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问题的问题就变成哲学问题
1 解题
“一个或所有问题”并不是说哲学要去思考所有问题，做不到也无必要。事实上只是某些问题需要哲学反思，而且没有最终答案。维特根斯坦提醒过，哲学问题没有答案（answer）而只有解决方式（solutions）。哲学也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化归为一个问题，一切事物的总体终极解释是神学，以前哲学也这样想过，那是幻觉。“一个或所有问题”的意思是，任何一个问题总会牵动所有问题，思考某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同时思考所有相关问题乃至所有问题，可这是思想力不能及的事情，但所有问题确实互相牵连、互相注解、互相建构，以至于如果孤立地思考某一个问题，切断了问题链，也就切断了意义链，就难以理解任何事情了。因此，“一个或所有问题”是悖论性的思想状态，其中隐藏着人类存在状态的秘密。
哲学曾经寻找一切存在的终极答案而未果，因而陷入形而上的迷茫（aporia）。并非任何事情加了问号就成为合理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或“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或“什么是绝对的存在”或“什么是绝对价值”之类就是伪问题，都假设了在哲学之外的神学答案。加问号并不能把乌有之事变成有意义的问题，那些冒充为问题的虚构都有一个无法逾越的知识论障碍：我们其实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想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假设一个未知项x，先要证明x存在，而不是对x进行研究，可又不存在证明x存在的方法。既然“三不知”——不知道x是什么，不知道x是否存在，不知道证明x的方法——就没有理由认为x是个问题并且有答案。
中世纪的神学家似乎比研究绝对存在或终极原理的哲学家有着更清楚的存在论意识，神学家们知道必须先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否则所有神学命题都无意义，因此发明了许多叹为观止的关于上帝的存在论证明，尽管那些证明有其基本漏洞，这另当别论。有趣的是，哲学家似乎更大胆，直接宣布了未经证明的绝对存在或绝对原理，却没有一个经得起怀疑论的质疑。如果能力意味着权限（康德认为，应该的前提是能够），哲学就无权研究存在本身——那是上帝的事情，也无权研究万物之理——那是科学的事情。哲学的权限是思想本身，所以哲学不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是对思想的反思，而思想以何种方法反思自身就是思想的最大困惑。哲学通过哲学史而自我建构为一种自传式的知识，可是这种“知识”缺乏胜利感，基本的困惑还是困惑。哲学好像只在原地进步。
思想对自身的反思总是陷入“量子式”的困惑。对思想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改变思想本身，在解释问题的同时就改变了问题或制造了新问题。反思是思想本身的一个变量，在反思中，与其说把握不住问题，不如说是把握不住思想，思想会在思想中跑丢了。老子有真知灼见：“道可道非常道。”不过正确的解法应该是：可因循的道都不是普遍之道。[1]这句话用来表达哲学的艰难十分贴切，思想之道正是永在创作状态中的未成之道。如果不反思，思想多半是错误；如果反思，思想就不可能完善。因此，哲学只是一个永在进行时的思想布局。
哲学常为找不到真理而烦恼。可是真理稀缺吗？事实上真理处处可见，甚至供过于求。只要给出足够的约束条件，说出一条真理并不难，比如，我在说，我在思考（笛卡尔），我举起手（摩尔），7+5=12（康德最爱），π是无理数，在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或在非欧几何里三角形内角和大于或小于180度，诸如此类的真命题无穷多。还有，所有重言式都是真命题，但这算不上是好消息，意思是，废话都是真理（不能反过来）。总之，找到真命题不是难事，使真命题变成有意义的思想，使真命题在恰当地方发挥恰当作用，就比较难了。安排真理的思想布局却不是真理，而是思想的设计。哲学就是创造思想布局的活动，经常“从头开始”，就像一盘棋重新下，原地进步算是进步吗？
2 无智慧的状况
知识在增长而智慧却在衰退。我们在使用的知识大部分是新的，而使用的智慧多半是老的，而且未必真的理解。以不再智慧的思想去解读过去的智慧，不会有很大的收获。只有当拥有新的智慧，才能理解旧的智慧，因为一种智慧只能在另一种智慧中被理解。如果缺乏新智慧，旧智慧就会变质腐烂。曾经震动心灵的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读已经磨损变质，退化为腐朽的话语习惯。呆读千遍文本，其义未必自现。知识的积累使事物越来越清楚，观点的堆积却使思想越来越糊涂，套路话语埋没了问题。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2]知识多多益善，而智慧却在于不断抛弃成见，最后达到无成见的纯粹思想。以老子之道为引导，哲学反思就是“无立场”地去思想，把任何立场当成反思的对象而不是信念。
无立场思维的启示不仅源于老子之道，也来自怀疑论和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这是三种只求方法而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哲学。无立场就是只有方法的思想方式，而把任何立场从思想的主语位置迁移到宾语位置上变成被反思的对象，就是说，无立场拒绝把任何立场预设为不可怀疑的思想前提，而设定为没有豁免权的反思对象——这个“悬隔”结构来自怀疑论传统。[3]进而，无立场思维把每一种观点都看作思想资源，任何观点在思想布局中都是有用的，但每个观点都必须加上约束条件以免被滥用，因此，无立场的反思需要明确每种观点得以成立的限制性条件而让各种观点在思想布局的合适位置上各就各位。如果没有限制条件，任何观点都会失真或失控，只有方法是普遍有效的，任何观点都是特殊有效的。[4]显然，无立场没有反对任何观点，只是要求每种观点各就各位而各得其所。每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用法，而思想布局的合理性来自普遍有效的方法。简化地说，无立场意味着，除了方法，再无任何预设，因此达到纯粹的反思。如果立场成为思想的预设，思想就无智慧可言。
3 如果有“智慧复兴”
恢复智慧或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思想行动之一，但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启蒙运动或儒学复兴之类设定了特定价值观的思想运动。特定价值观的价值属于特定历史，当生活世界非常欠缺某种价值观时，这种价值观的爆发能够形成巨大的思想能量，但现在的世界已经不缺少价值观了，世界已经形成了“价值观冗余”的现象，价值观的市场化、娱乐化、政治化和表演化形成价值观剧场，几乎每一种声音都带有价值观的口音，每种事物都贴上了价值观的标签。
价值观的极大丰富乃至冗余逐步导致每种价值观的“租值消散”，这个离奇现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涌现的，在21世纪达到全盛，与人的所有欲望有关的所有价值观都获得了“政治正确”的表演机会，七宗罪全都得到解放，今天已经几乎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解放的欲望了（似乎只剩下毒品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足够泛滥）。如果弗洛伊德在世，可能会感到迷惑：身体的压抑已经都可以自由释放了，为什么对心理医生的需求量却比以往更大？显然，即使每种价值观都获得政治或伦理的合法性，仍然不能减少人类的苦难、冲突和困惑，假如不是反而增加了的话。任何固化为某种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即立场，都会导致无智慧状态。不难观察到，二战之后的整个世界里，伟大的哲学、艺术、文学、音乐都急剧减少，人们普遍接受的仍然是古代或古典的哲学、艺术和音乐。
恢复智慧状态需要恢复思想的本源性或初始性的状态，重启免受固结信念、意识形态或流行价值观影响的思想原初状态，即“思无邪”的状态（思无邪颇接近本雅明所说的ur-experience），让思想得以重新发生。思想的“初始状态”并不是回到哲学史的开端（比如古希腊或先秦），那些被记述的“最早”哲学已经不是思想原初状态而是哲学发展的某个中间阶段了。所谓哲学在两千多年前“突然发生”的故事是错误史学，文明演化不会有类似耶稣“突然降临”那样的神学奇迹。思想的初始化只是模拟地回到比哲学史更早却没有被记述的思想初始状态，即早期人类开拓生活的创造性思想状态。在思无邪的初始状态里，只有问题和思想，没有立场或信仰。
4 哲学会搞错哲学吗？
在所有哲学问题中，“哲学是什么”或许会是最后才被想清楚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很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哲学是什么了。哲学首先要有哲学活动，但我们一直无法确定什么是或不是哲学活动。海德格尔曾经故意吞吞吐吐地问道：有那么一种事情，称作哲学，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不是故弄玄虚。维特根斯坦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困惑：做哲学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走。通常，一个问题似乎应该有答案，至少可以希望有个答案，这样想很正常，但哲学不正常。假如一个问题能够有一个可以验证的答案，那么属于科学；假如一个问题有许多答案，那么属于文学；但哲学问题没有答案。比如传统哲学的两大目标都不可能有答案。
一个目标是追问存在本身（Being），但这其实不是哲学问题——不用惊讶——而是被误认为哲学的神学概念。就存在本身而言，唯一必然可信的解释就是重言式“存在即存在”，这是从“存在”这个概念唯一可以分析地即必然地获得的结论。凡是答案等于问题的重言式，都属于语言学。当然，假如有上帝，存在对于上帝就是一个存在论问题了。上帝创造存在，理当知道其中秘密，所以说这个概念属于神学。巴门尼德天才地想到这个终极概念，那个时候的思维尚未区分哲学、神学和科学，所有知识都是知识，概念都是尚未学科化的通用概念。存在本身只是一个概念，在语义学上暗示了“存在之为存在”的伪问题，之所以是伪问题，是因为推不出任何超出重言式的“秘密”。不过，如果放弃永恒不变的“存在本身”这种虚构，把存在理解为一个变量，就确实成为问题了，就是说，把“存在之为存在”替换为“存在何以存在”就成为问题了，存在（to be）就意味着“存在就是被创制为存在”（to be is to be made to be），这就生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存在论问题。这意味着，当存在落实为创造某种存在的动词，才是思想的主题——这里预告了“动词的哲学”。
传统哲学另一个宏大目标是发现万物的终极真理和终极目的。按照习惯思维，万物“应该”有开端也有终结，也就有终极秘密。可是万物意味着无穷性，人类没有认识无穷性的能力，对于人类，无穷性具有永远的超越性（transcendency），这个判断先验为真（transcendental）。相对最接近万物秘密的知识是科学，不是耽于空想的哲学。哲学不可能成为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万物理论被证明是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的工作，证据是，在解释万物时，科学有可操作可验证的方法，而哲学只有能说不能做的看法。如果没有方法，看法毫无价值。一个精神病人对万物也有滔滔的看法，我们未必有十足把握区分精神病人和哲学家的看法。无论唯心论、唯物论或唯我论的看法，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都可以被说成是终极秘密，反正都没有必然证据。事实上大部分哲学话语都没有超出文学。科学作为万物理论，也似乎无法彻底认识无穷性，彭罗斯猜想再次提醒了这一点，他在纯理论上推测宇宙是循环的，可能有过无数次作为“开端”的大爆炸，以后也应该有无数次重新开端。这个近乎神话的循环论并非完全是推论的，据说宇宙中存在着大爆炸的某些可观察的“遗迹”。
上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让哲学集中地从语言反思了哲学，基本上放弃了以上两种不合理的目标。从语言哲学的观点看，哲学的错误主要是说错了话，错误的言说误导了思想。但妖怪还在，语言哲学的巨大成就却暗示着一个事与愿违的尴尬结果。假如每句话都是正确的话，即逻辑为真的句子或可验证的经验描述，那么哲学就消失了，因为所有正确的话都可以还原为逻辑或科学。因此维特根斯坦狠心地说，都会说正确的话，就不再需要哲学这个思想“梯子”了。哲学真的是多余的吗？恐怕未必。事实上，思想死活无法回避哲学，只要思想有其极限，就有哲学问题。哲学普遍存在于所有无解的思想难题里，或者说，哲学存在于全部真命题的集合之外。混乱的语言确实制造了不少伪问题，但并非所有哲学问题都来自混乱的语言，真正的哲学问题是生活硬生生直接给予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哲学的困惑不是“x是如此这般的”而是“在诸多可能性里何者更好”，或者说，哲学的关键不在于“是”（描述式）而在于“或”（或取式）。真理别无选择，价值或可选择，在真理那里，不需要哲学，只有选择的困惑才需要哲学。在“说”的背后是“做”，而“做”就是最后的问题了，也是存在的全部意义。因此，哲学最终不是反思名词，而是去反思动词。
关于一切存在的哲学理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事情，或许是深刻的，但几乎无用。持唯心论观点的科学家和持唯物论观点的科学家在科学上获得的定理是一样的，可见唯物或唯心的观点对科学定理毫无影响，是冗余因素；“齐生死”或是一种高明的理解，但人们并不按照这种高明的思想去生活，只是用来说说；“为天地立心”是完美诗意，却无落实之法，虚大于实；“我思其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是意识的完美自传，却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难题；“诗意的栖居”与苦难的存在相比轻如鸿毛；如此等等。这样说得罪了若干著名观点，但事实如此。许多哲学概念美虽美矣，却无灵验，与存在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隔阂。行动才是存在，只有在动词中展开的事情才能解释存在，名词是在存在之外关于存在的虚构故事。存在即造事（to be is to do），而造事就是选择存在的可能性，或为微不足道的日常选择，或为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莎士比亚的“如此存在或不如此存在”（to be or not to be）虽是老掉牙的名言，但确实没有比之更能表达存在困境的形而上学句式。
5 另一种哲学史与哲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选择的前提是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而可能性意味着未来性，可能世界的无穷集合意味着分叉的无数未来。逻辑和数学研究必然性，科学研究最大限度接近必然性的概率，而哲学研究可能性。如果不是因为赌博是个贬义词，似乎可以说，哲学研究人类创造秩序、价值和历史的“存在论赌博”，即以存在为赌注的赌博。
哲学史描述了哲学走过的路，但不能证明走过的路等于最好或正确的路，路没有走完，而且道路多有分叉，证明属于未来。哲学史只是记录了某些哲学观点，却不能定义哲学。把哲学等于哲学史，这个看法非常错误，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假如这个看法是对的，历史上就不曾出现新的哲学，也就不存在哲学史了。如果要使哲学史具有“日新”的当代性，就需要反思的哲学史，即作为哲学的哲学史，而不是作为复述或注经的哲学史，只有反思才能够在历史性中赋予哲学史以当代意义。反思的哲学史意味着去研究哲学道路上每一步走法的得失，如此就必须同时把思想的其他可能性考虑在内，让哲学史在“哲学语法”的普遍语境里重新展开，问题化的哲学史就变成了哲学。类似于回顾一盘棋，不仅通过复盘来再现每一步棋的历史，更要分析每一步棋在棋理上的得失，同时思考如果重新下这盘棋是否有更好的下法。因此，反思的哲学史不限于“史实”的复盘，而需要分析其中的哲学语法和思想的各种可能性，把史实问题化。无论如何，哲学史只是哲学空间里很小的一个部分。
不妨思考一个有点唐突的问题：思想是否可以不要哲学？这里仅限于人类，我们无从推测别的思想主体比如外星人或人工智能是否需要哲学。按照节能原则，没有必要思想的事情就是不太重要而可以省略的事情。在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以及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的挤压下，哲学的空间似乎所剩无几，所以霍金有理由说哲学死了——万物理论早已移交科学。然而科学有其局限，科学能够解释规律、因果、概率和必然性，却不能解释自由、价值、创制和可能性。思想要为所有行为负责，无哲学的思想是否能够对所有行为完全负责？这是大疑问。对行为负责的思想首先必须能够为思想自身负责，必须能够检查、解释和证明思想自身的合理性，而反思整个思想的基础并为思想本身作证的思想显然无法还原为经验知识，或者说，反思性的思想无法还原为描述性的知识。因此，问题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思想的思想就是哲学。
但哲学并非仅仅存在于哲学科目里，而存在于所有思想领域，每个领域都存在着该领域自身无法证明而需要哲学反思的基本假设。假如大学取消了哲学系，哲学照样存在，事实上在设立哲学“学科”之前，或在命名“哲学”之前，哲学已经存在了不知多长时间。自觉到哲学是“哲学”的古希腊哲学已经是哲学的中间阶段，不是草创阶段。哲学问题是任何生活和任何思想的基本困惑，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命运赌注，任何知识或任何生活里那些无法自证的基础假设或基本信念都是哲学疑问。人类假设了真理、因果、必然性、整体、本质、自由、善恶、公平、公正、平等之类概念，这些基本假设在任何知识系统里都无法解释也无法自证，所以都是哲学问题。这意味着，哲学没有“自己的”专用空间而属于人类的所有思想空间，包括人类所有的精神世界、知识系统和制度系统。
任何人为系统，例如知识系统，对自身的秩序是层层负责的，而系统的基本假设因为“触底”而不被解释也无法自证，对其进行反思就是哲学。只要一个精神世界或知识系统或制度系统发展到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就会形成“思想为自身负责”的哲学问题。换句话说，任意一个系统s，无论是物理学、数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政治、法律和伦理，都有建构s所必需却又在s中无法被证明的基本假设或基本概念，这些基本假设或基本概念不是知识，而是“创制”，即使在实验或实践中不断被验证有效，仍然不能因此证明那些基础假设是最优的。因此，创制永远不可能还原为知识，对创制的反思就是哲学，几乎可以说，反思即哲学。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思想奇迹，它表明哲学未必是唯一的反思方式。数学也具有反思自身的能力，哥德尔证明了这个奇迹，这是思想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与其他系统一样，一个数学系统似乎“不应该”有反思整个系统性质的能力，数学系统是生产性的（从基本概念、公理和规则推导出无数真命题）而不是反思性的，数学系统的生产能力，无论是逻辑蕴含（逻辑主义）还是能行构造（直觉主义）或者公理推导（形式主义），都不包含反思自身整体的能力。数学的反思能力是哥德尔发明出来的，是给数学的一种额外赋能。哥德尔在数学系统s之外建立了另一个与s兼容而等价的哥德尔系统G，使系统s的所有命题可以映射到系统G，有趣的是，系统G居然具有相当于语言的反思能力，就是说，系统s是一个符号系统，而系统G实质上是一个语言系统（尽管不是自然语言而是符号）。自然语言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是能够解释自身所有词汇和句子的符号系统，即具有充分反思自身的能力。哥德尔系统同时身兼数学和语言，因此奇迹地拥有了反思功能。哥德尔的创举可以理解为数学自身建立了一种具有语言功能的形而上学。于是可以说，人类至少拥有两种反思能力，一种是数学，另一种是哲学。
数学拥有属于自身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这是个奇迹。巴迪欧可能会觉得对数学的这个定位还是有点低了，他相信“数学即存在论”[5]。这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定位，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一切存在的秘密就是数学。对不对只有上帝知道了。巴迪欧承认他把数学等同于存在论总会有异议。[6]无论如何，数学的强势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在今天，能够全面表达“万物”的科学不是物理学而是数学，比如弦理论只存在于数学里，彭罗斯的宇宙循环论也主要存在于数学里，这些高级理论获得经验证明的机会微乎其微，似乎说明了数学真的是全部科学的形而上学，毕达哥拉斯或许真有先见之明。不妨假定数学就是万物的存在论（只是假设），即使如此，人类世界显然还需要另一种存在论，人类的创造无法还原为数学，因此必定需要一种能够反思人类创造的存在论。
对思想的反思试图探明思想的限度或极限，相当于思想的自知之明。哲学只能解释人创制的事情，没有能力去解释不是人创制的事情，比如“存在本身”或万物的终极秘密，万物的秘密归数学或上帝。假设有上帝——这里的上帝只是一个理论概念，不是实证概念——那么只有上帝才有资格以一般现在时（is）去谈论“存在”，人只能讨论其他时态的事情。把神学问题当成哲学问题是思想的一个误会。凡是可思想的，必是人做主的事情。在可思想的范围内，存在即造事，存在论即创世论，两者重叠形成了人可思想的形而上学。创造者，或神或人，各自解释各自的作品。
[1]这个解法与流行解法不同。分析可参见赵汀阳：《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更早的初步讨论见赵汀阳：《〈老子〉的解释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2]《道德经》第48章。
[3]主要参考古希腊怀疑论，以及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论。
[4]老子的道可用于任何路而不限于某条路。老子要求思维像婴儿一样无成见，不是要求无知状态，而是要求无成见的纯粹性，相当于“原初经验”（ur-experience）。
[5]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导论，第6页。
[6]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导论，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