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氏当王”：合法性论证之一

谶言、谶语为秦汉间方士所编织的隐语，有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之说，西汉季年大行于世。因谶言假托神灵天意，所决者又多与国祚帝运相关，其造作与流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极为可观，故而动荡之世，谶言遂成为社会势力角力的话语场。隋末李渊发兵晋阳即号应谶而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云：

帝自以姓名著于图录，太原王气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呈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5)

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6)

李氏名入图录，新莽之世已然，李通父子“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谶言盛于一时，及东汉末年，又有“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谶言兴起而盛行于魏晋以迄隋唐间。

今祖述李叟，则教失如彼；宪章神仙，则体劣如此。上中为妙，犹不足算，况效陵、鲁，醮事章符，设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负山，庸讵胜乎？标名大道，而教甚于俗；举号太上，而法穷下愚，何故知邪？……至于消灾淫术，厌胜奸方，理秽辞辱，非可笔传。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迍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岂与佛同？

刘勰《灭惑论》(7)

“李弘应出”之谶，出于有原始道教之称的“李家道”(8)。自东晋至南北朝，史籍所录以“李弘”为名而起者次数有九，地域分布甚广，南北东西都有，且有“氐”“蛮”之族裹挟其中者。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时，抨击“李弘应出”之言“惑乱万民、蚁聚众人”，与刘勰南北呼应，足见此谶影响之巨。大业时，“李氏将兴”的谶言复起，“桃李子”而外，又有慧化尼“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9)的歌辞流行。此谶与周隋禅代时，神尼智仙“儿（杨坚）当大贵，从东国来”的预言颇有雷同之处。杨、李均称关中郡望，以关陇为势力根基。智仙之谶所谓“从东国来”，实有示好旧齐势力借重山东的意图。而佛教徒造此谶言，亦寄托山东、关陇佛法经周武灭佛后气势将尽之际，“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续高僧传》卷二六）的期待。“东海十八子”的谶言亦出于女尼，但“东海”较之区域相对模糊的“东国”，则另存有道教的因子(10)，精心造作的痕迹宛然。此外，“白雀”的传说亦非仅发端于“白雀者，王者爵禄均则至”(11)的符瑞传统，隋末另有“白衣天子出东海”的传言，此“白雀”之白与“白衣”之白相互指涉，为中古时期一独特的政治意象。李氏郡望关陇，谱系上追西凉李暠。《三十国春秋·西凉传》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暠颂之”(12)的记载。西凉兴起西北，据五行系统的五方帝或五色帝理论，西方五行属金，五色尚白。李渊白雀之瑞与“白衣天子”的谶言，虽有借重弥勒教派“弥勒下生”之意(13)，但也难掩李氏对于本土已有传统的利用。与此同时，由于杨广夺嫡，亲杨勇的山东势力颇受排挤，炀帝登基后信任江淮人士，又形成关陇与江淮相互对抗的复杂局势(14)，李渊所可利用的势力便以关陇、山东为基本构成。“道君出世”遂与“弥勒下生”并辔而行，“白衣老君”常见唐时载籍乃为时势使然。

谶言诡为隐语，常为社会势力谋求政治收益的手段，但谶言的效用制约于社会势力的关系结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心态诸因素。以“李氏将兴”谶语而言，其所以收效甚大，周隋之时“李贤、李穆族最盛”实为要件(15)。而谶语造作时，对于关陇与山东地域间文化传统、大业末年社会现实以及民族心理的精心利用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由于中古之际地域关系结构的复杂以及汉末以来刘氏的影响犹存，与“李氏将兴”之谶同行于世者，又有“刘氏主吉”之说。《隋书》卷三八《刘昉传》曰：

（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示其利害，每加宽宥，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鬲。(16)

谶言“诡为隐语”，或源于经，或师乎圣，或借灵于神怪妖狐，展现形态有别，但神化谶主“应天顺人”并无二致。由于谶言具有极强的鼓动效应，不同的“谶主”之间即有正统与异端之辨。“刘氏主吉”“卯金刀”“刘氏当王”诸谶较“李氏将兴”“李弘当世”更为久远，南北朝时已是非刘政权的禁忌。杨隋时，刘、李之谶并起，刘昉应王不过为诸事例之一端。炀帝时“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但及李唐建国，山东豪杰犹有以“刘氏当王”相号召者。《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云：

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17)

高鸡泊的山东豪杰以“刘氏当王”的谶言为联众抗李的口号，应谶并起的刘、李至此分道扬镳。贞观初刘师立事件，贞观末刘洎事件、刘道安事件、刘兰成事件均与“刘氏当王”的谶言相关。李唐王室行警告与诛杀之权而外亦欲禁行图谶，以正统与异端的区隔确立“李氏应王”谶言的唯一性。贞观二十年（646），太宗禁毁《三皇经》即可视为此理念的具体践履，虽“刘氏当王”之谶在李唐末年影响犹存，但李唐试图独占谶言话语资源的姿态却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