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变法与科举
一千年里的疵议科举和五百年里的疵议时文，虽然各自阐说，而前者之共性，都在于指责科举之法不能真得“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的儒学“俊义”；(48)后者之共性，都在于指责以八股为程序，则影响所及，天下的读书人皆不能真“明圣贤之书”。(49)两者的立场都在儒学，两者的准则也都在儒学。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疵议犹在不止不息之中，而历经数十年中西交冲之后，中国人面对的时势已幡然大变；遂使蒿目时艰的经世济时之论随之而幡然大变；最终又使科举制度面对的讨问和究诘也幡然大变。
科举取士的缘起和归旨都在于“得人”。(50)然而时当西人借通商、传教“入中国”，而“以兵胁我，殆无虚岁”(51)之日，冲击所至，已是“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52)
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53)
当此古今之变而“急图富强以为自立之道”，则“方今所急者莫如洋务”。(54)而后是由这一路派生的“用人最是急务”和“储才尤为远图”，(55)已不能不使“洋务”之“用人”和科举的“得人”各成一路而彼此相悖。薛福成说：
所谓才者何常？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时方多事，则以宏济艰难为先。夫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体用兼该，上也；体少用多，次也。当风气初开之际，必有妙术以鼓舞之，则人自濯磨矣。(56)
虽说他仍然以“体”为尊，但着力推重的则显然是“用”。因此，在“风气初开”而实际上无从征召“体用兼该”之日，他特别又把“体少用多”列为“次也”。由于少与多之间的无可界定，其一片模糊，实际上便在以“体”的收缩为“致用于今日”的伸展让出空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种不同于旧日的度量才与非才之绳尺，在切近时务而同此困境的士大夫群体里很容易心同理同。于是而有见之于奏折、信函和论说之中的“惟有破格用人”；(57)“一孔之儒，逞其目论”，而“率皆不切之务”；(58)“今日人材，如练兵、筹饷、造船、简器、出使衔命，皆无资格可守，亦非资格之人所能为力”，(59)以及“延访通才”(60)“拔取其才”(61)和“得人尤为最难”；(62)“目今解事人少，办事人尤少”；(63)等等。而以这一类按洋务面目塑造出来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为理想人物，对比“逞其目论”而“率皆不切之务”的“一孔之儒”，则“急图富强以为自立之道”的过程，从一开始便已不能不牵及科举取士和时文试士。
同治末年，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已由人才消乏推及“不学之过”，又由“不学之过”推及“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
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64)
然后总归其旨曰：“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拟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65)他以“章句弓马”通论“文武两途”的不识时务和不合时宜，而落脚点则全在系乎万千士人的“科目”和“时文”。作为主持洋务的人物，李鸿章由“筹议海防”而引申出来的这些论说，富有代表性地说明，曾经长久遭受非议的科举和时文，从此又被洋务席卷而入中西交冲的旋涡之中。因此，李鸿章之后，又有罗应旒上书论洋务，而以“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为“人皆知其无用”，(66)有朱采上书论洋务，而以“小楷、试贴”为“此二者无用于世，无关于人，尽人知之”，(67)以及王韬在时论中所说的当此“通今为先”之世，“中国之士”因“时文之累”而知古“不知今”，(68)等等，都是在用同一种眼光和同一种理由评判时文，以及时文背后的“科目”。
与长久以来持儒学“俊义”为理想，以批评科举之不能“得人”，持“圣贤之书”为准尺，以批评时文之不能明真义相比，像这样引“施于洋务，隔膜太深”为大谬，以指责“科目”与“时文”之“无用”的论断，显然是一种前所未有和全然不同的路数。前后之间的这种不同，其本源在于洋务以效西法图自强为宗旨，因此，科举既被卷入中西交冲的旋涡之中，则取士之法所应对的已不仅是圣贤，而且是西人。张树声说：“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欧洲界在海西，地气晚开，其人秉性坚毅，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而后能“跨海东来，无不雄视中土”。(69)薛福成说：“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励之之故也。若是则谓与今之中国相反。”因此“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70)前者由“致用为贵”说西人，把“格物致知”移到了“道德性命之学”的前面；又以“本无中西之殊”为当然，使其笔下所举的西人之已然，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人的不得不然。对于正在以四书五经，从而以“道德性命之学”试士的科举制度来说，这种起于欧西而演化为中国论说的理路，无疑已是直面而来的颠覆。后者由泰西的“开物成务”而言其“百工”之尊，然后以彼邦之所以能“可富可强，可大可久”反比“今之中国”，而归咎于“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然则以西法相推度，是“百工”的可尊和应尊犹在科举士人之上。对于久为天下取士和造士的科举制度来说，这种引西国比中土的侃侃而言，同样是直面而来的颠覆。
张树声的话出自奏疏，薛福成的话出自策论，而以“致用为贵”说“格物致知”，以“开物成务”说“可富可强，可大可久”，则都共同反映了起于“制器”“练兵”的洋务事业，其效西法回应西人冲击的重心，自始便在于技术。而当技术成为时务里的重心之后，人才的选择为之转移，人才之造就也为之转移。则不尚技术的取士之法，便不能不被置于应当改变和必须改变之列：
泰西各国创造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自非举国人矢恒心争思自奋，乌能如此。中国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虽有防海万全之法，十年、二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渐归堕废，或名存实亡，未其能持久也。(71)
这段话的主旨显然是在“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一面。而比“稍变成法”说得更加直白，并因之而更能达意的，还有“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72)《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后有中国人心目中的本末之分。朱熹称之为“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73)所以，举数千年来儒学的传承和展开皆以“道”为源头和归宿相对比，则此日以洋务为立场论“科举之畦畛”和时文的“无用”，虽然与此前千余年里诋议科举的士论同属对于这种取士之法的立异和否定，但千余年里的非议科举，归根结底都集矢于科举的不能全合圣人之道；而此日把无从对接“开物成务”和“创造利器”看作科举的大病，显见得已是倒置本末。而既以“器”为经世之要务，又以“器”为事理之要目，与之相表里的，则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被放到了他们的视野之外。然则把这种没有“道”的“器”当作一世之要务，以排抵当日的科举制度，其别开一路的技术主义实际上不仅否定了科举，而且否定了此前一千多年里的士林人物对于科举的否定。这种变化发生于身当西人的冲击，并正在汲汲乎响应西人冲击的那一代中国人之中，其直接反映的时代内容已全然不同于前代非科举的士议，其持有的理据和宗旨也已全然不同于前代非科举的士议。因此，就唐宋以来评说科举制度的思想历史而言，这种变化正是以前后之间的断裂另立一局，开启了一个由古今之变所主导，并随古今之变的激化而越走越远的过程。
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改变了中国人审视科举的眼光。与之前的士林议论因疵议科举而常常怀念荐举、因疵议时文而常常怀念策论相比，则此日由另一种眼光所派生的“稍加变通”和“稍变成法”之归于“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显然已经绕出了大部分士人熟识已久，并因之而能共同判别利弊的尺度和范围。所以，即使是同属洋务一脉的左宗棠，虽然也着力于造船造炮回应西人，而其意中的理路则不同于李鸿章的理路，而尤不能信以“器”为大，即可以成为取士之法。当其经营西陲之日，曾在一封信里说：
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匠之事也。然奚必胥天下之人而匠之，又并治天下之匠而薄之哉。一事之成败利钝，非所能知，因成败利钝而丧其心之所明，以求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必不可得也。况所谓成者利者，乃天下所谓败与钝乎？范文正有言“吾知在我者当如是而已”。近时自负深知洋务者，殊未之思耳。(74)
稍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人见西士技巧，卓绝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求之。况中华学制，本执柯伐柯，较之天工开物，又自有别，使三千七十之徒，执贽般倕，不亦傎乎？”(75)他与李鸿章同以军功起家而名位相埒，并同是世运丕变之日为中国先开洋务的人物。因此，“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在这一点上，他与“近时自负深知洋务者”并无歧异。但“学西可也”的同时，他又非常明白地把“泽宫”与“般倕之社”分开，把“官礼”与“考工之言”分开，把“儒者”之事与“匠之事”分开，要端都是在把道与器分开，并明示两头之间的以道为本。就其眼中所见，是自负深知洋务者都重器，然而“自负深知洋务者”又常常“夺其素志”和“丧其心之所明”。以前一面的外有所牵比后一面的内无所立，则其间缺失的显然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举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为譬，以总称士人，又意在说明道的传承须有主体。然则“胥天下之人而匠之”的颠倒错乱，是变士为匠，遂使以器为大，而且以器独大之下，世间不复再有论道之人。其立论之旨，显然与薛福成所倡的破“科举之畦畛”，以“渐化”朝野上下“贱工贵士之心”的说法不仅相互扞格，而且截然悖反。所以，虽然左宗棠由事功致高位而成达官，却并不喜欢用“学以致用为贵”那一套道理轻议科举，他在家书中教子说：
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也。(76)
他所重的不仅在有用，尤其在明理，从而尤其在人的“素志”和“心之所明”。相比于李鸿章所说的“小楷试帖，太蹈虚饰”，显然是各成一路。
与左宗棠持论相近的，还有同时的沈葆桢。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开此一局者和先期主持者，沈葆桢也是那个时候着力办洋务的人，因此也是一个深知“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人。由于“中不如西”，他曾请“设算学科”(77)以资造就，虽为部议所格，其仿西法的用意则是明白可见的。然而他并不尽归科举、时文为无用，也并不以“破格”和“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为事理之应然。当日答朝廷咨问，他在奏议中说：
今之仕途有四：曰科甲、曰军功、曰吏员、曰捐纳。因材器使，何地无贤？偏重一途，或有时不能自坚其说。臣以为自古无久而不弊之政，随时补救，则视乎其人。为部堂、为疆吏者，诚能仰体朝廷所宝维贤之意，不执成见，但严别其人之贤否，可者用之，不可者去之，泾渭分则人知自励，观感兴起，岂有甘以不肖终者哉？(78)
他引当日的功名多途说明，其时朝廷用人，除了“科甲”之外，还有其他三种路径。就“军功”和“捐纳”的尤易登堂入室、一路全无约束而言，由此“进身”，本已全无窒碍。因此，以事实论事理，则当时的科举制度其实并没有构成堵塞“洋务进取”的壁障。与之相比对而成佐证的，是时人记闻中所描述的“尝见中朝士大夫相聚而谈曰：‘今日仕途孰为终南之快捷方式乎？’曰‘莫如通商各国事务衙门。其为利也，则有薪水之添；其为名也，则有升迁之速；其优叙也，几如军营之克城擒渠；其超擢也，几如翰詹大考一等；其按期保举也，实同于军机章京；其逾格录用也，实过于京察卓异’”。(79)总理衙门为当时朝廷经营洋务的总汇所在，而这些话说的都是一入其中，便能腾达。在一个仕路拥塞的时代里，这是一种鲜明的反差。其间曾有过张荫桓起家于“以资为县官”，一路累受保举，先任出使大臣，后任总理衙门大臣，(80)《清史稿》称他“骤跻巍官”，又称他“务揽权，为同列所忌”，(81)正以其锋芒毕露的意态展示了彼时由科举之外“进取”洋务，自能成其声势煊赫的事实，而这种事实的存在，同时也显示了以洋务为立场非议科举之堵塞人才之路，其实过度衍化而并不十分切题。但伸张洋务的议论既已置科举于对立一面，则其中的“自负深知洋务者”又很容易以过度衍化为当然。所以，那个时候的策论曾沿此过度衍化而言之极端地说“今之世，若以御夷灭寇危疑大事另责之一流人，而富贵爵禄则以备甲科诸途，以资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时事日坏”，(82)其立意显然与“于洋务开用人之途”和“功名之路开”则“奇杰之才出矣”同归一途。这些话以纸面上的道理为道理，因此能够言之界限分明。然而这些道理由纸面移到真实的历史之中，便同样成了不能切题的东西。以19世纪50年代崛起于内战，之后又立足东南造船造炮，以力图自强回应西人，从而为“所急者莫如洋务”筑成了实际开端的湘淮军功人物群而言，则身当世变而面对“危疑大事”，这些最先自觉地以担当世运为己任的人物，其实大半都是从科举制度里走出来的士大夫。然则以历史对照议论，显见得其意中的“另责之一流人”，俱是下笔了无际涯而常常会走到历史事实之外的臆想。
在一千多年里，儒学中人用儒学的道理批评科举之弊以后，19世纪70年代，因中西交冲而生的洋务又用另一种道理批评科举之弊。然而同在洋务之中，左宗棠、沈葆桢与李鸿章、张树声、薛福成之间的各是其是，又说明了这种后起的道理虽然别开一路并常常过度衍化，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并不足以自成一统而推倒旧日的道理。因此，其吁请朝廷“力开风气”，立论的分寸也多半仅止乎“稍加变通”和“稍变成法”。后来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一书中记前朝旧事，曾追叙说：“薛叔耘副宪（福成）出使外洋，甚着声望。当时之熟悉洋务者无出其右，余欲从而学焉。渠曰：洋务究属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见异思迁。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非仅懂西文，娴西语遂可称职也。”(83)则观照前后，显见得即使是推崇“译才”为今日“必求”之人才，并力主“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的薛福成，其心中之所重也一时与另一时之间并不能一以贯之。这种不同人物自为表达的各是其是，以及同一个人物的前后自相歧异，都反映了因中西交冲而催生的新道理，实际上犹是一种单面立论的道理，从而犹是一种并不圆满的道理。所以，在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漫长历史里，这套道理一经生成，便作为一种思想存在而一路起伏一路延伸，既没有成为一种入人之心的强音，也没有实际地促成过取士之法的“稍加变通”。
然而作为一个迫来的历史过程，中西交冲始终是因外力的冲击而延续，以及在对于这种冲击的响应之中实现的，因此，这套道理既由中西交冲所催生，又一定会随外力冲击和拶迫的激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历史因果里，发生于甲午年间的中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剧烈创痛前所未有地打碎了中国人心中的自我形象，从而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震荡所及，遂使起于洋务的这一套非科举之说，被后起的时论引为要务所在的大题目，当初见之于奏议和策论的那些道理因之而化为那个时候言之滔滔的报章文字，以掀动时潮而影响人心和改变人心。时至戊戌年间，则以除旧布新为名目，在百日之间已经把这一套新道理对于旧科举的否定，移到了大变成法之中，并且演化出一套牵拽更加广泛，又推断更加岌迫的论说。
甲午后二年，梁启超主《时务报》，作《变法通议》，深论科举之弊，明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之后二年，他又聚汇群集于京师的各地举人，作《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挟一腔急切申论：“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84)同一个时间里，又有严复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因此此日救时，必“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85)伸张的也是这一套道理。这种由“强敌交侵”推演到“人才乏绝”，又由“人才乏绝”推演到“科第”之不能不变，虽然下笔更多意态之促迫和立论的独断，而其间的路数则与李鸿章那一代人的陈说大致略同。由此明白显示的是两者之间的前后承接，以及两者所共有的同一种时代内容。然而就强敌环伺之下的时势与国运而言，则90年代后期已显然不同于70年代初期。
由于这种不同，梁启超上书皇帝，用之以否定科举的，已不仅是器，以及附着于器的技术，更是以“西学”为总称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他对比而论说：中国的“考官及多士”，能够“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少之又少，以此“至愚极陋”之人而“当官任政”，来应对“泰西四十六之强国，万亿之新学新艺，其为所凌弱宰割拱手受缚，乃其固然也”。之后统而论之，指泰西的“新学新艺”为今世之“智”所在，而以中国之科举为今世之“愚”所在，并把这种愚智之分的影响由读书应试的“多士”推及中国人的整体：
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愚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吾之生童固农工商兵妇女之师也，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
今科举之法岂惟愚其民，又将上愚王公。自非皇上天亶圣明，不能不假于师学。近支王公皆学于上师房之师傅，师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学，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近支王公又何从而开其学识，以为议政之地乎？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矣。
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敌智，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或、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86)
他所列举的“植物”“制物”“万国物产”“天文舆地”“测绘算数”以及“古今中外之故”和“政治专门之业”都是知识。而科举以经义试士，立意本在纳士子于“义理之域”，从而纳天下于“义理之域”。所以“雍正中，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张文和，对曰：‘若非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87)由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的正是科举制度守定的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分。就人类认知的分类而言，知识和价值无从匹比，因此知识和义理也无从匹比。虽说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知识与义理之间能够形成关联，但通观梁启超所罗举的连串名目，则这种来自“新学新艺”的知识，大半都是与义理界分清晰而各成一脉的东西。因此，以泰西“万亿之新学新艺”为是，来说明中国科举之非，则其言之滔滔的层层演绎，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可模拟的对象之间作以此律彼而辨愚辨智。
引“新学新艺”立说，背后是一套以有用反无用的道理。但同时人不信这种以此律彼者，则列举出自“义理之域”而由科举进身的中兴名臣，指陈其应时而起之日，“一时艺学、译学无不络绎奔赴以供大才之用”，而成经世济时之事功的实例，以说明有“用人之才”和“用于人之才”之分。并说明“国家宜求用人之才，不宜求用于人之才”。这也是一种有用无用、大用小用的道理。而以这种道理相度重，“新学新艺”不过是“一身一家之用，一材一艺之能，一手一足之效，何足任天下事哉”。(88)两者各成一种理路而无从交集，但时势亟迫之下，以“智”比“愚”和化“愚”为“智”的非科举之说更容易成为一种动人之心的逻辑，而后是义理便成了应被知识打倒的东西。然则归科举于愚，同时是其意中之智已全萃集于西学之中了。相比于上一代以“器”为大的洋务人物置“道”于视野之外，这种逻辑沿前者留下的那一套道理而来，又创为程度更深，而且更具整体性的搅动。所以，相比于上一代洋务人物的论说，这种在“强敌交侵”映衬之下的用知识挞伐义理，又使那个时候的科举制度被更加急迫地拖入了无从应对的困境之中。
梁启超后来回溯晚清废止科举的历史过程，说是继“郭嵩焘、冯桂芬等”之非议科举，“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89)以其时康有为作《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说“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不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谭嗣同作《报贝元征》，说“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始可救时；徐勤作《中国除害议》，说“故谓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试帖之诗，定额之限，场期之促，试官之少，累试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90)等等，无疑都是在以同一种宗旨表达同一种主张。“施行总攻击”，说的正是其一时俱起。然而以当日留下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响做比照，则更能以“全副精力”发为论说，并前所未有地以其声光远播造成社会思想大幅度震荡的，是梁启超的“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和“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91)是以当时郑孝胥由《时务报》说到梁启超，谓之“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目下各省闻风兴起者，山鸣谷应”。(92)因此，与前一代洋务人物非科举的议论既出自个体，又常在此起彼落之中相比较，此日的“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则能够借助于“去塞求通”(93)的《时务报》以文字“动大众”，并在“闻风兴起”的同声相应和回声四起中汇为那个时候的舆论。
严复说“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推而论之曰，自科目“创为经义”，其害在于“破坏人才”，使“天下后世”久“被其愚”；(94)章起祥说“时文积弊太深，愚我震旦，抑我士气，为患靡穷”。(95)这些话共指时文、八股之大弊为“愚”士人和“愚”天下，显然与梁启超引为大法，用之以力辟科举的那一派以知识抑义理的论说心相近而理相同。张元济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96)梁庆桂说：“当今急务，以储才为第一义，而人才之所以振兴，则开学校，变科举，其亟亟也。”(97)这些话共以人才出于学校为当然，所以学校重于科举而成为图自强的要义和要务，显然与梁启超倡为变法，而以“强中国”与“养人才”为因果，又以“养人才”与“兴学校”为因果，再以“兴学校”与“变科举”相因果的层层推论心相近而理相同。在这种对应和呼应之外，更广泛地合成了一时群鸣的，还有其时高梦旦自述“凤谦生二十又八年矣，六岁就傅读圣贤之书十余年，以为治国之道，无有外此者。及出而观当世之政，则大悖先王之所为，心窃惑焉。既而涉猎译书，又从出洋局学生游，略闻泰西建官、设学、理财、明刑、训农、制兵、通商、劝工诸大政，喟然叹曰，唐虞三代之盛，其在泰西乎”；(98)夏曾佑自述“屏绝尘氛”，立意致力西学，“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99)以及裘吉生自述此后“当尽弃虚文而读时务矣”；(100)杨之培自述“甲午事起，觉所学无甚益于世，乃尽抛故业，留心于经世之学，暇则肄习西国语言文字，以通天下之务”；(101)等等。虽说这些人物的各自表述，说的都是身处古今中西之间个人在学问取向上的转变，其中并没有直接涉入科目与时文的内容，但时当“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之日，学校和科举的对立，知识和义理的对立，智与愚的对立，其内里与深处都是泰西“万亿之新学新艺”和中国以“经义”为主干的文化之间的对立。所以，对科举制度的“总攻击”，同时又一定会是一个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相互比较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对于这些人来说，其仰慕西学之心未必全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但这个过程的铺展，却助长了西学的声势，从而助长了对西学的个体的仰慕演化为合群共趋。
而就另一面言之，则发生在士人群体里的这种显然的取向转变，又会使“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那一套道理非常容易由入耳而入脑入心，从而非常容易成为那个时候耸动天下的强音。因此，当其在甲午之后节节恢张而掀动舆论之日，这一套起自士林的道理同时又在一路上达地走向高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响政局。而后是非科举实际地成了变法的一部分。在这种议论转化为政治的过程里，身在其间者以“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为设定的预想，曾促成过“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102)的筹划。遂使自下而上的急迫促成自上而下的急迫，并在戊戌年间达到顶点，于是而有朝廷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03)虽说梁启超意犹未足，以为“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104)但“科举一变”而“海内洗心”的预想刚刚触及八股，实际上已经与冲击和震动同时俱见于远离京城的地方。当时一则出自湖北的记述说“上谕废八股时文，改试策论”之后，“县中生童亦皆起而谋之，尽去昔之敲门砖，求所以作策论之法”。(105)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也是一种被动的变化。
然而以其由来说其了局，则戊戌年间的中国对于科举制度的这一场“总攻击”，既以附着于变法为其因果而达到了顶点，此后又因同一种因果，而不能不随变法的失败而碎裂脱散，在极短的时间里被一朝摧折。作为一个与政潮同起同落的过程，其起落之间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但原本以评说为表达方式的非议科举，则从此汇入了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之中，并越来越与实际政治深相交缠。而作为一个思想制造舆论和舆论传播思想的过程，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促成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已使知识与义理的对立、学校与科举的对立、智与愚的对立漫溢泛滥，浸灌于中国士人的思想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视野和理路。之后的由此累积和累积中的发酵，则都不会随政潮的起落而澌灭。因此政潮起落之后，当日的士人议论犹以来日方长相期望，深信“现在新机已发，非朝政所能遏抑”。(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