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手问题

既然一个问题总是链接到所有问题，那么，从任何问题入手来讨论哲学都是一样的，或者说，任何一种问题链都会通达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类似条条大路通罗马。哲学不具有逻辑或数学的那种必然性，因此是开放的，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起点和道路。哲学思考的对象不是必然性，而是无穷可能性，因此永远具有未来性，无法成熟也不能成熟，无法完成也不能完成。哲学史是哲学的过去式，不是对哲学的定义，哲学也不是对哲学史的回忆，任何新入口都是对哲学史的偏离，哲学史是用来改写的，我们只能从未来性重新理解哲学史。哲学定义了哲学史，而不是相反。

哲学史是哲学的体制化，它把桀骜不驯的思想转换为历史知识。当思想失去直接性，真实世界反而被陌生化。在哲学史中不可能理解哲学史，哲学史只有去重建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关系，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哲学史并不是对过去事实的记录或对失去的真相的重新发现，而必须成为哲学的一个内在部分，否则无意义，因此哲学史只有在重新当代化中获得意义。哲学史这个名称就有误导性，哲学史的意义落点不是历史，而是成为始终在场的哲学讨论的一部分。哲学史的语句不是“柏拉图如此这般讨论了知识论”，而是“（柏拉图如此这般讨论知识论）对于哲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史的逻辑主语是共同的哲学问题，不是柏拉图、笛卡尔或康德。

哲学问题普遍存在，几乎所有的思想都会自然而然地去思考人与万物的关系，但想法可以不同。比如中国思想对万物缺乏知识论兴趣，却对万物与人的互动关系感兴趣。在互动关系中，万物不是对象，人也不是主体，两者都是共在关系中的变量，而关系才是存在论的主语，即关系决定了事物和人的函数值，相当于说“如果有关系R，那么事物t有如此这般的状态并且人h会做如此这般的事情”（存在论句式）。与之不同，希腊哲学思考的是“事物t是如此这般”（形而上学句式）或“事物t显得如此这般”（知识论句式）或“事物t显得如此这般但其本身未必如此”（怀疑论句式）。在其中，存在论主语是事物，知识论主语是人。基本假设不同，视域也不同。

在中国式的经验主义里，存在不被理解为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being），而是动态的“变在”（be-coming）。无论把万物本源描述为一元（道或太极）、二维（阴阳）、四象五行还是别的什么，都是自然运作的意象，只是传达了不同层次的消息，因此不会形成一元多元、本质和现象之类的形而上学争论，也就没有产生相应的知识论，比如理念论或先验论。本质和现象在欧洲哲学里是重要的概念，但不区分本质与现象的中国哲学却不是一种错误。哲学具有无穷容量，任何视域都是可能的。中国式的经验主义倾向于相信自然给予的消息无所隐瞒，于是，需要解释的不是不可见的本质，而是消息对于人的显然意义，因此建立了携带自然消息的意象系统（易经卦象以及其他意象），而不是代表本质的抽象概念。之所以说这种经验主义是“中国式的”，是为了区别于英国经验主义。中国经验主义不是实验科学的基础，而是人文解释，只解释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却没有去研究物与物的客观因果。天可能会塌，但不是人所能选择的事情，所以不去杞人忧天，天命归天，人谋归人。这个敬天而不思天的思想格局在逻辑尺度上小于希腊-欧洲的哲学格局，这使中国失去发展科学的动力，却开拓了另一种哲学。

万物对象化是产生科学的前提，但试图解释万物的形而上学却比较可疑。在经验之外而高于经验的“绝对的”对象只是无实证的假设，只存在于概念中，是语言的产物，并非世界本身之所是。思想编造概念以便思想（德勒兹甚至认为哲学就是编造概念），但虚构的概念有许多是冗余的。以概念为本的思想是理想主义，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看不起不完美的经验事物。概念虽然是完美的，可是事实为什么非要服从概念？为什么需要理念呢？并没有必然理由，又为什么不变的就好过变化的？为什么必然好过偶然？也没有必然理由。其实我们根本就无从知道绝对存在或理念是否存在或是否可能，也不知道是否是好的。在三不知的情况下就相信概念高于经验，就是武断了。理念（ideas）或理想（ideal）只是主观假设，并没有一个真理说明必须用理念来解释世界。那些纯粹的、完美的、绝对的或理想的概念与生活世界是什么关系？它们又在哪里呢？我们无法先验地证明理念的先验性。

追寻理念是希腊哲学的特殊选择，这个历史选择是偶然事件，并非哲学的必然之路，更不是唯一道路。这个科学史故事说来话长，这里请允许简化分析。首先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对哲学形成巨大影响，然后是关键人物柏拉图。柏拉图虽无重要的数学成就，但据说很好地学习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因而特别重视数学，对几何学尤为重视，以至于“柏拉图学园”的入学资格是懂得几何学。几何学非常可能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灵感来源，他说：“你不会不知道吧，他们虽以可见之形来推理，但心里想的并非那些图形，而是那些图形模拟的理想事物；并非画出来的那些形状，而是那绝对的正方形和绝对的直径……他们真正寻找的是事物本身，那是只有心灵的眼睛才能看见的。”[1]要“示例”说明理念，最好不过几何图形了，其他事物要么太过具体感性（比如一个人或一条狗）而表现不出理念的绝对性，要么太过抽象（比如代数公式或纯粹概念）而难以显示理念的实在性。[2]柏拉图把理念世界理解为高于经验世界的绝对存在，理由是，经验事物是变化的，会变化意味着终将消失，只有理念是不变的、永恒的和完美的，因此是存在本身而保证了世界总是存在。

接下来假如没有出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柏拉图主义未必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逻辑保证了演绎推理的必然性，欧几里得几何学说明了建构一个系统的公理法，若干定义和若干公理就可以必然演化出一个“世界”。这两个成就有着无法抗拒的思想力量，实实在在证明了必然性。如果没有这两个天才发明的作保，柏拉图主义对于怀疑论的挑战绝无胜算。就思想力度而言，怀疑论能够自证，而理念论不能自证。亚里士多德逻辑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几乎”无懈可击，虽不能完全证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但足以维持理念论的诱惑力，以至于后来发展出更有解释力的先验论。

以理想的、纯粹的或绝对的哲学概念来理解真实世界，在理论上很优美（所以很诱人），但会导致一些“反事实的”假设和错觉。理念世界与真实世界至少部分不兼容，尽管可以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并不承担真实世界的另一个可能世界，但那样的话，价值就不大了，只相当于虚构文学，然而要证明理念的绝对性等于真理性却不容易，怀疑论证明了不存在必然认识理念的方法。追求绝对性是思想的顽固冲动，这一点容易理解，却不容易解释。尽管当代哲学早已放弃绝对主义的主张，当代人人忙不迭地声称多元论（恐怕是一种时尚），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客观的绝对性化归为每个人的主观绝对性，把知识的普遍原则替换为每个人自己的绝对信念。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被替换为人人平等地拥有自己的真理。“每个人拥有思想主权”的当代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新宗教，意味着当代哲学退出了知识时代，又回到了信念时代，重演了希腊哲学转向基督教的故事。假如人人的主体性就是一切事物的标准，尤其是价值的标准，就必须拒绝智慧，这是一步到位的宗教语法：“我相信x，所以x是对的（好的）。”早期神学家就敏锐地指出，耶路撒冷和雅典没有关系，意思是信念不需要哲学。知识的解释不及信念之无所不包，“自知无知”的希腊哲学让步于“无所不知”的基督教。

在现代，借得科学的无敌力量，知识型的哲学以启蒙之名卷土重来占领了现代，启蒙哲学本来的意图是把知识、价值观和信念的标准交付普遍理性，在知识论上无漏洞，但在存在论上有漏洞：理性（reason）虽是普遍的，但行使理性却在个人，于是普遍理性就必须通过实践理性（rationality）起作用，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独白式的”个人理性（哈贝马斯的批判）。假如每个人“独白”的主观性成为绝对标准，每个人的绝对性就消解了一切人的普遍性，于是，启蒙的现代性反而事与愿违地产生了后启蒙的失序状态，经常称为后现代。后现代不是反现代，也不是对前现代的挪用或回归，而是现代性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失败症状，更准确地说，后现代是现代性的贬值形式，就像金融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市场的逻辑结果。现代的主体性和理性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主体性和理性的普遍概念与个人执行单位之间是不协调不一致的，每个人都可以同样的逻辑或同样的理由来主张互相矛盾的事情，假如每个人都拥有价值观的绝对主权，就必然导致价值的“租值消散”，一切都对就没有真理了，人人都有真理，就无人承认别人的真理了。启蒙哲学是产生自我挫败结果的一个典型案例，后现代就是其自我挫败的表现。启蒙哲学追求好事，却无法阻止好事变坏事，其中秘密在于，只要以个人为准，就不可能同时实现绝对性和普遍性，只要个人成为价值的绝对标准，就必定与普遍性形成矛盾，结果就是主体性的贬值。

当代的后启蒙或后现代哲学再次表演了放弃知识而选择信念的历史故事，这一次选择的不是皈依基督教，而是后启蒙的意识形态，俗称“政治正确”，主要是以平等为优先价值的意识形态，特别把平等和人权理解为无条件的绝对价值，于是人权和平等变成了新宗教。价值不是真理，顾名思义，只是一个值（value），无论什么值，都是一个函数值。只有当事物不等值才产生价值，假如一切等价，价值就消失了，绝对平等将导致所有事情的绝对贬值。同样，无条件的绝对人权蕴含着一个绝对困难：给定每个人的绝对人权，那么，每个人的绝对人权之间必定存在着绝对的互相矛盾并且无法解决，因为都不可让步。[3]可以类比地想象，假如神界存在着同样绝对的无数个神会是什么状态。

就思想语法而言，所有一步到位的价值或知识判断，即“（x是对的）就是对的”的判断形式，就是阻断智力活动的意识格式，无论是否采用宗教形态都在实质上属于宗教。今天哲学让位于意识形态，其显著标志是，在思想或精神世界里，哲学不再是基础，思想或精神世界的根基被替换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这是人类思想史的又一次宗教化运动。任何价值观，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或别的什么，只要获得免于怀疑的思想特权而成为思想的绝对前提，哲学就退场了。

哲学需要开拓另一条没有被破坏的道路。这里设想的是以动词为基础的一种哲学。没有动词就没有存在，存在要“无中生有”地生出意义，甚至存在要成为存在，就必须落实为及物的行动，成为一个及物动词，因此，存在论的所有问题都从及物动词开始。事物和世界只是及物动词的相关项，是宾语。如果动词是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即造事行为（facio；I do/I make），就具有存在论上的本源性。动词造事而创造了属于自身的宾语，使事物和世界具有秩序、价值、意义和历史，所以说，动词具有存在论上的本源性。动词的核心问题是创制，所有的创制都包含思想，一切秩序、观念、价值和历史都始于创制。就在这里出现了超越知识论的问题：创制没有必然性，其工作对象是可能性，创制就是把可能性实现为现实性。创制没有先验原理，没有唯一性，都有可替换性，复数的可能性就意味着可替换性，在此，真理和知识只是创制的参考资源和约束条件，却不是创制的意图和设计。超越了知识论的动词提出了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问题：既然创制的思想对象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那么，创制如何解释自身？这就是创造者的“创世论”问题，同时也是决定存在如何存在的存在论问题。创世论在过去属于上帝，属于神学，但现在属于人，属于哲学。作为文明和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的存在论身份首先是创造者。

[1]Plato, Republic, Book VI，510 d-e.

[2]理念（idea; eidos）不容易翻译，就在于它既是绝对的概念又是有形存在。要找到同时兼备这两种性质的词语就很难了，常见翻译是理念，也译为“相”或“理式”。

[3]参见《预付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我相信一种合理的人权理论只能是“预付人权”，其他任何人权理论必定产生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