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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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去旧法”与一个没有本体与本位的中国

西法与中国的不相对等,是因为和二千年中国的文物制度相比,西法之于中国是一种没有历史的东西。所以,用西法变中国而能行之亟迫剧烈,与之相为表里的一定会是历史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节节式微和泯灭。于式枚说:

当光绪初年,故侍郎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鲁索、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21)

从光绪初年的以西法比附“中国所固有”,到此日的“不知”历史和“扫空”历史,具见“前后二十余年”的“风气之殊如此”,正反映了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借法自强之日,一世之人心中仍然积存的历史意识,在继之而起的后一个时代里已被漠漠然置于度外,日去日远。就辛丑之后的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引人注目又牵动极深的社会思想丕变。而由此一路迤延,至民国初年黄炎培以“实用主义”为教育立宗旨,主张历史一科的教与学,“除近世大事择要授之外,全不取系统的”,只须“授以职业界之名人故事等”(22)为理所当然,显然是其意中已全无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作为对比,是同时的章太炎深恶自居于开新的人物一面“狂吠乱骂”中国“过去的事都没有用”,一面又在读“西洋史,记得希腊罗马的事,记得一二百年前英、俄、德、法、奥、美的事”,视之为颠倒本末和逆乎常理。并通观当时,尤以“今人之病即在不读史”为一世大患。(23)两者立论不同,又以其立论不同的自为陈说格外真实地写照了20世纪初年,历史中国在人心中远去的速度和程度。对于二千多年间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常在一体相连之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因“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致布新走向极端、除旧走向极端的古今之争已争无可争,带来的其实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中国。

于式枚以“骇怪”为词写照光绪初年中国人眼中的西法,说明了没有历史的西法进入自有漫长历史的中国曾经窒碍重重。因此,产出于后洋务时代的这种没有了历史的中国,其接纳没有历史的西法已经了无窒碍而正相对等。有此对等,随后才可能有维新、除旧、变法、变制以所向披靡之势急剧地改变中国。然而就中国之为中国而言,其本体和本位都是在历史迁延中形成,由文化累积所化育的。所以,一个没有历史的中国,同时又成了一个没有本体和本位的中国。与之对应,便是此前三十年借法自强恃为通则的中体西用,在辛丑之后的历史变迁里已面对潮流所归的“一变旧制”而无从颉颃,日甚一日地淹没于“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24)的另一种世情世相之中了。

当此没有了本体和本位之日力行变法,则以西法改变中国便很容易成为“举一事革一弊”,皆远望外洋而“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25)的澎湃腾达和漫无边际。与之相随而来的,是“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一定会引入各种各样的西法,而西法之各种各样,又一定会演化为西法之各是其是。于是一种因果促成另一种因果,作为当日真实的历史过程,在开新的一边倒已使新旧之争争无可争之后,又见各奉一种西法和各成一种流派的新与新之争接踵而起,以其各自独尊发为各自恢张。比之新旧之争,其互斗互克的声势又常常更加宏大。而后是同在立宪主张之下,朝野之间相争相斗;同在开新一脉之中,革命与立宪相争相斗;同以西学为源头和归旨,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争相斗。此外还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军国主义、集权主义、分权主义,以及由此派生而出的文明、公理、尚武、排满、非圣、万国新语和“无君无父无法无天”等各立旨义,各自倡说,演化出彼此之间既不相勾连又无从勾连的种种新道理。然而以西法改变中国的过程仓促而起,既和此西法与彼西法的各式各样一路相伴,又和此西法与彼西法的扞格争斗一路相伴,对于被改变的中国来说,这个过程便不能不是一种无序冲击下的震荡。光绪末年朝廷展布筹备立宪,张之洞电告“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陈述变法所到之处的地方一片乱象:

方今天灾迭乘,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嚣,外省之学堂无不思干预公事,攘取利权,海外之学生尤为狂妄,动辄上书政府,干预朝政,凌辱监督横索钱财,电致本省督抚,抵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无一真,其悖谬情形罄牍难书。而待举之新政甚多,州县外受督责,内忧赔累,疲于奔命,无米为炊。督抚支左绌右,救过不遑,但能抚绥镇遏,平静无事,已自不易。若改变太骤,全翻成局,需费太多,课虚责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无从措手,权力改变,呼应不灵,窃恐民心惶惑,以为今日即是官民平权,刁民、地棍借端鼓众,抗粮不完,厘税不纳,缉盗匪则抗匿不服,筹赔款则抗欠不交,传讯不到,断案不遵,一切纪纲法度立致散乱逾越。国纪一失而难收,民气一纵而难靖,恐眉睫之祸有不忍言者矣。

在清末最后十年,他曾是达官中的“于各种新政提倡甚力”(26)者,而“提倡”一旦移入实际的社会过程,则眼中所见的,是朝廷预备立宪所恃之新法与“外省之学堂”和“海外之学生”手里的新法不同;“州县”与“督抚”奉旨而行的新法又会与“刁民地棍”引之以抗上抗粮的新法不同。新政招来的变化未见富强而先见学界乱、官场乱和民间乱,与其当初之“提倡甚力”相比,显然都在意料之外。

若由此连类而及当时人记述中所说的“清末号为预备立宪,而政治污浊,一切设施举措,多以促亡。盖亲贵之攘利权,巧宦之猎膴仕,均借宪政为大好题目也。各督抚以风会所趋,亦争言宪政以投时尚,政客、游士麇集幕府,藻采纷披之电牍连翩竞起,皆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而不顾政局如斯,病在根本”,(27)以写照当时更加多见的“宪政”被用为“题目”的各利其利,则其间所持的新法之歧义纷杂又越益不可名状和越益等而下之。就本原而言,被称作“亲贵”“督抚”“州县”“政客”“游士”“学生”“刁民地棍”的社会群类都产生于中国社会,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因之而原本都同在一种社会架构的绾连之中,又同在一种社会秩序的制束之下。有此绾连和制束,则个体、群体、整体的区分和合一,都因其身在范围人人的公共性之中,而能够确定地形成相互维系的稳定关系。而后确定和稳定扶持了社会的安定,从而有众生的安宁和安贴。然而这两段文字以各色人等在新法名义下的各逞手段,互相分争所促成的个体脱出了群体,群体脱出了整体的无从绾连和无可制束为事实,说明了西法之急剧改变中国,最先发生,并牵及人人的,是旧日各分等序而聚合人际,被张之洞称为“国纪”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在“一变旧制”和“尽去旧法”的群起搅动之下纷然解体。由此造成的四分五裂,与各逞手段,互相分争相为表里的,又是人在其中的“后顾无依,前趋无宿”,(28)四望纷然,又四望茫然。

与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比,辛丑之后的中国人一面因“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其为我中国之忧患者可谓巨矣”(29)的外力逼扼,而常在变法图存之“急起直追,已患不遑”(30)的岌迫之中。一面又因外力以强暴制胜而铲除守旧化为思想震荡,已一变其“昔所视为夷狄者”,而为“今则帝天之矣”。因此,与“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相映而见的,是“庚子以还,国人由惧外而谄外”成为一种与欧化相伴而来的社会现象而格外引人注目。(31)其间被世人目为“新学之士”的群类,尤“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之所弃余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德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32)时至20世纪初年,正是前一种意识与后一种意识交相迭合,而致变法的亟迫与这种“溺惑”和“鄙夷”难分难解地主导了名为“新政”的过程。之后是起于变法图存的这个过程随西法一路疾走,而又并无定轨可循,与其“摹仿”和“蹂躏”的一派盲目相为因果的,便只能是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断裂,出自上层的变制度和变法度与民间社会的脱节,以及个体和群体在无从绾连和无可制束中的四分五裂。所以,外观地看,这个过程在追蹑西洋和东洋的朝野共鸣中单面亢进,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为中国造就了一种速成的近代化。然而与之共生的断裂、脱节和四分五裂所带来的社会深处的强烈震荡,以及同样与之共生的因惶急而亟迫,由惧外而谄外的一时俱来和互相交缠,又在使当日中国的中外之争和新旧之争错综纠结,而致后一面常常淹没了前一面,遂成其两面之间的内涵漫漶模糊,外延也漫漶模糊。

以19世纪中叶以来外力俯视之下的逼扼困苦反衬此日的惧外而谄外,则比之社会深处正在发生的震荡,本来由中外冲突而生的创巨痛深,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外之争和中外之界,在取西法以改变中国的单面亢进中淹没于其时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已不能不算是中西交冲六十多年来人心深处的倒错和异变。与速成的近代化之直观可见构成了对照的,是社会深处的震荡与人心之中的异变都发生在内里,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其直接的结果,都成了这一段历史变迁中更多的摧折和更多的迷离。而一代人所经历的这种世局动荡,则又明白地映照出速成近代化的反面。作为那个时候的事实,内里和外观的这种相互矛盾,同时又一定会成为互相制约,而致速成的近代化移西法于中国,不能不与重挫和跌蹶常相伴随,而常在一路倾力奔走,却欲速而不能达之中。然而同样作为那个时候的事实,是西法的各成流派和各是其是,又自能以一种西法与另一种西法的此落彼起,促成了这个过程的一挫再挫而又前后相逐,不止不息。时人从清末看到民初,熟视既久,举其间的人物和情状,概而言之曰:“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谬欲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33)而后是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断裂更深,出自上层的变制度和变法度与民间社会的脱节更甚,个体和群体的四分五裂更剧烈,人心中的倒错和异变更明显,从而当日的社会与速成近代化之间的矛盾和悖反也更加积困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