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遗产的起源

曾几何时，民俗学研究的特点是寻找诸如风俗、传说、器具和乐曲等文化现象的起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者们放弃了这种探索，转而关注民俗的意义、结构、表演、使用和影响，注重的是民俗在帮助聚拢社会集体、推动团结或分离、想象统一或对立过程中的表演性。尽管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起源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却并未消失。追问这些问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奇，它们在社会中仍然广泛地保有智识上的吸引力。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术研究花费了太多的笔墨来探寻起源，那么，这是因为学者们认为弄清事物的来源对理解其意义至关重要。找出风俗、传说或器具源自何处，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会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它们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它们的起源揭示了其本质和目的。这种观念仍然与我们形影相随，也许不是在学术领域，但肯定存在于大学之外的公共领域。起源的故事——因原学的（etiological）解释——充斥媒体。广告和市场营销一直在运用它们。公司用它们来打造自己的品牌。文化旅游依赖于它们。政治斗争利用它们来支持候选人和政治宣言，它们处于政治事业的核心，不同的因原学（etiology）为不同的政治前景辩护。它们在组织认同中也非常重要，用特定的方式即有组织的故事讲述，来证明工作的正当性并激励其员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例外。

关于《非物质遗产公约》的起源，有很多故事。我是在田野工作期间听到这些故事的，先是作为参与观察者进入起草公约的会议中，在公约生效后则作为参会者进行观察。在正式的访谈和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些故事出现在办公室、走廊和电梯里，在档案和出版物中偶尔也会看到对它们或长或短的引用。在重述或提及这些故事时，人们赋予他们所做的或打算做的事情以意义；阐述起源就是进行解释、合理化与确证。

这些叙述非物质遗产起源的故事以安第斯山脉、日本、摩洛哥为背景，并把我们带到纽约和巴黎，最终带到世界各地。我从一个民俗学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故事，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对它们进行叙述，以便阐明其用途、结构、表演和影响，理解它们如何帮助想象出一致或对立并为行动提供宪章。这些故事本身通过重新利用民间叙事传统的惯用母题和老套情节，照搬了众所周知的主题。

这些故事的一部分讲述了诸如艺术家、实业家、将军和政客等人物的传奇，也没有抹杀学者们对制造非物质遗产的密切参与。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这些故事从头到尾都有描绘：从丹尼尔·阿洛米亚·罗夫莱斯（Daniel Alomía Robles）到何塞·玛丽亚·阿古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从阿兰·洛马克斯（Alan Lomax）到理查德·库林（Richard Kurin），不一而足。最后，非物质遗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民俗学学科的故事，一个关于公众领域“民俗学化”（folklorization）的故事——该学科的观点和知识不断沉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日常生活，形塑着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及其向他者呈现自己文化的方式。

我已表明，文化遗产是一个教化工程，叙事是它最重要的教化手段。但叙事也是一种批评策略。在本书中，我就是这样来运用它的。我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选取一些壮志故事、起源故事和成功故事加以叙述，以便使它们复杂化。通过增补背景和细节，这些故事获得了关键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削弱了它们的道德要求。本书拒绝止步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结尾，而是继续追踪故事结束后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