涅槃經》者也。”

(65)　此點張伯偉在《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謭論》中曾予揭示，收入《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中華書局，2012年，第251—293頁。

(66)　岐陽方秀《寄山陽芝岩上人詩叙》，《不二遺稿》，第2889頁。

(67)　關於禪林“儒釋一致論”，參見芳賀幸四郎《中世撨林の学問および文学に関する研究》第五章《三教一致論の展開》，第221—244頁。

(68)　天岸慧廣《拜明教祖師塔》，《東歸集》，收入《五山文學全集》第1册，第2頁。

(69)　一峰通玄《奉悼龍翔笑隱和尚三首》（其二），《一峰知藏海滴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684頁。

(70)　心華元棣《自警次韻》，《心華詩稿》，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下册，第485頁。

(71)　以上兩條分别見義堂周信《次石室韻奉寄放牛和尚》《送小師梵嵩侍者歸里兼簡龍門太清》，《空華集》，第1513、1587頁。

(72)　惟忠通恕《明教》，《繫驢橛》，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下册，第617頁。

(73)　中巖圓月兩次論及契嵩詩，皆極口讚歎，以爲僧詩之高者：“明教《寄月禪師詩》云……其句法皆古遠而清秀，讀者可以一洗胸中塵埃也。”“唐僧能詩者多，而以貫休、齊己尤爲稱之，則固是也。宋以參寥、覺範爲稱。以予論之，鐔津詩，豈可在其下耶？但不多爾。若以不多故病之，則柳子厚當病焉。”（《東海一漚集》，第457頁）

(74)　關於惠洪的史學觀念和《禪林僧寶傳》的撰寫體例，前引陳自力《釋惠洪研究》及李熙《僧史與聖傳——<禪林僧寶傳>的歷史書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中皆有專門研究，本書據其研究成果綜合概述。

(75)　義堂周信《送歡書記歸京》，《空華集》卷七，第1539頁。

(76)　天隱龍澤《戊寅冬節之後一夕，岷驅烏有初雪之作，余乃剔燈呵毫，卒改數字示之，且書一章，以次韻云》，《默雲稿》，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1108頁。

(77)　月舟壽桂《卒次惠阜作成老人櫻花韻》，《幻雲詩稿》卷二，收入《續群書類從》文筆部第13輯上册，第193頁。

(78)　天隱龍澤《又次寄松社翁之句》，《默雲稿》，第1216頁。

(79)　以上三例分别見蘭坡景茝《抱節住南禪江湖》《正宗住建仁江湖》《玉莊住南禪江湖》，《雪樵獨唱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五卷，第153、194、195頁。

(80)　《與明極》，《濟北集》，第211—212頁。

(81)　虎關師鍊《一山一寧傳》，《元亨釋書》卷八，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1册，第100頁。

(82)　《獅子絃》，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上册，第995頁。

(83)　見《獅子絃》，第992—993頁。

(84)　《冷齋夜話》《天厨禁臠》皆有五山版流傳，參見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前言》，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頁。

(85)　許顗《彦周詩話》，何文焕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4年，第382頁。

(86)　語出祖琇《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傳》，《石門文字禪校注》，第4568頁。

(87)　周裕鍇《典範與傳統：惠洪與中日禪林的“瀟湘八景”書寫》，《四川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88)　東沼周曮《江西和尚賦四暢圖後跋》，《流水集》，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三卷，第485頁。

(89)　惠洪《李成德畫理髮搔背刺噴固耳爲四暢圖、乞詩作此四首》（其二），《石門文字禪校注》卷十四，第2213頁。

(90)　關於惠洪“妙觀逸想”，參見李貴《試論北宋詩僧惠洪妙觀逸想的詩歌藝術》，《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增刊。

(91)　惠洪詩禪中的“春”意象，台灣學者蕭麗華有專文論述，載氏著《“文字禪”詩學的發展軌迹》，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年，第231—258頁。

(92)　義堂周信《和答大照三首》（其一），《空華集》卷七，第1545頁。

(93)　東陵永璵《夢窗國師語録序》，《璵東陵日本録》，收入《五山文學新集别卷》下册，第82頁。

(94)　周裕鍇《石門文字禪校注前言》，《石門文字禪校注》，第8—9頁。

(95)　虎關師鍊《禪儀外文集》，駒澤大學電子貴重書庫藏室町末期寫本。

(96)　北村澤吉著《五山文學史稿》，富山房，1942年，第376頁。

(97)　《空華日用工夫略集》，第58頁。

(98)　《冷齋夜話》卷二，《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第21頁。

(99)　《冷齋夜話》卷六，《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第59頁。

(100)　兩文載彦龍周興《半陶稿》，收入《五山文學新集》第四卷，第1067、10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