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科举停置与后科举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章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一　内忧外患交迫和晚清的保举捐纳

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起于“以试为选”，又立定于“以试为选”。(1)则一千多年里朝廷选官和士人入仕，便常态地和主要地实现于读书应试之中。然而时至清代后期，这种前后相承而历时久远的定规和常态已变其旧日局面。光绪年间吴汝纶论世事人事，直言“天下有事，功名多途”。(2)说明“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以外，当时又另有自上而下取用职官和自下而上进入仕途的别样路径。以科举为来路的功名遂因此而渐变本义。而“多途”之为多途，又尤以“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3)造成了咸同以来的官场之不同于此前的大观。溯其始末因果，则两者都是由19世纪中期那一场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促成的。

就此前两百多年的清代历史而言，经捐纳而得官职、因军功获保举都属本来自有先例。但在两百多年里，前者因河工、赈济、营田、军需各由“事例”而起，并不构成连续性；后者因战争中的克敌制胜、攻城掠地而起，并不构成普遍性。同治末期毛祥麟说：“自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又说“至军功一途”，则“每克复一州一县，纷纷保举，在营文武员弁之亲戚故旧，皆得列名”。(4)前者说的是捐纳从有限度变为没有限度；后者说的是保举从有规矩变为没有规矩。两头的变化都起于太平天国引发的十多年内战。此后的数十年里，内战带来的大规模兵事虽已停息，但中外之间的民族战争逼迫而来，同时是此起彼伏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海防、塞防、河工、赈济、洋务、筹饷等，皆各成要务而各立名目，都在使这种没有限度的捐纳和没有规矩的保举沿此铺展，了无底止地一路延续，又在一路延续里层层扩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官。而由此形成数量上的大幅度累积，在数十年之间，已使一千二百多年以来“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一步步腾出空间，不得不与“捐列频开，流品几不可问”(5)和“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6)下的“仕途于是乎杂矣”(7)直面相对，共处于同一个时代的社会之中，并合为同一个官僚群体。以“近世”的数十年比往昔的一千二百多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丕变。

捐纳大半缘起于筹度支的户部，保举大半缘起于管地方的疆吏。前一面的目的在于开饷源，后一面的理由在于酬劳绩。就本意而言，两者都不是为了选官，但开饷源和酬劳绩能够行之有效，则两者都是在科举以外别开一重直入官场的门径中实现的。而比之三年一次的乡试和会试在法度制束之下的既有时间限定，又有名额限定，这种另开的门径因其不立法度而尤多自由，又因其尤多自由而更容易漫无边际，不辨良莠。其时的奏折说“捐输原为筹饷计”，而利源所在，则筹饷促成招徕，招徕促成广揽，遂有各省自行其是的“捐输减成章程”，以期多销多得：

直东两省离京不远，报捐章程与铜局相等；豫省以饷票折收加一成现银，约居十成之二；湖、广、川、浙约居十成之三；江西、两广约不及十成之三；云、贵约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饷票，约居十成之一，其余各省均无过于三成者。计由俊秀捐纳州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8)

这种“十成之一”“十成之二”“十成之三”，说的都是“捐输”得官用来交易的银子，其实际数目常常是在一减再减之中。各省“减成”，初旨都是广为招徕，而直接的结果则是得官太过容易和造官太过放滥：

从前捐纳州县，一官不下万金。非家道殷实，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躁进。即任官后经手钱粮，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不肯尝试为非。所以我朝屡开事例权济一时，均无大弊。独至今日不然者，实因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借贷，而至易于取偿。(9)

而后是“众志纷然，群趋于利”。(10)若以翁同龢日记中所说“新放四川道玉铭，曾充库兵，开木厂”，又报捐道员的记述相比照，(11)则具见其时得官的随心所欲和造官的百无禁忌，以及由此催生出来而不同于科场面目的人物和情状。与之同出一源而同存于一个时间里的，还有“军兴以来保举渐滥”(12)而致“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13)的杜撰军功，以及此后沿其轨辙纷至沓来的“使馆随员有保”“出洋肄业有保”“海防有保”“劝捐有保”“招垦有保”“救护商船有保”“督销缉私有保”“厘金溢额有保”“筹办电报、铁路有保”“机器局、船政局、洋务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莫不有保”等，而自世人看去，正成其“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14)的成群结队进入官场。

与一路辛苦地从“以试为选”里走出来的科举士人相比，这种沿捐纳、保举而进入官场的人因其别有来路，便在整体上另成一类。道光一朝朝廷开捐，而道光帝于召对之际与翰林问答，曾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15)捐纳入仕者之不可信，全在于其“素不读书”而不能明理。他所用为对比的，显然是读书出仕而更能明理的科举中人。之后，同治朝御史周恒祺的一道奏折说：

科甲人员，虽未必尽属廉洁，而自念读书考试历数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贪去职，则所得不若所失之大。即不肖偶萌贪念，亦有所顾忌而不敢为。若捐纳州县，不过费一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无不施其掊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迨宦囊既饱，即以其余捐升府道大员。较之为循吏而以卓异待升，不更捷乎？纵令发觉严参，而彼已为富家翁矣。(16)

这段论说言之明晰，同样在把“科甲人员”和起于“捐纳”的做官人分成两路，而以前者总体上的犹有是非之辨来对比后者总体上的没有是非之辨。就是非之辨为义理之大辨而言，则这种把科举中人与捐纳中人置于两头，互相丈量而深作褒贬，着眼点显然不仅仅是其读书入仕和纳资入仕的不同，而是入仕途径不同所造成的两者之间品类的高低和德性的优劣。因此，“捐班”虽已列于官界之中，但君主举而论之，表达的是怀疑和蔑视，言路举而论之，表达的也是怀疑和蔑视。而君主引为深忧的“将本求利”和言路引为深忧的“取偿之计”都说明，怀疑和蔑视，其共有的原因和理由，皆在于这些由市道而得官的人，很容易把商贾逐利的市道移来当成临民的做官之道。所以，在朝廷的功令里，以科举为正途，这些人只能算是异途。与之相对应的，是科举犹自居有重心之日，国家法度对异途入仕者的更多督管辨察：

捐纳及各项人员非由正途出身者，向于铨选分发到省时，由督抚面加考试，别为一二三等。一二等照例委用。三等实任开缺，候补者停委道府州县等官，以左贰杂职降补。不列等第者咨回原籍学习。诚以职守所在必读书明理，始可望其为守兼优，否则假以冠戴之荣，未便畀以事权之重，立法本极周详。(17)

这种“立法本极周详”，反映的是异途入仕与科举入仕在朝廷意中本来的不相对等。因此久宦京师，曾做过刑部员外郎的陈康祺后来作《郎潜纪闻》，其中一节因事发议，说是：“我辈承乏秋官，本当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若事事按律科断，则一刀笔吏足以了之，何以睿皇帝煌煌圣谕，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乎？”(18)秋谳责在复审各地报来的死刑案，面对的是人命关天。而“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则尤重合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从“按律科断”的定案里审出错案和疑案。因此，帝王以“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立家法，既是以此慎重民命，也是以此歧视异途。在这种慎重民命与歧视异途的重合里，“非甲科人员”之“不得与闻”，直接反映的正是“非甲科人员”之不足与闻的整体预设，其中既包括捐纳，也包括保举。而以此为当然，则这种异途“不得与闻”的官缺和差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并不仅止于刑部和秋谳。

这些事实说明，捐纳、保举虽因19世纪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催化而成为官场常开的门洞，但与之俱来的，则是出自其间的群类自始即与科举士人构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对立和分别。同光间欧阳昱作《见闻琐录》，曾记述过这种对立分别之一路上达九重之上：

宣宗时，夷务孔亟，国用颇不足，户部尚书孙瑞珍请开捐举人例，准其一体会试，每人银十万两。当时捐者二人，一为广东潘仕诚家，一为吾省黄宗模家。后御史某参曰：“自开捐以来，凡贩夫贱子与目不识丁者，皆可佩印绶，居民上，士人无不丧气。所恃者，科甲一途，尚堪鼓励人才耳。今举人复可捐，则寒窗攻苦之士，其气愈馁矣。孙瑞珍世代科第，不应忘其本来而献此谋，以失天下士心也。”宣宗阅之，立命停止。(19)

清代的捐纳入仕，京官至郎中为止，外官至道员为止。前者正五品，后者正四品，若以进士及第为起点做官，则都须升转多年，换过几次顶戴才能够达到。而与爬完了登天之梯的进士相比，则举人尚在沿科举之路登天的半途之中，依当日的准尺衡量，其官格并不能算是已经充分齐备。因此，在报捐道员纳银万余、报捐州县纳银不过数千之日，(20)这一段记载举开捐举人的“每人银十万两”，以见其轻重倒置而不相对称；又举庙堂之内的论争及帝王对于论争的裁断，以见罗掘俱穷于“国用”不足之下，捐纳做官犹可，捐纳举人则不可。倒置和论争，都说明了本来一体相连的科举功名和仕途官职，其时已被分成属性不同的两种东西，后一种能够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有价的；前一种不可以折算成银子，所以是无价的。有价与无价出于帝王的判定，正是以此划出纳银授官的界限和范围，为产出于科举制度的功名保留了“以试为选”的本色。就科举制度孵育了万千士人，万千士人又依傍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滔滔然天下皆是而言，其间最能打动君心的，无疑是奏议中以“失天下士心”为戒，提醒帝王立国之不能失天下士心。因此，在捐纳、保举已使官场门户洞开之后，筹饷的计臣沿此引申，把科举所造就的功名引入廷议，期于别立捐纳名目，以补国计之不足，但在帝王心中，出自科举的名器却始终是一种不可移动的东西。时当四海穷困，孙瑞珍之后，又有过同属一类的主张和同属一类的碰壁：

［咸丰三年］礼部侍郎陶梁，请仿照康熙年间例，报捐生员，文生每名壹佰两，武生减半。四年，户部侍郎罗文恪公惇衍奏议称：粤东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积有公产，请令一姓捐银至万两者，将该族子弟每遇岁试，永远取进文、武学额各一名。侍郎何彤云，请开各省举人、进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反驳。(21)

比之“立命停止”，“奉旨反驳”显然又更多一重叱责的意思。而回声起于士林，则以“圣明独断，杜绝权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经，不容市井贩夫得操进退”(22)为天下之大幸。

这种官职可以捐纳、保举，而功名不可以捐纳、保举的限定和区分，同时是在对比之中，把后者的身价之贵放到了前者之上。因此，虽然19世纪中期以后科举、捐纳、保举三者都已越来越固化地成为常态的入仕途径，但从咸丰朝、同治朝到光绪朝中期，多数士人所自觉选择和倾力以求的仍然是由科举进身。光绪初年“秦晋豫大祲”，翰林吴观礼“以办赈染疫死”，并因此进入时人的记述之中。而溯其仕途履历，则“观礼以举人刑部外员郎居［左］宗棠幕，保至陕西道员，后注销道员官阶应试，中辛未进士，入翰林”。(23)他由从五品的员外郎得保举而成正四品的道员，之后弃去道员重回科举，经“以试为选”而成进士，入翰林，但以品级而论，道员变为翰林，已是四品落到了七品。这个过程曲折迂回，却以一种自愿的选择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士人心中之所贵。与之同归一类而守定取向的，还有屡试屡挫而久困于科举之途的张謇。他曾赴朝鲜为吴长庆佐幕助成“定乱之功”，而不愿受保举，(24)宁可身经屡试屡挫，仍然不改旧辙，之后历时十一年之久始成正果。他们的人生路迹都说明，虽然此日正途之外，又有了异途，但就士心之所归而言，则积一千二百多年之久，科举制度的价值和声光并未因此横来之变而立时脱落。所以咸丰年间因顺天乡试而兴大狱，致大学士柏葰以下多人“斩决”，多人“杖”“流”，一时天下震动。出自帝王的诏旨谓之“此次执法严惩，为士林维持风气”，明显地表达了一种守护科举制度的自觉意识。于是而有记述中的“乾纲一震，士气皆伸”。(25)前一面和后一面，显然都交集于科举制度和士人群体的相为依存。而时当捐纳、保举骎骎乎而起之日，这种牵动了朝廷和民间的一世关注之所在，却全在捐纳、保举之外，并反照了捐纳、保举在人心中的无足轻重。

然而比之科举的“以试为选”既有法度，又有限度，捐纳、保举则因章法宽弛而能了无制束。同治三年（1864），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曾国藩以肃清皖北保举各员文武千人”，然后非常诧异地谓之“自来所未睹”。(26)他所指的应是当年十一月曾国藩所奏《水陆各军肃清皖北江北出力员弁四案并保折》，其间附呈的名单之长，委实使人看了目眩。然而在相近的时间里，出自曾国藩奏议而性属同类的“保举”，至少还有《克复宁国府城并请奖恤出力员弁折》《遵保救援颍州克复霍邱出力文武员弁折》《湖南东征局筹饷官绅请予奖叙折》《雨花台解围出力员弁请奖折》《江西肃清及青阳解围汇案请奖折》《今夏攻克九洑洲水师员弁请奖折》(27)等，与之相应和的都是一串一串名单。其间《官军迭复江岸各城隘出力员弁六案请奖折》，则一折而保举了“各员文武”近三千人。(28)这些“请奖”的奏折，以及由此累积的“奖叙”数目都出自同治朝的头两年，因此，由纵向做比较，曾国藩带兵十多年而历经百战艰难，以军功造官的规模一定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由横向做比较，同一段时间里还有左宗棠奏报的《请将随营出力各文员先行甄叙片》《遵保迭次打仗出力员弁兵勇折》《遵保克复严郡出力弁兵绅勇折》(29)等，以及李鸿章奏报的《汇保淮扬水师会克太平芜湖等处出力员弁折》《保举克复南汇在事人员片》《克复嘉定等城三案出力员弁并保折》(30)等，他们的“遵保”和“汇保”，同样都在以军功造官。而且湘军、淮军之外，当日中国的其他兵队既在接仗，则必有军功；既叙军功，则必有保举，由此汇积而成的则是一个更大的数目。

这种因军功而起的大规模保举得官开启于内战之中，但在内战止息以后的数十年里，军功虽已减少，但以各种名目继起的“劳绩”则越来越多。以此请“奖叙”，保举得官便多了种种五花八门的由头和名目，而种种五花八门，最终又都会成为越积越多的数量。与之一路相伴的，遂常见言路综贯前后而“痛论”“自军兴以后，保举太滥”：(31)

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治水以负薪揵竹为功，而请奖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数十人，连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异于斜封墨敕哉？(32)

核其名实，“则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论其情伪，则“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滥举”。(33)比之内战中的以军功得保举，两者都使后来的“奖叙”更多私意，又更多任意，则“保举”之“太滥”也随之而后来居上。光绪二十年（1894）的一道奏折以当时比从前说“永定河合龙保案，嘉庆、道光年间，每次不过一二十员，乃近来迭保至二三百员”；另一道奏折引常识论事理说“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推原其故，由于吏部曾定以每决口门一处，准保异常寻常者六员，以为虽甚盛涨，至多不过十余处耳。孰意所报决口之多寡，概以所保之人数为衡，如拟保六百人，则称决口一百处”，遂至“一二十里之内竟至百处有余”。然后追问说：“不知此六七百人何所托足？”(34)前者的“一二十员”变为“二三百员”，和后者的五六十人变为“五六百人”，都说明了那个时候的保案迭开，因其滥而成其多的实际程度。而在这种有旧例可以沿用的河工之类以外，还有前代所未有的“或夤缘出洋，或挂名海运，一保两保，已道员而红顶矣”(35)那样别开一路而别成一类的劳绩和保举。而“夤缘”与“挂名”又说明由此产生出来的，大半也是因其滥而成其多。

与保举犹以酬功酬劳为名义相比，因“国用”不足而起的捐纳，则立足于上之所求在筹饷，下之所应以白银，自始便不能为朝野的清议所容，从而自始便与义利之争一路伴随。两头之间形成的既是一种真实的矛盾，又是一种人在其中无从化解的矛盾。因此，捐纳之绵延不绝，又会与这个过程里的翻覆和起伏交错而见。道光一朝以“宣宗文皇帝御极之初，首停捐例，当时以为美谈”(36)开头，但时当国计所入不能敷所出，则同是“宣宗文皇帝”，也仍然只能重开捐例以济时艰。迨继起的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过去之后，光绪四年（1878）的上谕曾经追述“军务未平”之日“开捐纳职”的“不得已”，并明示“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37)然而帝王意志并不能绕出这种“不得已”。过了六年，朝旨以“军饷紧要”，令廷议“豫为筹划之处”，之后又沿此“筹划”依旧回到了“开捐”一途。其间户部的奏议特别引七十年前嘉庆帝既知“捐例本非善政”，而不得不“暂开豫东事例”之日，当时诏旨里备述两难以明示“诸臣”的一段话，以说明七十年之后的同此困境和同此心境：

如确有把握，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奏上时朕采取施行，即将捐例停止。若止言捐例之弊而别无良谋，其言皆朕所稔知，毋容虚陈奏牍也。(38)

帝王和臣下都知道捐纳不是好事，但时处“各省地丁钱粮未能复额”，而“出款倍增”的四面无路之中，欲“求其不病商累民，而于财用即可稍裨者”，则“惟有开捐一事”。(39)在数十年开捐之后停捐、停捐之后再开捐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里，陈说道理的“止言捐例之弊”之空言无补不逮开捐纳职的“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正反映了内忧外患交困之下，与利害的急迫相比，是非之论辩已不足以成为一种说服力了。所以，翻覆和起伏，结果都挡不住一个一个应时而起，又后来比照从前为理由而生的“捐例”。

但在这种被利害所牵引的过程里，一头的“财用即可稍裨”，已在另一头化为官场里一茬茬茁长的“捐班”，遂使户部的困境经此转移，实际上变成了吏治和治吏的难题。当日的时论指保举之大弊，在上下之间的“徇情”和“植私”。然而“情”和“私”都附着于个体对个体的关系之中，并非人尽可求而人皆能得。与之相对比，则捐纳显然更多公共性，也更多公开性，又因这种公共性和公开性而更直观地发生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更直接地成为朝野訾议之交集。所以捐纳入仕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被引入当时的记述和论说，而记述和论说最容易注目的，则大半都在“流品日杂”“因缘为利”“肆其掊克”“廉耻之道衰”(40)一面，以着力抉示其质地上的德性之恶。但在这一面以外，捐纳与保举相比而见的公共性和公开性，同时又在以人尽可求和人皆可得为招徕，累积地化为无分上智下愚的兼收广纳。由此产出的数量，是一种比质地更滞重地影响了当日中国的东西。光绪三年（1877），山西巡抚曾国荃奏告“晋省历年灾歉”，已成“赤地千里”而苦束手无策。然后引“天津上年赈饥成案，请旨饬部颁发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为“办理捐输，以资接济”。(41)至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山西重灾。陕抚岑春煊、晋抚锡良又援二十多年前的“晋省成案，请发实职空白部照”以办“抚恤”。(42)这种一个成案引出一个成案的过程，不仅沿袭，而且扩展。以光绪三年一个省须以“二千张”捐纳“执照”之所得用为“接济”相比类，则二十多年之后两个省的“抚恤”显然需要更多的“部照”。然则比之翁同龢昔日以保举“文武千人”为诧异，这一类由“执照”和“部照”造就的“虚衔”“实职”数目都远远过之。而两者之外，在光绪三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被称为“大捐”的，又有“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例”“江宁筹饷事例”“顺直善后实官捐”(43)等，其间的每一个“事例”都旨在筹措大堆银子，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大事。

与这种大堆银子相对应的，便是大批白丁通过捐纳获得翎顶补服。而以晚期的数十年比此前的二百年，则后来的捐纳又尤以“虚衔”不断地减少而“实职”不断地增多为定向的走势，由此生生不息，结果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国，初入仕途的地方官里，捐纳已经多于正途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