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柱下陇西之流：合法性论证之三

《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上》记述李唐的世系，文繁难征，其汉世而上的系谱尤要者，可略述如下：李氏本出嬴姓，为帝颛顼之苗裔，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及商末理徵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氏为李氏。利贞六世孙老聃，周平王时为太史；秦时李昙为赵柏人侯，死葬柏人西，其四子中崇为陇西房，玑为赵郡房；汉世多以军功称名于世，最著者为李广、李陵祖孙。虽中古时期“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为士族谱牒撰写的常态(35)，然自皇帝权力合法性的角度而言，重视“冢中枯骨”则其来有自：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6)

太史公认为自古以来王道绍统者，必经数世累功积德始有资格，而汉高祖以泗水亭长、泼皮无赖的身份，提三尺剑数年即得天下，一改权力更迭的旧传统，可谓自我作古。太史公释之以“天命”，实为难得其解而推之于杳渺难测者。及班彪著史，犹以天命作为解释的依据：“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37)布衣闾巷的出身，是高祖得天下论证中难以绕开的先天缺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言论又易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故而，谱牒再造即成为汉室以感生之迹神化高祖而外，标榜自我合法性的必要举措，“汉为尧后”的说法因之而起。《汉书·高帝纪》曰：

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巿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38)

刘向“汉为尧后”之说填补了汉室血统的先天不足，有效勾连了“当朝贵胄”与“冢中枯骨”，被刘邦兴汉颠覆的传统由此又重归平衡。及“汉为尧后”之说依赖经纬谣谶与郊庙祭祀等方式行布天下时，其社会影响极为广大深远(39)。汉唐间王朝更迭多以“禅让”为名并追赠“新王”父祖、累陈“新王”功德，即是此传统影响的历史表现。

隋唐之际，“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两谶并起，虽李唐捷足得鹿，但“刘氏主吉”的影响犹存。消弭刘氏的影响遂与李唐政局的稳定高度相关。由于“汉为尧后”之说依托《春秋左传》，故李唐修订《五经正义》时遂重提此案。孔颖达以刘氏源出刘累信而有征，以尧为先祖则渺而无据。汉儒既引《左传》为证，唐儒遂考《左传》本条与上下之文不类，为汉儒取媚当世增文所致。虽孔疏此见，刘炫、刘焯已发其端，但官修之典的采纳与认证，其影响实难同日而语。如此，“汉为尧后”之说被挖墙脚立失根本。唐儒又进而论“汉世受命”之谶尤不足据：

《公羊传》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说《公羊》者云：麟是汉将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异，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秦项交战，然后刘氏乃立。夫子深闵民之离害，故为之陨泣。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也。案：此时去汉二百七十有余年矣。汉氏起于匹夫，先无王迹，前期三百许岁，天已豫见征兆，其为灵命，何大远乎？言既不经，事无所据，苟佞时世，妄为虚诞，故杜氏序云：“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盖贱其虚诬，鄙其妖妄，故无所取之也。(40)

《五经正义》多引纬书(41)，然其龂龂于此，坐实“刘氏匹夫”的论断乃是其基本意图。在“汉为尧后”之说的影响逐步消歇的历史过程中，《五经正义》应是诸推力因素中的核心部分。

李唐讥汉室“追攀先世”，但其自身谱系的构造不但“追攀先世”层累谱系且又“伪冒士籍”归宗陇西，较汉室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唐“追攀先世”，自称伯阳之裔，并引李广、李陵入世系，虽有北朝传统的影响，但应谶之需则是其要因所在。“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谶言为六朝名谶，杨隋时犹影响不衰：

隋大业七年辛未，炀帝亲驾征辽，楼观道士岐晖谓门弟子曰：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后数年，隋果乱。

大业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42)

李渊居太原时，自以名应图谶，每不自安。太原兵起，李氏名应图谶遂成凝聚群雄之利器。及李唐代隋，天命所在的李渊归宗老君：“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43)老君去武德已有千年，李渊既自认老君之后，则“认祖归宗”之谱牒构造自不免于自家真实之世系“斩草除根”，以求“移花接木”。武德及贞观时的崇道举措，高宗时也得以维系。李治为其子取名李弘，以应“李弘应出”的谶言，足以见出对老君资源的有意利用。虽贞观时法琳曾言李唐之李“非陇西柱下之流”，但关于李氏祖源的历史记忆，在李唐对于老君“体制性”的强势追攀下悄然变改，至高宗朝，李唐“拥真人之阀阅”似乎已成为唐人的常识。但此“祖源记忆”的常识化过程，却暗含有政治理念“尊祖”还是“从圣（孔子）”的纠葛。故而，当太宗修撰《五经义疏》时，消弭老、孔间的隔碍即成儒者的历史使命：

案此经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经》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谓经术政教之道，非自然长生之道。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曜，灭迹匿端，不可称以道。”……此敏德则《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经术，有名号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为政，皆须仁义顺时，故郑云“敏德，仁义顺时也”……其《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义，失义而有礼。”礼专据三王之时，故云洞五九礼阏邮。若然，仁义在礼前德后，则五帝与三王俱有仁义，故《礼记》云：“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44)

《道德经》中的政论言辞甚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以其为“君人南面之术”。以“道德”为君道帝王之术，可视为汉世以上知识群体的常识。魏晋以降，玄风扇炽而佛学亦争胜于思辨清谈之场，老君政论遂隐而不彰。李唐时，孔门政论已成为共识话语的大宗，老君的政论须经重新阐释，才能维持“尊祖”“从圣”之间的平衡。虽然，唐儒重回河上公的理论并借谶为断，所遵循的依然是汉儒的解经传统，但唐室以儒道双行为治国之本的理念则渐成风气。唐玄宗注《孝经》、注《道德经》颁行天下以为教化之用，以此传统言，不过稍踵事增华而并非自乱方寸抑或别出心裁(45)。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谱篇序》云：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46)

李唐自称西凉嫡裔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即为宇文泰上述政策的产物。但北周及杨隋时，入关的洛阳鲜卑若元氏、长孙氏、斛律氏俱称河南人，已违背西魏明帝二年（558）入关迁洛胡族“改河南郡望为京兆郡望”的诏令。此外，当时入关的山东汉人也多称山东郡望，故而宇文泰的政策北周时并未贯彻始终。唯有入关的核心群体即所谓六镇武人集团多称关内郡望，李虎家族本为赵郡柏人之“破落户”或“假冒牌”，称陇西成纪(47)；杨忠家族改山东称弘农；代北窦炽家族称扶风。六镇武人集团，遵循宇文泰的政策，保持关陇郡望，既可与入关的旧齐士人、江左士人以及河南胡人相区别，又可因地域与身份的相近而凝结成高度认同的集团。虽然集团内部纷争不免，但此集团凝聚对于维持各自家族的利益则尤为必要。后世史家所论及的“关陇集团”其核心即为此六镇群体。李唐自称陇西郡望，虽有中古庶族小姓伪冒世族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但郡称陇西对于李氏所具有的军事及政治意味恐是其做出此种选择的根本原因。此外，唐室虽自称陇西，然大修河北昭庆的建初陵与启运陵，刻意彰显与赵郡李氏的关联，以期与山东集团形成地理、情感、立场相近的认同，亦可为“陇西柱下之流”所标榜的意义另增佐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