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数在唐”：合法性论证之二

奠基于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基础上的天文（星占）之学历时久远而影响迄清末不衰。天文星象之学影响所及，遍布政治、军事、礼仪、农事以及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故而星象之学实隐含古人生活的根本秘密，由此，星象及其推衍所及之“历数”的观测与掌控即成为引领族群或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事件。义宁二年（618），隋恭帝禅位李渊，诏曰：

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伐，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18)

历数所在，即天命所在，《论语》载尧舜禅位之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19)

尧之为政“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及舜即位，“天之历数”移至虞舜，则“历数”实为政之尤要者。由此而下，典籍班班可考。“历数”的影响，并不仅在于其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晋书·律历志》曰：

昔者圣人拟宸极以运璿玑，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历，敬农时，兴物利，皆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者也。然则观象设卦，扐闰成爻，历数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节以始农功，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余，述而著焉，谓之《调历》。……是故天子置日官，诸侯有日御，以和万国，以协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皆应躔次而无淫流，故能该浃生灵，堪舆天地。(20)

掌历数者有颁朔之权，管控社会生活的基本节律。故而，革命者必颁朔，常隐含权力所及处日常生活当步调一致的预期。当“环球同此凉热”的权力期待，通过改元颁朔甚或基本节日的制定不断渗入国民的日常生活之际，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情感也随之被构筑。“历命”其本在“命”，其象在历，而历数之所成则据天象。日月星辰等天象是人世政治活动时序节奏制定的重要依据，由此，依稀仿佛间的“历命”即借“天象”而得一可见可述的表现。当“历数”作为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符码，已成为知识人知识结构的基本组成时，关于“天象”的观测与解读遂成为理解政治走向的重要依据：

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君依之数月。敬知君妙于历象，访以当时休咎。君曰：“人事观之足可，不俟终日，何逮问此？”敬曰：“王生要当赠我一言。”君曰：“以星道推之，关中福地也。”敬曰：“我以为然。”君遂去，还龙门。(21)

凌敬与王绩对谈之时，李渊已入居关中，王绩客游河北而曰“以星道推之，关中福地也”，虽不免有故为造作、取媚新朝的嫌疑，但自无损一般之真实。以天象作为鼎革的依据，上古之世已然，以星象而论，最为著名者莫过五星会聚：

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22)

五星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东井为二十八宿南方七宿之首，黄道广度约30度，为二十八宿中跨度最大者。“五星聚东井”之象据黄一农推定实为高祖二年（前205）四五月间，而五星最接近时，金星位在参宿(23)。汉王入关，五星相聚是汉儒的伪托(24)，但五星或四星聚作为特异天象是易代革命的征兆，却是中古知识界的常识：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鱼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荧惑入舆鬼。占曰：“兵丧。”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后皆有应。(25)

虽然《宋书》亦言及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易行更纪者，五星相聚非定为易代之征，然若尺度稍宽，所谓不易者亦有所易，如齐为五霸之一，实亦周王朝权威失坠的象征。故而，五星或四星相聚之象，常对应地上的重大政治纷争则无异议。

在对五星相聚的层累书写之中，五星相聚又有明主出世之兆，故有“吉象”之称：

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26)

虽以五星聚为凶相者代不乏人(27)，然司马迁五星相聚为“吉象”之说，乃以“明主出世”言，吉象之吉取决于德之大小，故政变者常引以为助。武德九年（626）六月庚申，李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此一事件为唐初政权合法性论证颇为棘手的问题，“五星相聚”遂应时登场。《全唐诗·凡例》：谓“唐高祖赐秦王诗云：‘圣德合皇天，五宿连珠见。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明胡震亨谓唐初无五星联聚之事，疑其伪托，今删去。’”(28)胡震亨以唐初未曾出现五星联聚的星象，遂认定《赐秦王诗》为伪作，但胡震亨的分析，却可能忽略了社会心态对诗歌写作的影响。虽然武德末年确实未曾发生五星联聚的天象，《赐秦王诗》在个体真实上错误明显，但却不足以断定此诗为假。毕竟，此诗可以解读为作诗者以五星联聚为政治姿态的特定表达，故天象或假而姿态则真。而另据《旧唐书》卷七九，武德九年五月（按：《通鉴》为六月己未）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状示太宗，太宗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未久遂有玄武门之变。太白经天之象为“天下革，民更王”(29)之兆，如此，即使五星联聚为伪托，武德九年政局变动亦有天象可征。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旋又诛二人子嗣，酷烈至极，故其登基之后耿耿于此。政变后人事关系的重新平衡，是影响贞观政治的重大问题，前朝杨广夺嫡激成日后隋亡之局，太宗自非全无了解，故而答房玄龄之问，太宗引尧、舜、周公为例，表明以天下为公的姿态，但尧舜废丹朱、商均，周公诛管、蔡名正言顺，与太宗杀建成、元吉在合法性上差异明显。

贞观十四年，太宗欲观国史：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30)

虽太宗登基后即对建成、元吉行追封、改葬之礼，但至贞观十四年，太宗犹不能释怀，欲史官改削玄武门事件。故而，无论《赐秦王诗》出于李渊，抑或秦王属臣托名伪作，“五星联聚”于太宗意义实为重大。由于历命之说，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故而天象之变预兆人事之变，人之行事亦可感应上天而明之以历数星象：

十四年，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风新术，以甲子合朔冬至……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又以平朔推之，则二历皆以朔日冬至，于事弥合。(31)

“甲子朔旦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星相聚于同一方位，在中古政治领域是王朝的重要祥瑞之一(32)。许敬宗《百官贺朔旦冬至表》曰：

臣闻乾坤资始，上元开历象之端，日月还流，朔旦正旋衡之本。事韫有形之表，理遂无物之先，故能运彼玄枢，财成庶类，丽兹黄道，孕育群生。惟圣则天，允执在躬之历；惟皇作极，必叶履端之契。所以《书》称敬受，《易》曰明时，克正降平，无非此道。伏惟皇帝陛下……肇一元于甲子，致希世之贞符，挟五始于长至，播光前之茂礼……臣等生属寿昌，累逢祉福，至于今庆，旷古无俦，何幸如之！亲承旦暮，不任欣跃之至。(33)

自图书爰始，往圣未睹，惟存于传闻之间的“甲子朔旦冬至”瑞兆出现于贞观之年，寓意太宗朝的国家治理可与尧舜比隆。强大的“前瞻性”瑞兆，为存有先天缺陷的太宗政局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证明。与此同时，唐代郊祀制度中星官神位的核心地位也足以为星象在唐代的影响提供佐证(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