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学家的“田野”

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或许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依赖于地域与族群，学科中的很多核心概念和争议都是在地域上有限的社区和族群内产生的。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法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等相比，人类学家是通过长期居住在“田野点”来学习当地的语言和知识体系，这也就成为人类学所分析研究的对象。在这样的基点上，人类学便成了一门关注“地域性”“族群性”文化的学科。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地域”与“文化”相结合的概念。从学科意义上说，人类学家只能通过远足他乡进入“田野”才能体验文化的差异性，由此使人类学具有了远足的内在必然性。[1]

“田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田野。人类社会建构起来的所有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田野”，这是因为近代人类所建构的学科大多是“实证主义”的产物。学科成果要获得实证，必不可少的就是在实证场所中获得证明，这种实证场所就是学科的田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试验场也是特定学科下的“田野”。19世纪末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像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等野外作业的学科一样，在博物学家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人类学犹如研究早期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一样，继续着自然历史学的术语。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的起源与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方法的田野调查就这样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紧密相连起来了。可见，在人类学学科形成的初始阶段，做田野调查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聚焦于有限区域，而其研究的对象总是那些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类。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使用的“田野这个词的言外之意是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后期的跨国大都市，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工业化城市——更适合田野原创时期的含义。下田野就意味着到农区、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也许是被耕作过的地方（文化地点），但这自然不会远离自然。与在田野从事研究相对立的隐喻是指在工业区域的研究：都市中的实验室、办公室、工厂——总之，在那些失去了与自然相联系的文明地点进行的研究。作为一种隐晦的概念，田野揭示了许多人类学没有明确表述的假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在工业社会或都市社区从事研究，或者他们不把这些地点称作田野——我们不拘泥于此，因为我们意识到促使人类学家选择农牧社区进行田野并不只是一种巧合”。[2]这样的观念、思考与做法，一直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导意识。

其实，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历史惯性的主导意识开始受到质疑，并在当今人类学的实际研究中被解构了。随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人类学的田野已经被无限地放大。如都市人类学的形成，就抛弃了传统的乡村田野，田野进入了都市；教育人类学则把其田野安排到了高等学府；医学人类学则让田野走进了现代化的医院；历史人类学兴起，田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区域，进入了博物馆、民俗村等；生态人类学兴起，关注人类的生存资源，其田野开始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场景；等等。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田野场域，是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为前提，并以其研究领域为向度而被确定的。随着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深化，其田野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

田野工作对人类学这门学科来说十分重要。田野工作即是在田野里展开人类学对“他者”文化的研究。从学术意义上说，田野这个术语出自田野博物学家的话语，最早由英国动物学家哈登（A．C．Haddon，1855—1940年）介绍到人类学学科中来。这是他在托雷斯海峡首次进行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一个表述自然历史学的术语。他关于田野里的调查内容涉及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等。随着自然历史专业的分化，其先驱博物学家在轮椅上杜撰理论的习惯，开始受到质疑，并被加以破除，进而相信只有自己搜集用以归纳的资料，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结论。像动物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这些野外作业的学科一样，人类学在20世纪初在对有限区域和人类群体的详细研究中，便发现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田野调查。

田野工作被视作现代人类学的基石，成为人类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本源，成为评价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取向。要取得多大的人类学成就，就需要做多深的田野调查。只有具备了田野调查经验的人类学学者，并依靠田野资料的研究而取得重大理论成果者，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学家。一句话，没有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学者，很难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

所谓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或聚落，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在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之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但大量有关人类学的资料，却是通过非专业人类学家积累而来的。人类学的先驱著作，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蜂拥来到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的航海家、冒险家、旅行家、地理学者、殖民者、传教士留下的。直到187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印发行了《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这标志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开始定型。

人类学草创时期，学者便以搜集资料为目的到“他处”进行考察。德国人类学学者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年）在旅行中度过了自己生命的近三分之一，著有《人类学研究和资料的搜集（1871—1873）》一书。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人类学迅速发展起来。人类学在有限区域内进行解剖麻雀似的详细研究中，发现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年）与易洛魁人长期接触，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田野工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年）非常重视田野工作，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了对美国北部科学考察的旅行，1897—1902年又组织和领导了杰塞普考察队对北太平洋沿岸的科学考察工作。但就当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学者都重视田野工作，也有不少的安乐椅式的书斋学者。

20世纪上半叶，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对田野工作的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1884—1942年）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这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革命。这里的“马林诺夫斯基革命”，指的是对田野工作方法的创新，即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的新局面。这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发展过程的一次变革、一次飞跃，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使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